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

第一節 青年土耳其黨人與憲政運動

　　從“坦齊馬特”以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是奧斯曼帝國社會轉型的重要曆史時期。奧斯曼帝國通過改革和革命，首先完成了由封建軍事聯合體，向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政體的社會轉變。尤其是在青年土耳其黨人的領導下，推翻了君主專製統治，使資產階級牢固地掌握了國家的政權，並通過一係列以西方化為宗旨的社會變革，徹底地摧毀了奧斯曼帝國古老的社會契約及義務製度，推動了奧斯曼帝國社會各個層麵的不斷發展和進步。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使古老的奧斯曼帝國以戰敗而告終，但卻為一個新興的現代土耳其共和國的誕生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尤其是在具有現代土耳其共和國之父美名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凱末爾的領導下，奧斯曼帝國的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並通過一係列深層的世俗化社會改革，使奧斯曼帝國最終完成了從開明君主立憲製，向民主共和製的曆史轉變，建立了一個欣欣向榮的資產階級現代民族主權國家。

　　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是在19世紀試圖摧毀奧斯曼帝國的極其有關的兩股力量。奧斯曼帝國的專製統治者們對於這些危險的新思想不斷進行駁斥，把西方的自由和民主說成是一種Y蕩之風和無政府主義。認為這種妄圖虛擬的信仰和荒誕無稽的說法，其目的是誘使一群狂若瘋人的平民圖謀不軌，在各派宗教之間進行煽動，在各個國王和各個國家之間造成不和，所以做出這樣或那樣的一切努力，以便把它們消滅在萌芽狀態之中。可是從自由之樹折下來的這根幼枝，已經在奧斯曼帝國的土地上紮下了根。歐洲的繁榮和強大，以及歐洲成功的秘密，使奧斯曼帝國那些具有新精神和更加清晰的新現實思想的人們，對於自由、平等和法治感到越來越大的興趣。

　　到了19世紀上半期，在奧斯曼帝國民眾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其中有機會到過西方去旅行的那些人，以及在西方式現代教育中慢慢培養出來的一批有教養的新知識階層，已經開始很不愉快地意識到自己國家的貧困和落後，而相形之下，一個變得難以想象的富強的歐洲，憑著它那無限的自信和進取心，似乎正在把整個世界都置於自己的掌握之中。像為什麽奧斯曼帝國在走向衰落？‘這樣的老話題，當時已經變了一個新的說法，那就是：為什麽奧斯曼帝國在衰落，而歐洲在前進和發展，歐洲成功的秘密又是什麽？’

　　從塞利姆三世時期，在奧斯曼帝國興起的以學習西方為宗旨的社會改革，經過馬赫默德二世時期和“坦齊馬特”時期，已經在把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隔離開來的牆上打開了一道門，從此，便不再可能對通過這道門的思想交流加以控製和選擇了。對於一些抱著滿腔熱忱到歐洲去留學的奧斯曼青年來說，要想探索歐洲難以捉摸的力量和源泉，似乎很自然地要向歐洲生活方式，以及政府職能中那些與自己國家最不相同的特點方麵去尋找，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他們的閱讀和學習興趣，多少要超出最初帝國政府為他們規定的學習專業技術的這個範圍了。

　　19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的歐洲自由主義，是開明和進步的神聖由來，它結合了理想主義者最高貴的希望和企業家與技術人員的最現實的希望，這樣，對於那些來到西方學習的奧斯曼青年來說，還有什麽是比立憲和議會政府更加鮮明地表現為西方特色的呢？歐洲的進步和繁榮不正是同某些政治條件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嗎？這些使他們逐漸地認識到，歐洲各國繁榮的基礎，是人口的穩步增長，農村技術的改進和保證人們安居樂業。但是這些又要求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名譽以及聲望都能夠得到完全的保障，也就是說，需要依靠正當應用各項必要的自由的權利，以及慎重地和關心備至地來維護這類保障和這些自由的權利。

　　到了19世紀60年代，在奧斯曼帝國當時爭論的問題，已不再是關於接受或者拒絕實行西方化的社會改革，而是要不要，以及如何對於國家的專製製度加以限製的問題。在這種形勢下，一個新型的、受過西方現代教育訓練的知識分於，在一些宗教勢力的幫助下，掀起了反對頑固到底的上層官僚和烏裏瑪的寡頭獨裁統治的運動高潮。這個新的憲政改革階段，不是以頒布帝國政府的法令，而是以發表文藝性宣言作為開始的。青年土耳其黨的領導人不是政客，而是一些著名的詩人和作家。大約從19世紀中葉開始，由於從形式到內容都同古典奧斯曼作品迥然不同的新奧斯曼文學的興起，大大加速了西方各種政治思潮的傳播，使得奧斯曼人開始在態度上有了同西方的社會與政治態度相適應的轉變，成為奧斯曼人社會變革的靈感源泉和模仿的對象。

　　奧斯曼新文學的創始人，一般認為應數三個人，即邢納西、齊亞和納米克。邢納西是詩人、戲劇家和新聞記者。他的父親是帝國的一名炮兵軍官，他小的時候，從他父親的一位同事，一個在奧斯曼帝國軍隊裏服役的法國逃亡者那裏受到法語的啟蒙教育。長大後，他本人也在帝國軍隊的炮兵部隊供職。由於受到雷什德的欣賞，因而他隨同一批奧斯曼青年人前往巴黎學習，在那裏大約學習和生活了四五年。由於親聞目睹，並受到西方進步思想的影響，他參加了震撼人心的1848年反對專製統治的歐洲革命，並曾把一麵法蘭西共和國的國旗懸掛在了巴黎的偉大祠上。在那些英勇的日子裏，以及緊接著在隨後的一段時期內，作為一名巴黎青年學生的邢納西，當然不可能不打上時代的烙印。

　　1850年邢納西回到奧斯曼帝國後，又重新人了仕途，任新成立的帝國教育會議的委員。由於他處處表現出一種洋派作風，以致遭人歧視和引起人們的不滿，不久被上級下令免去了他的教育會議委員的職務。從那時起，邢納西開始越來越注意文學和新聞事業，後者對於奧斯曼帝國來說，還是一種新的職業，也是一種新的表達思想的方式。從1862年起，他開始主編他自己主辦的《輿論解說時報》，該報對於國內知識界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1865年，因觸怒了官方遭受到迫害，他再度前往巴黎，直到1869年才又回到國內，子1871年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去世。

　　在奧斯曼新文學三個創始人中居第二位的是齊亞。此人是奧斯曼帝國加拉塔地方海關的一個辦事員的兒子。小的時候，他在素丹馬赫默德二世在蘇萊曼清真寺附近開辦的現代世俗學校完成了學業，17歲時進人帝國政府機關。1854年，也是由於得到了帝國改革派代表人物雷什德帕夏的賞識，被任命為素丹的秘書，從而走上了他在皇宮內府的一段新經曆。正是在這個時期，他開始學習法語，不久便達到了非常精通的程度，能夠把法文書籍翻譯成突厥文。由於他同其他帝國改革派人物阿利和富阿德等人長期政見不和，被調離皇室內府。曆任各項帝國政府中的次要職位。此後，他聯合納米克以及其他誌同道合的青年人，組織了青年奧斯曼人運動。1867年，齊亞被任命為有名無實的塞浦路斯總督，實際上等於被貶。麵對這種形勢，他於是和他的一大幫青年奧斯曼同黨一起逃往歐洲。從1867年至1872年期間，齊亞一直過著政治逃亡的生活，起初在巴黎，後去倫敦，最終到了瑞士的日內瓦。在這些年代裏，他寫了許多針對奧斯曼帝國專製統治的批判性文章。1872年，當他的主要政敵阿利和富阿德等人相繼去世後，他重新獲準回到奧斯曼帝國。1876年，素丹阿布杜爾·哈米德任命他為敘利亞總督，並授予大臣的官銜。1880年5月，齊亞在阿達納去世。

　　齊亞並不是一位始終主張西方化的人。他一方麵強調學習語言的重要性，另一方麵又不讚成模仿西方文藝的典型，原因是認為每一種文明都有它自己的天才人物。此外，他也並不熱衷於給予非穆斯林的人以平等的社會地位。不管齊亞在文化和宗教方麵表現得是多麽的保守，他本人並沒有因此而認為不屑於信從西方的各種思想，隻不過他做了恰當的掩飾而已。其中最使他信服的是立憲政府。他多次提醒素丹注意國家處境的艱險，建議帝國成立國民大會，認為成立這樣一個大會，將使奧斯曼帝國在做法上和各個文明國家取得一致，同時又不致於侵犯君主的合法權利。

　　奧斯曼新文學中的第三個人，是其中最賦天資的納米克。納米克1840年出生於泰基爾達地方的一個貴族家庭。他的父親是朝廷管星象的官員，是祖上一直都做奧斯曼帝國官的一個多少有點沒落家庭的後裔。他的母親原是阿爾巴尼亞人，是一位地方顯貴的女兒。納米克從小在家裏讀書，學習法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他遵循與他同階級同時代青年人所走的正常途徑，在17歲時人了仕途，在帝國海關的翻譯室裏找到了一個適當的職位，後來又遷升到帝國政府翻譯室工作。

　　不久，納米克受到邢納西的影響，和他一同創辦了《輿論解說報》，1865年邢納西逃往法國之後，由他繼任該報的主筆。最初，他的文章完全限於翻譯作品，隨後，由於需要應付像1863年至1864年第二次波蘭革命和美國內戰等一類的事件，使得他作為一名政治記者和政治評論家的觀察能力更加敏銳，技巧也更加成熟。然而，他所寫的有關評論奧斯曼帝國事務的文章，使他同政府當局發生了糾葛，1867年，他同齊亞以及其他奧斯曼青年黨人一同逃往歐洲。

　　此後的三年裏，納米克一直都是在流亡中度過的，他到過倫敦、巴黎和維也納。那時他每天忙於出版反對派的刊物，忙於學習法律和經濟，忙於將西方的作品翻譯成突厥文。1871年，他回到了奧斯曼帝國，又恢複了從事新聞事業的活動，並於1873年寫成愛國劇本《祖國》。這個劇本激發了十分危險的民族熱情，以致帝國政府不得不將他監禁在塞浦路斯，使他又在那裏呆了三年。1876年，專製的素丹阿布杜爾·阿齊茲退位後，他獲準再度回到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並參與了關於製定帝國憲法的一些籌備工作，不過，他也像齊亞一樣，被禁止作為候選人。不久，他那強烈地反專製、積極倡導自由的行動，又冒犯了新素丹阿布杜爾·哈米德。在此後的日子裏，他的多半時間是在拘禁和流亡中度過的1888年他在希俄斯病逝。

　　納米克在奧斯曼帝國之所以最負盛名，是因為他是自由和祖國這兩種思想的倡導人。通過連續不斷地發表許多評論、文章、小說、戲劇和詩歌，他把這兩種作為法國大革命特征的思想帶給了奧斯曼帝國的廣大民眾，但都是采取了適合伊斯蘭傳統和觀點的形式。因為不管納米克具有多麽強烈的愛國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他仍然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他所說的祖國，盡管在用這個名稱時指的是地方而不是社會，但其中帶有的伊斯蘭含義卻並不少於奧斯曼的含義。在納米克的一生中，他始終堅持伊斯蘭的真諦和信念，並時常嚴厲地批評“坦齊馬特”時期的改革家們，認為他們沒有能夠做到對古典伊斯蘭傳統中的精華加以保護，以致不能使得古典的伊斯蘭傳統對於必須由歐洲輸人的各種新杜會製度，發揮其鼓舞及指導的作用。他堅決地維護伊斯蘭教的真誰，並在歐洲人以輕侮的態度對待伊斯蘭的成就時，起來進行捍衛。他甚至還竭力地宣揚和鼓吹形成一個在奧斯曼人領導下的大伊斯蘭統一體的思想，這個統一體將接受和適應現代文明，並把它傳播到亞非各地，從而建立起一種東方的均勢，以對付歐洲的均勢。

　　不過，納米克本人對於歐洲文明的成就還是懷有極其深刻的印象。在他看來，伊斯蘭的落後隻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這種落後不是由於任何伊斯蘭本身內在缺陷的緣故，而隻是由於西方力量的控製，剝奪了伊斯蘭世界本身發展的機會所引起的。他認為伊斯蘭國家必須要使自己現代化，但要做到這一點，它決不應隻是奴隸式的模仿歐洲，而放棄自己的法律、信仰和傳統。他甚至認為，情況恰恰相反，所有一切歐洲文明中最好的東西，都是出自古典的伊斯蘭文明，或者是在古典伊斯蘭文明中同樣可以找到的，穆斯林在采納歐洲文明這些東西的時候，便是又回到了自己傳統的最深刻和最真實的本質中去。在這方麵納米克所采用的論證方法，也正是曆來在伊斯蘭社會中出現的一種具有浪漫主義傾向和辯解式傾向的寫作所常用的典型方法。其目的，是要贏得西方人或者實行西方化的人對於傳統伊斯蘭真諦的尊重，也是要使得奧斯曼帝國改革派的各種思想更加合乎正宗穆斯林的口味。

　　納米克的政治理論大多來自歐洲啟蒙學家孟德斯鴻和盧梭。他的有關政治實施的各種想法，則都是來自英國和法國議會。孟德斯雞的《法律的精神》一書，是對納米克的政治思想具有最深刻和最持久影響的著作之一。1863年，他開始發表該書的譯文。後來他不斷發表文章，設法把孟德斯鴻的思想解釋成為是與伊斯蘭法典的原則相符合的。在納米克看來，伊斯蘭法典的各項賢明而公正的法則，與孟德斯鴻所說的自然法毫無二致，同時，作為法律產生根據的“萬物之本質”，也可以說就是指的那個多少帶有泛神論概念的真主本身。雖然納米克並不是第一個在奧斯曼帝國談論人權和議會政府的，不過他是第一個把它們相互聯係起來，並且對於法律上的自由和自治有著清楚看法的人。對於納米克來說，國家的首要責任是要持之以公正。不過他同時對於公民根據公正的原則，而要求國家必須予以尊重的政治權利，以及對於能使這類權利有所保障的各種方法也有著他的清楚的看法。他曾經把這些來源於西方的思想，看成是與伊斯蘭法律中的各項原則相等同的東西。

　　19世紀下半葉，當素丹以及大臣們日趨嚴厲的血腥專製，開始使青年奧斯曼黨人感到厭惡，頑固不化的老一輩開始阻擋他們前進的時候，不論在意識形態方麵還是在反抗與革命的技術方麵，他們已不再感到缺乏指導了。他們提出了計劃，要求及時製定現代化的方案和社會與政治改革的方案，不打算去等待兩個世紀再趕上一個假定說是停滯不變的歐洲，但是他們完全低估了實行這些方案將會遇到的困難。青年奧斯曼黨人認為，社會進步需要靠自由的製度來促進，自由的製度要靠公共輿論來維持。因此，他們開始著手在奧斯曼帝國建立和培養一種他們希望能像在西方那樣起作用的公共輿論。

　　作為實現他們這種希望的主要媒介之一，便是報紙，而報紙在西方世界所具有的重要性，很快便被他們意識到了。第一種突厥文的非官方定期刊物，是每周出版的《新聞報》。1840年由威廉創辦。1846年威廉去世後，由他的兒子接辦。該報雖然采取了官方報紙的形式和體裁，但其中國際形勢所占篇幅卻較多。該報初創期間，曾經遇到過一些困難，一度被迫停刊。後來才又恢複發行，而且似乎還領有一筆政府的補助。靠了這筆補助加上日益增長的廣告收人，這樣才使得該報能夠維持下去。但也像官方報紙一樣，它並沒有做到定期出版。克裏米亞戰爭的爆發，給該報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會采訪戰爭進行的情況，由《新聞報》用副刊的形式予以發表，從而使得渴望得到新聞的奧斯曼帝國的讀者，對於現代國家所辦報紙的作用和價值，獲得了一個新的深人的認識。為了不脫離日益擴大的讀者圈子，（新聞報》的編輯們開始簡化報紙文字，逐漸地放棄了過去和官方報紙共同采用的那種累贅的、公文程式的文體，采取了更加簡單樸素的文字。除新聞之外，該報還發表文章和特寫，往往連續登載，這樣就使得許多奧斯曼帝國的文人們初次得到了新聞文藝鍛煉的機會，其中也包括邢納西等人。

　　除平淡乏味的官方報紙以外，由私人創辦的《新聞報》實際上壟斷了突厥文報紙達20年之久。在這段時期內，它起到了創始者的重要作用，幫助廣大讀者熟悉新聞和特寫，訓練了這一代的報人，包括印刷者、發行者以及作為報紙業必不可少的其他附帶行業的人們。1860年，《新聞報》終於不可避免地碰上了西方新聞界的另一特點：競爭。在這一年，一個帝國貴族家庭的子弟、中央政府翻譯室的高級官員埃芬迪，開始創辦一種新周刊《解說報》。與他合作的是青年奧斯曼黨重要人物、該報的編輯和撰稿人、詩人兼現代作家邢納西。為了應付競爭和挑戰，（新聞報》改為日報，每周出版5天。在一段時斯內，這兩種報紙彼此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然而不久，新出版的《解說報》便遇到了困難。在19世紀60年代，奧斯曼帝國日益趨向專製的氣氛下，官方政府認為邢納西及其同夥們的言論和行為，已經超出了他們被允許的自由範圍。不久，《解說報》被勒令停刊，從此開創了奧斯曼帝國政府封閉報館的先例。

　　邢納西由於感到本人的言論自由受到了限製，因而在《解說報》被勒令停刊之後，便脫離了該報，而於1862年6月開始另外出版發行他自己辦的《輿論解說報》。這份報紙所采取的政治立場又略微前進了一步，盡管它的進步性主要是表現在文化方麵，而不是在政治方麵。不過，邢納西對於政治也是非常關注的，而且還不時地提到財政和法律改革的必要性。在辦報方麵步其後塵的，是比他還更加出名的信徒納米克。納米克在新聞界次初露麵，是1863年3月在《鏡報》上發表文章，該報因發表生動有力而聳人聽聞的文章觸怒了帝國政府，所以一共隻出版了三期就被勒令停刊。此後，納米克便開始為《輿論解說報》撰稿，並於1865年邢納西去巴黎之後，接任該報主編。從他開始，該報的言論也就變得比較直言不諱地談起政治來了。不久。他的有關國內外問題的犀利評論，便開始引起帝國政府的高度關注。

　　相比之下，在論調和內容上更為激進的是《通告者》，該報創刊於1867年1月1日，同年3月8日出了最後一期，此後辦報人集體逃往歐洲。有一段時間，該報繼續在倫敦出版。在這同時，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又出現了幾家其他報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祖國鏡報》該報創刊於1867年1月14日，它是第一個帶有插圖和采用祖國名稱的突厥文報紙。報紙數目激增，言論日趨激烈，開始引起帝國政府的注意。自從1861年素丹阿布杜爾·阿齊茲即位以後，帝國政府變得日益專製。1865年1月，一項新聞法令開始生效，這在奧斯曼帝國還是首創。法令就有關報紙經營事項訂立了嚴格的條例，還規定在帝國政府內設立新聞委員會，以協助警察法庭執行法律。

　　由這些措施起，奧斯曼帝國便開始了一個嚴厲鎮壓的曆史時期，以致後來有好幾家報館遭受到查封，許多比較著名的報刊撰稿人，也都紛紛逃往歐洲。在此後的數年中，一些非常重要有影響的突厥文報紙全部都是在倫敦、巴黎和日內瓦等流亡地出版的。用其中一家報紙倫敦版創刊號上的介紹語來說：“《通告者》找到了一個不禁止人說實話的國家，並且重新問世了。”奧斯曼帝國的官員們，麵對這類新間題，也不得不去研究關於如何影響報紙和如何控製報紙的技巧。但是，奧斯曼帝國的新聞界，也在一段十分短促的時期內，完成了他們由報道到評述，由評述到批判，由批判到反對，由反對到書卜戰的演變過程。

　　關於奧斯曼帝國自由主義者反抗極權統治的曆史，按一般的習慣，都是以1859年的被稱作為庫勒利的事件開始。在那一年，一小撮同謀者策劃推翻，或者在必要時刺殺素丹阿布杜爾·麥吉德。但是不幸的是預謀被發現，主謀人被作為要犯流放到了敘利亞。歐洲的一些政治觀察家，把這次未獲成功的預謀事件，說成是奧斯曼帝國曆史上第一次企圖實行立憲及議會政府的嚐試。實際上，自由主義和立憲思想，在若幹年以前便已經為奧斯曼帝國的人們所知道。盡管這類思想是很不明顯的，但還是曾經對素丹阿布杜爾·麥吉德和雷什德倡導的改革有過一些影響。1845年，素丹阿布杜爾·麥吉德曾經試行召開過一次全國地方鄉紳大會，希望批準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但會議開得並不成功。

　　在奧斯曼帝國，完全是按照自由主義方式對政府的行為提出批評，以及提出一些憲政改革方案，那是19世紀60年代的事情。1865年6月，一些反對帝國專製統治的自由主義者，試圖組織一個確定的秘密團體。關於它的最初方案很少有人知道，隻是據說作為發起人之一的阿耶圖拉，帶著兩本重要的書籍參加了第一次的會議。一本書是關於意大利燒炭黨的，一本書是關於波蘭的一個秘密團體的。後來他們決定采取的行動方案，似乎便是根據意大利燒炭黨而來的。這個團體很快得到發展，不久便號稱擁有245名成員了。奧斯曼帝國王室的兩位親王，穆拉德和阿布杜爾·哈米德對這個團體都表示有興趣，但到後來才弄明白，阿布杜爾·哈米德對這個團體從一開始便抱有敵意。

　　盡管帝國政府通過諜報人員的報告，也了解這一團體成立的有關情況，不過一直都沒有對它采取任何措施。1867年，這個團體大量印發致素丹的公開信，在信中提及關係到奧斯曼帝國情況的一些冷酷的實情，並且建議立即實行憲法及其他方麵的改革。這封信引起了奧斯曼帝國自由主義者的極大振奮，但也引起帝國政府的恐慌。帝國政府迅速而又不聲不響地采取了行動。這個團體的一些主要領導人，如齊亞、納米克等人都被流放到了安納托利亞。

　　但正是在這個時候，這個秘密政治團體得到了正式命名。1867年2月初，比利時報紙《北方報》登載了一則關於費薩爾親王在奧斯曼帝國開辦一家銀行的消息。費薩爾親王在為更正這項錯誤根道而寫的信中，提到在奧斯曼帝國支持他的人，並稱他們為“青年奧斯曼人”，這一名稱無疑是從幾十年前便已經在歐洲出現過的青年意大利、青年英格蘭、青年法蘭西、青年德意誌等得到啟發而采用的。這個名稱被齊亞、納米克等奧斯曼帝國自由主義者看中了，他們最後決定用青年奧斯曼人作為他們的政治組織和出版物的名稱。1871年奧斯曼帝國宣布大赦，隨後，許多青年奧斯曼黨人由流亡中返回國內，通過新聞活動，繼續從事他們反對專製統治，要求自由和憲政改革的活動。

　　19世紀70年代中期，奧斯曼帝國的社會情況急劇地惡化。龐大的軍費開支，素丹的荒淫無度，再加上大臣們漫無止境地借款，使得帝國的財政陷人一片混亂。尤其是農作物的連年歉收所帶來的苦難，使得廣大民眾對社會不滿的情緒變得普遍而強烈。1875年10月，大維齊尼迪姆宣布奧斯曼帝國所負的債務一律拆半付息，這使得奧斯曼帝國政府在歐洲的地位和信貸受到災難性的打擊，全國各地處於一片棍亂之中。1875年7月，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發生了不滿帝國專製統治的群眾起義。不久，這一事態迅速蔓延到了保加利亞，在那裏，奧斯曼帝國的軍隊采取了血腥的鎮壓，以致引起了全歐洲各地一致發出的忿怒抗議。特別是1876年5月6日，在薩洛尼卡發生了殺害法、德等國領事的事件，使得奧斯曼帝國政府同歐洲各國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水火不相容。從此，歐洲各國聽任奧斯曼帝國走向破產，喪失信譽，並讓它獨自去應付北部地平線上正在醞釀著的戰爭。

　　1876年5月10日，奧斯曼帝國內部不滿情緒終於達到了頂點。帝國京城裏幾所著名神學院的學生們，在帝國中央政府的外麵舉行抗議示威，要求撤換一些腐敗無能的政府官員。神學院的學生舉行抗議示威，這在奧斯曼帝國並不是一件什麽新奇的事情。自從16世紀以來，他們就已在奧斯曼帝國的國家政治事務中，扮演著一個極其重要、而有時又是危險的角色，並且也是這個國家社會發展史中有重要意義的一種現象。然麵，神學院的學生想通過示威遊行，來達到改換帝國政府要員的目的，這倒還是一件新鮮的事情。這種久已成為歐洲一些地方的傳統，如今傳到了奧斯曼帝國，並且為以後，特別是在那些作為奧斯曼帝國的繼承國裏一再發生的多次這類事件，樹立了先例。

　　素丹阿布杜爾·阿齊茲在神學院學生們的巨大壓力之下被迫讓步，兩天後，他免去了腐化和保守的大維齊尼迪姆，以及野心勃勃、胸懷狹窄的總法典官埃芬迪等人的職務，任命了以米德哈特為首的一批致力於社會改革的政府高級官員。然麵，由於立場和觀點相左，所以在素丹和他的新大臣之間，彼此完全無任何信任可言，一切政治攤牌已經是迫在眉捷。1876年5月30日，以具有改革精神而著稱的米德哈特為首的大臣們，憑著由帝國總法典官署名同意廢黝素丹的判決書作為武器，並以適當的政治和軍事準備為後盾，正式宣布年邁保守的素丹阿布杜爾·阿齊茲已不再執掌朝政，而另外立他的侄子、思想比較開明的穆拉德五世為素丹。老素丹淚流滿麵地寫了一封讓位給他的繼承人的信後，一聲不響地離去了。新即位的素丹立即下詔，要所有的大臣一律留任，並準備進行奧斯曼帝國新的社會改革。

　　穆拉德五世的登基，似乎像是奧斯曼帝國自由主義者的一次勝利。穆拉德五世在過去的一些年代裏一直與青年奧斯曼黨人保持著聯係，並且一直對他們所從事的事業表示同情。現在，青年奧斯曼黨之中有許多人接受了宮廷的任命。納米克做了穆拉德五世的私人秘書，另一位青年奧斯曼黨人的重要成員薩杜拉擔任了宮廷秘書大臣這樣一個重要的職位。然而，自由主義者為他們的新素丹所感到的高興，隻是曇花一現。穆拉德五世曾經是一位極有才智的王子，他博覽群書，特別是對於歐洲的文學、科學技術以及歐洲政治事務均頗感興趣，也頗為了解。由於他思想開放，並一直和青年奧斯曼黨人保持著聯係，素丹因而對他越來越不放心，從此，他在監視之下過著一種幾乎完全與世隔絕的孤獨生活。這種生活給予他的心理壓力，以及經常借酒澆愁的不良習慣，對於他那已經變得神經不正常的性格來說，都是致命的。所以在等到他登基的時候，穆拉德五世已經朝著神經錯亂的方向在發展了。

　　特別是在穆拉德五世登基之後，由於受到兩次不幸事件的打擊，弄得他果真神經錯亂了。第一件是老素丹阿布杜爾·阿齊茲的暴卒事件，他在遜位幾天之後，被發現兩腕割破慘死在奇拉安宮裏。第二件事是他的一些親信大臣在內閣會議上慘遭殺害，凶手是曾經任素丹阿布杜爾·阿齊茲之子伊澤丁親王的副官哈桑。新素丹因這些事件受到過度打擊，竟變得無法在公共場合露麵，更完全不能料理國家大事。經過帝國醫生和外國醫生的仔細會診，人們似乎已經弄明白，那就是新素丹的病症已經無可救藥了。

　　在對外戰爭和帝國內部危機兩麵夾擊的情況下，這樣一種形勢不久便使人感到無法容忍下去了。具有改革精神的大臣們，不管他們心裏怎樣的不願意，但又不得不開始考慮著素丹退位的可能性。下一個素丹繼承人是穆拉德五世的弟弟阿布杜爾·哈米德。1876年8月27日，精力充沛、具有耿直賢官美名的米德哈特前往阿布杜爾·哈米德母親所住的王宮去會見他，以便事先得到他對於帝國自由主義事業表示同情的諾言。這位未來的素丹，在看了由大臣們準備提出的一份帝國憲法草案之後，表示同意，並且答應予以支持。初步工作完成以後，米德哈特又從帝國的總法典官那裏得到了一份根據神經失常不堪任事為理由，而準許素丹穆拉德五世退位的判決書。8月31日，苦命的穆拉德五世被廢黝，阿布杜爾·哈米德正式宣告繼任素丹。據說，納米克等人曾經含著眼淚苦苦哀求米德哈特暫緩讓穆拉德五世退位，但終於沒有結果。退位後的素丹被帶到奇拉安官，在被因禁了28年之後，於1904年病逝。

　　在短短的四個月內，素丹根據自己手下大臣們的決定，兩次被廢，兩次易人。在這一事件中，米德哈特起到了主要的組織和操縱作用。米德哈特1822年生於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是魯歇克地區一個法官的兒子。當他還隻有十兒歲的時候，便在大維齊的辦公室謀得了一個職位，而且從此在帝國政府裏很快地步步高升。1858年，他被準假6個月前往歐洲進修，訪問過倫敦、巴黎、維也納、布魯塞爾等城市。回國後，他做過不同地方的總督，因勤政廉潔，博得了一個能幹耿直的賢官美名。1864年，他被召進帝國京城，商議關於該年草擬新地方行政法的事情。同年晚些時候，他被任命為新多瑙河省總督。在這次以及後來擔任巴格達總督的任內，他都表現出傑出的治國才能，給這些省份帶來了多少年來都未曾有過的安全和繁榮。1872年8月，米德哈特被素丹阿布杜爾·阿齊茲任命為大維齊。然而，他卻不是那種心甘情願為反複無常和絕對專製的阿布杜爾·阿齊茲充當工具的人，所以在僅僅就任兩個半月後便被免了職。在此後的兒年裏，由於不同敵對派係在帝國政府內的操縱，他進進出出地曾經擔任過各個不同部門的大臣，但為期都不長，並且每次都沒有什麽很大的建樹。米德哈特的主要政治目的，就是要使奧斯曼帝國獲得一個憲法。

　　1876年秋季，麵對泛斯拉夫主義和歐洲列強的幹預，奧斯曼帝國上下群情激昂，出現了一股愛國主義熱潮和伊斯蘭教的狂熱情緒，這種氣氛進一步催化了有關帝國憲法的討論。11月末，在米德哈特主持下的一個由烏裏瑪成員和文官組成的專門委員會，提出了一部憲法草案。可是等草案的最後文本呈遞給素丹阿布杜爾·哈米德之後，他又壓著遲遲不表態，最後雖然總算批準了，但憲法又加上了這麽一句：凡屬危及國家安全的人物，素丹皆有權將其放逐。1876年12月9日，米德哈特被任命為帝國大維齊，四天以後，奧斯曼帝國曆史上第一部正式成文的憲法公之於眾，慶典是在剛被大雨衝刷過的帝國廣場上舉行的。

　　這部1876年的帝國憲法，從頭至尾顯露出西方的影響。它對內閣，對由素丹任命的帝國上議院，對由選舉產生的帝國眾議院，對獨立的司法機構以及人權法案等，都作了明文規定。但帝國的內閣並非像米德哈特最初提議的那樣對議會負責，而完全是對素丹負責，所以帝國的立憲主義者都把希望寄托於由選舉產生的眾議院。另外，帝國憲法還規定素丹擁有批準立法，任命各部大臣，召集和解散議會等各項大權。這種狀況的政府，一些西方評論家把它稱之為“有限製的獨裁政府”，並認為開明的比利時憲法，以及更帶君主主義色彩的普魯士憲法，為它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啟示作用。

　　奧斯曼帝國的新憲法還宣布素丹為哈裏發，宣布他本人為神聖不可侵犯。雖說曆史上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一直都在使用哈裏發的銜稱，甚至還正式載人了18世紀以來所簽訂的一些條約中，但是沒有誰像阿布杜爾·哈米德在他當朝的最後幾年裏那樣大量地使用這個頭銜，並試圖給它增添新的光澤。這與當時奧斯曼帝國特別強調伊斯蘭性和在伊斯蘭教旗幟下團結的泛伊斯蘭主義理論有關。正當亞非兩大洲的大多數穆斯林國家相繼淪落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時候，這種理論很快便得到了相當多的人們支持，而積極倡導這一理論的奧斯曼帝國，也就很快成了反對西方化和反對西方世界的各種力量的匯合點，從而使得奧斯曼帝國現代化的曆史進程更加曲折和複雜。

　　1876年的帝國憲法再次強調了奧斯曼帝國全體臣民的平等地位。在公民的自由方麵，在所有的法律權利方麵，在擔任政府的公職方麵以及在當選議會議員方麵，均一視同仁。憲法規定伊斯蘭教為帝國的國教，但除了這一點，以及素丹的哈裏發稱號之外，憲法沒有再提關於區分教區的事情。這一時期帝國的政治家們正全力以赴，免得帝國在危機時期出現分裂局麵，而這部憲法顯然是其中的一項重要措施。這在憲法的第一項條款中明確地反映了出來。這項條款規定：奧斯曼帝國，包括像羅馬尼亞這樣的特許區在內，是一個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分割的整體。其實此時的奧斯曼帝國政治家們也像“坦齊馬特”時期的改革家們那樣，有意要向歐洲列強表明，帝國完全有能力自行改革，有能力處理自身的問題，希望用這部憲法作為對付歐洲列強的有力武器。

　　1877年4月，俄國從巴爾幹地區和高加索兩翼向奧斯曼帝國發動了一場進攻。俄國人在19世紀前三次對奧斯曼帝國的戰爭中，始終是打著保護他們的東正教兄弟，具有宗教色彩的旗號。18年俄國人發動的戰爭，則具有種族的泛斯拉夫主義色彩。在戰爭的初期，奧斯曼帝國的軍隊出色地阻擋住了俄國人的進攻。可是在1878年初，俄國人越過了埃德爾納，一路推進至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郊區，迫使奧斯曼帝國接受了一份具有泛斯拉夫性質的條約，使奧斯曼帝國正式承認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的完全獨立。條約還劃定了一個擁有大片疆土的自治保加利亞。至於俄國人自己，則拿到了比薩拉比以及奧斯曼帝國東部的卡爾斯和阿爾達漢等戰略要地。此時奧斯曼帝國的兩翼，特別是巴爾幹半島這一翼，遭受到了巨大的重創。

　　奧斯曼帝國的巨大損失，也影響到了英國以及奧地利的利益。英、奧兩國生怕俄國的影響會迅速向地中海地區滲透，因此希望通過支持奧斯曼人，以阻止俄國的不斷擴張。盡管對俄戰爭最終失敗了，但是這一仗的英雄氣概還是贏得了英國人對奧斯曼人的欽佩，認為奧斯曼人不愧為俄國熊的強勁對手。英國在其他歐洲列強的支持下，以強硬的立場誘勸俄國鈔皇同意參加1878年6月在柏林召開的國際性會議，核定俄國與奧斯曼帝國已簽訂的和約。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和約的大部分條酥，不細蘿款都被確定了下來，隻是大保加利亞被砍削掉了一部分領土，塞爾維亞的版圖也有所收縮，而奧地利則被允許占領並管轄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另外，根據一項強加於奧斯曼帝國的單獨協議，英國也獲得管轄塞浦路斯，並利用它作為軍事基地的權利。而作為回報，英國許諾幫助奧斯曼帝國抵禦俄國。因此，以上發生的種種事件再一次證明，在近代曆史上，奧斯曼帝國的前途命運，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由一半外部因素所決定的，這已屬屢見不鮮的現象了。

　　在此期間，奧斯曼帝國憲法的事宜並未被置諸腦後。根據一項臨時選舉法，並利用省政府議會作為選舉機構，由此推選出了奧斯曼帝國的第一批眾議院議員。眾議院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先後共召開了兩次會議，一次是從1877年3月至6月，另一次是從同年12月至1878年2月。由於素丹阿布杜爾·哈米德和大臣們在法案提出或批準時，一味地拖延扯皮，所以眾議院沒有取得什麽立法結果。但是眾議院本身總的來說表現不錯，許多議員對奧斯曼帝國的事務不僅抓住了問題的要害，而且發言切中時弊，顯示出獨立的見解和遠大的目光。此外，穆斯林議員和基督教徒議員們之間雖然有分歧，但都能夠以大局為重，在謀求奧斯曼帝國的福扯方麵取得一致的意見。眾議院的第二次會議適逢俄國軍隊突破了帝國軍隊的防線，正向埃德爾納和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步步緊逼。議員們在會上慷慨陳詞，直言不諱地指責帝國政府的無能和腐敗，以及指揮戰事的不當，這一下可驚醒了素丹。

　　盡管素丹阿布杜爾·哈米德為了登上素丹王位，當時答應製定一部帝國憲法，但從許多史料來看，他對立憲一事從來都沒有給予過任何積極的支持，也許他真正中意的是憲法草案的最後文本，因為它賦予了素丹各種大權。

　　1877年2月，阿布杜爾·哈米德意識到議會不願受任何約束，愛怎麽做就怎麽做，將會給自己的統治帶來許多麻煩，而且議會還有可能成為公眾不滿情緒的聚焦點，因此他趕在議會召開之前，搶先放逐了具有改革創新精神的大維齊米德哈特，而後者一直希望利用立憲政體，來實現他關於政權機構的原始設想，即帝國的內閣對議院而不是對素丹負責。

　　1883年，米德哈特和他的幾位自由主義者同胞，被素丹阿布杜爾·哈米德下密令紋死在阿拉伯半島麥加附近的塔伊夫地牢中。

　　1878年2月14日，素丹阿布杜爾·哈米德以俄國與奧斯曼帝國戰爭結束時的危急形勢為借口，宣布帝國議會休會。然而這一休會，奧斯曼帝國的議會就體了整整30年。素丹阿布杜爾·哈米德強行解散議會，恰恰充分說明帝國議會具有反對專製統治的潛在戰鬥力。奧斯曼帝國的憲法雖然被擱置了起來，但它始終是日後帝國政治家們回顧矚目的一盞明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