我的書齋生活

第45章 書的故事

　　從小就喜歡書，也從很小起就開始買書。對於書的興趣多少年來一直不曾衰退過。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邊的書突然一下子失了蹤，終於弄到蕩然無存的地步了。當時的心情今天回想起來也是很有趣的。好像一個極大極沉重的包袱，突然從身上卸了下來。空虛是感到有些空虛的，不過像從前某藏書家賣掉宋版書後那種有如李後主“揮淚對宮娥”似的感情倒也並未發生過。我想，自己遠遠不及古人的淳樸，那自然不必說；就連自己是否真的喜歡書，似乎也大可懷疑了。

　　最近，這些失了蹤的書開始一本本又陸續回到我的手中，同時還發給我一本厚厚的材料，是當年抄去的書的部分草目。要我寫出幾份清單來，然後才能一本本地找出、發還。這可是個艱巨的任務。麵對厚厚一本殘亂、錯訛的草目，燈下獨坐，慢慢翻閱，真是感慨萬千。每一本書的名目，都會引起我一些回憶，述說一個故事。它們是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經曆了怎樣的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經從中得到過怎樣的知識，據以寫過什麽文字，獲得過怎樣的悅樂……這樣的故事，如果一一回憶，寫下，那將是另外一本厚厚的有趣的書。當然，有趣也隻是我自己覺得有趣，在旁人看來到底怎樣，那可一點都沒有把握。

　　如果說多年來從買書中間曾經有過一些經驗的話，自然也可以這麽說。這種“經驗”，是否對今天的讀者，還有什麽用處，倒是值得考慮的。如果隻是搬出一些“掌故”“趣聞”，雖然也多少會有些資料價值，但到底過於無聊了。今天書店裏已經很難看到線裝書，如果按照這些“經驗”企圖加以實踐，那也不免是笑話。因此，我不打算寫什麽“書林清話”之類的東西。此外，我開始買書時，本來是以搜求五四以來新文學書為目標的，不過後來不知怎樣一來，興趣轉向線裝舊書方麵去了。舊有的一些新文學書的“善本”也陸續送給了與我有同好的朋友。因此這裏所談的大抵以買線裝書的“經驗”為主。

　　說起“經驗”，其實也是平凡無奇的，甚至有些可笑……也說不定。我首先想說的第一條“經驗”是，如果希望買到好書，在過去，隻有肯出善價才是惟一的辦法，其他種種門徑，說來說去都是無效的。

　　如果說這也算是“經驗”，在有的朋友看來，是不免過於可笑而且沾染了濃重的銅臭氣味了。這樣的話，就連過去以附庸風雅為要旨的達官大賈也不肯說出來的。然而它卻是實在的，沒有法子想。

　　我過去曾經一直不肯相信這一條，而且事實上也無法照辦，因為我畢竟不是達官、大賈。我倒是一直跑小鋪、逛冷攤，總希望能有好運氣，會遇見什麽寶貝。不過實踐的結果是，巡閱書攤二十年，好像隻買到過一冊較中意的書。那是王國維的詩集《壬癸集》，薄薄一本，開本卻很大，用的是日本皮紙。這是王國維住在日本時用古江州木活字所印。書中有墨筆小楷校字，是王觀堂的親筆。估計這書是他送給況蕙風的，因為卷中有蕙風的兒子又韓的印記。不知怎樣流落在地攤上了。除了這本書以外，好像就不曾從攤上買到另外什麽好書過。

　　事實上所有比較好的書，毫無例外，都隻能從書店裏得來。有一次我在一家書店裏看到一部張宗子（岱）的手稿《史闕》以及康熙原刻的《西湖夢尋》，不禁為之激動了。書店主人告訴我這些書是從浙東山中收來的，是張氏家傳之物。說得也真曆曆如繪。沒有辦法，隻好預支稿費，多方設法，終於買到手中。等我捧著書又路過書店前街的書攤時，才知道這些書原來就睡在這裏的地上。是被書店發現了買去的。什麽浙東山中雲雲原來不過是書店老板創作的美麗的故事。

　　這件事給我頗深的印象與教育，從此逛地攤時就再也沒有了過去的那種好興致。

　　我還有一次難忘的經驗，是買到了崇禎刻的《吳騷合編》。這書按照今天的標準，是要列入“善本”書目的，但實在也算不得什麽孤本秘籍。少具規模的圖書館大抵都是有的。不過我所遇到的一部卻不是平常的東西。這是最初印的本子，項南洲、洪國良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圖，真是鋒棱畢現，飄舉的衣袂的線條、人物眉眼的細部刻畫都清晰生動，和畫本幾乎沒有區別。那張棉紙藍印的封麵，附有朱印牌記，起著三百年前出版廣告以及版權頁作用的扉頁也完好地保存著。這種印本，是連“四部叢刊”續編的底本也是望塵莫及的。看書上的藏印，知道是九峰舊廬王氏的舊藏。當年此書從杭州出現，鄭振鐸曾與王授珊爭購。最後結果不問可知，教授當然不是鹽商的對手。為了此書，我除了付出一筆現款，還貼上裝了兩部三輪車的線裝書，這中間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這件事很快就為書店中人哄傳，認為我是幹了一件“蠢事”，也算是一樁“豪舉”。這以後他們有了好書就總希望讓我看到，雖然那結果是看得很多而買得甚少，但為我提供了極好的學習機會，卻是不容抹殺的。

　　這兩個小故事都發生在解放前後那段日子裏。當時，書坊的景況很不好，幾乎連維持都困難。舊書又大量從鄉下、城鎮流出，最大的出路是進入還魂紙廠。一個常到浙東收書的老店員一次向我歎氣，說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舊書被當做爆竹的原料。其中很有不少明版的白棉紙書，還有一部初印的朱竹的《曝書亭集》。他想買了新的紙張向爆竹作坊換下這些舊書，結果被拒絕了。理由是新的“洋紙”在質量上遠遠趕不上舊的棉紙、竹紙，做起爆竹來卷不緊也沒有韌性，放起來也不響。

　　我又聽到一家書店的店主說起，從上海城裏一個舊人家稱出了一大批舊書，都已捆好堆在舊紙店裏了，第二天就要送到造紙廠去。我就要求他去選一下，答應他以“善價”收買。他很不情願地終於去了。第二天我去找他時，他遞給我兩本舊書，同時歎氣說，舊紙店不情願打開已經紮好的一捆捆舊書，因為每捆能選出幾本是毫無把握的。他費盡唇舌，也隻打開了一捆。他選出的兩本書是萬曆新安諸黃所刻的《羅漢十八相》，大方冊，是最精的徽派版畫，和另一冊黑格舊抄的《續複古編》，是顧氏秀野草堂的藏書。紮成一捆捆的舊書一直塞到紙店的天花板，難怪他們不肯一一打開，重紮……據藏印知道這家人家姓奚，藏書室名“鑄古庵”。關於這個藏書家，我也一直沒有能查出更多的底細來。

　　這件事給我的震動更大。不久，鄭西諦路過上海，當時他是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局長，正在視察各地文物圖書的保存情況，我就將這些反映給他，同時提議，人民政府保護文物圖書的法令和宣傳教育工作都是極為重要極為迫切的工作，此外，必要的經濟措施也是不能忽視的。國家應該用“善價”來收買有價值的古書。在當時，所謂“善價”，也不過是比廢紙的價格高出若幹而已。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運用經濟規律阻止一切應該受到重視、保存的書籍進入還魂紙廠。這樣做了，宣傳效果可能比一紙公文更大，很快就能收到不脛而走、家喻戶曉的成效。而這將起保護全國城鄉直至每一角落留存下來的古文獻的作用。在國家來說，花費看來是極為有限的。

　　鄭西諦確是一位對祖國文化遺產抱有極濃摯熱愛的好同誌。我至今還記得他聽到反映以後的焦急和激動。他立即采取的措施是組織了一些舊書店的店員揀選即將投入還魂紙廠的“廢紙”；這種關心以後又發展到將投入冶煉廠的“廢銅”……我不曾繼續了解這些新開展起來的工作的細節，隻記得曾被邀參觀過一些揀選出來的舊書。有一冊宋版宋印的宋人別集，書名忘記了，給我的印象極深，這是“殘本”，但卻是幾百年來未見著錄的書。

　　這些都已經是舊話，也是曆史了。不過我想，也許至今它還有一定的意義，還不失為一種小小的“經驗”。在著重進行宣傳、教育的同時，恰當地輔以適度的經濟措施，實踐證明是有效也有益的。不隻在經濟戰線上，在文化戰線上也同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