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

第三節 青年土耳其黨人領導下的社會改革

　　對於青年土耳其黨人領導下的1908年憲政革命曾經有過許多西方觀察家，由於他們的偏見、誤解或失望，把它說成是一種僅僅作為點綴櫥窗的樣品，是又一次為了迷惑西方而做出的一種改革姿態，骨子裏卻是奧斯曼傳統的實際生活永遠保持不變。另外還有一些持有政治陰謀曆史概念的人，甚至更進一步，他們把青年土耳其黨人說成是同奧斯曼傳統毫無關係的東西，是由外國人導演的一出插曲。

　　事實上，青年土耳其黨人領導下的革命完全不是那麽一回事。這次革命，是帝國曆史上奧斯曼人的一次愛國運動，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把一個樣樣事情都搞不成的無能專製政府撤換掉，而代之以一個能夠更好地維護和保衛帝國的政府，以免帝國再度遭受各種危險的威脅。在這次革命運動中起主力軍作用的青年軍官們，雖然對於像意識形態和救世驗方這類事情很少感興趣，但他們所關心的基本問題，是他們和他們的先輩世代為之服務的那個奧斯曼帝國的存亡，所以他們的行動和立論，也都是圍繞著這樣一個中心問題來進行的。問題就是如何拯救這個國家。為了這個問題，曾經草擬過不同的解決辦法，並且予以試行，也許正是通過這些解決辦法，才使得青年土耳其黨人領導下的屢遭挫折與失敗，但最終還是取得勝利的革命，對於奧斯曼現代化的發展，具有如此深遠的重要性。

　　在緊接著阿布杜爾。哈米德黑暗專製統治被推翻後，而出現的享有自由的第二個帝國憲政年代裏，這個古老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討論和試驗的機會。代表言論自由的書籍報刊大量地湧現出來，它們對於一個現代化國家中政治與經濟、宗教與民族、自由與忠誠等基礎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和進行了深人的分析。革命後的新議會和行政機構，也都積極地試行籌劃，並采用新型的西方式的現代管理方法。盡管隨著奧斯曼帝國內外政局的不斷變化，對於國家發展前途的自由討論終於變成了緘默，政體機製的試驗也終於導致了一種軍事寡頭政治，然而新的希望和新的要求已經形成，如果要想無限期地使廣大民眾得不到這些東西，已是永遠不可能的了。

　　從奧斯曼帝國第二個立憲政休一開始，執政的青年土耳其黨人，便像過去作為反對黨和在國外流亡時期已經出現的那種發展趨勢，又分裂成為不同的兩派。一派是自由派，他們主張某種程度的地方分權，並且給予按宗教或種族劃分的少數民族一些自治的權利。另一派是民族派，他們變得越來越公開地主張中央集權和由奧斯曼人來控製一切。後者的工具是青年土耳其黨人的政治組織“團結與進步委員會”。最初，團結與進步委員會，還隻是不聲不響地躲在幕後不肯拋頭露麵，後來就不顧一切地公開出來爭奪國家的最高權力。麵自由派則分裂成為了許多不同的政治組織，形成了一係列臨時的黨派。最初，在青年土耳其黨人中間，自由溫和的政治主張確實占據了優勢。憲政時期最初的兩位大維齊塞伊德和卡米爾都是國家元老，他們得到青年土耳其黨人自由主義者的支持和其他多數人的尊敬。但是不久，不管青年土耳其黨人民族派的意圖如何，塞伊德和卡米爾這兩位國家元老幾乎立刻遭到來自帝國內部和外部的一係列攻擊，致使他們深感忿怒、痛心和沮喪。

　　青年土耳其黨人在1908年革命時期，在承諾和宣布給予人們自由平等時，他們是誠心誠意的。當奧斯曼帝國的基督教屬民及其鄰邦正用具體行動，證明一個多民族的奧斯曼國家是行不通的時候，奧斯曼人自己也清楚地顯示出由於中央控製權的削弱所引起的一些危險跡象。1909年2月13日，“團結與進步委員會”由於種種理由而對比較自由開明的卡米爾大維齊政府產生了不滿，並設法把他趕下了台，由得到青年土耳其黨人民族派支持的希爾米出任大維齊，完全操縱了帝國政府的各項任命。他們還對於其政敵進行威嚇和謀殺，他們的所作所為日益引起了各方的忿怒，許多自由主義者都變成了他們的反對派。因此，在距離卡米爾大維齊倒台後僅僅一個月，帝國京城便發生了武裝叛亂。叛亂雖然打著伊斯蘭教的旗幟，但實際上采取了兵變的形式，參加者多數是駐防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的第一軍團裏麵的阿爾巴尼亞士兵。他們的叛亂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並且同來自其他單位的叛兵以及一些神學院的學生會師在一起。叛亂者的要求很簡單，那就是：“伊斯蘭教法典在危險中，我們要伊斯蘭教法典。”

　　青年土耳其黨民族派領導的帝國政府在危機中變得手足無措，素丹不得不采取過去對付不滿社會情緒所一再使用的老辦法，撤換大維齊和大臣，並赦免所有參加這次保衛神聖法典的叛亂士兵。4月15日，帝國政府通令各省總督，著令他們保衛伊斯蘭教法典。在帝國議會中，自從革命以來一直擔任議會議長職位的青年土耳其黨的領導人艾哈爾德·裏紮被免了職，另選宗教人士伊斯梅爾接替了他的位置。但是不久，便發生了青年土耳其黨民族派對叛亂分子的還擊。薩洛尼卡駐軍很快接到了關於反對派武裝叛亂的電報，一支由青年土耳其黨人謝夫凱將軍率領的“救國軍”立即乘火車開往帝國京城，他們的參謀長是穆斯塔法·凱末爾。其他隨同一路前往的還有尼亞齊和恩維爾，後者在接到消息後，兼程由駐柏林大使館趕回國。救國軍於4月23日抵達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在同叛亂者略事交鋒後，次日占領了該城。武裝叛亂使青年土耳其黨人受到了極大的震動，於是他們便開始設法來鞏固他們的統治地位。他們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廢默素丹阿布杜爾·哈米德。這位逃過1908年革命的素丹，如今卻落得了一個不體麵的流亡下場，終於被送到薩洛尼卡去了。新素丹穆罕默德·雷夏德平庸軟弱，完全聽命於青年土耳其黨人，後者並把宮廷原有官吏全部撤換，把他們指派的人員安插在那裏的重要位置上。從此以後，青年土耳其黨人便成了奧斯曼帝國的真正主人。他們所謂“不分種族和信仰”的含義，幾個月之後，由於8月1日的新“集會法”，以及9月27日禁止搶劫及妨害治安法“的頒布，便變得更加清楚了。其中第一項法律禁止按照種族或民族或以他們的名義來組織政治集會。第二項法律授權陸軍組織”追擊營，並為解散和鎮壓巴爾幹分裂分於的組織，製定了強有力的措施。青年土耳其黨人還采取積極步驟，第一次召募了非穆斯林的士兵人伍。

　　不管奧斯曼帝國憲法上的保證實際上具有多麽大的誠意，時局的發展不久便使這些保證成為不可能實現的了。由於民族主義在帝國各個附屬民族中的蔓延，甚至連奧斯曼人也不免受到這種病毒的傳染，從此徹底打破了奧斯曼主義者的夢想，即由各族人民自由地、平等地與和平地組成一個共同體，對於一個多民族、多宗教成分帝國的統治君主共同表示忠誠。

　　在奧斯曼帝國第二個憲政曆史時期，執政的青年土耳其黨人實行的專製和中央集權政策，決非僅限於帝國的基督教屬民。無論是在巴爾幹地區或亞洲諸省，以及統治的其他地區，他們都執行著一種使一切奧斯曼化的政策，並企圖把突厥語強加於阿拉伯人、阿爾巴尼亞人以及其他非奧斯曼的穆斯林。甚至在帝國京城，他們對待反對派的嚴厲和無情，也是前所未有的。不管過去素丹阿布杜爾·哈米德的專製統治是多麽的黑暗，但他卻總是猶豫不肯對奧斯曼人和穆斯林判處死刑。甚至是在處理反對他本人的武裝暴亂案件中，他也極力表示寬大，不願意讓那些統治階級中的上層分子流血。然而，年輕、愛國、英勇和講求效率的青年土耳其黨人，是不講求這一套的。在緊接平息了1909年9月的反對派暴亂之後，經過軍事審判，許多暴亂者和反對派的領導人都被當眾絞死。由平息叛亂國軍總司令謝夫凱特將軍宣布的伊斯坦布爾全城戒嚴，長達兩年之久。當他擔任了三個軍團總監這樣一個的確有強大實力的職位之後，許多自由主義者把他說成是一個獨裁者，乃至一個“類似克倫威爾式的人物”。

　　不過，作為一名軍人，謝夫凱特將軍主要關心的還是奧斯曼帝國的國防，而不是政治。但由於他的軍事幹預平息了武裝叛亂產生的政治影響，足以使青年土耳其黨人先是同帝國老一輩的政府官員與政治家們結成聯盟，繼而又依靠它自己在帝國政府裏以及幕後的人員，逐漸變成了沒有人敢向它挑戰的帝國主導政治勢力。在數年內，青年土耳其黨人的統治勢力始終沒有發生過嚴重的動搖。直到1911年它才第一次遇到了來自內部的嚴重威脅。

　　1911年初，奧斯曼帝國各個社會階層對於時局的日益不滿，也在青年土耳其黨人中間有了反映，從而造成了第一次重大分裂。一部分人在薩迪克上校和梅吉迪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叫“新黨”的政治組織，對青年土耳其黨人遵循的各項方針與社會政策，進行了嚴厲的抨擊。這個新成立的政治組織，很快便贏得了青年土耳其黨內相當一部分人的支持。4月23日，這個組織公布了一份包括十點內容的備忘錄，並列出各項要求。多數涉及更好地遵守民主和憲法的程序，以及與此有關的種種改善措施。不過其中有些是屬於另一類性質的事項。例如。第六點要求“在繼續保持一般的宗教道德及民族修養的同時，還應利用西方文明的先進經驗和產品，來發展奧斯曼帝國”；第七點要求就憲法規定的範圍內，維持及保持奧斯曼的曆史傳統，同時，第九點還更進一步，即要求修改憲法中某些條款，以便使得哈裏發和素丹的神聖權利能夠得到加強。

　　青年土耳其黨內的分歧和矛盾，嚴重地削弱了這個一度具有無限政治力量的權威，降低了它的聲譽。1911年11月2日，在國際形勢咄咄逼人的情況下，所有反對青年土耳其黨人的團體、組織和人士，共同組成了一個新的政黨，即所謂的自由同盟。自由同盟的發起人，多數原來就已經是國會議員，因而他們能夠在議會中立刻形成反對派。他們和青年土耳其黨人的第一次真正較量，發生在自由同盟成立還隻有20天的時候。外交大臣裏法特被任命為駐倫敦大使，他的位置因而空缺，在為此舉行的補缺選舉中，參加競選的有兩位候選人，一位是代表青年土耳其黨人的內務大臣梅姆杜，另一位是代表自由同盟一方的新聞記者海雷丁，最後自由派候選人以一票的多數而當選。

　　1911年12月11日舉行的這次補缺選舉，是第一次由兩個代表不同政黨和不同綱領的候選人參加的真正競選。反對派候選人的勝利，造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形勢，在當時的許多人看來，這一勝利兒乎像1908年革命本身那次勝利一樣重要。在憲法盛世來到之後，重新享有民主自由的日子也就到來了。帝國京城的輿論已經變得非常突出地站在自由同盟黨的一邊，許多持自由派觀點的著名帝國政治元老紛紛寫信給素丹，把帝國遭受的不幸都歸罪於青年土耳其黨人。同時，還建議和英國結成國際聯盟，認為這是奧斯曼帝國防止發生進一步民族主義災難的最好辦法。

　　青年土耳其黨人在而臨自由派和素丹聯合起來反對它的危險情況下，迅速對二者采取了果斷的行動。首先利用報紙猛烈地抨擊自由派；其次在1912年1月設法強行解散了議會，並且在4月間另外舉行了一次完全由他們進行籌備和一手包辦的大選。結果，在全部275名議會席位中，僅有6名態度比較溫和的反對派議員當選。最後，他們把在薩洛尼卡的總部遷到帝國京城，以便更好地操縱一個肯聽話的議會和一個順從的素丹，從而完全地掌握國家的大權。

　　但是，青年土耳其黨人這種以非法手段搞掉合法反對派的做法，終於不可避免地招來了一個既不民主、又非議會的，而是軍事性和陰謀性的新反對派的產生。在青年土耳其黨人的專製統治下，一些具有自由主義信仰的青年軍官，再度逃往魯米利亞山區，掀起了新的武裝叛亂。

　　此外，1912年5月，在帝國的京城成立了一個叫做“救亡軍官”的秘密政治組織，這個組織顯然又是和魯米利亞叛亂的軍官們有關係。這個組織的政治要求是：撤換非法的政府及議會，取消青年土耳其黨人的權力，舉行新的自由選舉以及恢複帝國憲法的合法性。這個以軍人組成的謀反集團，也像青年土耳其黨人執政時代所有其他反對黨派一樣，要求軍隊退出國家政治舞台，以便回到原來保衛帝國的任務上去，而把管理國家的事務，留給那些政治家和政府官員們去做。這個組織為了表示忠於這項原則，沒有接受任何文職的任命，並且也不準許自己的成員接受任何政府的任命。

　　1912年6月，魯米利亞青年軍官們的武裝叛亂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震驚。同時對青年土耳其黨人政府的指責，也很快地增多了起來。這時，“救亡軍官”政治組織也開始積極地行動起來。他們首先在報刊上公布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同時通過陸軍會議遞交了一份致素丹的聲明。特別是他們還作了一些暗示性的軍事活動和準備，並且很快地收到了效果。7月17日，以青年土耳其黨人組成的內閣集體辭職。7月21日新內閣組成。大維齊是學者兼軍人的著名政治家穆哈塔爾。擔任陸軍大臣和國務會議主席的，分別是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帝國政治元老納澤姆和卡米爾。由於新內閣的組成，滿足了反對派把青年土耳其黨人趕下台的基本要求，所以其他的步驟也接踵而來。長達數年的戒嚴令於7月23日被解除，青年土耳其黨人控製下的議會於8月5日解散。同時，所有現役軍官一律宣誓並作出書麵保證：不參加任何秘密的或公開的政治團體，也決不幹預國家的內外事務。

　　然而，1912年10月爆發的巴爾幹戰爭，對於奧斯曼帝國和上台不久的自由派政府，都是一場極大的災難。到年底，帝國軍隊的又一次戰敗，使得帝國在巴爾幹地區的領土似乎已經喪盡。尤其是在1913年1月23日，當自由派內閣看來被人們誤認為正在就一項把埃迪爾內割讓給保加利亞人的建議進行審議的時候，青年土耳其黨人發動了對自由派內閣的突然襲擊。一小夥青年軍官在恩維爾的率領下，突然闖人內閣會議室，開槍打死了陸軍大臣納澤姆。年邁的政治元老卡米爾在槍口對準他的情況下，寫了一封辭職書。隨後恩維爾拿著這封辭職書，到皇宮去見素丹，並當麵把辭職書交給了他。

　　青年土耳其黨人同時在軍隊、警察和政府各部門都已作好準備。通過發動政變，這時他們又重新穩固地掌握了帝國的政權，並且設法使青年土耳其黨人的鐵腕人物謝夫凱特將軍出任大維齊。1913年6月11日，謝夫凱特將軍在家中被人謀殺，此事被青年土耳其黨人用來作為借口，逮捕並流放了一大批反對派的人士，從而把帝國的最後一點自由和民主也一概清除幹淨了。從那時起直到1918年，整個奧斯曼帝國實際上處於國防大臣恩維爾、內政大臣塔拉特、海軍大臣傑馬爾三人控製的軍事獨裁政府之下。

　　恩維爾，1881年出生於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父親是一名帝國的鐵路官員。他早年畢業於帝國陸軍大學，不久便加入青年土耳其黨，由於他在1908年的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在帝國博得了“自由英雄”的美名。他曾經任帝國駐柏林的武官，後來又成了一名深得人心的陸軍校宮。因他領導1913年1月23日的政變有功，被晉升為將軍，並出任國防大臣。1914年由於他同一位奧斯曼王室的公主結婚，因而取得了大馬德（附馬）尊稱。

　　傑馬爾，1892年出生於帝國的一個軍人家庭，是與鋒芒畢露、無法無天和放縱任性的恩維爾非常不同的另一種類型的人。他也是帝國陸軍大學的畢業生，很早就加入了青年土耳其黨。1913年1月13日，青年土耳其黨人武力政變後。他出任帝國京城的衛戍司令，在組織保安部隊和指導他們進行保衛政府的工作方麵，表現出卓越的才能。他後來出任海軍大臣和敘利亞陸軍司令。一般人都認為他是一位非常精通軍事、賦有個人威望而又敢於負責的人，並且一旦在他斷定是出於他所從事的事業所需要的時候，他則可以變得十分冷酷、狂熱和無情。

　　塔拉特是三巨頭中最能幹的一個人。他1874年出生於一個貧苦家庭。他在地方學校肆業後，便在埃迪爾內電報局供職。他曾經利用他的職業為青年土耳其黨人做了許多事情。1908年革命後，他在青年土耳其黨中得到很快的提升，擔任過各種不同的政府職務，包括一個時間的內務大臣。他於1917年出任大維齊。他是一位頭腦敏捷、眼光銳利的人，必要時可以表現得很有力量，但從來不狂熱，也沒有報複心，難怪一位同時代的西方觀察家稱他是“奧斯曼帝國革命時期的丹東”。

　　奧斯曼帝國在這三人軍事寡頭政治控製下，國家權力機器被擰得越來越緊。反對派政黨己被完全解散，他們的領導人不是被流放，便是己經變得無足輕重。這一時期實行的無情鎮壓，一時之間竟達到了近似於恐懼的統治程度。他們的統治隻是由於1918年奧斯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敗才告結束，最終導致青年土耳其黨人的政治組織“團結與進步委員會”自動解散，他們的主要領導人逃往國外，而帝國自由派的代言人又從流亡、隱匿和默默無聞中開始出頭露麵，彼此為爭取得到主持奧斯曼帝國解體的特權而爭吵不休。

　　在由1908年直到1918年奧斯曼帝國最後失敗的這段時期內，除了短暫的空隙時間外，國家的大權始終掌握在青年土耳其黨人的手中。乍一看來，由1908年至1918年的10年政績，確實是非常糟糕的，應該在許多問題上受到責備。他們通過暴力、鎮壓及恐怖的手段，把國家公共生活變成了一種野蠻行為；他們多次使軍隊幹預政治，導致了政府軍事化和將領政客化的雙重惡果；尤其是他們使資產階級立憲政府循序漸進的社會發展，完全變成了陰謀與反陰謀、鎮壓與暴亂、專製、喪權辱國以及戰敗等等的惡性社會循環。最終使帝國的廣大民眾對革命寄予的祟高希望，很快地變成為失望。因此，青年土耳其黨人應該在某些方麵受到曆史的譴責和審判，這也是不無道理的。

　　然而，在奧斯曼帝國曆史發展進程中的另外一個主題，應該永遠不被忽略，這就是對於所有的青年土耳其黨人來說，他們最終關心的事情，便是這一時期已經明白無疑處於危險中的奧斯曼帝國的存亡問題。像奧斯曼帝國曆史上改革派的前輩那樣，他們相信，要使帝國從內部腐朽和外部侵略中得到拯救，便必須對奧斯曼帝國及社會的各個層麵進行某種根本性的變革。所以，在為鞏固執政地位而激烈鬥爭的那些年代裏，青年土耳其黨人都曾抽出大量時間來處理一部分此類的間題，並設法通過立法和行政措施，使其得到解決。盡管他們的工作往往是計劃不周全的，並且也時常因礙於當時國內外局勢的變化，以致受到挫折，但不管怎麽樣，他們還是在許多方麵兢兢業業地努力。尤其是從奧斯曼帝國曆史發展進程的長遠意義而言，青年土耳其黨人的這種勢力，不僅為奧斯曼帝國的將來傳下了前幾百年所取得的社會進步和成就，並且還在製度、意識形態和社會發展等方麵做出了巨大貢獻，從而為現代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共和國的誕生奠定了基礎。青年土耳其黨人統治時期的社會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現代行政管理機構。青年土耳其黨人上台執政以後，第一件迫切需要予以關注的事情，便是外省和地方上僵化教條、效率極低的行政機構。所以不久，便參照西方國家的模式，擬定了一個新的省市政府行政製度，並且付諸實施危提高了地方官員的辦事效率，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所以這些行政製度，在僅僅略加修改之後，便又成為了土耳其共和國地方及省市政府執行司法和行政的體製。

　　古典的伊斯蘭法律和政府製度很少涉及到城市，因為伊斯蘭法律不承認集體的人，在伊斯蘭曆史上也看不出曾經有過哪個得到承認的特權城市是具有法人地位和權力的。正好像國家是不存在的，而隻有一個統治者和它的代理人，城市也是不存在的，而隻有一個棍雜體，它是由各自有其自己的首領和領導人的許多家庭、許多居民區和許多行會所組成的。因此，為了改變這一傳統，在帝國的京城，青年土耳其黨人也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和長遠性的變革。通過在帝國京城建立一個更加有效的新市政組織，從而不遺餘力地推行了多項公用事業計劃，使城市環境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逐步地使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這個古老的城市演變成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商業城市。青年土耳其黨人雖然沒有能夠給奧斯曼帝國帶來一個民主的立憲政府，但是他們卻使帝國的京城有了現代下水道，有了現代的警察和消防隊，使得城市交通和公用事業的而貌煥然一新。尤其是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帝國京城街頭遊蕩的有名的伊斯坦布爾狗群，經市政會議決定，予以一網打盡，運往一個無水的孤島，令其自生自滅。從此在帝國京城的街頭上，便換成了一班接一班的垃圾工人和清道夫。

　　2.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奧斯曼帝國工業的總衰退，在時間上可以一直回溯到19世紀初期，當時的奧斯曼帝國也像其他許多國家一樣，正經受著不斷擴張的歐洲工業資本主義的衝擊，勢如潮湧的大量賤價工業產品不斷流入帝國的市場。在進口的貨物當中，最主要的是紡織品，它使老式的帝國棉業和線業織造者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其他進口貨物包括鐵器、刀、時鍾、紙張和食糖等，而對於這些產品，帝國的地方工業照樣無法同人家競爭。到了19世紀下半葉，帝國除少數像鞋匠、成衣匠之類必不可少的當地手工藝者外，製造工業幾乎全部消失殆盡。這時，奧斯曼帝國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原料出口國和工業製造品的進口國。造成上述的情況，一方麵與帝國實行西方化而在服裝和家庭生活用品方麵引進的新需求有關，另一方麵也與西方列強治外法權條款加諸帝國財政政策上的種種限製有關，但其中最主要的還必須看到，是由於像奧斯曼帝國那種脆弱的舊時代經濟體製，根本就無法抵抗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的競爭。

　　工業作為致富和取得權力源泉的這種價值，雖然在帝國“坦齊馬特”時期的改革家們得到了實現，但他們推行的那種相當粗糙的重商主義，不論對於氣勢萬千的19世紀，還是厄運當前的奧斯曼帝國來說，都是毫無作用的。這種重商主義掌握在一個弱得無法執行自己的政策，窮得無法使自己這些政策得以實現的政府手裏，隻能以失敗、瓦解和貧困而告終。

　　雖然在阿布杜爾·哈米德這位滿懷善意和具有進取傾向的君主在位時，經他鼓勵或直接創議，帝國曾經建成了100多個工廠，但是這些由政府管理的工廠全部因設計不周密，缺乏效率，往往又是脫離本國的需要，麵隻能經常依靠政府的津貼來維持一種寄生生活。其中大多數有時隻經過幾個月便倒閉或被放棄了，到土耳其共和國時期僅隻剩下了三個這樣的工廠。至於帝國的私營工業，大部分都是由外國人控製或是外國人經營的。因此，帝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製。

　　青年土耳其黨人執政的政府，雖然也和他們同時代的多數其他政府一樣，對於經濟問題不像對於政治和行政問題那般關注，然而他們還是試圖解決一些主要的社會經濟問題，尤其是解決了帝國長期遺留的土地問題。關於土地改革，帝國時期的改革家們一直沒有什麽重大的舉措。青年土耳其黨人上台執政後，1910年2月通過了一組“臨時性”法律，給土地，特別是其中有關集體所有權、抵押和繼承權等問題，帶來了重要的改革。1911年3月和1913年2月，還分別另行通過立法，作了進一步的修改。尤其是1913年的修改，為不動產的劃定和登記，以及地價和租稅的估定，規定了一套正規的製度，對於自從“坦齊馬特”改革以來所遺留下來的那種複雜而不規則的狀況，確實起到了簡化的作用。

　　另外，在奧斯曼帝國最後的幾年中，由於在青年土耳其黨人中間民族主義的日益高漲，使得執政的青年土耳其黨人逐漸地意識到，西方列強對帝國經濟的滲透是對帝國主權的侵犯。他們曾經特別積極地號召民眾從事更大規模的國民經濟活動，作為奧斯曼帝國獲得經濟解放的先決條件。此外，他們還采取了鼓勵地方企業發展的許多措施，並為廢除經濟治外法權條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913年7月，青年土耳其黨人政府成立了一個“國民消費社”，並且發動了一次鼓勵民眾進行國貨消費以替代舶來品的運動。同年，通過了一項積極鼓勵發展工業的法律。1915年，完成了帝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工業普查。

　　對於任何一種國民經濟的發展來說，首先一項先決條件是要有一個真正的國家銀行，因為當時所有的銀行，包括帝國奧斯曼銀行在內，全部都處在外國控製之下。1916年，青年土耳其黨人政府成立了一所國家信貸銀行。該銀行於1917年1月正式開業，資本為400萬奧斯曼鎊，其中半數已預先交付，並發行了每股價值10鎊的股票40萬份，並明確規定隻限於奧斯曼帝國的屬民方能擁有。

　　在國家銀行的扶植之下，其他金融企業也都開始興辦起來，特別是還開辦了兩家保險公司。關於私人企業利用地方資本開設公司一類的事情，在報紙上得到了廣泛的宣揚，工廠的開業也都舉行了隆重的儀式。在這一時期，各家外國公司根據帝國有關法律的規定，董事會中都必須有一定人數的奧斯曼董事。1916年帝國頒布的一項法律規定各特許企業應設立突厥文的賬目，經營中也要使用突厥語。

　　在奧斯曼帝國衰落的最後年代裏，盡管青年土耳其黨人為發展奧斯曼帝國商業和工業所做出的這些努力取得的成就很少，並且在這一切也全部都隨著帝國的失敗和青年土耳其黨領導人的逃亡而一同告終。但是，他們確實也還是製定了許多有效地發展國家社會經濟的方針政策，隻不過必須要等到以後較為有利的時機，才由土耳其共和國執行罷了。

　　3.法律方麵的改革成就。1908年的革命和帝國憲法的恢複，再度引起了關於引用涉及地方分權與地方政府職能分立的憲法第108條的間題，議會中關於這項法律的審議是曠日持久而又艱難的。1913年3月26日，該法在青年土耳其黨人的努力下終於獲得通過，這是立法者拋開伊斯蘭法律原則，而走向西方世俗法律原則方麵邁出重要步伐的具體表現。從此，帝國便把西方關於法人團體的概念帶進了該國的法律及行政機構，並一直成為土耳其共和國時期地方行政製度的基礎。

　　此外，1917年在青年土耳其黨的倡導下通過的新婚姻法，標誌著在婦女權益上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作為處理家庭婚姻，以及個人事務的宗教法庭，也已撥歸司法部管轄，也就是說，把一個現代的、世俗的權力機關置於諸教權階級之上了。

　　4.社會生活方麵的改革成就。由前一個世紀開始的西方化運動，到青年土耳其黨人統治時期，已經形成了一股社會勢力。老的計時方法讓位給了24小時為一天的歐式計時法。服裝和生活方式的西方化發展程度，到了以致引起宗教當局的關注並不得不加以申斥的地步。1914年4月，伊斯蘭教教長告誡穆斯林婦女，不得穿歐式服裝，否則給予懲罰。同年9月，帝國政府還果真通過了一項決議，對公開違反齋月規定的穆斯林將予以逮捕和罰款。

　　然而這些措施絲毫不能阻擋奧斯曼帝國社會日益走向世俗化和現代化。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便是青年土耳其黨人在教育方麵取得了他們最大的成就。他們在前輩改革者做出的事業基礎之上，又建立了一個包括由世俗初等及中等學校，到師範和專科學校，並以經過改組的伊斯坦布爾大學為頂峰的新型現代教育體係。這種新型的現代教育體係，擴大了婦女受教育的機會。首先是小學和中學，後來又是大學一概招收女生，從而為女子進人專門行業和參加公共生活打開了道路。在帝國京城伊斯坦布爾等大中城市，許多大膽的女性居然剪短了頭發戴上了帽子，摘掉了麵紗，出現在公共社交場合。特別是在戰爭年代，由子許多男子被軍隊吸收人伍參戰，因而迫切需要婦女出來為社會服務。在過去的年代裏，女性惟一可能從事的職業，隻能是護士、助產士和教師，這時她們已是醫生、公務人員、律師和企業家了，她們當中的許多人在1919年奧斯曼帝國戰敗後，為土耳其民族的複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5.思想及文化運動方麵的成就。青年土耳其黨人統治的時代最有趣和最主要的一麵，也許是思想和文化生活。1908年革命勝利後，帝國憲法的恢複，使得長期以來被封閉在素丹專製統治下的各種思想和自由意識，如一股洪流一泄千裏。一係列新文藝、新政治以及其他性質的刊物不斷湧現出來。長期保持緘默或是遭到壓抑的聲音，現在又都大聲地清晰地回響了起來。多年積鬱在民眾心中的思想，紛紛上了書報。盡管1909年4月兵變以後青年土耳其黨人又重新恢複了鎮壓和新聞控製，但也始終沒有能夠真正製止住源源而來的各種新思想、新表現和新議論。隨著現實生活不斷發生變化，人們對於現實生活中的價值觀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表現得既迅猛廣泛，又意義深長。

　　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中，西方的思想再度為政治性和社會性的批評提供了理論基礎。法國仍然是這些外國思想影響的主要來源，不過，曾經左右奧斯曼帝國改革派意識的18世紀啟蒙思想，這時已經完全讓位於19世紀的社會科學。其中第一個出現的實證主義社會學，曾經啟發了青年土耳其黨人就團結與進步的含義作了述，並對於現世的急進主義隨後在奧斯曼帝國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作用。另外，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也成為青年土耳其黨人中自由派個人主動和地方分權學說的基礎。最後，正是在西方的社會學中，青年土耳其黨人的民族派為創立關於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詳盡理論體係，找到了概念上的結構。所有這些政治學派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都趨向於把社會學看成是一種哲學，甚至是一種宗教，而且還把它看成是在有關道德、社會、政治甚至宗教等問題上的準神權權威的一個來源。

　　總之，在青年土耳其黨人統治的年代裏，奧斯曼帝國曆史發展的進程加速了。它既出於自覺也是形勢的使然。如果青年土耳其黨人能夠按照這一發展趨勢努力下去，奧斯曼人在東方的偉大曆史新命運就將會充滿了極大的希望。但因為青年土耳其黨人在外交決策上的失誤，使得奧斯曼帝國不久卷人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在現代戰爭的衝擊下歸於覆滅，終於耗盡了奧斯曼人的士氣和忠誠。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奧斯曼帝國能否在德、奧軸心國和英、法、俄協約國之間嚴守中立，此事雖不能肯定但有可能。當時奧斯曼帝國的許多臣民是支持英、法兩國的，絕大部分青年土耳其黨人和他們的政府內閣多數成員在1914年也是讚成中立的，可事實是，在戰爭爆發以後，奧斯曼帝國卻站在了德國一邊作戰。這種抉擇主要是由青年土耳其黨人的主要領導人恩維爾等少數人作出的。恩維爾是一位親德派分子，他總是認為同強大的德國站在一起反對俄國，最能夠實現奧斯曼帝國的利益。他老是夢想有朝一日泛突厥主義能擴展到俄國的高加索。這一抉擇後來證明，對於奧斯曼帝國的前途是致命的，但其結果對於現代土耳其共和國的興起則起到了至關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