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利姆三世亡故,馬赫默德二世被迫接受帝國頑固派控製之後的一年半裏,奧斯曼帝國的形勢似乎變得更加糟糕。此時的奧斯曼帝國正在同俄羅斯進行著一場毫無勝利可言的戰爭;同法國的友誼也完蛋了。隨著帝國改革的停頓和新式軍團被徹底的解散,以及許多改革家死於非命,奧斯曼帝國的改革熱情大為減退,西化的改革成果所剩無幾。不過有心人可以從塞利姆三世改革失敗的經驗中吸取到這樣的教訓:隻有把奧斯曼帝國頑固派勢力的後盾近衛兵團剪除掉,帝國的改革,特別是效法西方的社會改革才有可能獲得成功。
聰明過人、思維敏銳的馬赫默德二世很快便領悟到了這一點,可是他不敢在時機尚未成熟的時候貿然下手,因為頑固派分於和近衛兵團還在控製著帝國的京城。就算在帝國京城以外,馬赫默德二世一開始也行使不了多少權力。此時他統治下的奧斯曼帝國,用西方外交官的話來說,不過是一個“各類無政府狀態的大聯盟”。所以,馬赫默德二世的第一個奮鬥目標,是想盡辦法,製訂措施,維護帝國中央政府對地方各省的控製。或是用武力,或是設狡計。不久,他削平了一些省具有獨立傾向的總督權力,任命了一大批比較順從聽令的總督。
素丹馬赫默德二世1784年7月出生於薩拉伊。他從小聰慧豁達,勤奮好學,氣宇軒昂,思維敏捷,立誌要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被人們稱之為奧斯曼帝國的彼得大帝。據說他的母親是一位法國人,但這種說法不能使人足以為信,因為他本人根本就不懂法語,也不會任何其他的西方語言。他的父親阿布杜爾一世在位時,曾經創辦了一批西方式的世俗學校,當時在帝國影響甚大,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馬赫默德二世似乎受到他的堂兄塞利姆三世的影響極大,特別是在從塞利姆三世被廢,直到被害去世的最後一年裏,他們兩人一直被幽居在一起。他從塞利姆三世那裏學習到了許多寶貴的治國經驗,為他以後試圖通過杜會改革,轉變奧斯曼帝國積弱貧有的現狀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
從馬赫默德二世以後實行的改革實踐來看,他的改革指導思想和治國方針,同塞利姆三世是一脈相承的,但他吸取了塞利姆三世改革的一些經驗和教訓,把改革與強化素丹的統治權力結合了起來。他認為,要想在奧斯曼帝國推行社會改革,必須首先要加強和鞏固素丹至高無上的權力,廢除並非來自素丹的一切權力,徹底地鏟除敵視和反對帝國社會改革的各種頑固勢力,否則改革就難以實行。在改革內容上,他將軍事改革放在首位,試圖建立一支效忠於素丹的強大的新式軍隊。認為這是保證素丹至高無上權力的需要,也是帝國抗禦外敵的需要。同時,馬赫默德二世也特別關注奧斯曼帝國在政治、經濟、教育、法律及社會生活等方麵的改革。在實行改革的策略和措施上,他吸取了塞利姆三世失敗的經驗教訓,做了相應的調整和必要的部署,盡量避免傷害廣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引導和利用烏裏瑪的影響為帝國的改革計劃服務,在打著恢複帝國傳統的旗號下,行改革之實。
1808年即位的素丹馬赫默德二世,在經過15年臥薪嚐膽的準備之後,終於等來了他大顯身手的機會。1826年,他借在魯米利和安納托利等地平息了諸省總督及地方顯貴們的武裝叛亂,帝國中央政府及他本人的權力有所加強的有利形勢,決定全麵恢複前人在改革道路上所曾經主張過的改革方案,並且下令組建一支完全按照歐洲方式訓練和裝備的新式軍隊。1826年5月28日,馬赫默德二世頒布了一項關於成立新式軍團的禦詔在禦詔中,雖然帝國近衛兵團仍予以保留,但是要求近衛兵團駐守帝國京城的每一個營都必須要抽調巧0人參加新式軍團。盡管這支新式軍團實際上就是塞利姆三世的新秩序的複活,但馬赫默德二世卻小心翼翼地在成立新式軍團的命令中避免提起改革或是改革派。相反,他蠍力設法把新式軍團說成是已故蘇萊曼大帝軍事體係的複活,並特別規定新式軍團的軍事訓練不得由基督教徒或外國人來負責,麵隻能由熟悉現代軍事技術知識的穆斯林軍官來負責指揮。這一舉措在“對異教徒的聖戰需要高於一切”的大旗下得到了具有保守傾向的帝國總法典官、烏裏瑪,以及近衛兵團將領們的認可,他們每個人都在改革的文件上簽了名,蓋了章。
然而,萊鶩不訓的近衛兵團根本就不聽素丹馬赫默德指令的那一套,當他們穿上合身的西式新製服開始訓練的時候,駐紮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的近衛兵團又發動了兵變。近衛兵團中的五個營首先打翻了湯鍋作為傳統性舉行叛亂的信號,跟著便在賽馬場集合,並很快又糾合了一夥憤怒的民眾,企圖重演1807年的大屠殺不過,這一回他們卻遭到了大多數民眾的堅決反對,同時,足智多謀的馬赫默德二世也早已料到了這一點,略勝一籌早有防範。此時,忠君的高級軍官許塞因一接到馬赫默德二世的命令,便迅速率領新式軍團和攜帶著大炮來到了皇宮。在新式軍團的大炮對準人群密集的廣場和近衛兵團的兵營連續開炮轟擊30分鍾之後,近衛兵團變成了一群烏合之眾,四處潰散。結果,在這次平息叛亂的戰鬥中,有數千名近衛兵團的成員遭到屠戮,從此一踱不振,在帝國的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不知所終。從此這種一度成為歐洲,後來又成為素丹及其守法民眾所恐懼的具有悠久曆史的古老製度被徹底地摧毀掉了。6月17日,在馬赫默德二世發布的一項通告中正式宣布廢除近衛兵團,而代之以一支號稱“穆罕默德常勝軍”的新式軍團,其任務是“捍衛宗教和帝國”。另外,馬赫默德二世還趁這次機會消滅了最後一批采邑封建騎兵部隊,一些殘存的采邑不久也全部予以廢除,而必須保留的騎兵部隊改發銀,全部由國家來供養。
一個月以後,素丹馬赫默德二世又借口貝克塔希斯派托缽僧曾經煽動反對廢除近衛兵團的叛亂,將這個數世紀以來一直與近衛兵團保持密切政治關係的宗教團體予以解散。在設法得到帝國總法典官和正統派宗教人士的支持後,馬赫默德二世宣布貝克塔希斯派為非法宗教團體,沒收了它的財產,毀掉了它的寺院,並將它的三名主要首領公開處死,而把其餘的成員全部都流放到外地。此後,馬赫默德二世又通過將烏裏瑪劃編政府管理,享受國家傣祿,使他們增加了對政府的依賴性,減弱了他們與穆斯林民眾的聯係和影響,以及對素丹權力的製約作用。另外,馬赫默德二世還宣布結束各省的自治權,削弱和限製來自世襲傳統習慣或是由群眾和地方所同意授予的各種權力。這些舉措極大地強化了素丹的權力,為馬赫默德二世多年期待實行的社會改革徹底掃清了道路。總之,馬赫默德二世王朝以後,以素丹為首的帝國中央政府的權力極大地加強了,這標誌著奧斯曼帝國從此完成了由封建軍事聯合體製向中央集權體製的轉變,這是一個曆史性的進步。隻有這種轉變,才能使得奧斯曼帝國以後的政治體製便於向世俗化、民族化、現代化的政治體製過渡。
由1826年消滅帝國近衛兵團直至1839年馬赫默德二世去世,在這段時期內,馬赫默德二世進行了一項巨大的社會改革計劃。他為這項社會改革計劃所規定的主要路線和方向,成為此後的19世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是20世紀奧斯曼帝國改革家們所一直遵循的政治路線。從各方麵實行社會改革的實踐情況來看,總是先有對舊秩序的破壞,然後才建立起新的秩序來,麵所有這些初步破壞之所以可能,完全是由於帝國近衛兵團這個曾經作為傳統製度的軍事力量終於被消滅了的緣故。因此,在消滅了近衛兵團這一禍患之後,馬赫默德二世於是加速了進行組建新式軍團的計劃,這也是過去那些不像他一樣幸運的素丹們所追求的主要目標。
素丹馬赫默德二世首先設置了“塞拉斯克,以代替帝國近衛兵團的統領”阿加。塞拉斯克是奧斯曼帝國一個舊日的稱號,在過去是授予陸軍司令官的。按照馬赫默德二世所規定的這一官職來看,它相當於總司令兼陸軍部長,專門負責新式軍團的一切事務。另外,還由塞拉斯克接管過去由近衛兵團阿加在帝國京城所負有的保安、普務、消防以及諸如此類的職責。在不斷加強帝國中央集權和強製推行社會改革的曆史時期,保安與普務工作變得日益重要,因此,管理和指揮如帝國的警務係統,已經成為了塞拉斯克的主要職責之一。
1845年,帝國中央政府下令成立單獨的普務部門,向西方國家學習,把普務與軍隊區分開來,從此,帝國的警務部門不再屬於塞拉斯克管轄了。為了使帝國的新式軍團更加正規化和製度化,1826年。馬赫默德二世下令製定了一項有關帝國新式軍團的組織管理條例。其中規定全軍共為1.2萬人,分為8個大隊,全部駐紮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此外,他還發布了有關帝國各省招募新式軍團的命令,規定新式軍團的服役期限為12年。
廢除近衛兵團,組建新式軍團,這是素丹馬赫默德二世改革計劃的初步勝利。然而,要想按照既定的改革計劃,真正成立一支完全歐式的、強大無比、所向披靡的新式軍團並非易事這不僅有財政上的原因,還有人力資源上的困難,特別是缺乏具有現代軍事科學知識的穆斯林軍官。尋找兵源和招募士兵相對來說,通過行政手段還是一件較容易辦的事情,但是在新式軍團的各個部門中,能夠完全勝任職責的軍官普遍奇缺,它使在新式軍團中講授歐式操練和學習使用新式武器遇到無法克服的困難,影響了新式軍團的軍事素質和戰鬥力。在早期馬赫默德二世組建的新式軍團主要是由來自歐洲一些國家的軍事教官幫助訓練,用歐洲人編寫的軍事教材作為教本。19世紀30年代,奧斯曼帝國用重金聘請普魯士軍官團來幫助改進奧斯曼帝國的防禦工事,指導新式軍團的日常訓練,從而開始了同德國軍事顧問建立起了一種不斷得以更新的相互關係。此外,帝國的海軍在這一時期,也同樣進行了整頓和改革,這方麵主要是依靠美國船舶製造專家和英國海軍顧問的幫助和指導。為了設法彌補在新式軍團中缺乏具有現代軍事科學知識的穆斯林軍官,同時也為了在帝國各級政府部門中充實具有專業知識的稱職官員,馬赫默德二世對於帝國的教育事業也日益重視起來。因為他逐漸地認識到,如果沒有適當數量的政府官員,首先得到西方現代式的學習和訓練,然後再由他們去負責教育和訓練別人,從而提高帝國各級政府官員的現代綜合素質,那麽,他所倡導和推行的整個社會改革體係,不但缺乏勃勃生機,而且終將要注定垮台。
在馬赫默德二世上台執政以前,奧斯曼帝國已經有了兩所培養現代人才的學校,即1773年創辦的海軍工程學校和1793年創辦的陸軍工程學校。這兩所學校都經曆過一番風風雨雨的困難時期,但是經過馬赫默德二世的關懷和整頓,此時又都生機勃勃,煥發出了青春。1827年,馬赫默德二世不顧各方的強烈反對,效法俄國的彼得大帝,毅然采取果斷的步驟,向歐洲各國派出了大批的留學生,其中主要是帝國陸軍和海軍青年軍官。他們分別被派往歐洲不同國家的首都,學習軍事,學習科學技術,學習西方的思想和文化。這些人在回國後,都成了奧斯曼帝國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在改變他們國家的社會麵貌方麵,扮演了無比重要的先驅角色。
1827年,馬赫默德二世下令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開辦了一所醫學院,其目的是為帝國新式軍團培養軍醫。新成立的這所醫學院還附設了一個預科,進行相當於普通初等與中等學校程度的教育。這在奧斯曼帝國的教育體係中還係首創。醫學院中的教師主要來自歐洲各國,講課的時候有時用突厥語,大部分時間用法語。
1831年至1834年間,帝國中央政府還另外開辦了兩所學校。它們的目的全部都直接與軍事有關。一是帝國音樂學校,主要是為新式軍團培養同他們的軍裝和軍褲相配的鼓手、號手。奧斯曼帝國著名作曲家唐尼澤提的弟弟便是這所學校的一位教官。另一所是更為重要的軍事科學學校,這所院校經過幾年的籌劃,於1834年正式開學。馬赫默德二世對這所學校格外青睞,準備把它辦成奧斯曼帝國的西點軍校,因而它的辦學方式都盡可能地模仿西方一些國家中的著名軍事學校,希望成為它們的原版。在這裏,西方人士在日常教學中起著主要的作用,而精通一門外國語,尤其是法語,又是在所有課程中首先和最重要的要求。此外,像帝國的醫學院一樣,這裏也有專門為兒童和少年設立的一個預科學校。
另外,在馬赫默德二世統治時期,人們除了進專門培養軍官、軍醫或文職人員的各類軍事學校以外,還可以通過其他兩個渠道學習到外語和西方的科學知識。其中之一便是帝國的外交機構。塞利姆三世在歐洲設立的常駐大使機構,在他死後紛紛被取消了。馬赫默德二世實行社會改革後,又重新在歐洲各國建立了這些使館機構,這樣,有機會一邊在國外供職,一邊學習進修的奧斯曼青年數量也就不斷增多了。另一條渠道是帝國中央政府新設立的翻譯局。該局的設立,是為了處理日益增多的外交信函,培養奧斯曼帝國的外語人才。隨著翻譯局的建立,有越來越多的奧斯曼人學會了外語。正如歐洲的軍事壓力推動了奧斯曼帝國軍事學校的創辦一樣,歐洲的外交壓力也推動了奧斯曼帝國翻譯局的設立。
外交機構和翻譯局日後成了造就奧斯曼帝國人才的苗圃。19世紀奧斯曼帝國的許多著名政治改革家都是從這裏培養出來的。這些人代表了帝國官僚集團內部新形成的一批英才薈萃的西方通。他們往往都是支持奧斯曼帝國社會變革的改革派,他們對奧斯曼帝國現代化曆史進程的發展,起著難以估價的重要作用。在奧斯曼帝國官僚集團內新出現的這種分化,同帝國軍隊內軍官階層的分化現象遙相對應,把受過西方式教育,並略懂得某種歐洲語言的人物,同由行伍出身或靠個人奮鬥起家的人物截然區分開了,因而也使得奧斯曼帝國的整個社會比以前更為鬆散,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發展的趨勢。雖然此時的統治集團與被統洽者之間的傳統壁壘依然徑渭分明,但如今無知無識的鄉民同那些以西方為楷模的洋派上流人士之間的鴻溝,要比他們同舊式官僚之間的鴻溝更深。
在早期,馬赫默德二世的教育改革,主要十分關注與軍事有關的向題。從1838年以後,他也開始逐漸注意到非軍事性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問題,並且創辦了許多傳授西方近代知識課程和其他世俗學科的學校,為奧斯曼帝國的社會發展,培養了許多專門人才。在非軍事性教育領域內實施改革,一般來說特別困難,因為這裏是烏裏瑪傳授伊斯蘭宗教課程的傳統世襲領地,所以改革的阻力特別大。在由烏裏瑪控製的宗教學校中,普通小學用死記硬背的辦法教授阿拉伯文古蘭經,另外也涉獵一些念書寫字之類的文化學習,根本不傳授自然科學知識。在高一級的宗教學校,如經學院,給學生教授的幾乎全部都是伊斯蘭宗教方麵的課程。這類宗教學校根本就培養不出來帝國社會改革急需的新式政府官員和專業人才。所以要想辦那種西式的世俗普通學校,就會在帝國宗教界人士中引起無休止的爭論。為了避免與帝國宗教界人士的全麵衝突,馬赫默德二世在非軍事性教育領域內實施改革的時候,也相應地作了一些妥協。如把此類學校的校址選在一些清真寺內,也選擇一些具有博學知識、懂得一些西方現代科學的烏裏瑪在學校任教。在主要講授外語和西方現代課程,如數學、物理、化學和機械學知識的同時,學校也為學生講授一些傳統的宗教課程。開辦此類學校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訓練政府官員和外語翻譯人員。這些學校的學生,也和其他各類軍事學校的學生一樣,一律領取帝國政府的公費補助或獎學金。在這些學校的畢業生中,有幾個人成了奧斯曼帝國未來社會改革的領導人物。
除了建立一支西方式的新型現代軍隊,關注帝國的教育改革之外,馬赫默德二世在19世紀30年代奧斯曼帝國的社會改革中,還致力於開創一套新的官僚管理體製。在這方麵也同樣以摧毀舊體製為先導,或破舊與立新同時並舉。其目的就是要將奧斯曼帝國的一切權力都集中在他自己的手裏,使素丹的權力,成為帝國境內一切權力的惟一源泉。建立一套新的官僚管理體製,馬赫默德二世首先從整頓宮廷開始。因為奧斯曼帝國原來的宮廷職務,此時有好多已經成為光拿薪水的掛名差事,辦事效率極低,所以現在一概加以廢除。此外,帝國政府機構經過整頓改革之後,大小政府官員一律都有了新的職銜,他們的職權都由素丹來授予,麵再不靠過去傳統的慣例所獲得。另外,馬赫默德二世開始將原有的帝國行政機構改換成了西方樣式的政府各部,並除了塞拉斯克以外,還設置了外交大臣、內務大臣、財政大臣等官職。大臣國務會議有意仿效歐洲國家內閣的格局,大維齊也不再是舊式素丹絕對意誌的代理人,而是內閣首席大臣。稱之為首相。馬赫默德二世還規定了統一的宮服,讓帝國政府官員們穿起歐洲式的馬褲、黑皮靴、禮服大衣,為他們預備好辦公室、寫字台和若幹新換上西式服裝的工作人員。特別是為了提高工作效率,杜絕貪汙腐敗行為,克服政府宮員工作能力不斷下降和精神麵貌不振的狀況,馬赫默德二世在政府宮員領取薪捧方麵,也進行了改革,由帝國中央政府統一付給所有政府宮員以適當的固定薪傣,並徹底地廢除了無理沒收政府官員私產的傳統做法,給予政府各級官員經擠上更大的保障。此外,馬赫默德二世還下令創辦了一份官方報紙,起先用法文發行,後來改用突厥文出版。他要求每位政府官員都必須訂閱,因為改府官員的任命和帝國中央政府製定的規章和法令,都在這份報紙上發表。這份名叫《大事概覽》的報紙,也代表了奧斯曼帝國新聞事業的開端。
在諸多的帝國改革項目中,社會和文化方麵的變革,不可避免地在奧斯曼帝國這個伊斯蘭傳統勢力根深蒂固的國家,引起激烈而廣泛的怨恨與反對。但為了在奧斯曼帝國社會日常生活中減少宗教色彩和伊斯蘭性質,追求西方式的現代文明生活,躊躇滿誌的馬赫默德二世試圖打破舊有的穆斯林習俗和裝束上的保守性,下令廢除帝國穆斯林的頭飾,規定他們一律戴圓筒形無邊的氈帽,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費茲帽。長期以來,服裝,尤其是頭飾,是每一位穆斯林用來表示自己所屬的宗教與社會地位的一種方式。在一般民眾的思想中,認為放棄自己的服飾和改用別人的服飾,就是一種大逆不道和變節的行為。為了預防讓穆斯林一律都戴新型頭飾可能在帝國民眾中會引起強烈的反對,馬赫默德二世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並準備在必要時實行鎮壓。
另外,在馬赫默德二世積極的倡導下,歐式的家具和生活用品也開始在奧斯曼帝國民眾的家庭中出現。在帝國官廷和上層社會中,歐洲那套彬彬有禮的社交方式也被廣泛采用。尤其是馬赫默德二世此時在公開場合,已經開始不按照奧斯曼帝國傳統的那套儀式,而是完全按照歐洲儀式來接見客人,同他們促膝交談,甚至對婦女也表示出極大的尊敬。此時,在馬赫默德二世的影響下,帝國上下出現了一股學習西方生活方式的時尚。帝國政府規定星期四為不分宗教的休息日的做法,就是從法國那裏學習來而行之於政府各機關的,特別令人驚異的是,在帝國政府機關辦公室裏的牆壁上,還出現了素丹的肖像和西方的藝術品。
當然,奧斯曼帝國的這些社會變化,也不過是一些事物的表層現象,因為對於伊斯蘭教的神聖法典,特別是涉及於帝國社會和家庭的問題,仍然是絲毫不可動搖的。所以有關結婚與離婚,財產與繼承,以及婦女和奴隸的社會地位等一類極為敏感的間題,實際上都仍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並且在這一時期馬赫默德二世所有的改革計劃中,似乎也還沒有想到過要對帝國的宗教及機構進行任何形式的改革。
雖然,馬赫默德二世通過一係列的社會改革,在實行擴大和加強帝國中央政府對全國各省的直接控製方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要想真正建立一個統一完整的帝國,馬赫默德二世不能不時常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馬赫默德二世及其帝國的統一,而臨著四種不同的挑戰,其中隻有一種曾經一度成功地加以平息,這就是來自阿拉伯半島瓦哈比運動的挑戰。瓦哈比運動是提倡嚴守古蘭經教義的伊斯蘭宗教改革運動,它在18世紀隨著沙特家族政治勢力的崛起,而在阿拉伯半島境內廣泛傳播開來,到1806年已經控製了伊斯蘭教的聖地麥加和麥地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瓦哈比派教徒是被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裏的軍隊所擊潰的,而這位總督自己則代表了對奧斯曼帝國另一類型的、更具威脅性的挑戰,這種挑戰雖屬於伊斯蘭世界,卻又帶著西方化的色彩。
穆罕默德·阿裏是一位自打天下的埃及強人。此人出生於阿爾巴尼亞,年輕時當兵隨奧斯曼帝國的軍隊來到了埃及。18世紀初拿破侖征占埃及後的混亂狀態,正好給了他大顯身手的機會,他一舉消滅了因循守陽的競爭對手,建立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他既是一位統治者,又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社會改革家。他魔下的那支具有西方風格的軍隊,經過最初幾番周折之後,迅速發展壯大。他在其他領域內的一些社會改革,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雖然穆罕默德·阿裏反複申明他是一位對奧斯曼帝國無比忠誠的總督,但是他的所作所為既掩飾不了他的野心,也掩蓋不住他日益增長的、足以直接威脅素丹馬赫默德二世統治的實力凸。
日後最終導致奧斯曼帝國毀滅的另外兩種挑戰,並非來自東方,而是來自西方,這就是巴爾幹半島上的民族主義與歐洲列強的進攻。在奧斯曼帝國,來自西方的民族主義病毒首先是傳染給了希臘人,然後又傳染給了塞爾維亞人和羅馬尼亞人。1827年,英、俄、法三國的海軍艦隊馳援納瓦裏諾的希臘反叛者。1828年至1829年,俄羅斯人長驅直人,兒乎打到了奧斯曼帝國的京城伊斯坦布爾,這時希臘人獲得了自治權,不久,歐洲列強又讓希臘脫離奧斯曼帝國而獨立。1829年簽訂的埃德爾納不平等條約,除了把奧斯曼帝國東部以及多瑙河口具有戰略意義的疆土割讓給俄國之外,還確認了塞爾維亞由其大公治理的自治地位。特別是這種影響不久又進一步刺激了羅馬尼亞各邦國的民族意識和獨立願望。此外,奧斯曼帝國在北非的阿爾及爾也在1830年遭受到法國的人侵、並被它掠奪了過去。
就在馬赫默德二世的帝國遭到如此沉重打擊之時,穆罕默德·阿裏於1831年趁機直接發動進攻,從敘利亞橫越安納托利亞高原,一路攻城奪隘推進到屈塔亞,直接威脅著奧斯曼帝國的首都伊斯坦布爾。馬赫默德二世在四方告急,八方求援的情況下,最終接受了歐洲列強俄國的援助提議。1833年初,一支俄國艦隊停泊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同時還有1.4萬名俄國士兵在海峽的亞洲一側登陸上岸,以保護奧斯曼帝國免遭它的藩屬的侵犯,並保障俄國人自1774年以來,從奧斯曼帝國方麵所獲得的特權和條約。後來穆罕默德·阿裏在法國的建議下,接受了一份折衷議和的方案,由他控製整個敘利亞以及阿達納地區。但是,當穆罕默德阿裏的軍隊從安納托利亞撤走了之後,俄國的艦隊和士兵卻依然留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遲遲賴著不走。直到1833年,馬赫默德二世同意簽訂了一項震撼歐洲列強,並滿足了俄國渴望已久與奧斯曼帝國正式結成防禦同盟,保證在所有影響“安寧與安全”的事務上,奧斯曼帝國都得征詢俄國意見的《斯凱萊什條約》之後,俄羅斯人才最終撤走。現在奧斯曼帝國已經完全保藏在了俄國的勢力範圍之內,萬一這個當年俄國沙皇尼克拉一世稱呼的“歐洲病夫”死了,俄國將是它的主要繼承人。《斯凱萊什條約》所擬定的方針,始終很符合俄國人的利益,即使到了蘇俄時代亦複如此。然而此項條約的簽訂,當時卻引起了英國人的強烈幹預。英國外交大臣帕默斯頓說,《斯凱萊什條約》的簽訂,將使俄國駐伊斯坦布爾的大使,成了“素丹內閣中的首席大臣”。而在19世紀以後的年代裏,往往也正是由幹英國人的抗衡,才使得奧斯曼帝國免於投人俄國人的懷抱。英國人不僅著手反擊俄國人的外交攻勢,而且還積極鼓勵奧斯曼帝國通過改革振興自強。
此時的馬赫默德二世與其說需要鼓勵,還不如說需要更多的機會和社會資源。因為巴爾幹半島民族主義的反叛,歐洲列強的進攻,以及穆罕默德·阿裏的爭雄,都著重突出了奧斯曼帝國社會改革的必要性,並帶來了新的契機。這也就是馬赫默德二世為什麽冒著丟掉王冠和性命的極大風險,毅然決定在奧斯曼帝國實行一係列社會改革的根本原因。
盡管馬赫默德二世的許多改革措施隻取得了部分的成功,盡管這種改革多在表麵上做文章,麵沒有把奧斯曼帝國的所有力量集中在民眾教育和發展社會經濟這些根本性的領域,但他所實施的一係列社會改革,就其結果而言,影響還是非常深遠的。在馬赫默德二世倡導的社會變革之後,奧斯曼帝國要想再走恢複舊製度的回頭老路,已經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一種自由主義向前看的社會改革的發展趨勢,在奧斯曼帝國內部占了上風。況且,改革已經基本上摧毀了各種舊勢力,建立起了一支新的社會力量。例如,近衛兵團這股保守勢力完蛋了,地方封建割據的勢力也大大削弱了,托缽僧的勢力至少已經被遏製住了。馬赫默德二世還壓縮了烏裏瑪的權限,設置了一個政府監督機構,專門管理以前一直由烏裏瑪控製的慈善基金機構的大宗歲人,這樣也就極大地削弱了烏裏瑪的宗教勢力。以上所有的勢力,過去都極大地限製了素丹的權力,蠍力抵製被它們視為標新立異的各種社會改革。總之,馬赫默德二世王朝以後,以素丹為首的帝國中央政府的權力極大地加強了,奧斯曼帝國的社會變革,不僅成了一個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而且也成了一個人心所向的社會進步過程,並為“坦齊馬特”時期的社會改革起到了一個啟錨開航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