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齋生活

第41章 書緣

　　病中倍覺日長，原以為能假此空隙，還清文債，可是醫生又下了禁令，隻得以看書排遣。適薑德明寄來他的新作《書邊草》，不啻沙漠跋涉，陡見綠洲，為之歡喜不盡。

　　德明愛書，廣事搜羅“五四”以來的文學書刊，佚本殘籍，已經充塞小樓四壁。他是個有心人，不為書奴，每在編餘披沙瀝金，寫成文章。不僅獨具慧眼，發人所未發，而且為現代文學史添補不少資料。《書邊草》便是這類文章的結集之一，我想後人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實的，必將有所感謝於他。他為文流利婉約，清麗質樸，病中萎靡，覽書頓失。

　　我久聞薑德明的大名，但訂交卻還是在十年夢覺之後。一九七八年仲夏得茅盾先生簡，說德明提及我的舊作《書人書事》，他沒見過，如我手頭有，盼借他一讀。以後送書去茅盾先生寓所時，才知道薑德明是當得起藏書家的稱號的。從此，以《書人書事》為介，和他結下了翰墨之緣。

　　我也是喜歡買書的，從記事之日起，先是父祖的幾隻大書櫃成了我課餘的寄托，以後則節省下家裏給的零用錢，一本一本往家裏搬。但是說來也是命運多乖，一生浪跡江湖，迭遭噩運，三次藏書，三次散失。第一批是我當年在杭州老家的兩大櫃書刊。這是我在念中學時積累的，大部分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出版物，其中最珍貴的，是魯迅先生在日本印行的《域外小說集》和一批《浙江潮》，以及魯迅、郭沫若、鬱達夫和《未名叢刊》及創造社的初版書，以及左聯出版的各種刊物。那時光華書局在杭州保佑坊開了爿分店，主持人是張靜廬先生的侄子張鴻飛，所有的查禁書刊，都是他偷偷留給我的。一九三二年我到上海讀大學，這些書便留在老家裏，隨著抗戰軍興，杭州淪陷，這些書刊便無從複得了。以後借居香港三年，又收集了一批，書的種類則有中有西。雖逢太平洋事變，日據香港，人命難保，遑論身外之物。幸而我在一九四〇年初已到重慶，人與書均脫虎口。抗戰結束後，我又乘友人包船之便，這些書得以順流東下，略無損失。解放後來京參加工作，除了三百多本西文書，全部贈給外文出版社，幫助建立圖書室外，曆年庋藏，居然也有七千冊之夥。不圖五七年“擴大”，被勒令遷居兩間加起來不足二十多平方米的鬥室。一家四口鍋爐盆罐都難以容納，更不要講六個書櫃的書刊了。而且收入減少，我一向又是散漫慣的，這些書隻能陸續變賣，吃到肚裏去了。可是最令我傷心的，則是十年動亂之始的“掃四舊”，書籍也不能逃脫毀滅的下場。我曾經發誓今後決不再買一卷一冊，可是夢覺後故態複萌，如今又連地上也堆滿了。人之偏執，其可怕處也就如此！

　　八〇年秋，蘇晨自花城來，某夜同訪德明，偶然在書叢中看到了一本施蟄存當年主編的《文飯小品》，書上卻有我的名章，簡直如睹故人，眼睛刹時變得模糊起來。德明要我在書上寫幾個字以留紀念，我遲遲未能動筆。也許我太癡，雖然知道這本書如今已落入一位珍愛書的人手裏，可還是有種對不住“她”的心情。但是美人已囑沙吒利，心痛也已晚了。於是就塗下幾行字。文曰：

　　一九八〇年八月與蘇晨小坐德明書齋，德明出示書籍，偶爾此冊，則赫然當年舊物。此書隨我多年，曆經離亂，而得攜來京華，實出意外。五七年罹奇禍後，為謀衣食，藏書盡散；不圖今日複見，若逢故人，摩挲久之，不能或釋；往事如煙，思之憂然。德明獲此冊於舊市，乃得幸存，賴其力焉。用誌數語，道其經過。

　　八〇年九月廿日

　　最近聽說吳曉鈴也在書肆中買得我的一本舊物，可惜他已去美國講學，來不及問他究竟是哪一本了。我想書籍如果隻是我物，終後也將成為廢紙，如此散失了，倒反而能廣結書緣，未始不是一種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