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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安祿山、史思明與洛陽
唐代洛陽的地位非常重要，當時，人們常把洛陽和長安相提並論，合稱“兩京”或“兩都’。事實上洛陽和長安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都城長安很難離開洛陽而存在。正因為如此，安祿山攻破洛陽後，很快建國稱帝，自認為已經可玖取代唐朝廷了。這種心理上的滿足，使其很快由盛而衰，安慶緒殺了安祿山，被迫退出洛陽。史思明再次進據洛陽。又走安祿山的老路，改元以示至尊：又和安祿山一樣，也被其子所殺、同樣退出洛陽。表麵看來，好像洛陽的風水對安祿山、史思明不利。實際上是政治、軍事、地理、人的心理等各種因素決定的，既有佃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條件。
洛陽具有京師的作用
唐代的洛陽屢易其名，隋末稱東都，唐貞觀六年稱洛陽宮，顯慶二年複稱東都，光宅元年，武則天欲改朝換代，改名神都。神龍元年，中宗複辟，又稱東都。天寶元年，改稱東京，寶應元年，又改為東都。不管是東都，神都，還是東京，都說明洛陽具有都城的地位。開元二十一年，玄宗改原來的全國十道為十五道，同時增加了以長安為中心的京傲道和以洛陽為中心的都嵩道，京和都有相同的含義，也就是京城和都城的意思。由此看來，在唐人的心目中，洛陽和長安有同樣重要的地位。正因為這樣，高宗曾對臣下說：“兩京聯東西二宅，來去不恒。”洛陽的地位非常重要不是偶然的。從軍事上說，洛陽是長安的屏障。長安以東的險要關口是函穀關和憧關，洛陽是關東的據點，可駐重兵，遇險時四方來援頗為方便。因而，洛陽是否鞏固與長安的安危直接相關。
隋朝末年，楊玄感乘隋場帝進攻高麗之機，起兵反隋。楊玄感與李密商討反隋大計時，李密認為“襲取東都”，可以“號令四方氣但缺點是若“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麵而至”，容易失敗。楊玄感隻看到有利的一麵，所以，他認為“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反之，他忽視了隋軍可以“四而而至”的不利方麵。於是，他全力進攻洛陽，結果遭到失敗。楊玄感進攻洛陽的失敗，隋的大興城自然安全無恙。
後來，以李密為首的瓦崗軍進攻洛陽。在緊急關頭，南遊江都的隋場帝速調關中的監門將軍龐玉、虎責郎將霍世舉，江都通守王世充，涿郡留守薛世雄，還有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霧，河南大使虎牙將郎王辯等，從四麵八方共援洛陽，使瓦崗軍攻取洛陽又陷人曠日持久的深淵。李淵從太原起兵，正要進軍長安。李密錯誤的估計了形勢，致書李淵，要求李淵推他為天下盟主。李淵老謀深算，正想利用李密牽製洛陽的隋軍，所以，他以“卑詞推獎以驕其誌”的手段，大肆吹捧李密。有人不理解李淵的用意，李淵勸導他們說：李密“為吾拒東都之兵，守成泉之阨，更覓韓、彭，莫如用密廠這樣，我就可以順4人關，“據蒲津而電永豐，阻蠟函而臨伊洛1這就是說，由於李密牽製洛陽隋軍不能援救大興城，給李淵提供了取而代之的機會。
武德四年，李世民率唐軍進攻洛陽的王世充，王世充求援於河北的竇建德。竇建德率軍南進，在虎牢關與唐軍屢戰失利，於是，國子祭酒淩敬建議說：“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人上黨，拘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眾，形勢益強；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這就是說，淩敬建議竇建德北渡黃河，攻取今河南北部的沁陽、孟縣，派重要將領駐守，然後越過太行山，進至今山西的介休、臨汾，最後占據永濟。這樣做有三種好處，其中之一，就是可使關中受到威脅，解除洛陽被唐軍包圍的危機。這種分析，有相當道理。山西的永濟，位於洛陽和長安之間，如果竇建德真的占領永濟，必然對長安形成威脅。既然威脅長安就可解洛陽之圍，這又說明洛陽與長安的關係十分密切。李淵以長安為京師，必然進一步奪取洛陽。
武德九年的玄武門之變前夕，“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榮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傑以侯變，多出金帛，態其所用”。不難看出，當李世民將要發動政變的時候，派其親信鎮守洛陽的目的有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安排軍事上的外援，另一力麵是爭取山東豪傑的支持。這說明格陽的地位和李世民做皇帝密切相關，李世民在洛陽的有關部署，是他在長安發動政變的組成部分。
從經濟上說，洛陽和長安的關係更為密切，長安更不可能離開洛陽而存在。關中雖然素有“天府之國之稱。但由於關中範圍不大，從經濟上難以支持長安的需要。所以，唐初就需要從關東運糧到長安。最初，每年運糧有限，也不過一二十萬石。高宗以後，由於長安的需求量愈來愈大，所運之糧往往供不應求，於是，皇帝和百官常常要到洛陽去就食。例如，永淳元年，高宗因為關中缺糧，長安發生糧荒，1鬥米值300錢，所以決定去格陽就食，由於“出幸倉碎，厄從之士有餓死於中道者”。在長安糧荒如此嚴重的時候，皇帝與百官都到洛陽去就食，正說明長安不能離開洛陽而存在了。
武則天欲定都洛陽，改東都為神都，又在洛陽立武氏七廟，立七廟，是古代帝王的特殊權利。為了進行宗法統治，古代帝王都供奉其七代祖先。後來，七廟就成了封建王朝的代稱。武則天於洛陽立武氏七廟就是要以洛陽代替長安，武氏代替李氏。武則天欲以洛陽取代長安的地位，無疑說明洛陽具有京師的作用。
武則天定都洛陽，固然有其政治用意，但經濟問題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因為高宗去洛陽就食的往還之苦，因為她隨同前往，必然也有親身體會，所以，為了不再經受往返途中的辛勞，也應是她定都洛陽的經濟原因。
武則天退位，中宗複辟後，又遇到了同樣的困難。景龍三年，關中又發生饑荒，米價昂貴，運輸山東、江、淮一帶糧到長安，付出了很大代價，群臣又請中宗去洛陽就食。由於中宗的韋後“不樂東遷”，故而中宗發怒道：“豈有逐糧天子邪！”中宗不願當“逐糧天子”，就隻有付出更大的代價，從關東運糧。從關東運糧，必然經過洛陽。這又說明，長安的經濟生活有依賴洛陽的一麵。開元年間，玄宗也多次往返於洛陽和長安之間，京兆尹裴耀卿向玄宗奏道：“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悅遇水早，便即匾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嘈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動勞，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非常明顯，裴耀卿首先說明了玄宗往返洛陽與長安的必要性，接著，又讚揚玄宗去洛陽就食的目的是“為國大計”，是“為優人麵行”。所以，他不怕辛勞，“數幸東都”，決不是隨意的來往。這一切說明，把洛陽和長安相提並論，合稱“兩京”或“兩都”，決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有實際內容的。
洛陽是唐與安祿山、史思明爭奪的主要目標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祿山從範陽起兵，公開叛唐。叛軍15萬，號稱20萬，長驅南下，直趨洛陽。本來，在舉兵南下的路線問題上，叛軍內部是有分歧的。
將軍何千年曾經建議：可“令高秀聲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郎、坊〔今陝西黃陵）毛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今山西太原），團弩士萬五千人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兩萬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複事矣”按照這個計劃，安祿山應兵分三路，西從關內道、河東道進攻長安；中從河北道進攻洛陽；東從河南道東部南進江、淮。要實現這個計劃，三路大軍必須互相配合，協同作戰。但由於安祿山集團內部矛盾重重，很難步調一致，統一行動；況且，這樣行動也兵力分散，容易被分別擊破，故而安祿山沒有采納。但這個計劃的主要矛頭是指向洛陽的。因為中路大軍由安祿山親白率領，而且兵力最強。後來，安祿山的實際進軍路線就是由河北道南下，直接指向洛陽的。
安祿山叛亂的消息傳到長安，玄宗大為震驚，急忙於華清宮召見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商討對策。封常清陳述自己的意見道：“祿山領凶徒十萬，徑犯中原，……臣請走馬赴東京，開府庫，募曉勇，挑馬嵩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懸於洲下。”玄宗相信了封常清，對其勇於挑負重擔的態度大加讚賞，遂以封常清為範陽節度使，使其募兵迎擊安祿山。封常清立即趕赴洛陽，募集6萬餘人，研斷河陽橋，部署加強防務，準備固守洛陽。玄宗和封常清首先考慮洛陽的安危，正說明洛陽的地位與唐朝廷的存在息息相關。
十二月，安祿山從靈昌渡河，攻陷陳留後，又西向榮陽。封常清於武牢和安祿山相戰，唐軍大敗。封常清退守洛陽，安祿山又經鞏縣、僵師，直逼洛陽，洛陽一戰，唐軍又敗，洛陽遂為叛軍所有了。
安祿山占據了洛陽，自以為大功告成，遂準備建國稱帝史書記載：“賊之據東京，見宮洲尊雄，銳情偕號，故兵久不西，而諸道兵得稍集”這就是說，安祿山到達洛陽後，看到皇帝的宮殿朗樓非常雄偉，十分羨慕，他遂準備建國稱帝，故而緩兵西進，給唐征集軍隊提供了機會。當然，安祿山早有做皇帝的野心，這時，在洛陽宏偉的宮殿朗樓影響下，立即就想利用洛陽的條件稱帝，可見，洛陽確有都城的作用。
從唐朝廷來說，玄宗知道了洛陽失守的消息後，急忙命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統兵8萬，再加上其他各部，號稱20萬大軍，反攻洛陽。玄宗也親自發布命令“天下四麵進兵，會攻洛陽氣。
安祿山攻占洛陽，要在洛陽建都稱帝；唐失去洛陽，要組織力量，從敵人手中奪回洛陽。這種針鋒相對的鬥爭，正說明洛陽對雙方都很重要。
在這期間，唐南陽節度使魯靈統率嶺南、黔中、襄陽軍5萬人，於葉，防止安祿山部南下；安祿山子安慶緒進攻憧關受挫；平原太守顏真卿堅決抗擊叛軍；還有雍丘的張巡，灘陽的許遠，都牽製了安祿山相當一部分軍隊。特別是郭子儀、李光弼在常山一帶大敗史思明，導致“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麵臨這種形勢，安祿山大為恐慌，準備放棄洛陽，回到範陽。其部將田乾真勸阻道：“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了"。接著，又講了安祿山的許多優勢，才使安祿山穩定下來。這就是說，安祿山要像古代帝王一樣，“經營大業”，就不應該放棄洛陽。這把洛陽和“帝王經營大業”聯係起來，認為放棄洛陽就等於放棄帝位，實際上這就是安祿山最後決定固守洛陽的關鍵所在。
至德二年，唐軍反攻長安，肅宗為了鼓勵回絕幫助唐軍打敗叛軍，特向回綸許諾：“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給”九月，攻克長安後，回給欲腹行肅宗的諾言，搶掠金帛、子女，廣平王李椒為了籠絡民心，要求回給葉護可汗道：“今始得西京，若邃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複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不難看出，唐軍的下一步行動就是奪取洛陽；勸阻回屹搶掠長安，就是為奪取洛陽做好準備。十月，唐軍攻克洛陽後，李椒為了防止回紜大肆搶掠，特以“羅錦萬匹以賂回絕”。事實證明，唐朝廷是把洛陽和長安同樣看待，把二者都視為京都，隻不過是分別稱謂西京和東京罷了。
安慶緒取代安祿山後，仍然固守洛陽。當唐軍東進時，安慶緒發動洛陽全部步騎兵共巧萬人，抗擊唐軍，新店一戰，叛軍大敗，“僵屍遍山澤”。可見，安慶緒為守衛洛陽付出了很大代價。這次失敗，迫使安慶緒退出洛陽。十一月，郭一子儀從洛陽回到長安，因其收複兩京有功，肅宗非常感激的說：雖吾之家國，實由卿再造。”肅宗把收複兩京視為家國的複興；司馬光在評論唐軍收兩京的功績時說：“肅宗遭唐中衰，幸而複國”這都說明洛陽和長安一樣，都是國家的象征。反之，安慶緒自感“棄失兩都”，萬分羞愧；史思明也指責安慶緒“棄失兩都”和殺父奪取帝位是其兩大罪狀。由此可見，在安慶緒和史思明的心目中，洛陽和長安也是應當相提並論的。正因為如此，雙方都大力爭奪洛陽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稱大燕皇帝。九月，又揮兵南下，兵分四路渡河，會合於洋州〔今河南開封），然後西向進攻洛陽。唐軍統率李光弼與諸將商討對策，東京留守韋涉主張放棄洛陽，退守漁關；還有人主張“東京帝宅”，應當固守。李光弼認為，放棄洛陽，退兵數百裏，必然影響士氣；固守洛陽，必須在洛陽外圍的要地部署防禦力量，兵力分散。他主張移軍河陽，勝可前進，敗則依靠澤州、潞州。
李光弼稱此謂“猿臂之勢”，也就是可伸可縮的對策。不管哪一種對策，都與洛陽的存亡直接相關。最後，李光弼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動，在史思明兵至恨師時，李光弼按計劃移軍河陽。叛軍與唐軍雖然首尾相接，但因唐軍是有秩序的轉移，叛軍不敢輕易前進，更不敢進洛陽城，而是暫時駐軍於白馬寺，一直到第二年閏三月，史思明才進人洛陽。由此看來，李光弼的對策是非常有效的。同時也可以看出，在雙方的較量過程中，不管是政治手段還是軍事行動，都是在圍繞著洛陽的得失而發揮作用的。
以上情況說明，史思明進攻洛陽與安祿山進攻洛陽截然不同。安祿山進攻洛陽，唐軍狼狽不堪地潰退，損失極其慘重；史思明進攻洛陽，唐軍為保存實力而有計劃的轉移，隨時準備反攻。史思明不敢輕易進駐洛陽，更不敢西進奪取漁關，正因為李光弼大軍實力尚強，隨時有反攻洛陽的可能。總之，雙方都虎視耽耽，時刻準備吃掉對方。洛陽的形勢，劍拔弩張，唐軍與叛軍都想據有這塊與自己存亡相關的寶地。
經過反複較量，李光弼與史思明互有勝負。由於叛軍內部矛盾激化，史思明被其子史朝義所殺；史朝義做了皇帝，其實力在內部矛盾中進一步削弱。同時，唐又借助回屹的力量反攻洛陽。寶應元年十月，唐軍再克洛陽，史朝義東經淮州渡河北去。從此，一級不振，到廣德元年正月，在窮途末路中被殺，安史之亂就結束了。
洛陽的得失與安祿山、史思明的興亡
安祿山、史思明先後都曾取得洛陽，又失去洛陽。他們對洛陽的得而複失，正是他們由盛到衰的轉折點。
安祿山取得洛陽後，自以為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於是，他“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氣事實也正是如此，安祿山部將崔乾佑進兵至陝，不再西進，安祿山就在洛陽自稱大燕皇帝了。可見在安祿山的心目中洛陽並不亞於長安。後來，唐失憧關，玄宗出走，並非安祿山主動西進，主要是玄宗決策錯誤。玄宗不了解實際情況，主觀武斷的強迫哥舒翰出關決戰，結果全軍潰敗，致使長安陷落。叛軍奪取了長安，安祿山毫無移都長安之意，而是“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還“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諧洛陽”。由此可見，他是要以洛陽為都城的。這是安祿山叛亂的極盛時期。
安慶緒退出洛陽，軍事上的優勢自然失去，到了鄴郡，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後來，又收集了一些來歸者，還招募了一些新兵，才不過6萬人。在政治上，安慶緒和史思明互相猜疑，結果是史思明殺死安慶緒自立為帝，使安祿山原來南下的力量損失殆盡。再者，安慶緒在退出洛陽時大肆屠殺俘虜，哥舒翰、程千裏等30餘人都遭殺害，許遠也被殺於堰師。顯而易見，這是失敗的命運已定，大局不可扭轉，狹隘的泄憤情緒大肆發作。這就是說，退出洛陽，使叛軍上下離心，軍心動搖，叛亂的浪潮由高而低了。
史思明再次進人洛陽，雖然沒有能夠再次西破長安，但也迫使李光弼軍退出洛陽，而且遭到相當損失。原來安祿山南下時留在河北的叛軍史思明部又把叛亂推向7高潮。但是，史思明和安祿山一樣，好景不久，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內部又起內哄，史朝義殺死其父史思明，自己做了皇帝。這時的“大燕”雖然貌似強大，但實際上是危機四伏。除了其統治集團內部存在爭權奪利的鬥爭以外，洛陽在戰亂中遭到的破壞也極為嚴重，當“時洛陽四麵數百裏，州、縣皆為丘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略相羈魔而已，不能得其用”。政治土的利害衝突，再加上經濟上的困難，史朝義政權必然不能持久。由盛而衰，指日可待了。
寶應元年十月，唐軍反攻洛陽，朔方節度使仆固懷恩與回給軍由陝州〔治所在今河南陝縣）向東，潞澤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今河南孟縣）而南，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向西，三麵包圍洛陽。史朝義統其精兵10萬抗擊唐軍，結果大敗。史朝義僅率數百騎東逃，後到濮州渡河北去，先後又會合唯陽、魏州等地兵與唐軍拚殺，結果又是一敗再敗，敗局不可挽回。史朝義所到之處，原來的部屬也紛紛降唐，致使史朝義求食不得，求宿不能，直到最後被殺。不難看出，史朝義退出洛陽後就是每況愈下，朝不保夕了。殺。不難看出，史朝義退出洛陽後就是每況愈下，朝不保夕了。像李淵建唐那樣，在進行統一戰爭的同時，就恢複發展各種製度，建立相應的社會秩序，利用社會秩序的作用定人心。李淵還大肆製造輿論，宣揚李氏應當取隋而代之的天命論，極力為自己建唐稱帝取得名正言順的地位。更重要的，他還大力羅致人才，利用各方麵的人才加強鞏固自己的地位。安祿山則完全相反，他不是學習開國皇帝那種積極進取、千方百計地加強鞏固政權的奮發有為精神；反而是羨慕玄宗那種驕奢淫逸，醉生夢死的各種消極享受。所以，他取得長安後，就把搜捕到的宮女、樂工以及舞衣、舞馬、犀、象等運送洛陽，而沒有采取任何積極的舉措，削弱唐朝廷的影響，樹立自己的良好形象也就是說，安祿山根本不具備一個開國皇帝的創建國家，推進社會進步的積極進取素質；反而充分表現了一個役落皇帝的消極形象。這樣的皇帝，當然不能持久。
再者，由於安祿山羨慕洛陽的宮殿闊樓，向往玄宗驕奢淫逸的生活，其統治集團內部必然缺乏開拓前進的氛圍。統治集團的成員，都是鼠目寸光，隻看眼前的權益和地位，沒有遠大的前進目標。所以，爭權奪利的鬥爭日益滋長，安祿山的皇帝寶座，雖然隻是草上朝露，但安慶緒還要拚命爭奪。這種統治集團內部的互相殘殺，必然引發更多的矛盾，削弱自己的力量，有利於唐軍的反攻。由此看來，安祿山自稱皇帝非常容易，但他沒有能力保持鞏固自己的地位，又說明做皇帝也不是隨心所欲的。不具備開國皇帝的素質，不去創造社會條件，爭取民心，加強鞏固自己的地位，做了皇帝也是朝不保夕的。
史思明進人洛陽後由盛而衰的原因，和安祿山到洛陽後由盛而衰的原因，有相同的一麵，也有區別的一而。以上所談，在人心向背方而的失敗，安祿山本身素質的低下，其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等，對史思明來說，也莫不如此。這是其相同的一麵。下麵著重談談有區別的一麵。
最主要的，是安祿山、史思明進人洛陽時的形勢不同。安祿山進人洛陽，是唐軍被打得落花流水守將封常清也像驚弓之鳥，一退數百裏，安林山是充滿勝利的喜悅之情，洋洋得意地進人洛陽。所以，他以勝利者自居，很快就自稱皇帝了。史思明進人洛陽就大不相同了。乾元二年九月，李光弼退出洛陽。因為李光弼不是戰敗軍潰而退，而是有秩序地轉移陣地，所以，史思明對李光弼的行動疑神疑鬼，摸不清其真實意圖。故而他進人洛陽後，不敢人官，立即又退出格陽，駐軍白馬寺附近。一直到第二年閏三月，他才最後進人洛陽。由此可見，史思明是謹滇小心地進人洛陽的。
史思明為什麽不敢像安祿山那樣，神氣十足進人洛陽呢？
安祿山進人洛陽時，腐敗、沒落的玄宗政權，根本不了解敵情；權臣當道，蒙蔽玄宗；玄宗驕奢淫逸，隨心所欲的決策，給安祿山的順利進軍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由於玄宗錯誤的決策，使安祿山很快取得洛陽和長安。
史思明進人洛陽時情況截然不同。新組建的肅宗朝廷，決心要乎定叛亂，以平定叛亂為己任的肅宗，也有飽滿的積極進取精神。他從安祿山、安慶緒手中奪回長安和洛陽，而且還阻止回綸軍在長安和洛陽的搶掠，無疑是為了穩定民心，取得眾人的支持。奪回兩京，穩定民心，當然是為了恢複唐朝廷在全國的統治地位。這種積極有為的思想，必然促使他再從史思明、史朝義手中奪回洛陽。
顯而易見，安祿山遇到的對手和史思明遇到的對手大有區別。安祿山到了洛陽又順利取得長安；史思明到了洛陽，又西攻陝州，結果大敗。這正是兩人前後所遇的對手不同所導致的後果。
戰爭是交戰雙方綜合實力的較量。肅宗積極進取的政權取代腐敗、沒落的玄宗政權，這是唐方麵的變化。安慶緒取代安祿山，史思明取代安慶緒，史朝義又取代史思明；頻繁的政變，意味著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激化。這是叛軍方麵的變化。雙方情況的變化，必然決定史思明到洛陽後就是強弩之末了。
洛陽具有京師的作用
唐代的洛陽屢易其名，隋末稱東都，唐貞觀六年稱洛陽宮，顯慶二年複稱東都，光宅元年，武則天欲改朝換代，改名神都。神龍元年，中宗複辟，又稱東都。天寶元年，改稱東京，寶應元年，又改為東都。不管是東都，神都，還是東京，都說明洛陽具有都城的地位。開元二十一年，玄宗改原來的全國十道為十五道，同時增加了以長安為中心的京傲道和以洛陽為中心的都嵩道，京和都有相同的含義，也就是京城和都城的意思。由此看來，在唐人的心目中，洛陽和長安有同樣重要的地位。正因為這樣，高宗曾對臣下說：“兩京聯東西二宅，來去不恒。”洛陽的地位非常重要不是偶然的。從軍事上說，洛陽是長安的屏障。長安以東的險要關口是函穀關和憧關，洛陽是關東的據點，可駐重兵，遇險時四方來援頗為方便。因而，洛陽是否鞏固與長安的安危直接相關。
隋朝末年，楊玄感乘隋場帝進攻高麗之機，起兵反隋。楊玄感與李密商討反隋大計時，李密認為“襲取東都”，可以“號令四方氣但缺點是若“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麵而至”，容易失敗。楊玄感隻看到有利的一麵，所以，他認為“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反之，他忽視了隋軍可以“四而而至”的不利方麵。於是，他全力進攻洛陽，結果遭到失敗。楊玄感進攻洛陽的失敗，隋的大興城自然安全無恙。
後來，以李密為首的瓦崗軍進攻洛陽。在緊急關頭，南遊江都的隋場帝速調關中的監門將軍龐玉、虎責郎將霍世舉，江都通守王世充，涿郡留守薛世雄，還有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霧，河南大使虎牙將郎王辯等，從四麵八方共援洛陽，使瓦崗軍攻取洛陽又陷人曠日持久的深淵。李淵從太原起兵，正要進軍長安。李密錯誤的估計了形勢，致書李淵，要求李淵推他為天下盟主。李淵老謀深算，正想利用李密牽製洛陽的隋軍，所以，他以“卑詞推獎以驕其誌”的手段，大肆吹捧李密。有人不理解李淵的用意，李淵勸導他們說：李密“為吾拒東都之兵，守成泉之阨，更覓韓、彭，莫如用密廠這樣，我就可以順4人關，“據蒲津而電永豐，阻蠟函而臨伊洛1這就是說，由於李密牽製洛陽隋軍不能援救大興城，給李淵提供了取而代之的機會。
武德四年，李世民率唐軍進攻洛陽的王世充，王世充求援於河北的竇建德。竇建德率軍南進，在虎牢關與唐軍屢戰失利，於是，國子祭酒淩敬建議說：“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人上黨，拘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眾，形勢益強；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這就是說，淩敬建議竇建德北渡黃河，攻取今河南北部的沁陽、孟縣，派重要將領駐守，然後越過太行山，進至今山西的介休、臨汾，最後占據永濟。這樣做有三種好處，其中之一，就是可使關中受到威脅，解除洛陽被唐軍包圍的危機。這種分析，有相當道理。山西的永濟，位於洛陽和長安之間，如果竇建德真的占領永濟，必然對長安形成威脅。既然威脅長安就可解洛陽之圍，這又說明洛陽與長安的關係十分密切。李淵以長安為京師，必然進一步奪取洛陽。
武德九年的玄武門之變前夕，“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榮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傑以侯變，多出金帛，態其所用”。不難看出，當李世民將要發動政變的時候，派其親信鎮守洛陽的目的有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安排軍事上的外援，另一力麵是爭取山東豪傑的支持。這說明格陽的地位和李世民做皇帝密切相關，李世民在洛陽的有關部署，是他在長安發動政變的組成部分。
從經濟上說，洛陽和長安的關係更為密切，長安更不可能離開洛陽而存在。關中雖然素有“天府之國之稱。但由於關中範圍不大，從經濟上難以支持長安的需要。所以，唐初就需要從關東運糧到長安。最初，每年運糧有限，也不過一二十萬石。高宗以後，由於長安的需求量愈來愈大，所運之糧往往供不應求，於是，皇帝和百官常常要到洛陽去就食。例如，永淳元年，高宗因為關中缺糧，長安發生糧荒，1鬥米值300錢，所以決定去格陽就食，由於“出幸倉碎，厄從之士有餓死於中道者”。在長安糧荒如此嚴重的時候，皇帝與百官都到洛陽去就食，正說明長安不能離開洛陽而存在了。
武則天欲定都洛陽，改東都為神都，又在洛陽立武氏七廟，立七廟，是古代帝王的特殊權利。為了進行宗法統治，古代帝王都供奉其七代祖先。後來，七廟就成了封建王朝的代稱。武則天於洛陽立武氏七廟就是要以洛陽代替長安，武氏代替李氏。武則天欲以洛陽取代長安的地位，無疑說明洛陽具有京師的作用。
武則天定都洛陽，固然有其政治用意，但經濟問題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因為高宗去洛陽就食的往還之苦，因為她隨同前往，必然也有親身體會，所以，為了不再經受往返途中的辛勞，也應是她定都洛陽的經濟原因。
武則天退位，中宗複辟後，又遇到了同樣的困難。景龍三年，關中又發生饑荒，米價昂貴，運輸山東、江、淮一帶糧到長安，付出了很大代價，群臣又請中宗去洛陽就食。由於中宗的韋後“不樂東遷”，故而中宗發怒道：“豈有逐糧天子邪！”中宗不願當“逐糧天子”，就隻有付出更大的代價，從關東運糧。從關東運糧，必然經過洛陽。這又說明，長安的經濟生活有依賴洛陽的一麵。開元年間，玄宗也多次往返於洛陽和長安之間，京兆尹裴耀卿向玄宗奏道：“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悅遇水早，便即匾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嘈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動勞，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非常明顯，裴耀卿首先說明了玄宗往返洛陽與長安的必要性，接著，又讚揚玄宗去洛陽就食的目的是“為國大計”，是“為優人麵行”。所以，他不怕辛勞，“數幸東都”，決不是隨意的來往。這一切說明，把洛陽和長安相提並論，合稱“兩京”或“兩都”，決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有實際內容的。
洛陽是唐與安祿山、史思明爭奪的主要目標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祿山從範陽起兵，公開叛唐。叛軍15萬，號稱20萬，長驅南下，直趨洛陽。本來，在舉兵南下的路線問題上，叛軍內部是有分歧的。
將軍何千年曾經建議：可“令高秀聲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郎、坊〔今陝西黃陵）毛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今山西太原），團弩士萬五千人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兩萬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複事矣”按照這個計劃，安祿山應兵分三路，西從關內道、河東道進攻長安；中從河北道進攻洛陽；東從河南道東部南進江、淮。要實現這個計劃，三路大軍必須互相配合，協同作戰。但由於安祿山集團內部矛盾重重，很難步調一致，統一行動；況且，這樣行動也兵力分散，容易被分別擊破，故而安祿山沒有采納。但這個計劃的主要矛頭是指向洛陽的。因為中路大軍由安祿山親白率領，而且兵力最強。後來，安祿山的實際進軍路線就是由河北道南下，直接指向洛陽的。
安祿山叛亂的消息傳到長安，玄宗大為震驚，急忙於華清宮召見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商討對策。封常清陳述自己的意見道：“祿山領凶徒十萬，徑犯中原，……臣請走馬赴東京，開府庫，募曉勇，挑馬嵩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懸於洲下。”玄宗相信了封常清，對其勇於挑負重擔的態度大加讚賞，遂以封常清為範陽節度使，使其募兵迎擊安祿山。封常清立即趕赴洛陽，募集6萬餘人，研斷河陽橋，部署加強防務，準備固守洛陽。玄宗和封常清首先考慮洛陽的安危，正說明洛陽的地位與唐朝廷的存在息息相關。
十二月，安祿山從靈昌渡河，攻陷陳留後，又西向榮陽。封常清於武牢和安祿山相戰，唐軍大敗。封常清退守洛陽，安祿山又經鞏縣、僵師，直逼洛陽，洛陽一戰，唐軍又敗，洛陽遂為叛軍所有了。
安祿山占據了洛陽，自以為大功告成，遂準備建國稱帝史書記載：“賊之據東京，見宮洲尊雄，銳情偕號，故兵久不西，而諸道兵得稍集”這就是說，安祿山到達洛陽後，看到皇帝的宮殿朗樓非常雄偉，十分羨慕，他遂準備建國稱帝，故而緩兵西進，給唐征集軍隊提供了機會。當然，安祿山早有做皇帝的野心，這時，在洛陽宏偉的宮殿朗樓影響下，立即就想利用洛陽的條件稱帝，可見，洛陽確有都城的作用。
從唐朝廷來說，玄宗知道了洛陽失守的消息後，急忙命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統兵8萬，再加上其他各部，號稱20萬大軍，反攻洛陽。玄宗也親自發布命令“天下四麵進兵，會攻洛陽氣。
安祿山攻占洛陽，要在洛陽建都稱帝；唐失去洛陽，要組織力量，從敵人手中奪回洛陽。這種針鋒相對的鬥爭，正說明洛陽對雙方都很重要。
在這期間，唐南陽節度使魯靈統率嶺南、黔中、襄陽軍5萬人，於葉，防止安祿山部南下；安祿山子安慶緒進攻憧關受挫；平原太守顏真卿堅決抗擊叛軍；還有雍丘的張巡，灘陽的許遠，都牽製了安祿山相當一部分軍隊。特別是郭子儀、李光弼在常山一帶大敗史思明，導致“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麵臨這種形勢，安祿山大為恐慌，準備放棄洛陽，回到範陽。其部將田乾真勸阻道：“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了"。接著，又講了安祿山的許多優勢，才使安祿山穩定下來。這就是說，安祿山要像古代帝王一樣，“經營大業”，就不應該放棄洛陽。這把洛陽和“帝王經營大業”聯係起來，認為放棄洛陽就等於放棄帝位，實際上這就是安祿山最後決定固守洛陽的關鍵所在。
至德二年，唐軍反攻長安，肅宗為了鼓勵回絕幫助唐軍打敗叛軍，特向回綸許諾：“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給”九月，攻克長安後，回給欲腹行肅宗的諾言，搶掠金帛、子女，廣平王李椒為了籠絡民心，要求回給葉護可汗道：“今始得西京，若邃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複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不難看出，唐軍的下一步行動就是奪取洛陽；勸阻回屹搶掠長安，就是為奪取洛陽做好準備。十月，唐軍攻克洛陽後，李椒為了防止回紜大肆搶掠，特以“羅錦萬匹以賂回絕”。事實證明，唐朝廷是把洛陽和長安同樣看待，把二者都視為京都，隻不過是分別稱謂西京和東京罷了。
安慶緒取代安祿山後，仍然固守洛陽。當唐軍東進時，安慶緒發動洛陽全部步騎兵共巧萬人，抗擊唐軍，新店一戰，叛軍大敗，“僵屍遍山澤”。可見，安慶緒為守衛洛陽付出了很大代價。這次失敗，迫使安慶緒退出洛陽。十一月，郭一子儀從洛陽回到長安，因其收複兩京有功，肅宗非常感激的說：雖吾之家國，實由卿再造。”肅宗把收複兩京視為家國的複興；司馬光在評論唐軍收兩京的功績時說：“肅宗遭唐中衰，幸而複國”這都說明洛陽和長安一樣，都是國家的象征。反之，安慶緒自感“棄失兩都”，萬分羞愧；史思明也指責安慶緒“棄失兩都”和殺父奪取帝位是其兩大罪狀。由此可見，在安慶緒和史思明的心目中，洛陽和長安也是應當相提並論的。正因為如此，雙方都大力爭奪洛陽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稱大燕皇帝。九月，又揮兵南下，兵分四路渡河，會合於洋州〔今河南開封），然後西向進攻洛陽。唐軍統率李光弼與諸將商討對策，東京留守韋涉主張放棄洛陽，退守漁關；還有人主張“東京帝宅”，應當固守。李光弼認為，放棄洛陽，退兵數百裏，必然影響士氣；固守洛陽，必須在洛陽外圍的要地部署防禦力量，兵力分散。他主張移軍河陽，勝可前進，敗則依靠澤州、潞州。
李光弼稱此謂“猿臂之勢”，也就是可伸可縮的對策。不管哪一種對策，都與洛陽的存亡直接相關。最後，李光弼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動，在史思明兵至恨師時，李光弼按計劃移軍河陽。叛軍與唐軍雖然首尾相接，但因唐軍是有秩序的轉移，叛軍不敢輕易前進，更不敢進洛陽城，而是暫時駐軍於白馬寺，一直到第二年閏三月，史思明才進人洛陽。由此看來，李光弼的對策是非常有效的。同時也可以看出，在雙方的較量過程中，不管是政治手段還是軍事行動，都是在圍繞著洛陽的得失而發揮作用的。
以上情況說明，史思明進攻洛陽與安祿山進攻洛陽截然不同。安祿山進攻洛陽，唐軍狼狽不堪地潰退，損失極其慘重；史思明進攻洛陽，唐軍為保存實力而有計劃的轉移，隨時準備反攻。史思明不敢輕易進駐洛陽，更不敢西進奪取漁關，正因為李光弼大軍實力尚強，隨時有反攻洛陽的可能。總之，雙方都虎視耽耽，時刻準備吃掉對方。洛陽的形勢，劍拔弩張，唐軍與叛軍都想據有這塊與自己存亡相關的寶地。
經過反複較量，李光弼與史思明互有勝負。由於叛軍內部矛盾激化，史思明被其子史朝義所殺；史朝義做了皇帝，其實力在內部矛盾中進一步削弱。同時，唐又借助回屹的力量反攻洛陽。寶應元年十月，唐軍再克洛陽，史朝義東經淮州渡河北去。從此，一級不振，到廣德元年正月，在窮途末路中被殺，安史之亂就結束了。
洛陽的得失與安祿山、史思明的興亡
安祿山、史思明先後都曾取得洛陽，又失去洛陽。他們對洛陽的得而複失，正是他們由盛到衰的轉折點。
安祿山取得洛陽後，自以為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於是，他“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氣事實也正是如此，安祿山部將崔乾佑進兵至陝，不再西進，安祿山就在洛陽自稱大燕皇帝了。可見在安祿山的心目中洛陽並不亞於長安。後來，唐失憧關，玄宗出走，並非安祿山主動西進，主要是玄宗決策錯誤。玄宗不了解實際情況，主觀武斷的強迫哥舒翰出關決戰，結果全軍潰敗，致使長安陷落。叛軍奪取了長安，安祿山毫無移都長安之意，而是“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還“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諧洛陽”。由此可見，他是要以洛陽為都城的。這是安祿山叛亂的極盛時期。
安慶緒退出洛陽，軍事上的優勢自然失去，到了鄴郡，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後來，又收集了一些來歸者，還招募了一些新兵，才不過6萬人。在政治上，安慶緒和史思明互相猜疑，結果是史思明殺死安慶緒自立為帝，使安祿山原來南下的力量損失殆盡。再者，安慶緒在退出洛陽時大肆屠殺俘虜，哥舒翰、程千裏等30餘人都遭殺害，許遠也被殺於堰師。顯而易見，這是失敗的命運已定，大局不可扭轉，狹隘的泄憤情緒大肆發作。這就是說，退出洛陽，使叛軍上下離心，軍心動搖，叛亂的浪潮由高而低了。
史思明再次進人洛陽，雖然沒有能夠再次西破長安，但也迫使李光弼軍退出洛陽，而且遭到相當損失。原來安祿山南下時留在河北的叛軍史思明部又把叛亂推向7高潮。但是，史思明和安祿山一樣，好景不久，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內部又起內哄，史朝義殺死其父史思明，自己做了皇帝。這時的“大燕”雖然貌似強大，但實際上是危機四伏。除了其統治集團內部存在爭權奪利的鬥爭以外，洛陽在戰亂中遭到的破壞也極為嚴重，當“時洛陽四麵數百裏，州、縣皆為丘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略相羈魔而已，不能得其用”。政治土的利害衝突，再加上經濟上的困難，史朝義政權必然不能持久。由盛而衰，指日可待了。
寶應元年十月，唐軍反攻洛陽，朔方節度使仆固懷恩與回給軍由陝州〔治所在今河南陝縣）向東，潞澤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今河南孟縣）而南，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向西，三麵包圍洛陽。史朝義統其精兵10萬抗擊唐軍，結果大敗。史朝義僅率數百騎東逃，後到濮州渡河北去，先後又會合唯陽、魏州等地兵與唐軍拚殺，結果又是一敗再敗，敗局不可挽回。史朝義所到之處，原來的部屬也紛紛降唐，致使史朝義求食不得，求宿不能，直到最後被殺。不難看出，史朝義退出洛陽後就是每況愈下，朝不保夕了。殺。不難看出，史朝義退出洛陽後就是每況愈下，朝不保夕了。像李淵建唐那樣，在進行統一戰爭的同時，就恢複發展各種製度，建立相應的社會秩序，利用社會秩序的作用定人心。李淵還大肆製造輿論，宣揚李氏應當取隋而代之的天命論，極力為自己建唐稱帝取得名正言順的地位。更重要的，他還大力羅致人才，利用各方麵的人才加強鞏固自己的地位。安祿山則完全相反，他不是學習開國皇帝那種積極進取、千方百計地加強鞏固政權的奮發有為精神；反而是羨慕玄宗那種驕奢淫逸，醉生夢死的各種消極享受。所以，他取得長安後，就把搜捕到的宮女、樂工以及舞衣、舞馬、犀、象等運送洛陽，而沒有采取任何積極的舉措，削弱唐朝廷的影響，樹立自己的良好形象也就是說，安祿山根本不具備一個開國皇帝的創建國家，推進社會進步的積極進取素質；反而充分表現了一個役落皇帝的消極形象。這樣的皇帝，當然不能持久。
再者，由於安祿山羨慕洛陽的宮殿闊樓，向往玄宗驕奢淫逸的生活，其統治集團內部必然缺乏開拓前進的氛圍。統治集團的成員，都是鼠目寸光，隻看眼前的權益和地位，沒有遠大的前進目標。所以，爭權奪利的鬥爭日益滋長，安祿山的皇帝寶座，雖然隻是草上朝露，但安慶緒還要拚命爭奪。這種統治集團內部的互相殘殺，必然引發更多的矛盾，削弱自己的力量，有利於唐軍的反攻。由此看來，安祿山自稱皇帝非常容易，但他沒有能力保持鞏固自己的地位，又說明做皇帝也不是隨心所欲的。不具備開國皇帝的素質，不去創造社會條件，爭取民心，加強鞏固自己的地位，做了皇帝也是朝不保夕的。
史思明進人洛陽後由盛而衰的原因，和安祿山到洛陽後由盛而衰的原因，有相同的一麵，也有區別的一而。以上所談，在人心向背方而的失敗，安祿山本身素質的低下，其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等，對史思明來說，也莫不如此。這是其相同的一麵。下麵著重談談有區別的一麵。
最主要的，是安祿山、史思明進人洛陽時的形勢不同。安祿山進人洛陽，是唐軍被打得落花流水守將封常清也像驚弓之鳥，一退數百裏，安林山是充滿勝利的喜悅之情，洋洋得意地進人洛陽。所以，他以勝利者自居，很快就自稱皇帝了。史思明進人洛陽就大不相同了。乾元二年九月，李光弼退出洛陽。因為李光弼不是戰敗軍潰而退，而是有秩序地轉移陣地，所以，史思明對李光弼的行動疑神疑鬼，摸不清其真實意圖。故而他進人洛陽後，不敢人官，立即又退出格陽，駐軍白馬寺附近。一直到第二年閏三月，他才最後進人洛陽。由此可見，史思明是謹滇小心地進人洛陽的。
史思明為什麽不敢像安祿山那樣，神氣十足進人洛陽呢？
安祿山進人洛陽時，腐敗、沒落的玄宗政權，根本不了解敵情；權臣當道，蒙蔽玄宗；玄宗驕奢淫逸，隨心所欲的決策，給安祿山的順利進軍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由於玄宗錯誤的決策，使安祿山很快取得洛陽和長安。
史思明進人洛陽時情況截然不同。新組建的肅宗朝廷，決心要乎定叛亂，以平定叛亂為己任的肅宗，也有飽滿的積極進取精神。他從安祿山、安慶緒手中奪回長安和洛陽，而且還阻止回綸軍在長安和洛陽的搶掠，無疑是為了穩定民心，取得眾人的支持。奪回兩京，穩定民心，當然是為了恢複唐朝廷在全國的統治地位。這種積極有為的思想，必然促使他再從史思明、史朝義手中奪回洛陽。
顯而易見，安祿山遇到的對手和史思明遇到的對手大有區別。安祿山到了洛陽又順利取得長安；史思明到了洛陽，又西攻陝州，結果大敗。這正是兩人前後所遇的對手不同所導致的後果。
戰爭是交戰雙方綜合實力的較量。肅宗積極進取的政權取代腐敗、沒落的玄宗政權，這是唐方麵的變化。安慶緒取代安祿山，史思明取代安慶緒，史朝義又取代史思明；頻繁的政變，意味著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激化。這是叛軍方麵的變化。雙方情況的變化，必然決定史思明到洛陽後就是強弩之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