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

第四節 坦齊馬特時代

　　1839年7月1日，躊躇滿誌的馬赫默德二世不幸因病去世，他的繼承人是才滿16歲的兒子阿布杜爾·麥吉德此人性格溫和而寬容，為人厚道而公正。雖然他隻受過一點非正式的宮廷教育，對世界、帝國和社會的觀察理解為宮牆所限，對國內問題的認識和解決這些問題的看法也是非常幼雅的，但對他的臣民卻顯然是和善而溫厚的，並且希望他們的生活美滿幸福。新登基的素丹決心繼承他父親的遺誌，重振帝國雄風，在這方麵他得到了母親阿萊姆太後的支持。阿萊姆太後是一位善解人意，品質堅強，非常了不起的婦女，她曾經積極地支持丈夫馬赫默德二世從事帝國的改革事業，並為其出謀劃策。由於她對於兒子幫助和影響很大，所以她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對於奧斯曼帝國未來政局的發展都有著重大的影響。

　　此時的奧斯曼帝國正處子緊急關頭，難以駕馭的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裏重新又向帝國挑起戰爭，並在尼濟普戰役中，把奧斯曼帝國的軍隊打得潰不成軍，望風披靡，從而再一次威脅到奧斯曼帝國的一統江山。奧斯曼人急需要歐洲列強的支持，所以，一份改革公告說不定能夠幫助獲得這種支持，因為它可以表明奧斯曼帝國是進步的，素丹政府組成的開明麵現代的政體也是值得挽救的。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新受命的奧斯曼帝國的大臣們才製定了那個曆史上著名的《花廳禦詔》，並於1839年11月3日正式予以公布。

　　《花廳禦詔》的內容新舊參半，它把奧斯曼帝國的衰微歸咎於沒有遵守古蘭經戒律和帝國的法令，但是它又指出補救的辦法在於製定“新法令”，徹底改變原有的習俗。禦詔中的基本原則是：保障臣民的生命、名譽及財產；廢除租稅倉收製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弊端；實行正規的、按照規章執行的征兵製度；對刑事被告人給予公平的和公開的審判，一切人不拘任何宗教信仰，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其中最後一項更能說明是同古老的伊斯蘭傳統作了最根本的決裂。所以按照穆斯林的原則和價值觀來看，是最使人震驚的，有悖於（古蘭經》的精神。長期以來，奧斯曼帝國的穆斯林對於異教者的偏見，無論從傳統上或是道義上來說，都是根深蒂固的。如果把他們同異教者互相等同起來，並把他們混淆在一起，他們認為這不僅違反了伊斯蘭宗教，而且也違反了奧斯曼帝國的傳統常識。但在當時，新登基的素丹和他的那些具有改革精神的大臣們已經認識到，如果不盡快滿足奧斯曼帝國各族人民的平等要求，就將會為歐洲列強尋找保護帝國境內基督教徒，幹涉帝國內政找到借口。即使沒有外部列強的幹涉，在興起的民族主義影響下，也將最終導致奧斯曼帝國的崩潰。新素丹和他的大臣們想通過這一巨大的社會變革，來增進帝國境內所有臣民的友好關係，加強穆斯林以及基督教徒臣民對帝國的忠誠，削弱分離主義，鞏固奧斯曼帝國的統一。

　　《花廳禦詔》還進一步指出，這些具有濃厚西方色彩的改革措施，對於奧斯曼帝國的所有臣民，不論他們有什麽樣的宗教信仰，一律適用。雖說《花廳禦詔》提出的各項原則和承諾，在馬赫默德二世改革時期就已經有了初步的設想，例如，馬赫默德二世生前曾經任命過一個負責立法的帝國最高政務會，責成它擬定各項改革措施的具體細節，並製定西方式的議會議事程序，但是這份形式極其莊嚴的公告，標誌著為時40年的、在奧斯曼帝國曆史進程中被稱之為“坦齊馬特”改革運動的開始和“坦齊馬特”時代的到來。“坦齊馬特”（Tanzi-mat）在突厥語中為改革整頓之意，因為該時期具有按照奧斯曼帝國新的法令和條例，在行政、財政、司法、教育等主要領域進行全麵改革的特點，體現了19世紀30年代歐洲的一些法理精神，具有一定的社會進步意義，故稱為“坦齊馬特”時代。

　　在“坦齊馬特”時期，左右奧斯曼帝國政局的是一大批精通外語，熟悉歐洲政治，立誌於社會改革的官僚們，特別是那些出身於外交官的“法國通”。在1871年以前，他們的權勢如日中天，比帝國素丹的權力還大，政敵甚至稱他們為獨裁者。這一指控未免失之偏頗，不過他們也確實組成了一個寡頭政治集團，也像從前的任何統治集團那樣醉心於權力和高官厚祿。不過他們中的傑出之士，倒也不失具有真才實學的政治家。這些政治家雖然也頗為英國的政治與經濟社會體製所吸引，但由於本能和曆史背景等原因，他們一般總傾向於采取法國的發展模式。例如雷什德帕夏，此人可以稱得起是19世紀奧斯曼帝國“坦齊馬特”改革運動的真正創始人他出生於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是一個政府官員的兒子。在剛剛10歲的時候，父親便因病去世，所以他從小被母親撫養成人。他最初跟隨父親念書，後來進了寺院學校，但他並投有按照常規讀完當時作為正式高等教育的神學院。當時帝國的大維齊伊斯帕塔勒與他的父親是世交，在此人的照顧和幫助下，雷什德帕夏在年紀很輕時便在帝國政府部門中開始工作了。他憑著自己的才能和勤奮，不久便青雲直上，於1832年被任命為帝國外交大臣的主任秘書一職。1834年，雷什德帕夏被派往巴黎當大使，從此開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到達巴黎後不久，他便努力學習法語和廣泛地了解歐洲各個國家的發展現狀。等到1839年再度訪問法國，在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普接見他時，他已經能夠不通過譯員，直接流利地同法國國王進行交談了。在留住巴黎的期間，他一直與年高德韻的法國著名東方學家德薩西友好交往。德薩西一方麵幫助他學習法語，一方麵介紹他認識了許多著名的思想啟蒙家，對他以後政治誌向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影響。1839年，雷什德帕夏作為特使前往倫敦，在那裏他接到消息，得知馬赫默德二世因病逝世，由他兒子登基繼位。新素丹繼位之後，任命由倫敦兼程返回國內的雷什德帕夏為外交大臣。此後，正是在他的積極推動下，奧斯曼帝國政府才擬定和公布了《花廳禦詔》這份在奧斯曼帝國曆史上，通稱為“坦齊馬特”的那些偉大文告中的第一條法令。雷什德帕夏不僅讚成西方化的社會改革，而且還傾向在帝國實現憲政體製，約束素丹的權力，是這一時期奧斯曼帝國改革派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坦齊馬特”時期的社會改革，首先從法律的改革開始。1840年5月，奧斯曼帝國頒布了一項新刑法，這在最初還看不出是一項革命性的措施。從把該刑法定名為“卡儂納梅錫”這一點來看，說明奧斯曼帝國當時還是希望使這項法律仍舊屬於卡儂製定的既有傳統之內。另外，它的各項條款，盡管受到法國法律的影響，但主要方麵仍然沒有超出伊斯蘭宗教法中刑法本身的範疇。但是，這裏麵卻有著一兩點重要的改變，其中之一是確定了奧斯曼帝國所有臣民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另一個是責成一個負有專責的法人團體起草並頒布了一項包含前言和十四項條款的法規。這項法規盡管意思模糊，措辭不清，實行後又不見效果，然而它卻標誌著一項立法原則和一個立法機構在奧斯曼帝國首次出現了，為隨後實行的更加激進的法律改革開辟了道路。

　　這項改革的重要性，在當時似乎沒有被保守的烏裏瑪發現，因此他們也沒有表示不滿和反對。反倒是同年在新成立的商業部中，為處理商業糾紛案件所設立的臨時法庭，在雷什德帕夏等改革派人士的授意下，按照法國範例製定的新商業法，曾經格外地使他們感到不安。他們認為新法規中有關合夥人、破產、匯票以及其他類似事項的部分，幾乎完全抄自法蘭西的商業法，有損於伊斯蘭教的神聖法典。

　　此外，為了改變帝國政府機構運轉不靈，效率不高，各級政府官員隻顧自己行賄受賄，貪汙腐敗的現狀，改革派們在帝國的財政管理方麵也相應地作了一些改革。例如，在《花廳禦詔》中有這樣一條規定：“應即采取步驟開設銀行以及相似的機構，以實現貨幣和財政製度的改革，並應設立基金，用以增強我帝國的各種物質富源。”其目的就是希望在帝國建立一個正式的國庫和一種健全的貨幣製度，以實現帝國杜會經濟的穩步發展。不過在帝國財政的管理過程中，因經驗不足和其他的一些原因，改革派從他們前任的手裏繼承了一套為補救虧空而實行貨幣貶值的不幸做法，使帝國的貨幣對外幣的兌換率，由1831年的23比1，下跌到1839年的104比1，這樣的通貨膨脹給奧斯曼帝國的貿易和實行薪捧製政府官員的生活水平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1840年4月，帝國發布了一道救令，允許成立一個歐洲式的銀行。次年帝國政府首次發行紙幣，這種紙幣與其說是鈔票，還不如說是國庫債券更為恰當。紙幣的利息高達12%，每年分兩次發給。1844年，帝國政府會同新銀行采取了一係列保障幣製的新措施，其中包括收回舊紙幣，發行歐洲式的新貨幣。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暫時一切還都不錯，不過在銀行和財政方麵，改革派濫發貨幣的那一套帶有爆炸性的辦法，卻不是他們的力量所能夠掌握的。及至克裏米亞戰爭時，帝國流通中的國庫債券，既沒有編號，又容易偽造，按金價計算貼現極重，因而便成為了一種危險物。1858年，為了設法收回國庫債券，帝國政府曾經商定了一筆國外借款，但終究還是投有達到全部收回的目的。而直接導致1875年奧斯曼帝國社會經濟破產與崩潰的一係列對外借款，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1841年初，“坦齊馬特”改革運動遭受到了一次挫折。在以烏裏瑪為首的保守宗教人士的一片抗議聲中，年輕的素丹把雷什德帕夏這位開明改革派大臣免了職。次年，帝國政府宣布放棄執行新的地方行政及地方稅收製度，同時恢複了省督與租稅包收人之間舊的合作關係。然而，即就是在頑固派的統治下，此時帝國的社會改革進程也並沒有完全停止。1842年，奧斯曼帝國又重新組成了最高會議，出現了一個較為開明溫和的政府。次年，帝國政府對軍隊的編製又作了重大的改變，全軍被改編為五個軍團，正規軍的服役年限為5年，服役期滿後轉為預備役，年限為7年。軍隊兵員的補充采取了一種由抽簽來決定的征兵辦法，所有關於軍隊的訓練、裝備、武器、編製等一切事項，一律按照西方的辦法來處理。

　　1845年，“坦齊馬特”改革運動走上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雷什德帕夏又重新回到了帝國外交部。次年，他被任命為大維齊，全麵負責帝國的改革工作1845年1月，年輕的素丹頒布了一道帝國詔書，除對帝國軍事改革一項表示完全滿意之外，認為所有其他原來有利於臣民的建議，均被大臣們錯誤地理解了，並錯誤地執行了。造成這一令人遺憾情況的主要原因，乃是一般民眾的愚昧無知。為了補救這一情況，必須在帝國各地開辦更多的世俗學校，以便傳播有用的現代知識，從麵使得在帝國軍隊中試行的各項改革，有可能向帝國政府其他的各個部門推廣。不久，年輕的素丹，又采取了與人民協商這樣一種在奧斯曼帝國曆史上史無前例的改革步驟，要求帝國各省都在本省對於發展民生及對民情俱皆熟悉且素孚眾望的賢明人士中，選派二人前往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同最高會議進行商談，他們被要求就當前帝國的現狀和有關進一步政革的各項需要發表意見。他們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被視為上賓，住在為帝國政府大員設立的宅第裏。他們的全部費用，都在地方財政中支付。年輕素丹的這種所作所為，無非是為了想要更多的人都能夠積極參與帝國的社會改革。

　　在奧斯曼帝國各項社會改革中比較行之有效的，是1845年帝國詔書發表後實行的教育改革措施。同年3月，帝國政府發出通令，任命了一個由精通司法、宗教、軍事等各類學科的人士組成的七人委員會，就帝國現有的各類學校進行了調查，並為設立新學校作好準備。該委員會成員包括在以後坦齊馬特改革運動中，成了新領導人的副外交大臣兼國務會議檔案局局長阿利，以及國務會議總翻譯富阿德委員會於1846年8月起草了有關從小學到大學的現代教育體製全麵發展的規劃，建議設立國立奧斯曼大學，建立初等及中等學校教育製度，以及成立一個永久性的公共教育會議。

　　設立大學和建立中小學校，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隻是在經過許多年和克服了許多障礙以後，才最終得到了實現。公共教育會議當時就立刻成立了起來，1847年被改建為教育部，試圖把帝國的教育從烏裏瑪的獨占權中分離出來，從而為以後帝國全麵建立世俗教育體製開辟了道路。

　　在教育改革的規劃中，雖然有些設想顯然與現實脫節，例如在中等教育尚未得到充分發展的前提下，卻試圖創辦國立的奧斯曼大學等。但不管怎麽說，這一時期奧斯曼帝國還是開辦了幾所質量較高的中等學校。另外還開設了一女子學校、貧民學校和師範學校。1859年帝國政府又新建立了一所文職官員進修學校，人學的官員要求在那裏學習公共事務和國際政治。這所文官學校實際上就是今日土耳其共和國安卡拉政治學院的前身到1867年，奧斯曼帝國建立的初等學校已達11088所，世俗初小1108所，在校男生24萬人，女生10萬人。1869年，帝國政府又頒布新的教育法，規定每500人以上的村、鎮都必須建立一所初等學校。超過1000人以上的市鎮必須建立一所中等學校。每個省必須建立一所高等學校。並且整個教育經費都納人到國家財政預算，由教育部統籌管理。教育改革極大地促進了奧斯曼帝國各地區教育的全麵發展。到1875年，帝國各類學校的在校學生達135萬人，其中軍事院校的學生為2.7萬，職業學校的學生為8.2萬。

　　“坦齊馬特”時期，奧斯曼帝國在教育改革方麵的主要成果，不僅是建立了許多學校，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批受到過良好的現代教育，具有新思想、新觀念的青年一代。尤其是開創了世俗教育的體製，使帝國教育中的世俗化傾向日漸明顯。盡管這一時期神學院依然存在，但由帝國政府所創辦的世俗學校，已經正式脫離了烏裏瑪的控製，完全由帝國的教育部門管轄。

　　“坦齊馬特”時期，奧斯曼帝國在法律方麵的發展，與教育的發展情況相似，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例如，由民事法官主持的傳統法庭，雖然繼續采用宗教法典，但各類新設置的國家法院，則主要采用以西方，特別是法國的法典為藍本，將一些有關的法律條文修訂成新的法典。首先製定了刑法，隨後又製定了商業法。有關義務和契約的宗教戒律雖然仍舊保留下來，但是由一個專門委員會按照西方的原則將它們編纂成了法典。尤其是約束個人世俗身份的宗教戒條，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未予觸動。例如，有關結婚、離婚和繼承權等世俗事務，因為這是宗教界最為敏感的領域，結果是兩種法典同時並存。同時帝國也存在受伊斯蘭教教長監督的宗教法庭和國家法庭。這種雙重體製，雖然在奧斯曼帝國法製建設方麵引起了某種程度的混亂，但總的來說，西方化和世俗化的傾向，成為了奧斯曼帝國社會法製發展的潮流。

　　“坦齊馬特”時期，不僅帝國的上層官僚集團，而且行政管理的具體作法也在進一步西方化。標誌之一是帝國政府的權力逐漸分散，在各級政府部門中，司法職能與行政職能分離開來。同時，部分立法職能也由素丹委派給了各種欽定的立法班子。另一標誌是省級政府體製的改變。經過幾度變化，最後於19世紀60年代推出了一套以法國行政結構為模式的行政新體製。“坦齊馬特”時期引進的代議製原則，也為奧斯曼帝國政府行政體製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體現在省參政會、省議會以及各級法院等機構中的代議製原則，是建築在穆斯林及非穆斯林共享權利的非直接選舉製度上的。甚至以法國為模式的帝國政務會也進一步擴大，容納了各種宗教信仰的代表，以及來自帝國京城和外省的代表。雖然他們都是指派的，而非選舉產生的，但是多年的省級政府和中央政府推行這種形式的代議製試臉，就為後人倡導憲法，實行議會製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寶貴依據。

　　“坦齊馬特”時期改革派的首要政治目標，是要拯救危險之中的奧斯曼帝國，為此，他們就得了解歐洲，學習西方，掌握同歐洲列強周旋的本領，因為奧斯曼帝國現在是靠了歐洲列強的寬容才得以生存的。例如，1839年至1840年，當埃及的穆罕默德·阿裏在法國的支持下，威脅帝國中央政府時，是歐洲其他列強的聯合行動，才把他趕回埃及。在1853年至1856年間，奧斯曼帝國由於卷入了法俄兩國為了提高威望而進行的一場政治與宗教的較量，身不由己地同俄國打了一場克裏米亞戰爭。最後靠英國與法國軍隊的支持，奧斯曼帝國總算打贏了這一仗。這是自1739年以來，奧斯曼帝國同俄國戰爭中獲得的第一次勝利，從而在1856年的巴黎和會上奧斯曼帝國恢複了它的大國地位，被歐洲列強重新接納進了歐洲大家庭。歐洲列強們還進一步保證，維護奧斯曼帝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

　　盡管歐洲列強在巴黎和會上作出了不再於涉奧斯曼帝國內政的許諾，但是在“坦齊馬特”時期，他們卻比以往任何曆史時期都更為頻繁地幹預奧斯曼帝國的內政事務。他們強行要求帝國進行各種社會改革，特別是在維護基督教徒等少數民族權力這個問題上。在他們看來，檢驗奧斯曼帝國是真改革還是假改革的惟一標準，便是看帝國政府在社會改革中如何對待非穆斯林的人。此外，他們也堅持通商條約中所給予他們的各種特權。他們駐帝國京城的大使，以及省城中的領事們，幹方百計地給奧斯曼帝國政府施加各種影響。他們在帝國政府的政治家中拉一派，打一派，尋求他們的利益代理人。而帝國的政治家們也不得不尋方設法，去博得他們的歡心，獲得他們的支持。這也是為什麽在奧斯曼帝國的老百姓中間，會長期產生一種強烈的反對任何外國千涉的抵觸情緒的根本原因之一。

　　這一時期奧斯曼帝國改革的主要特點，雖然在馬赫默德二世改革時期已明顯可見，但到了“坦齊馬特”時期卻愈發鮮明，這些改革特點無不反映出西方的影響和啟示作用。最有意義的是第一個特點，也就是國家職能範圍的擴大。國家不再是一台隻管執法、收稅和組織軍隊的行政機器，現在它還得過問教育、公共設施、發展經濟等方麵的事務，麵發展經濟在過去向來不在帝國政府的職權範圍之內。此外，盡管軍事方麵的改革仍然給予了一定的關注，但在馬赫默德二世王朝以後，已不再是壓倒一切的當務之急。第二個特點是，改革似乎已經滲透到了帝國的法律、行政、外交以及教育等各個方麵。第三個特點是，隨著來自西方的各種新生活方式不斷附加到伊斯蘭社區和非伊斯蘭社區，社會改革的世俗化性質變得日益明顯。於是，伊斯蘭教機構與世俗化的機構同時並存，特別是在教育和法律領域尤為如此。雖然這種雙重體製是奧斯曼帝國社會發展中足以致命的二元論，但也應該把這看作是奧斯曼帝國近代曆史逐漸演變這一困難進程中，本身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第四個特點是，此時的奧斯曼帝國政府已經傾向於把臣民當作單個人，而不再當作某一地位經過傳統認可的團體成員看待。並鄭重宣布奧斯曼帝國全體臣民，不分教派，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從而反映出奧斯曼帝國，在爭取實現世俗平等方麵所作出的努力。這樣做的根本目的，是奧斯曼帝國的政治家們希望能夠創立一種奧斯曼主義，以抵消在帝國少數民族中主張獨立的民族主義傾向，同時又能促使全體臣民進一步效忠於帝國和素丹，盡力維護奧斯曼帝國江山的完整性。但是，這項奧斯曼主義的官方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卻困難重重。首先是遭受到穆斯林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這項政策所倡導的乃是真正信徒與非信徒臣民之間的違反常情的平等。此外，還有另一層更大的障礙，這就是基督教區仍然作為獨立的法律實體存在著，而他們的權利往往受到歐洲列強的支持，而其成員最終還是更傾心於主張獨立的民族主義。

　　1852年，“坦齊馬恃，改革運動遭受到了一次最為嚴重的挫折。因雷什德帕夏不斷采取更加激進的改革步驟，希望贏得西方國家的友好和支持，但遭到帝國頑固派的強烈反對。在巨大的壓力下，素丹被迫免去了雷什德帕夏大維齊的職務，以致由他製定的新地方行政製度遭到廢除，甚至使得整個”坦齊馬特改革運動都陷於停頓。不過當時的一些西方觀察家已經看到，自從18世紀以來，奧斯曼帝國一直在為社會改革鋪平道路的那一長申的事態發展中，改革所包含的原則與信念，經過長久歲月的磨難，已經製定了出來。改革已經完全成為了雷什德帕夏和他同代的其他人的那種更深的信念和更高的熱忱。

　　1854年，“坦齊馬特”改革運動開始進人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因帝國軍隊同俄國人作戰很不利，這恰好暴露了帝國政府的腐朽和無能。於是，素丹又一次向歐洲列強提出，在他們的幫助下，將接受社會的進步和改良，全麵推行一項更加符合本國國情的改革運動。這樣，帝國的改革派又重新上了台。大司法會議經過改組，分成為兩個機構，其中一個嚴格地來說，更多地是和法律事務有關，另一個就是最高改革會議，統籌辦理一切有關改革的事務。1855年5月，帝國政府宣布，願意廢除有關歧視非穆斯林的兩項重要措施。一項是人頭稅，這是自有伊斯蘭教政權以來，便要求在穆斯林國家內，所有受保護的非穆斯林屬民都要繳納的一種稅，如今莊嚴地以法律的形式被廢除了。另一項是攜帶武器的特權，也就是服兵役的特權，過去幾乎同樣長時期地僅限於穆斯林才能享有，如今也對所有的人開放了。但是非穆斯林屬民經過多少世紀的免役，已經變得不願意或是不適合在軍隊裏服兵役了。總之，參軍人伍，把軍人作為終身職業，這對於帝國境內的非穆斯林來說，實在興趣不大，甚至為了免服兵役，他們寧願付一種叫做“貝代爾”的免役稅。這種稅，是完全按照已廢除的人頭稅的那種同樣辦法而征收的。

　　在“坦齊馬特”時期，隨著社會改革的不斷深化，帝國政府在1856年2月18日又頒布了另一份莊嚴的改革法令——《哈蒂·胡馬雲詔書》。這份改革法令不同於1839年的禦詔，它隻字未提《古蘭經》，而是較多地談到了人間的平等，強調了世俗物質的進步和繁榮。帝國政府表示要建立銀行、改善公共建築和交通設施，改進商業和農業，將充分發揮西方的知識、技術和歐洲都城的作用。

　　實際上，克裏米亞戰爭之後，已經大大地增強了歐洲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影響。士兵、特許權持有人和大商人，紛紛從西方湧來。歐洲的生活方式，如服飾、食品、家具等都在帝國的沿海地區城市廣泛地傳播開來。更主要的是，電報技術在1855年傳到了帝國京城，並及時拍發了第一份電文，向巴黎和倫敦報告了俄國要塞陷落的消息。不久，電報網遍及全國各地，這不僅促進了帝國與歐洲各國的聯係，而且也便於帝國中央政府及時檢查省區官員的所作所為，並根據匯報的情況及時處理地方上的各種問題。另外，隨著外國大商人承建了幾條鐵路短線，奧斯曼帝國的鐵路時代也開始了。雖然由於地勢崎嶇不平，建築成本較高，但是在帝國政府優惠政策的刺激下，鐵路發展的速度並不比電報緩慢。此時，克裏米亞戰爭也向奧斯曼帝國政府傳授了西方化的又一神秘花招，這就是通過發行債券取得外國借款。但是在以後的20年裏，由於帝國政府無度借債，使得外債的數額呈直線上升，達數十億元之多，從而最終造成奧斯曼帝國社會的動蕩，財政的破產，嚴重地影響了帝國改革的順利進行。

　　關於改革的新法令——《哈蒂·胡馬雲詔書》的製定與頒布，作為長期改革派領袖的雷什德帕夏卻並未參與，此時他已年邁多病，這次改革的領導權，已經落到了他的信徒、阿利和富阿德兩人的手裏。這兩個人領導了此後“坦齊馬特”巧年的改革工作。阿利出生於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是一個商店老板的兒子。像雷什德帕夏一樣，他在少年時期便進人了帝國政府機關，並沿著晉級的階梯步步高升。1833年，他學得一些法語後，被調到帝國政府翻譯室工作。在這裏，由於得到法國教師的耐心指導，他的法語大有進步。1836年，他作為帝國專使的幕僚隨同前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從此以後，他先後擔任過一係列外交職務，最後於1840年任奧斯曼帝國駐英國大使。1844年，他回到奧斯曼帝國，擔任帝國司法會議委員，在以後的大部分時間裏，他一直和雷什德帕夏共事，深受其影響，升任各種要職。1852年，大維齊雷什德帕夏被免職，由他繼任。雖然這一次他擔任大維齊的時間僅兩個月，但他一直處於左右全局的地位。1854年，阿利出任新成立的奧斯曼帝國最高改革會議主席，稍後，即在帝國改革法令—

　　（哈蒂·胡馬雲詔書》頒布之前，又重任大維齊，成為坦齊馬特11時期改革運動中的主導人物，直到1871年去世為止。

　　在這段時期內，阿利最親近的同僚和合作者是富阿德。富阿德同樣也出生於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然而他卻有著與阿利極不相同的背景和教育。富阿德的父親埃芬迪一度是馬赫默德二世手下的要員和寵臣，是一位在奧斯曼帝國語言文學改革運動中，起過一些積極重要作用的著名詩人、學者兼政治家。富阿德少年時期進人馬赫默德二世於1827年在加拉塔薩雷開辦的醫學院，畢業後轉人新成立的軍醫團。然而當時他的法語知識比他的醫務訓練還更加顯得有用。1837年，他參加了帝國政府的翻譯室工作，1840年前往倫敦擔任大使館的翻譯，隨後任一等秘書。此後他曾多次擔任外交職務，於1852年任帝國政府的外交大臣。他也是奧斯曼帝國最高改革會議的委員，後又任主席，曾經積極參與製定新的改革計劃和起革新法律的工作。除了作為政治家和外交家外，他還是一位相當不錯的學者，曾經同他人合作編寫過一部關於突厥語法的書，成為奧斯曼帝國文學改革中的一塊裏程碑。

　　阿利和富阿德像雷什德一樣，都是“坦齊馬特”時期社會改革的主要設計人和執行人。也都像雷什德一樣，是靠外交知識才開始飛黃騰達的。因為對於商店老板的兒子來說，也正像對於其他人一樣，外語可以說是護身符，使得他們由小職員變成為文學翻譯員，由文學翻譯員進而成為外交官，再由外交官而最終成為叱吒風雲的帝國政治家，真可謂時勢造英雄。

　　正當整個世界被咄咄逼人和不斷擴張的歐洲列強所控製，以致奧斯曼帝國終日為自己的生存間題感到惶惶不安的時候，帝國政府中一些帶有機要性和具有實權性的位置，便難免都讓給了那些了解歐洲事務、懂得歐洲語言和情況的人們。從此，奧斯曼帝國新興的權貴不是來自軍隊，更不是來自烏裏瑪，而是來自帝國改府的翻譯室以及大使館的秘書室，這些地方成了奧斯曼帝國訓練治世經國之才的重要場所。

　　阿利和富阿德都屬於“坦齊馬特”時期改革運動的第二代人物。許多在他們前輩時期還是陌生和新奇的東西，此時都已成了社會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不論從他們所抱有的改革信念或是他們的個人地位來說，兩個人都比雷什德更加立足穩固。因此，即使他們在帝國的社會改革實踐中做得更加謹慎和更加現實一些，都沒有什麽根本性的關係。

　　阿利和富阿德領導的改革，繼續沿著他們前任所製定的路線前進，在法律方麵某些部分的改革，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如1858年開始實行的土地法和新刑法，1860年就各商業法庭進行的改組，並把它們合並於餛合法庭，以及1861年和1863年以法蘭西法律為藍本而另行訂立的商業法和海上法。財政方麵的改革，一向是帝國政府改革過程中的弱點所在。在英、法等國的幫助下，使得奧斯曼帝國政府能夠兌換它的地方貸款，並在1861年建立起一個新的金融機構——奧斯曼帝國銀行，一筆由該銀行議定的貸款，被用來收回國庫公債。這些措施，連同一些次要的財政上和管理上的改革，使得奧斯曼帝國的財政狀況有所改善。

　　1861年6月25日，素丹阿布杜爾·麥吉德去世，他的兄弟阿布杜爾·阿齊茲繼任素丹。新素丹阿布杜爾·阿齊茲為人粗魯暴房，反複無常。他繼任素丹後不久，便同以阿利與富阿德為首的改革派發生了芥蒂，以致帝國的整個改革工作，由於他的粗暴幹涉而受到阻撓，甚至往往被取消。但是阿利和富阿德還是能夠利用在奧斯曼帝國已經建立起來的一整套新的西方式的對王權監督製約的機製，來推行各個方麵的社會改革。

　　1867年2月，法國政府在英國和奧地利的支持下，向奧斯曼帝國政府遞交了一份照會，敦促它采取更加積極的改革政策，並列出詳細的建議。保守的新素丹對於要求進一步改革的主張是極端反對的，隻是迫於當時的形勢才不得不表示同意。在這以後的三年中，阿利和富阿德執掌了國家大權，一連串的新法律和新製度也都隨之而來。此後兩年的改革，再度使法律與教育成為“坦齊馬特”時期社會改革的兩項主要內容。1868年4月，帝國最高會議經過改組，分別成立了兩個新的機構，即法製會議和國務會議。前者是過去司法會議的改版，具有司法的職能；後者是法蘭西國務會議的仿製品，實際上等於一個處理行政案件的高級上訴法庭，具有某些顧問性和準立法性的職責。

　　同一年，阿利和富阿德等人在加拉塔薩雷開設了帝國奧斯曼高級中學。這所學校完全采用法語講課，並且認真地試用現代西方中等學校所應設有的課程。類似這樣的學校，過去雖然有過幾所，但都是由外國教會所辦的，美國基督教會在1863年辦的羅伯特專科學校便是其中較著名的一個。加拉塔薩雷學校是第一所由穆斯林政府認真采用西方語言來開展現代中等教育的學校。這所學校的另一個特點，是從此使得信奉伊斯蘭教的學生同信奉基督教的學生，都能夠在一起接受教育，這也是奧斯曼帝國朝著取消宗教歧視邁進了一大步。加拉塔薩雷學佼對於此後土耳其共和國的興起，有著十分巨大的影響。由於對行政、經濟、外交以及其他必須具有西方式教育和能夠處理西方式行政機構的人員的需要越來越迫切，加拉塔薩雷學校的畢業生在奧斯曼帝國的政治和經濟中，後來又在土耳其共和國的政抬和經濟中，發揮了他們極其重要的作用。

　　“坦齊馬特”時期社會改革的另外一項重要成果，是使得抨擊政府的人，此時有了可供發表意見的新渠道——報紙。由私人獨立經營報紙，是在19世紀60年代初開始在奧斯曼帝國出現的，此後在各個地區一直發展比較迅速。這實際上是克裏米亞戰後年代蓬勃興起的奧斯曼文學複興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帝國西方化牢固生根的一個領域。詩歌、戲劇、小說乃至報紙文章的西方化形式，開始引起奧斯曼帝國知識階層人士的廣泛興趣。西方文學作品的譯本間世之後，很快就出現了一批受這種西方化形式影響的、頗有見地的奧斯曼文學作品。有些作家深信，較之帝國官方崇尚的和諧卻失之浮華的典雅之風，簡潔更為可取。他們搞文學創作過程中，盡量采用奧斯曼語替代阿拉伯語和波斯語，並縮短文句，簡化拚寫，使自己的文章更容易為讀者所了解和讀懂。有些大膽的作家甚至建議拋棄阿拉伯字母，認為它們報本就不適用於來表達奧斯曼語言。因此，他們積極主張改用拉丁字母來替代阿拉伯字母。在題材方麵，特別是在一些介紹所謂“實用知識”的文章中，西方化的影響也明顯可見。例如出現了一些論述兒童教育、醫學保健、政治經濟學以及交通運輸等方麵的文章。此外，西方化的影響也見之於探究民族、政府與社會進步等問題的思想模式上。例如，歐洲的一般人都認為，奧斯曼帝國的古老製度和社會結構是極不文明而又糟糕透頂的，隻有盡可能迅速地采用歐洲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得奧斯曼帝國取得一個文明國家的地位和資格。這種看法，是歐洲各國政府以及他們的使館曾經多次向奧斯曼帝國的政治家們強調提出的，現在終於被奧斯曼帝國統治集團中越來越多的人逐漸地接受了，或者至少是得到了他們的默認。他們這些人深深地體會到歐洲的強大、富有和進步，以及相形之下自己國家的落後、貧窮和虛弱。他們的這種態度，曾經由作為19世紀奧斯曼帝國知識界傑出的人物之一齊亞，在他的一首詩裏很好地表達了出來：

　　我走遍了異教者的各個地方，

　　我看到了城市和大廈；

　　我徘徊於伊斯蘭的境內，

　　我看見的隻是一片皮墟。

　　奧斯曼曾經是那樣自負為天下無敵和永世優越，以致因此而變得如此麻木不仁和一味躊躇滿誌，然而，軍事上的失利和政治上的屈辱，確實給他們帶來了震動，不得不麵對現實去進行反思。

　　在“坦齊馬特”時代，書籍出版量雖然有所增加，但在帝國境內表達意見的主要工具則是如雨後春筍的報刊雜誌。在這些領域，尤其是在新聞領域中一馬當先的，是一批自稱為“奧斯曼青年黨人”的知識分子。他們差不多都在40歲以下，大多數人出身子奧斯曼帝國上流人士的家庭，從小受到過良好的教育，懂得點外語，了解西方的情況，都曾經受雇於帝國政府，有些人還在翻譯局千過差事。他們的共同點除了愛好文學藝術之外，就是都不喜歡奧斯曼帝國腐敗無能的官僚集團的上層人物，稱他們為貪得無厭的暴君。他們鼓吹在帝國實行“立憲政府”，但由子奧斯曼青年黨人在報紙上經常發表對帝國政府的攻擊性文章，並密謀起事，他們遭到了官方的無情鎮壓。子是許多人逃到了西方的一些國家作為避風港，並繼續出版報紙，通過外國人辦的郵局把報紙偷偷運回奧斯曼帝國境內，廣泛地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他們出版的最有影響的報紙《自由報》，猛烈地抨擊帝國政府腐敗無能，指責他們沒有能夠製止住西方列強對帝國內部事務的千預；給予了帝國某些省區越來越多的自治權；給予了帝國境內基督教徒太多的特權；無視帝國傳統的伊斯蘭教法規和社會文化。

　　在“坦齊馬特”時期成長起來的奧斯曼青年黨人，決不是一些墨守成規的守舊派人物，他們反複強調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掌握科學知識、發展現代教育的必要性。不過，他們往往喜歡回過頭看，從所謂的“伊斯蘭民主傳統”中去尋找論據，認為這是奧斯曼帝國立憲的根本依據。在他們看來，立憲製度就是某種能對政府權力起到限製作用的代表大會。在奧斯曼青年黨人中間，最有影響、最受人尊重的代表人物是納米克，他是一位對理想充滿激情的新聞工作者兼劇作家。他一生中多次被迫害流放，但他的政治信仰始終如一。他的政治主張，被人們稱之為奧斯曼青年黨人的靈魂。他主張成立代表全體奧斯曼帝國臣民的、由自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主張立法與行政兩權分立。他說：“主權屬於人民，而所有這些都隻能在伊斯蘭教的大框架內付諸實現”。他在流放回國後寫道：“我們惟一真正的憲法，是伊斯蘭法典”。並且再次重申：“奧斯曼帝國是建立在宗教原則之上的，如果違背了這些原則，國家的政治生存將處於危險之中”。由於經常猛烈地抨擊帝國政府，納米克在1878年帝國憲法失敗之後，以及隨之而來的肮髒的專製迫害下，被作為重犯囚禁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將近6個月，隨後被放逐到荒涼的希俄斯，在那裏又被拘禁了兩年。後來，隨著帝國政治形勢的好轉，他被任命為愛琴海群島上的一個極不重要的政府職務，在那裏度過了餘生。1888年12月2日，納米克在一種優懼絕望的心情中病逝。在臨終的那個晚上，他收到了一份帝國政府的命令，禁止出版和繼續寫作他當時正在撰寫的奧斯曼帝國通史。

　　奧斯曼青年黨人，是在19世紀60年代奧斯曼帝國的社會改革困難重重、舉步維艱的曆史時期登上帝國政治舞台的。他們闡述的許多重要思想，在後來的伊斯蘭現代主義運動、民族主義運動和泛伊斯蘭主義運動中，起到過關鍵性的作用，其影響一直持續到現代土耳其共和國時期，現代土耳其共和國視他們為精神上的先驅。他們最大的思想影響，是促進了人們的愛國主義情緒。雖說他們中間有些人對奧斯曼帝國的過去，對中亞突厥族的祖先有著濃厚的興趣，熱切地希望維護奧斯曼帝國領土的完整，但他們並不是，也不可能是現代民族主義者。他們反複向人們思想灌輸的，是對先輩創建的伊斯蘭奧斯曼帝國的忠誠不渝，以及捍衛國家主權，平息分裂叛亂的熱切願望。這種具有深厚情感的奧斯曼愛國主義，包含了未來奧斯曼帝國民族主義的種子。它也表明了奧斯曼人正開始經曆西方早已完成的曆史變遷，這就是人們對某個社區或統治王朝象征物的赤膽忠心，正在被對神聖國土以及人民主權的忠誠不渝所代替。然而，這種思想境界的曆史變遷，直到現代土耳其共和國穩固建立以後，才得以最後的完成。

　　奧斯曼黨人的思想很明顯是派生出來的，而且很容易看出他們獲得這種思想的根源是什麽。孟德斯鴻的法學、盧梭的政治學、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為他們提供了行動的理論基礎，甚至他們對於“坦齊馬特”各項改革政策的許多具體性批評，也都是受到了歐洲觀察家評論的影響。因此，他們的思想在許多方而往往也顯得混亂、幼稚和不成熟。例如，他們把奧斯曼帝國社會經濟的落後，簡單地歸咎於帝國政府大臣們的辦事無能和歐洲商人們的貪得無厭，或者當他們從另外的尺度來討論法律、權力和民主等問題的時候，所表現的情況也都是如此。然而，盡管他們在社會觀察力方麵有著這樣或者那樣的一些缺陷和不正確之處，但他們還是比同時代的其他奧斯曼人看得更深和更遠。他們對於奧斯曼帝國社會變遷問題的理解，甚至比“坦齊馬特”的締造者還要更加深刻。他們的許多新的、富有意義的思想，對於隨後各個曆史時期奧斯曼人的思想和行動，確實有著非常巨大的影響。

　　奧斯曼帝國在1839年至1871年間的“坦齊馬特”改革運動，所取得的成就是很不平衡的。其主要原因是社會經濟發展極其緩慢。雖然帝國的農業生產有所增長，但那也是微乎其微的。奧斯曼帝國開展的吸引歐洲有技術的農民開拓殖民地的種種努力，也均告失敗。農民身上的捐稅負擔未見有絲毫的減輕。雖然帝國政府兩次宣布廢除納稅農莊製，但事實上卻是廢麵不除，因為直接征稅製既沒有增加歲人，也沒有減少橫征暴斂的弊端。1858年的一項帝國政府法令，試圖調整土地使用權，但效果卻適得其反，因為所有權的合法憑證往往落到了大地主的手裏，實際的農田耕種者則依然兩手空空。此外，公路、鐵路、橋梁以及公共建築等現代設施的發展程度，各省之間的差異也很大。由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工業發展，所以，這一時期奧斯曼帝國隻是建立了一些小型的製造加工業工廠。特別是因為歐洲列強簽署的通商條約，把奧斯曼帝國的保護關稅限製在了8%之內，使得歐洲貨物的進口量不斷增加，從而嚴重地影響了奧斯曼帝國民族資本的發展。

　　在“坦齊馬特”時期，奧斯曼帝國未喪失一寸的疆土，反倒由於克裏米亞戰爭的勝利，而獲得了一些領土。但是這一時期的改革運動，卻始終沒有能夠把奧斯曼帝國的各個社會斷層凝聚成一個牢固的整體。相反，奧斯曼帝國在某些環節上因歐洲列強的幹涉和民族主義病毒的侵蝕而越發變得鬆散了。例如，埃及在穆罕默德。阿裏家族的世襲統治下，取得了特殊的獨立地位。1860年，黎巴嫩地區一連發生了幾起屠殺事件，招致了法國的幹預，結果隻得允許黎巴嫩建立自治政府。對於也門地區的控製，帝國中央政府也日見困難。突尼斯雖然表示矢誌效忠素丹，但也隻是為了更好地擺脫法國的控製和威脅。巴爾幹地區的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在歐洲列強的支持下，取得了完全的自治權。而在希臘人、保加利亞人，甚至被奧斯曼帝國稱之為“忠誠教區”的亞美尼亞人中間，民族主義分離傾向也日益明顯，而且來勢更加凶猛。盡管坦齊馬特，時期產生的奧斯曼主義這一概念，在平等對待全體臣民方而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它從來都未被人們普遍接受過。在近代民族主義日益高漲的時代，奧斯曼主義這一目標也許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然而，奧斯曼帝國的改革家們，為了挽救日漸衰落、分崩離析的帝國，卻不得不勉為其難。一些曆史學家們曾經認為，如果在那個時代，要是沒有歐洲列強對奧斯曼帝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支持，並強烈地千涉帝國的內部事務，奧斯曼主義說不定會取得成功，但是奧斯曼帝國並非生存在國際關係的真空之中。

　　1869年，“坦齊馬特”時期改革運動的兩個重要領導人之一的富阿德逝世。1871年9月，另一位重要的領導人阿利也在臥病三個月之後死去。奧斯曼帝國重要的改革派人士的相繼去世，尤其是他們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和模仿學習者的法蘭西，在1871年的普法戰爭中敗北，造成法國在奧斯曼帝國朝野中的威信下降，帝國改革派的威望也隨之降低。因此，在一片對奧斯曼帝國的前途悲觀失望的情緒中，“坦齊馬特”的改革家們完成了他們的曆史使命。縱觀奧斯曼帝國的全部曆史，再沒有任何別的曆史時期比“坦齊馬特”時期更招人評論的了。對於這一時期所進行的社會改革，既受到了當時奧斯曼帝國青年知識分子的嚴厲批評。也受到了近代奧斯曼帝國曆史學家們的不滿和指責。或被認為改革是淺薄而過於倉促的西化，或認為還不夠雷厲風行。也有的政治家則把“坦齊馬特”時期譽為“播種時節”，是新的觀念和製度得以萌動發芽的季節。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坦齊馬特”這一曆史時期，此後的奧斯曼帝國憲政時期，以及共和國時期的改革家們，都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社會進步的成績。所有這些看法都是正確的，非常有哲理的。因為基本的事實是：奧斯曼帝國如果要想繼續立足於現代世界的民族之林，除了實行具有西方色彩的社會改革之外，別無其他的抉擇。

　　處在19世紀一個鐵路和電報時代的世界裏，奧斯曼帝國古老的封建結構和傳統的價值觀念，是根本無法保存得住的，事實上，曆史進程的發展也很少容它有選擇的自由。奧斯曼帝國要麽使自己現代化，要麽便是自行滅亡。

　　此外，19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的改革派們所麵臨的困難是十分巨大的，各種反對改革的力量，盡管最終還是沒有能夠得逞，卻表現得極其凶惡和異常的猖撅，充滿了暴力和血腥。盡管如此，帝國的改革家們還是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們憑著對於奧斯曼帝國社會進步和改革忠誠不移的信念和理想，確實已經使得奧斯曼帝國社會的各個層麵，發生了許多探刻的變化。舊的社會製度已經遭受到了徹底的破壞，以致要想使奧斯曼帝國采取一種簡單地返回老路上去的政策，全麵恢複舊有的製度和傳統，都已經成為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從麵為日後奧斯曼帝國更加徹底的社會改革和觀代化的發展，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礎。

　　§§第七章 從專製君主帝國到現代民主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