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齋生活

第36章 與書對話

　　有要求人跪著讀的書——神聖經典，句句是真理，在真理麵前隻有低頭。

　　有必須站著讀的書——權威講話。這是訓話，沒有討論餘地。受教育的人隻有肅立恭聽。

　　有需要坐著讀的書——為某種目的而讀的書。這樣讀書不由自主，是苦是樂，各人感覺不同，隻有坐冷板凳是一樣。

　　有可以躺著讀的書——大多是文藝之類。這樣讀書，古名消遣，今名娛樂。這是以讀者為主，可拿起，可放下，可一字一句讀，也可翻著跳著讀。通常認為這不算讀書，隻是看書。有人認為有害，主張排除。有人認為可以保留。

　　還有可以走著讀的書，可以一邊走一邊和書談話。書對讀者說話，讀者也對書說話。乍看是一次性的，書隻會說，不會答。其實不然。書會隨著讀者的意思變換，走到哪裏是哪裏。先看是一個樣子，想想再看，又是另一個樣子。書是特種朋友，隻有你拋棄它，它決不會拋棄你。你怎麽讀它都行，它不會抗議、絕交。所以經典也可以走著讀。

　　我對孔夫子牌位磕過頭，對釋迦牟尼像也磕過頭，但我讀經書不是跪著讀的。孔門的“四書”背誦最早，“五經”沒背全就上小學了。佛門的經背得更少。背書是機械動作，不用頭腦，背過了也不懂。背來背去，口頭背成順口溜，心裏想別的，有時也和書對上話。書不回答，我替它回答，再一背，居然覺得書中更有答話。後來讀到柏拉圖的《對話集》等書，才知道不僅是《論語》記對話，《金剛經》記對話，歐洲書中也有不少對話。不僅上古中古人對話，近古代近人也對話。科學家布魯諾、伽裏略寫對話，貝克萊主教也寫對話。

　　於是忽然想起《禮記》。為什麽？因為在大學裏多年以後才記起了《大學》這部書。這本來是《禮記》的一篇。宋朝晚期朱熹才把《大學》和另一篇《中庸》從《禮記》獨立出來，和《論語》、《孟子》並列為“四書”，從元朝起受到特殊的尊重。可是直到今天好像也沒有人追溯這兩篇宣布獨立的文的來源《禮記》，不問為什麽“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之一的書會包含這兩篇政治哲學文叢。《禮記》是由西漢戴氏叔侄傳下來的，本身是一大“文叢”，講說禮的種種規定，解說各種禮的意義，還記錄孔門弟子的言行，以禮為核心而不限於禮。講儒家而不講《禮記》是不可思議的。我們“天朝大國”不是“禮義之邦”嗎？

　　20世紀的人類學對各民族、各種社會、各種人的“禮”，或說是社會關係的行為符號，非常注意，從調查其表現形式到解說其內容意義和所起的作用，逐步深入，擴大，而且由“野蠻”轉向了“文明”。近些年來對於西藏的密宗儀軌的興趣越來越大。心理學家容格簡直入了迷，調查南美的列維——斯特勞斯慨歎未能調查理解佛教，他還不知道儒家更與他相近。孔子一眼看出了“禮”是社會結構的外在表現，把製禮作樂和禮壞樂崩作為治和亂的兩種符號形態。這實在是一大發明。“忠字舞”、“語錄歌”、“早請示，晚匯報”等等都是禮樂的“破舊立新”的失敗嚐試。古禮仿佛很繁，實際上有增減變換。磕頭改鞠躬，長袍變西服，意義一樣。本世紀20年代，我還年幼，已經參與過殘存的婚喪交際禮儀，大體上還是如《禮記》所記。書上繁瑣，做起來並不麻煩。後來接觸佛教徒，又知道行為戒律第一要緊，是生活的規範，團體的生命，分派的條件，輕易破壞必自受其害。行為第一，不是理論第一。基督教作“彌撒”，作“禮拜”，伊斯蘭教“五拜”，“朝聖地”，都是“禮”。“西皮士”留長發，男扮女裝，不過是用一種禮替換另一種禮。連“女權運動”著的也是禮。大會示眾、批判、檢討也都是行“禮”。禮就是共同的風俗習慣，比法律更為有力。社會無禮，不能安定。《聖經·舊約》是猶太人的《禮記》。《梵書》是古印度人的《禮記》。

　　以上獨白是從我和《禮記》的對話來的。不妨抄下幾段原始記錄，書人對話。

　　書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定是非也。

　　人我明白了。這句話的第一點是民法，第二點是刑法，第三點包括國籍法、移民法，第四點連所謂“法哲學”都有了。思想很現代化呀。

　　書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人了不起！這不是兵法的“知己知彼”，避免片麵性嗎？情人、夫妻之間若遵這條禮，大概離婚率可以降低了吧？

　　書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人這裏大有文章。“言”不能決定本身性質歸屬。隻會說好聽的話不能算數。

　　書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人這是國際準則也是人際習慣吧？

　　書是好朋友。與書對話，其樂無窮。連幹燥的古書《禮記》都能活躍起來，現代化。不會讀，書如幹草。會讀，書如甘草，現代化說法是如同口香糖，越嚼越有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