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齋生活

第28章 書和讀書

　　讀書人與書的關係，不像人們想得那樣單純。有人買書成癖，琳琅滿架，若是你問他，“這些書都讀過嗎？”他將難以回答，或者說，“哪裏能讀這麽多”，或者說，“先買下來，以備不時之需。”與此相反，有人身邊隻有少量的幾本書，你問他，“近來讀些什麽？”他會毫不遲疑地回答，“讀的就是這幾本。”這兩種情況我都有過。前者是在當年的北平即現在的北京，後者是在戰爭時期的昆明。這正如在一個地方住久了的人，對那裏所有的特點失去敏感，經常注意不到，縱使有什麽名勝古跡，總覺得隨時都能去看，結果往往始終沒有去過，倒不如短期來遊的旅客，到一個地方便探奇訪勝，仔細觀察，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一生難忘。我在昆明，僅隻有擺在肥皂木箱裏的幾十本書，聯大圖書館裏的書也很貧乏，若相信開卷有益，任意瀏覽，是不可能的。幸而清華大學帶來一部分圖書，外文書放在外文係的圖書室裏，都是比較好的版本，我經常借閱，這是我讀書的一個主要來源。其次是昆明為數不多的舊書店，裏邊好書也很少，但我在出賣用過的舊書時，也會偶然發現一兩種稀奇或有用的書籍。此外，我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出乎意料在法律係辦公室裏看到幾十本德語文學書，這是法律係教授費青在德國留學時買的，由此可見這位法學家讀書興趣的廣泛，也許是因為生活困難，他把這些書賣給學校了。書放在法律係，無人借閱，可能我是惟一的借閱者。總之，書很有限，而且得來不易，那麽，自己帶來的書，就翻來覆去地讀；借來的書要按期歸還，就迅速地讀；舊書店裏買來的書，就愛不釋手地讀。這樣，我讀書就不能隨意瀏覽，而要專心致誌了。

　　前邊提到過，我從一九四一年春起始翻譯並注釋《歌德年譜》，從外文係圖書室借用四十卷本的《歌德全集》。這部《歌德全集》是德國科塔出版社為了紀念出版歌德著作一百周年於本世紀初期約請研究歌德的專家們編纂的，雖然有些過時，但還有學術上的權威性。那時我下午進城，次日早晨下課後上山，背包裏常裝著兩種東西，一是在菜市上買的菜蔬，一是幾本沉甸甸的《歌德全集》。我用完幾本，就掉換幾本，它們不僅幫助我注釋《歌德年譜》，也給我機會比較係統地閱讀歌德的作品。實際上也不能全讀，有時隻查一查與年譜有關的地方，參照我隨身帶來的袖珍本《歌德書信日記選》、《歌德與愛克曼的談話》、《歌德談話選》等，解決了不少問題，也加深了我對於歌德的理解。而且外文係的圖書室不隻有這部《歌德全集》，還有幾部研究歌德的專著，若是沒有這些書，我自從一九四三年以後發表的幾篇關於歌德的論文是寫不出來的。

　　至於法律係辦公室裏的德語文學書，我隻看作是一個意外的發現，裏邊不是沒有好書，卻不是我當時迫切需要的，我借閱過幾次，是些什麽書我記不清了。

　　值得懷念的是青雲街的一個舊書店，它並沒有什麽珍本奇書，但我在那裏買了幾本書，對我很有意義。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的日記：“賣舊書130元，買《聖經辭源》20元。”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購《清六家詩鈔》。”這兩種書都是袖珍本，便於攜帶，至今還收藏在我的書櫥裏。《聖經辭源》可能人們認為是一種不值一顧的書，在米價一石超過千元的一九四二年，僅用二十元就能買到，幾乎等於白送。可是它對我很有用，這是一本《聖經》裏人名、地名、重要事件和詞匯的索引，並有較為詳細的解釋，用它查閱中文本《聖經》，非常方便。直到現在我還常常使用它。《清六家詩鈔》是日本印的清劉執玉編的清初六詩人宋琬、施閏章、王士禎、趙執信、朱彝尊、查慎行的詩選，線裝袖珍四冊，幾乎每首詩都有日本近藤元粹的眉批，前有近藤的序文，寫於明治四十年（1907），序文裏聲明他並不喜歡清詩，所以他的評語有褒有貶。我對於這六位詩人也不感興趣，不過看看日本學者怎樣評論他們，也不無意義。

　　在我購買《清六家詩鈔》的前兩天，我六月二十四日的日記寫道：“欲買杜少陵詩已售出，知為丁名楠購去。”二十五日的日記：“丁名楠持來杜少陵詩相讓，盛情可感。”這可能是我在二十四日以前就看到了杜少陵詩，由於袋裏的錢不夠沒有買，再去時書已賣出，當時遇到丁名楠的一位同學，他把丁名楠買去的事告訴了我，又把我沒有買到的事告訴丁名楠。在書籍非常缺乏的時期，丁名楠肯把剛買到的書讓給我，真是盛情可感，同時我也要感謝那位傳遞消息的好心人。丁名楠是聯大曆史係同學，現在是很有成就的曆史學者。

　　這部杜少陵詩是仇兆鼇的《杜少陵詩詳注》，合訂二冊，屬於商務印書館的“國學基本叢書”，不是什麽好版本。自從抗戰以來，我就喜讀杜詩，苦於身邊沒有杜甫的全集，如今得到這部平時很容易買到的仇注杜詩，我卻視如珍寶。我一首一首地反複研讀，把詩的主題和人名、地名以及有關杜甫的事跡分門別類記錄在前邊已經提到過的“學生選習學程單”的背麵，這種“卡片”我積累了數百張。杜甫的詩和他的為人深深地感動我，我起始想給杜甫寫一部傳記，這時《歌德年譜》的注釋工作中斷已將及兩年了。

　　歌德的著作與杜甫的詩是我在昆明時期主要的讀物，讀得比較仔細，比較認真，我之所以能這樣，不是由於書多，而是由於書少的原故。此外，我也以熱情和興趣讀我隨身帶來的陸遊的詩、魯迅的雜文、丹麥思想家基爾克郭爾的日記、德國哲學家尼采的個別著作、奧地利詩人裏爾克的詩和書信。這些讀物對於我的寫作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尤其是寫雜文，雖然針對現實，有時也需要從書本裏得到一些啟發，或是摘引一兩句名言警句，給自己的文章增加點分量。

　　《十四行集》裏有三首詩分別呈獻給魯迅、杜甫和歌德，現在看來，這三首詩未能較好地體現出他們的偉大精神，我隻是在當時認識的水平上向他們表達了崇敬的心情。而且這部詩集裏有些篇章，字裏行間也不難看出裏爾克的影響。

　　陸遊詩中有許多膾炙人口、廣泛流傳的名句，《示兒》一詩，在抗戰時期更為人所稱道。但是我最欽佩他《送芮國器司業》一詩：“往歲淮邊虜未歸，諸生合疏論危機。人材衰靡方當慮，士氣崢嶸未可非。萬事不如公論久，諸賢莫與眾心違。還朝此段應先及，豈獨遺經賴發揮。”這種政見，憂國憂民的杜甫不曾有過，輔佐魏瑪公爵的歌德也不曾有過。又如《西村醉歸》裏的詩句：“一生常恥為身謀”和“劍不虛施細碎仇”，都曾給我以教育。

　　比較複雜的是基爾克郭爾和尼采。前者生活在歐洲十九世紀中葉，後者在十九世紀末期。他們在世時非常孤立，死後也是毀譽參半。他們透視資產階級社會的虛偽、欺騙和庸俗氣，如見肺肝，他們毫不容情的揭露與批判無不入木三分。可是他們目無群眾，把人民群眾跟資產階級社會混為一談，這是他們的致命傷。最後基爾克郭爾在丹麥成為眾矢之的，在哥本哈根街上散步時昏倒死去，尼采患神經錯亂與世長辭。我讀他們筆鋒銳利的論戰文字，時常想到魯迅在《墳》的《題記》和《寫在〈墳〉後麵》裏的兩段話。魯迅說：“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半乃是為了我的敵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他還說：“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便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我並不要把基爾克郭爾與尼采跟魯迅相比，甚至給人以替他們辯解的印象。他們的確給他們那時代的偽善者和鄉願們的“好世界”多留下了一些缺陷，使他們的日子過得不那麽舒服。這是他們值得肯定的積極的方麵。我看到社會上光怪陸離難以容忍的種種現象感到苦悶時，讀幾段他們的名言雋語，如飲甘醇，精神為之振奮。至於他們蔑視群眾、強調個人、自命非凡的方麵，往往在我的興奮中被忽略了。記得在一九四一年秋，可能是參加一次歡迎老舍的聚會，會後晚了，不能回山，我和聞一多在這天夜裏住在靛花巷教員宿舍裏。我們過去並不熟識，隻因他讀了我寫的一篇介紹基爾克郭爾《對於時代的批評》的文章，甚為讚許，我們一直談到深夜。

　　我在昆明讀的書不多，那些書的作者卻對我說了些真心話，話的種類不同，有過時的老話，有具有現實意義的新話，有的給我以教育，有的給我以慰藉。如今我懷念和它們的交往，也跟懷念當年與朋友和同學們的交往沒有兩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