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史思明評傳

第十九章 安祿山、史思明評說

　　安祿山、史思明都是唐代曆史上的反麵人物，他幻發動了大規模的扳亂戰爭。戰爭所及的範圍，有大半個中國。這場戰爭。破壞了安定的社會同麵，使已經在全國統一之後未再遭受大規模戰爭之苦的廣大人民，又陷人胡爭帶來的木深火熱之中。北方廣大地區的經濟遭嚴重碩壞，民眾的生命如產娜暇到重大損失。他幻的叛亂，雖然也衝破了玄宗醉生夢死的氛圍。促使肅宗不得不改弦更張，為恢複唐在全國的統錯盡心竭力；但隨著戰爭的發展所產生的各種蠟嵩複雜的矛盾，再加上戰爭的直接破壞。嚴重的創了唐朝的國力；同時。唐朝也沒有再出現像高祖、大宗、早年的玄宗那樣智勇兼備的君主，故而唐朝的元氣蛤終沒有鐵複起來。因此。如果說安祿山、史願明翔亂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是完全符合實際的。

安祿山、史思明叛亂的性質

安祿山、史思明都是雜種胡人，在其叛亂的隊伍中有大量的胡人，特別是其親信力量，是安祿山“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餘人為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餘人”，用籠絡的手段，“推思信，厚其所給”組成的。不僅如此，安祿山在他叛亂前的天寶十四載的二月，還要求以蕃將32人代替漢將。根據這些事實，是否可以說安祿山、史思明的叛亂是民族戰爭呢？回答隻能是否定的。

首先，安祿山、史思明都是唐皇朝的邊將，他們都是唐朝廷任命的官員。安祿山是對玄宗采取陽奉陰違的手段，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而日益權大位尊的。固然，安祿山的陽奉陰違手段對玄宗發揮了作用，但也不容諱言，安祿山在守邊過程中對奚、契丹等人作戰時，也確有戰功。天寶十三載二月，安祿山要求玄宗：“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勳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玄宗答應了他的要求，對其部屬任命為將軍者50餘人，命為中郎將者2000餘人。安祿山還自恃有功，要求要做宰相。楊國忠反對道：“祿山雖有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製書若下，恐四夷輕唐’，楊國忠與安祿山是誓不兩立的政敵，楊國忠承認他有功，自然不會是虛構。他的部屬中雖然有相當數量的北方各族的成員，但也主要是利用這些成員過去曾有過的反唐情緒，因為這些成員多是戰敗降服者。他利用這些成員的反唐情緒，主要是為了實現他陰謀叛唐的目的。

從另一方麵說，唐朝廷承認他對奚、契丹、同羅作戰有功，也說明安祿山在民族戰爭中是代表了唐皇朝的利益。再者，他向唐朝廷邀功求賞，也說明他視為唐立功頗為光榮。這都說明安祿山與唐朝廷是地方官員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根本不是與唐為敵的民族和政府的關係。

其次，安祿山、史思明的叛亂根本不代表任何民族的利益。安祿山開始叛亂的導火線，是他與楊國忠在玄宗麵前爭寵的失敗。天寶十三載正月，玄宗曾經打算任命安祿山為宰相，由於楊國忠反對而未能實現。為此，安祿山當然耿耿於懷。由此可見，安祿山是想做朝廷的大官，掌握國家的實權。楊國忠是宰相，安祿山也想做宰相，顯然這是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根本不存在民族關係的問題。安祿山是打著反對楊國忠的旗號開始叛亂的，他反對楊國忠，不是為了某一民族的利益，而是為了實現自己的陰謀，取楊國忠而代之，再取玄宗而代之。他叛亂打進洛陽後，立即建國稱帝，正說明這個問題。從另一方麵說，他的隊伍中雖然有許多北方各族的成員，但也有不少漢人，還有唐的降官降將。他利用這些漢人和唐的降官降將，建立自己的朝廷，大體上也模仿唐的建製這又說明他叛亂的目的是為了取唐而代之，並非為了某一民族的利益。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安祿山、史思明的叛亂沒有為任何一個民族帶來好處。因此，安祿山、史思明的叛亂是為了統治集團內部權利的再分配，根本不是因民族關係緊張而爆發的戰爭，故而它是唐的地方勢力反對中央政府的戰爭，是叛亂的性質。

安祿山、史思明叛亂的影響

受安祿山、史思明叛亂影響最大的是唐與西域的關係。自從西漢張4通西域以後，中原與西域的交往日益頻繁，關係日益密切。從唐初到開元、天寶年間，由十唐的國力強盛，高度發展的經濟和文化富有魅力，唐和西域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發展。《舊唐書西戎傳》和《新唐書西域傳》都詳細記載了唐與西域交往的情況。這些記載，主要是安祿山叛亂以前的情況，安祿山、史思明叛亂後的情況就非常簡單了。這種前後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安祿山開始叛亂後，唐在西北的軍隊東調，吐蕃乘虛而人，割斷了唐與西域的聯係。史書記載：“有唐拓境，遠極安西，弱者德以懷之，強者力以製之。開元之前，貢輸不絕。夭寶之亂，邊激多虞，郊郊之西，即為戎狄，黃街之邸，來朝亦稀”古代史家的這種論述，完全符合事實。西域的範圍很廣，包括現代中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亞洲西部廣大地區。唐和這些地區的交往遭到破壞，實際上是影響了相當範圍內的國際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這種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安祿山、史思明的叛亂，最嚴重的影響是加速了社會矛盾的發展。由於藩鎮割據，大大縮小了唐朝廷統治的範圍。例如，田承嗣、李寶臣，各據河北七州之地，梁崇義據有今湖北、豫南六州之地，他們“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蕃臣，而實如蠻異域焉”這樣的藩鎮，決不止田承嗣、李寶臣等人。他們既是獨立王國，不向朝廷貢賦，當然減少了朝廷的財政來源。當然，這還是史朝義徹底失敗以後的情況。至十戰爭進行期間，戰爭涉及的範圍之內，更不可能向朝廷貢賦了。

財政來源範圍的縮小，必然加重朝廷直接控製地區的負擔。例如，寶應元年正月，租庸使元載認為江淮一帶民較富裕，遂向這裏征收從天寶十三載到上元二年共8年租調。他選擇豪吏為縣令，督促執行。這些官吏，“不問負之有無，貨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解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為群盜，州縣不能製”。百姓“相聚山澤為群盜”，當然是負擔太重的緣故。就在這一年，台州爆發袁晃起義，也同樣是因百姓負擔過重的結果。袁晃連續攻陷浙東許多州縣，“民疲一賦斂者多歸之"。）這就是說，東南一帶的百姓，雖然少遭或未遭戰爭之苦，但對朝廷的沉重負擔，也使他們走投無路，挺而走險。這正是杜會矛盾的發展甚至激化的標誌。當時，史朝義還在垂死掙紮。本來，李光弼所部也是對史朝義作戰的重要力量，但由於袁晃起義，李光弼不得不去對袁晃作戰。鎮壓袁晃起義，當然分散唐軍的力量。由此看來，社會矛盾的加劇嚴重影響著唐皇朝政權的鞏固。

曆史的經驗和教訓

安祿山能夠發動叛亂的戰爭，首先是玄宗不能居安思危、從而使自己由一個很有作為的皇帝轉變為驕奢淫逸的醉生夢死者。在這方麵，玄宗和太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太宗非常重視曆史的經驗和教訓。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徽道：“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聯所以常懷優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自知，卿可為聯言之，當以為楷則。”魏徽回答道：“嗜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製，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其實，魏徽的看法和太宗正是不謀而合。太宗在評論晉武帝時說：“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睹天下之安，謂千年麵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麵忘危，則治無常治。”二人的觀點集中起來，就是最高統治者必須居安思危，不可居治而忘危。正因為在這個基本問題上太宗與魏徽完全一致，故而魏微頗得太宗賞識。魏微雖然也批評過太宗後來不如以前，但太宗基本上做到了居安思危，所以，貞觀年間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政權鞏固。呈現出長期被人讚頌的所謂“貞觀之治”局麵。

玄宗就不同了。他即位之初，也頗有作為，實行各種改革，重用賢人，注意緩和社會矛盾，也促使出現了所謂的“開元之治”。但他不能始終如一，麵是“居治而忘危”，故而“治無常治”。在他的晚年，貪酒色，愛逸樂；不理政事，大權旁落；投其所好者被重用，忠言逆耳者被貶退：閉目塞聽不知天下大事，形勢突變驚慌不知所措。所以，司馬光對他評論說：“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禪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蹄，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寄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廣這就是說，玄宗不僅是居治而忘危，而且還要向別人炫耀他的富貴是前無古人，後人也不可逾越。但他不知道他的這種炫耀正起了招引大盜的作用。安祿山、史思明正是玄宗招引的大盜。

盜者與被盜者是互相對立的。盜者時刻在窺伺被盜者的動靜，尋找可乘之機；被盜者如果嚴加防範，時刻準備對盜者進行打擊盜者自然難以得逞。在這方麵，太宗以古為鏡，善於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居安思危，使其成為值得讚揚的曆史人物。為其總結經驗和教訓的《貞觀政要》，受到曆代中外政治家的重視。玄宗則完全相反，他拋開了太宗的經驗和教訓，剛惶自用，欲使自己成為史無前例，後無來者的富貴皇帝。這種夢想，終於被鐵的事實所粉碎了。由此看來，最高統治者是否能夠以古為鏡，懂得前車覆，後車誡的道理，是其成功與失敗的重要原因。玄宗的悲劇，進一步證明了必須重視曆史的經驗和教訓有其深遠的意義。

太宗說：“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這正是從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中得出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