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

第一節 社會改革的興起

　　奧斯曼帝國社會變革的啟動，是由於在接連敗於為自己所不齒的敵人手裏以後，為了生存起見，以西方衝擊所引起的民族危機為契機，揭開了社會變革曆史進程的帷幕，並且在改革的旗幟下，不得不采用西方的先進武器，不得不聘請歐洲顧問，並且不論怎樣不情願，也不得不允許構成現代國家及軍隊基礎的那一切新思潮和新製度的傳人。尤其是作為文明典範的歐洲，為奧斯曼帝國提供了那麽多任人挑選的各種世俗反叛理論，如自由主義思想、愛國主義思想、民族主義思想，甚至革命的暴力思想，都深深地感染了那些前去探討西方文明的奧斯曼帝國的學生和軍校學員、外交官和駐外武官。久而久之，這些思想有了通向奧斯曼帝國的道路，給予了奧斯曼帝國軍官們以新的動力和方向，並且導致了一係列的社會變革和革命。

　　奧斯曼帝國早期社會變革的政治聯盟基礎比較薄弱，沒有廣泛動員全社會各階層民眾積極參加，僅是依靠一些盛世末年的開明人物在那裏孤軍奮戰。此外，奧斯曼帝國的社會經濟環境也比較惡劣，表現為資源相對不足，科學技術落後，工業尚不發達，國際商業競爭能力極差。尤其是伊斯蘭教傳統文化，以其頑強的生命力，發揮著雙向功能。它的一部分內容，如崇古主義、文化中心主義、泛道德主義、政教合一的傳統等相互推進，形成了抵禦奧斯曼帝國社會變革的強韌防線。而另一部分內容，如變易意識、自強意識、民本主義等，則以直接或間接的形式與早期社會變革相結合，成為社會進步的極其重要的動因。

　　從奧斯曼帝國社會變革的曆史進程來看，它是與西方文化交織在一起的，是以向西方社會學習為主要內容的，是奧斯曼帝國近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其目的在於通過學習和借鑒西方的文明，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反映到帝國統治者階層，則表現為一係列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社會改革的嚐試。在奧斯曼帝國早期的社會改革中，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試圖通過社會的變革，借鑒西方的先進經驗，建立一支訓練有素、裝備現代的軍隊和行政機構，並重視能生產現代武器的科學技術，最終實現基於歐洲知識和技術的軍事、經濟、政治近代化的計劃。他們引進歐洲的教師和學校，並派遣留學生到歐洲去學習語言、科學和政治，他們設立翻譯局和印刷廠以翻印大量的西方著作。這樣作的最終結果，是在奧斯曼帝國造就了一支受過現代教育和具有親西方色彩的新階級、新社會階層的存在。

　　應該強調的是，奧斯曼帝國早期的社會改革具有極大的局限性。它主要是為了回應西方列強的示範性挑戰，以及對帝國統治集團利益和地位所構成的威脅，而不是為了緩解長期的封建神權統怡所積蓄的社會壓力和全麵發展資本主義。換句話說，這種改革是功利性的，而不是製度性的，隻是學習西方先進的器物，而不是去學習西方文明的社會製度。這種思想的高度，反過來決定了奧斯曼帝國社會改革的高度。因此，奧斯曼帝國早期的社會變革，就有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特征。隻是到了馬赫默德二世和坦齊馬特時代，特別是青年土耳其黨人的統治時期，具有西方化色彩的社會改革的力度之大，範圍之廣，對奧斯曼帝國社會影響之深，才是史無前例的。

　　反思常常是災難的副產品。18世紀時，每當重大的軍事失利之後，奧斯曼帝國的政治家們總是產生許多反思，總是用毫不留情的坦率態度來評論帝國的腐朽和軍隊無能的種種表現。特別是喪權辱國的卡伊納雅條約的簽訂，與隨後克裏米亞地區被俄羅斯所吞並，都曾經使得帝國的許多仁人誌士痛定思痛，議論紛紛，使得帝國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人意識到，僅憑奧斯曼帝國的光榮傳統和伊斯蘭教文明，很難再為奧斯曼帝國重振雄風提供動力，從而發起了以效法西方文明為基礎的早期社會改革運動。

　　一般曆史學家往往把素丹塞利姆三世統治時期（1789—1807），看作是奧斯曼帝國社會改革的開端。但是有些曆史學家則把日期還要往前推，認為奧斯曼帝國的社會改革發端於巴沙洛威茨條約簽訂的第二年（1719），是從第一次有意識地朝著模仿和采用西方文明中某些既定項目邁出的一步開始的。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奧斯曼人從來就沒有和西方完全斷絕過來往，其聯係還不僅僅限於戰爭、外交和商業等方麵的正式接觸。奧斯曼人在曆史上曾經學習與模仿過西方軍事和航海方麵的某些先進技術，而且在地理學和醫學等自然科學領域也借鑒過西方的經驗。但是，他們的學習與吸收能力卻隨著領土的不斷擴張，到15世紀以後，便逐漸地減退了下來，特別是在社會價值觀和文化方麵的轉換創新更是微乎其微。事情說起來也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到了18世紀，奧斯曼人同西方的差距比以往任何時期的都大。也就是說，一方麵奧斯曼人與西方在科學技術、文化、心理上存在著一條鴻溝，其間的差距具體表現在西方的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在進步，理性觀念在發展，而奧斯曼人卻相對停滯不前。另一方麵，雙方在軍事上、外交上、商業上卻又相互交往甚密，具體表現在西方國家可以陳兵奧斯曼帝國邊境，表現在歐洲人不但借助於海運、財富，而且還可借助於通商條約，在奧斯曼帝國境內施加日益增長的政治與經濟影響。

　　奧斯曼帝國曆史上的社會改革，可根據改革的主要內容劃分為早期和晚期。奧斯曼帝國早期改革家們所考慮的，主要是隨著輝煌時代體製機構的日趨腐朽而暴露出來的帝國內部的弱點，因而他們的改革實踐，也隻是著眼於過去，竭力想使那些體製機構回歸到原來的狀態，也就是著眼於恢複過去舊有的統治秩序，重振奧斯曼帝國一度失去的雄風。例如1623年至1646年統治奧斯曼帝國的素丹穆拉德四世和1656年至1661年掌權的大維齊穆罕默德·科普魯盧，他們社會改革的宗旨，是根除腐敗之風，而他們的武器，就是行刑宮手裏的大刀和沒收非法所得財產。但是，隨著奧斯曼帝國在同奧地利與俄羅斯軍隊相形見細的交戰中一敗塗地，尤其是1699年簽訂卡洛維茲條約和1718年簽訂巴沙洛威茨等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之後，奧斯曼人從失敗和教訓中看到了西方的軍事優勢，逐漸地認識到了使軍隊近代化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並開始把他們社會改革的目光轉向西方。因此可以認為，奧斯曼帝國後期的社會改革是從軍隊近代化的嚐試中啟動的。例如，奧斯曼帝國兩度恥辱地敗於奧地利和俄羅斯的事實，以及彼得大帝統治下的俄羅斯通過向西方學習的社會改革，從此由弱變強的事例告訴人們，隻要認真地學習西方，推行社會改革全而進行的方案，便有可能使得奧斯曼帝國擺脫貧弱，再度成為它的敵人的強大威脅者。因此，讚成這種社會改革思想的易卜拉欣於1718年上台當上了大維齊之後，同年6月，他呈遞給素丹穆罕默德三世一份指出有必要進行軍事改革，迎頭趕上西方軍事技術發展的奏本，進行社會改革的嚐試。他首先下令於1719年在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設立了帝國大使館，並於1721年任命熱衷於奧斯曼帝國社會改革事業的著名政治家埃芬迪為帝國駐法國的大使，要求他詳細地研究西方有關文明與教育的各項措施，並及時匯報其中能夠使其應用於奧斯曼帝國社會改革的內容，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西方的印刷術。

　　早在1716年，一位名叫羅希福的法國軍官，曾經向帝國中央政府提出過一項關於在奧斯曼帝國軍隊中建立外國士兵軍官團的計劃，但毫無結果。1720年，另一位在皈依了伊斯蘭教之後改名為哲切克的法國人，在大維齊易卜拉欣的支持下，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組建了一個消防隊。這是此後19世紀和20世紀奧斯曼帝國進行的一係列城市服務設施改革中的先例。為了更好地了解和學習西方，進一步推動奧斯曼帝國的社會改革，具有極大改革熱情的帝國印刷局局長米特費裏卡，在漫遊考察了西方一些國家之後，向大維齊易卜拉欣遞交了一份備忘錄。這份長達49頁的備忘錄，共分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指出了一個井並有條的社會製度對於所有國家及民眾的重要性，並就當前各國的不同政體作了詳細的敘述和評論。在第二部分中，作者竭力向讀者推薦閱讀地理學的著作，認為這可以作為了解本國及其他鄰國國情的一種手段，作為軍事藝術中的一個有用的附屬部門，以及作為管理好地方行政及軍事行政的一種有效的輔助力量。在第三部分中，作者就不同基督教國家的皇家部隊，以及有關這些部隊的訓練、組織、紀律、作戰方式和軍事法律等情況進行了全麵的分析，明確指出，西方軍隊的優越性在於他們訓練有素，軍紀嚴明，並且掌握了先進的武器，所以奧斯曼帝國軍隊應該向他們學習，這是擺脫困境的惟一辦法和重要手段。

　　這一時期，奧斯曼帝國所獲得的一項非軍事性重大的改革成果，要算是印刷術的采納。人所共知，早在8世紀中葉，穆斯林就將中國的造紙術欣然接受，並通過絲綢之路將其傳人西方，促進了伊斯蘭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發展，但對於同人類文明進步緊密相關的印刷術卻嗤之以鼻，一直拒之門外。他們認為印刷伊斯蘭教書籍有損於其神聖性。因此，長期以來，盡管沒有任何可信的宗教銘文作為依據，但禁止印刷術的使用仍然成為了穆斯林國家的一個傳統。

　　18世紀初，西方國家的印刷業已經相當發達，而奧斯曼帝國的一切文件和書籍還要全靠人工來抄寫，其速度之慢，效率之低，是顯麵易見的，這與時代發展的要求極不相宜。為了改變這一落後狀況，奧斯曼帝國中央政府決定采用廣泛流行於西方的印刷術，但鑒於帝國境內宗教保守分於和抄書手們的強烈反對，被迫對印刷術的應用範圍作了許多嚴格的限定。例如由帝國伊斯蘭教教長阿布杜拉發布的通令規定，使用印刷術的範圍是，隻準人們印刷伊斯蘭教以外的其他各種科目的突厥文書籍。1727年7月，素丹下令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創辦了第一家使用突厥文的印刷所，出版突厥文的各種書籍。雖然此時印刷術的采用在奧斯曼帝國是有條件的，但它標誌著奧斯曼帝國通過改革在社會文明方麵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尤其是印刷術一經采用，對促進奧斯曼帝國的社會改革顯示出了它的極大的優越性和頑強的生命力，對促進奧斯曼帝國傳統價值觀念的轉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例如，這一時期奧斯曼帝國最重要的社會改革家、思想啟蒙家之一米特費裏卡經伊斯蘭教教長的裁決，獲準出版非宗教性質的書籍。他一生共出版了317部書籍，主要是有關科學和軍事方麵的著作。在他所撰寫的著作中，強調必須要全麵了解西方，學習西方，從而獲取更有效的軍事技術。他在許多文章中還特別詳細地介紹了俄羅斯的彼得大帝如何在西方專家們的幫助下建立起自己強大的近代化海軍的事例。

　　這一時期，在向西方學習與交流的過程中，西方對於奧斯曼帝國的文化和杜會生活也有著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奧斯曼帝國上流社會的人士熱衷於種植荷蘭的鬱金香，熱衷於請西方一些享有相當名望的畫家們替他們畫肖像，尤其對法國生活方式和風格的表層事物十分感興趣。修建法國風格的公園，使用法國樣式的家具，模仿法國的室內裝飾等，一時便成了帝國宮廷圈子內的一種時尚。連素丹本人也在他的宮廷門外蓋了一座一望就可知是法國盧浮宮式的噴水池。

　　為了了解西方和學習西方，這一時期帝國的許多重要宮員都被作為使臣派往巴黎，受命對法國的技術進行考察，看看有什麽寶貴的東西可供奧斯曼人借鑒之用他們回國後，都用近乎讚許好奇而驚訝的口吻，匯報了法國的科學研究、工業生產，甚至歌劇院裏的情況。

　　奧斯曼帝國的18世紀初葉，屬於相對的和平時期，那些具有現代性的軍事和社會改革的嚐試，在西方的影響和那些被聘請的西方人的幫助下，對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和社會生活帶來了一些生氣，但不久因東部邊疆爆發的同波斯人的戰爭而被打斷了。1730年6月，奧斯曼帝國的軍隊被在波斯初得天下的納迪爾汗指揮的軍隊打敗了，從而引發了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的廣大民眾對於朝廷的荒淫無度和宮廷圈子的“法蘭克生活方式”日益感到憤慨情緒的爆發，廣大民眾在帝國政壇上具有舉足輕重作用的近衛兵團的領導下，掀起了一場武裝叛亂，公開反對被他們視為標新立異的各種社會改革。支持改革的素丹穆罕默德三世丟掉了王位，而倡導改革的大維齊易卜拉欣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員則斷送了性命。

　　這次武裝叛亂固然與開展向西方異教徒學習的改革有關，因為帝國保守的社會勢力害怕社會改革會嚴重損及奧斯曼帝國伊斯蘭教的社會結構，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這次叛亂也是對帝國社會上流人士所盛行的“法蘭克生活方式”的一種抗議。不過帝國的印刷所倒都暫時地幸存了下來，而且出身於法國貴族的冒險家邦納瓦爾伯爵在皈依了伊斯蘭教之後，做了奧斯曼帝國的一名政府官員。1731年9月，大維齊托伯爾召見了他，並交給了他一個改組歐洲式炮兵團的任務。1734年6月，此人在帝國的斯屈達爾建立了一所軍事工程學校，次年被提升為帝國炮兵部隊司令。不過他所籌建的軍事工程學校，由於近衛兵團的敵視和壓力，並沒有存在多久。

　　到了18世紀中葉，盡管另一名具有改革精神的大維齊拉吉勃，冒著極大的風險作了一些社會改革，例如，他甚至不顧伊斯蘭教法的禁令，允許一位外國醫生做屍體解剖試驗，但是，前一段奧斯曼帝國開展的溫和“啟蒙運動”已經近乎銷聲匿跡。大維齊拉吉勃年輕氣盛，思維敏捷，善於接受新事物，對學習西方文明抱有極大的興趣。他非常崇拜西方科學，據說，伏爾泰撰寫的一篇關於牛頓哲學的論文，就是按照他的希望而譯成突厥文的。還傳說，他於1759年重建了幾所軍事工程學校，不過都是在名城小鎮卡拉加奇的一所私人住宅中秘密舉辦的。

　　18世紀40年代，由於社會保守勢力的強大壓力，帝國所有的印刷所都被迫關門歇業，軍事改革也完全失去了發展的勢頭。其原因一方麵是由於保守勢力竭力抵製的結果，另一方而的原因在於1739年至1768年間，奧斯曼帝國沒有遇到對外戰爭，長期的太平，使得帝國發展軍事缺乏動力，整個計劃成了飽影，就像早先海上長期休戰期間，奧斯曼帝國根本就想不到要發展海軍的情況一樣。

　　然而，頑固守舊，不求進取，安於現狀的精神狀態，使得奧斯曼帝國在1774年的對外戰爭中再一次出乖露醜，敗給了強勁的對手俄羅斯。這一慘敗的事實，又一次在奧斯曼人麵前確鑿無疑地證實了西方武器裝備的優勢。尤其是1783年俄羅斯用武力吞並克裏米亞的現實，極太地刺激了奧斯曼帝國的上下朝野，變成了帝國對於一項新的改革方案實施的推動力量，而害怕俄羅斯人可能威脅到他們在勒旺島利益的法國人，也在實施社會改革方麵給予了奧斯曼帝國以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勵。

　　此時，在18世紀初葉在奧斯曼帝國著手進行的那套興邦強兵的改革，又一次在帝國境內興起。就在奧斯曼帝國與俄羅斯之間的戰爭臨近結束的時候，帝國政府又聘用了一名出生在匈牙利的法國顧問托特男爵，來訓練帝國的炮兵和工兵部隊。然而意味深長的是，這次帝國政府倒沒有要求他像以前聘請的軍事顧問那樣飯依伊斯蘭教。

　　這一時期，在社會改革的推動下，奧斯曼帝國境內許多新的軍事學校相繼建立起來。這些軍事學校擁有的教學設備和使用的教材都來自歐洲，明亮整潔的圖書館內都收藏有歐洲書籍，其中有些書籍是突厥文譯本。這些軍事學校共有400餘名學生，他們大部分人都是帝國軍隊和社會上層人物的子弟。在以後的年代裏，這些軍事學校都得到了擴充和發展，它給由素丹塞利姆三世及其繼承人所開辦的其他各類學校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此外，以前的印刷廠現在又恢複了生產，並承印了許多有關西方軍事或科學技術方麵的譯著。更多的西方人才，尤其是法國人絡繹不絕地來到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有的屬於官方交往，有的出於民間的經濟交流。特別是掌權的大維齊哈米德對西方人士和西方化的社會改革，均持一種友好的態度。但是，麵對源源不斷來自異邦的人士和觀念，再加上又有跡象表明西方國家正在企圖控製東地中海，威脅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的安全，奧斯曼帝國內部的保守勢力又引起恐慌，於是在一片陰謀詭計之中，他們聯合起來把支持社會改革的大維齊哈米德趕下了台，並派人秘密結果了他的生命。這些還不夠解心頭之恨，那些極端的保守派分子還在他的屍體上插了一個標明他身份的牌子：“教規和國家的死敵”。

　　然麵，這些得勢的保守派分子根本就拿不出更好的振興帝國的方案。1787年5月，奧斯曼帝國在同老對手奧地利與俄羅斯的重新開戰中，又一次遭受到了滲敗。所以當年輕有為，充滿朝氣，具有強烈改革精神的素丹塞利姆三世子1789年即位時所麵臨的還是帝國以前的兩個老問題：西方的優勢和國內的保守勢力。

　　奧斯曼帝國18世紀社會改革的嚐試，主要表現出三個特點。其一是西方思想與文化的靈感源泉主要來自法國，作法上也多以法國為楷模。原因是法蘭西既是西方文明的集中體現，也是奧斯曼帝國的傳統盟友。18世紀西方思想與文化之所以能夠在奧斯曼帝國獲得一定的地位，完全歸功於西方物質力量的增進，即歸功於歐洲的政治、經濟以及最後歸功於它的軍事優勢在奧斯曼帝國得到建立。其二是帝國的改革重點是致力於改進軍事訓練、技術、組織和武器裝備，因為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奧斯曼帝國的一副堂皇的軍事外表，掩蓋了它自己在技術與創造力上日趨衰落的情況。奧斯曼帝國軍隊中許多好的炮匠和炮手，艦隊中好的水手和領航員，全部都是西方亡命徒和雇傭者的這一事實，正好說明了這一點。到了18世紀，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在屢次敗於那些曾經為他們所不齒的基督教敵人之手的刺激下，才若斷若續地開始注意到應該實行軍隊裝備與訓練的現代化，特別是在像工具、炮兵和航海等技術性較高的軍事部門，虛心地做基督教國家的學生，全麵向他們學習。其三是社會改革引起了奧斯曼帝國內部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他們甚至不惜訴諸暴力。而且在民眾的眼裏，這種反對社會改革的暴力情有可原，因為倡導的這些社會改革本來就源於西方異端，尤其是它破壞和摧毀了伊斯蘭教傳統社會的結構和麵貌，這種急劇的社會變化，造成了廣大民眾心理上的混亂，使得奧斯曼帝國變成了一個動蕩不定，各種矛盾日益衝突的複雜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