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

第二節 社會製度的崩潰

　　奧斯曼帝國皇權的腐敗與懦弱，以及宮廷內部勾心鬥角，相互殘殺，不但滋長了任人惟親的腐敗社會風氣，而且還助長了行賄受賄、賣官鴦爵的做法。俗話說上梁不正下梁歪11，一位在奧斯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專門撰文評時論事的英國人這樣寫道。此人也許曾經聽到過奧斯曼人同樣意思的一句俗語：腐魚發臭從頭起。沒過幾年，這句充滿哲理的俗語就被奧斯曼帝國著名的詩人維西，寫進了他那生動有力、充滿幽默亮點的教誨詩篇裏去了。這位著名的詩人，用他那飽含理性激情的筆，尖刻譏諷地寫道：從前奧斯曼帝國行政管理的傑出之處，就在於任人惟賢，而如今任人惟賢倒成了鮮為人見的社會現象了。對奧斯曼帝國統治集團內部的腐敗行為給予了猛烈的抨擊，表達了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渴望。

　　由於任人惟親、行賄受賄、賣官窩爵的社會風氣盛行，所以對奧斯曼帝國政府各級官員的任命晉升，當然也就免不了要受到這股社會腐敗之風的影響。出錢買官位，意味著當了官之後，總得設法把花的錢撈回來，並還得為將來的前途積攢點資本。於是，從行賄受賄謀官位，到假借收稅榨取額外錢財的這一惡性循環就不斷地加劇了。再加上官位頻頻更迭易手，那麽所發生的一切情況就越發糟糕，甚至連伊斯蘭教高級階層的烏裏瑪也受到了這股腐敗的社會之風的嚴重影響。一些訓練不當、不學無術的烏裏瑪之輩，他們出錢買下官位，然後另雇替身代他們去催糧納款，搜刮民膏。在奧斯曼帝國統治集團內部，特別是司法的腐敗更為嚴重，法官個個貪贓枉法，中飽私囊，有錢就能打贏官司，沒錢請別進來，整個社會根本就無公平、正義可言。

　　奧斯曼帝國這種江河日下的社會衰敗趨勢，所造成的後果是可怕的、災難性的，尤其是使得奧斯曼帝國的傳統征兵製，以及由帝國皇宮學校培養訓練出來的基督教青少年新兵們，也受到了這樣世風日下的社會影響因為在金錢和恩寵麵前，曉勇善戰的基督教青少年新兵所獲得的戰功與榮譽已經不再起作用了，而且他們還時時受到社會上各種不正當競爭勢力的排擠。這種競爭主要來自於帝國政府內部臃腫龐大的官僚隊伍。到了17世紀末期，這些官僚們似乎已經成功地打破了奧斯曼帝國政府要職，皆由基督教青少年新兵出身的行政官員所把持的傳統局麵。到了18世紀，甚至有更多的筆吏和烏裏瑪成員當上了帝國的帕夏（將軍），統治著過去由基督教青少年新兵軍事集團管理的一些省。此後，雖然帝國皇宮學校仍然繼續存在，但傳統的征兵製度卻被徹底地廢除了。培養基督教青少年新兵這一征兵製度的廢除，是與奧斯曼帝國近衛兵團的日趨腐敗渙散，有著直接密切的關係，而近衛兵團的腐敗渙散，也正是奧斯曼帝國逐漸衰敗的最明顯，也是最令人吃驚的跡象之一例如，關於帝國的近衛兵團的士兵，必須終生獨身不娶的這條規定，早已失去其約束作用，後來則幹脆廢除掉了。在素丹塞利姆二世統治時期，帝國政府就已經允許近衛兵團的子弟們應征人伍，這要是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它嚴重地破壞了奧斯曼帝國的征兵製度。因為這些應征人伍的子弟，根本就不是基督教青少年，而是穆斯林自由民。由於有了先例在前，因此其他穆斯林自由民當然也如法炮製，通過各種關係和渠道，幹方百計地進人帝國近衛兵團，依靠特權攫取利益和好處，搜刮民財，欺壓百姓。盡管帝國近衛兵團力圖讓自己的子弟獨占這塊地盤，極力地排擠其他人員加人近衛兵團，但在金錢的交易中和權勢的脅迫淫威下，帝國的近衛兵團也無可奈何。所以到了17世紀中期，近衛兵團的人數已高達20餘萬，成為了帝國財政的負擔和累贅。雖然帝國政府迫於財政的窘困和壓力，也一度作過大量裁減近衛兵團人員的嚐試，但在帝國近衛兵團不滿的對抗情緒中，帝國政府被迫放棄了這一嚐試，所以近衛兵團的人數不但沒有裁減下來，而且又增加了更多的人員。

　　雖然帝國近衛兵團的人數在不斷地增加，但他們的戰鬥力卻在不斷地下降減弱，完全喪失了往日曉勇善戰、不怕犧牲的雄風。有些近衛兵團的士兵根本就不執勤，不出征打仗，尤其是不太願意前往遙遠的地方去經受長期作戰的嚴峻考驗，而隻想在商業和貿易方麵搞經營，賺取大筆的錢。因此，要派他們去打仗，他們就開小差，到時候隻是憑著手中的軍人證件去領軍。並且這些近衛兵團的士兵們領取軍的證件，不久在他們的手中，也變成了可供買賣的一般商品，外人完全可以通過出錢把它買下來，然後按每個季度憑證到有關政府部門去取軍晌，就像憑息票去領取錢一樣方便。

　　紀律的敗壞，士氣的換散，使得帝國近衛兵團的士兵們完全無法控製，所以許多近衛兵團的士兵，實際上是持有領取軍炯證件的手藝人。這種雙重身份的出現，使得奧斯曼帝國軍人與民眾之間的界線混淆，這種狀況，既瓦解了軍隊的戰鬥力，又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秩序，因為士兵和手藝人本來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社會兩類人。尤其是奧斯曼帝國社會秩序的破壞和換散，反過來又進一步削弱了奧斯曼帝國近衛兵團的戰鬥力。

　　近衛兵團的腐敗換散，不僅削弱了奧斯曼帝國軍隊的戰鬥力，擾亂了社會秩序，而且也嚴重地損害了奧斯曼帝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製度。為了支付大量集中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近衛兵團的薪金和經常性的生活開支，國庫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在奧斯曼帝國的某些偏僻地區，以近衛兵團為首的衛戍部隊成為了當地的實際統治者。當他們不能再從對外征服的戰爭中奪取到戰利品時，就在國內肆意掠奪，靠糟蹋國家，魚肉百姓過日子。1717年帝國一位著名的詩人在他的日記中曾經這麽寫道：“每當我們經過那些貧困的村莊，看到他們目空一切的蠻橫行徑時，我幾乎情不自禁地要掉眼淚”。此後，這位帝國著名的詩人寫了許多內容是揭露統治階級腐敗無能的流行諷刺詩，嚴厲地揭露批判當時的現實社會，在人民群眾中影響極大，但他也因此而被迫害致死。

　　另外，在國家的政治事務中，帝國軍隊也越來越多地扮演起了左右君王廢立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17世紀中葉的一些年代裏，奧斯曼帝國的中央政府實際上完全控製在橫行不法的軍人手中。例如，素丹奧斯曼二世執政時，雖說年齡僅十幾歲，但他聰明能幹，充滿朝氣，對國勢淩夷，政治腐敗，民眾疾苦有著較為深刻的認識，已處處顯露出他自己屬於奧斯曼帝國少數具有魄力的素丹之列。他試圖整頓吏治，力致約束並改造多年來養尊處優，沒有戰鬥意誌的軍隊，不讓他們過分飛揚跋9，殘害國家與人民。他曾經製訂了一項計劃，試圖在安納托利亞地區招募一支由庫爾德人和土庫曼人所組建的新軍隊來同專橫跋9、不聽政令的近衛兵團相抗衡，並通過不斷發動對外戰爭等手段，來消耗近衛兵團的力量。然而，正是這一計劃的實施，導致了近衛兵團發動政變將他廢黝，隨後又秘密將他處死。到這一時期，奧斯曼帝國以近衛兵團為首的軍隊，與其說是對外國軍隊的威脅，還不如說是對本國政府及百姓的威脅。

　　另外，要全麵地勾勒出奧斯曼帝國衰敗的發展過程，也不得不了解一下封建采邑製度的命運。因為采邑製度，是奧斯曼帝國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奧斯曼帝國早期以及其後在軍事上獲得勝利和健全內部行政的最可靠的製度之一。所以，封建采邑製度的破壞，是造成奧斯曼帝國萎靡不振、社會衰敗的主要原因。16世紀以後，奧斯曼帝國政府加緊把已無領主的采邑變為國家土地，為供養常備軍提供財源，但這些努力卻往往是徒勞無益的。以前的采邑封地有些以納稅農場的形式租了出去，但獲得采邑的封建領主繳納的稅金卻常常要比預期的少。有些采邑已經一勞永逸地改變成為了納稅農場。這樣的一種安排，無異是讓原來的采邑封建領主似乎毫不費力地就獲得了產業的繼承權，通過非法手段，使采邑變成了私有財產，這種情況在過去是根本就不允許的。特別是奧斯曼帝國長期的通貨膨脹，對采邑封建領主的經濟地位所造成的影響和傷害是巨大的。因為采邑的收人是固定不變的，而帝國政府根本就無法增加這些收人的價值，以減少通貨膨脹對采邑封建領主的經濟地位所造成的影響和傷害。由於在固定的津貼收人和飛漲的物價之間受到壓迫，所以許多維持原狀的采邑封建領主當征召令下達時，他們往往置若聞，根本就不去應征報到。於是采邑就被帝國政府收回，有些人甚至被迫索性放棄采邑。那些受到帝國政府製裁的采邑封建領主心懷不滿，紛紛逃往城市，或者參加日益壯大的土匪隊伍，在鄉間荒野進行搶劫掠奪，強行向城鄉居民征收所謂的保護稅，蹂百姓，破壞治安，造成社會大亂。然而，對收回的和被遺棄的采邑，帝國政府並沒有很好地加以管理和利用，而逐漸地落人到帝國近衛兵團的軍官以及政府中有權有勢的官吏和宮廷寵兒的手中。甚至有些平民也通過使用賄賂的手段，非法取得采邑。

　　17世紀中葉，有些近衛兵團的主要軍官竟能謀得奧斯曼帝國財務長官的任命，控製了頒發采邑證以及確認采邑所有權證書的機構。這種機構本來是由帝國官僚體係中受過訓練的專業官吏負責的，現在讓近衛兵團的軍官們來執掌這種職務，是一種破壞帝國社會結構協調的惡例。過去一些賜封給封建騎兵的“稿賞性采邑”，現在已經作為“買鞋錢”贈送給了得寵的女眷或是封建騎兵以外的人，其結果是使封建騎兵的規模和戰鬥力都大大地降低了，從此，封建騎兵已不再是奧斯曼帝國軍隊中決定勝負的主要力量。采邑製度的破壞，不僅僅使得帝國軍隊的戰鬥力受到了極大的影響，而且還使得帝國軍隊所需要的軍費也就這樣白白地流失了，造成帝國國庫開始出現日益增長的赤字。特別是非軍人階層家庭出身的人進人軍人階層的人越來越多，帝國建立在軍人階層和平民階層之間基本區分之上的平衡基礎被徹底地打破了，使得帝國政府和素丹的權威大大地下降，造成全國各地公共治安的不斷惡化。

　　奧斯曼帝國早期的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政治家們認為，打亂帝國的傳統秩序就意味著整個社會的衰敗和沒落。他們希望通過恢複那種曾經造就奧斯曼帝國輝煌時代的傳統秩序，如徹底恢複采邑製度的純潔性，從而興利除弊，製止奧斯曼帝國衰敗的勢頭，但實踐證明這也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

　　采邑製度的混亂和被破壞，實際上正是16世紀末葉以來遍及整個奧斯曼帝國社會政治與經濟變革的一種反映。一個完全由當地顯貴和峽穀地區地主組成的階級，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手段，取得了對以前采邑的控製。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勢力在巴爾幹地區和安納托利亞部分地區不斷地發展壯大，對當地的政治與經濟有著極大的影響。他們當中有些人還私設軍隊，建立起封建割據的小王朝，向帝國中央政府施加壓力，以獲得帕夏的封號，掌握當地的政府大權。雖然他們也不時地敵聚錢財，但比起任期短暫的總督或納稅農場的包稅人來，他們巧取豪奪的搜刮程度還算輕的，因為他們的長遠利益畢竟還是同本地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對於這種社會政治與經濟的深刻變化，軟弱腐敗的奧斯曼帝國政府是無力控製和改變的。奧斯曼帝國的采邑製度雖說在名義上一直延續至19世紀，但實際上此時已經基本上土崩瓦解了。

　　除了采邑製度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之外，地方政治勢力設法擺脫帝國中央政府控製的現象也到處蔓延，特別是在一些偏遠的阿拉伯地區更是如此。例如貝都因遊牧部落的酋長，野心勃勃的總督，黎巴嫩地區的王公貴族，以及埃及馬木留克王室後裔，都能夠輕而易舉地向奧斯曼帝國素丹的權威挑戰，造成帝國政令不暢通，社會離心力加劇，從而使得奧斯曼帝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蒙受到了重大的損失。

　　伴隨著這些政治上急劇變化而來的，還有其他一些經濟上的變動。例如，一個專門以征服或襲擊，在邊界之外地區掠取戰利品為能事的國家，經過連年不斷的戰爭，付出越來越高的代價，換來的卻是接二連三的失敗，再也得不到什麽戰利品，從而加劇了奧斯曼帝國內部的社會矛盾，最後導致禍患無窮。

　　奧斯曼帝國的社會經濟，是一種受到控製的經濟，帝國各級政府嚴密監督市場，如度量衡、進出口、價格和利潤、行會和原料等都在政府的嚴密監視之下，並且政府也是製造商和消費者之間的仲裁者，調解兩者之間的相互利益。此外，帝國政府在許多重要的商貿路線上派有重兵，嚴加防範盜匪們的侵襲，保護商人的生命和財產。帝國政府之所以想要控製和保護國境以內的所有商貿路線，其目的在於增加關稅收人，防止敵對方得到必需的戰爭物資，並保證自己所需要的主要商品能夠穩定地流通。因為帝國政府也是這些商品的最大消費者之一，尤其是對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那龐大的宮廷機構和軍隊而言，更是如此。另外，為了對國家的財政有利，奧斯曼帝國政府長期實行兩種價格體係：一種是市場價格，另外一種是政府規定的價格，後者一般都低於前者25%左右。在1580年以前，奧斯曼帝國的市場和物價一直都相當穩定，但此後，為了供養更多的常備軍，供養一大批開支浩大的官僚集團，國家急需現金。特別是由於大批政府官員行賄受賄，盜用公款，以及素丹們揮金如土供養一批愛享受、會花錢的繽妃，從而造成國家財政困難日益加劇。尤其是奧斯曼帝國從16世紀中葉似乎就已經開始，後來更變本加厲的通貨膨脹現象，對於帝國整個困難重重的社會和經濟更是雪上加霜。例如，奧斯曼帝國糧食之類的某些生活日用品價格，在整個18世紀明顯地大幅度暴漲。這一方麵是城市商品市場發展競爭性需求的一種反映，同時也是美洲新開采的白銀源源流人奧斯曼帝國的一種反映。由於白銀的大量流人，在18世紀後半期引起了整個奧斯曼帝國的物價飛速上漲，這種物價的飛速上漲，極大地超過了市場商品的物價指數，破壞了商品市場的穩定和發展。

　　長期以來，奧斯曼帝國的鑄幣都以白銀為基礎，而當時由於用白銀換取黃金比較合算，從而使得奧斯曼帝國國庫裏的白銀開始大量地流失。對於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奧斯曼帝國政府束手無策，不知應該采用什麽樣的辦法去解決問題，有幾次采用了使帝國貨幣貶值的辦法，可到頭來，則更是加速了通貨膨脹和市場物價的螺旋形上升速度。這樣一來，就使得那些靠固定薪傣過日子的官兵們和政府官員們，由於生活開支劇增而大受其苦這也就是為什麽造成奧斯曼帝國近衛兵團暴慶患唯，搞副業撈外快，軍紀鬆弛，軍心渙散，以及政府官員在官場中索賄受賄成風的一個主要社會原因。

　　奧斯曼帝國的社會經濟不僅受到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影響，在其他方麵也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例如，在整個16世紀，奧斯曼帝國一直是歐洲貿易的中間商，靠轉售東方絲綢和香料麵獲利，但是16世紀以後，這種商貿利潤就逐漸地減少了。其主要原因是，延續了多年的奧斯曼人與波斯人之間的戰爭，嚴重地妨礙了商貿的安全，於是英、法、荷等西方國家都把希望寄托於遠繞非洲的海路運輸線。到了17世紀中葉，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已經能夠把印度的貨物經過非洲的好望角運至倫敦，然後再出口到奧斯曼帝國的各大城市，即使這樣，商品的最後出售價格也比奧斯曼帝國的商人設法直接從印度運來的商品價廉。因此，奧斯曼帝國與歐洲之間的商品交換、貿易往來，到頭得利的一方總是歐洲。因為歐洲的商品本身物美價廉，再加上新簽訂的、範圍一再不斷擴大的不平等條約，也為這些商品進口到奧斯曼帝國提供了便利，從麵造成了奧斯曼帝國貿易人超現象日趨嚴重。另外，在同歐洲的商貿過程中，帝國的許多非穆斯林臣民又從歐洲外交官那兒搞到保護證書，可以享有免稅的好處，由此而造成的偷漏關稅的混亂局而，到頭來倒黴遭殃的還是奧斯曼帝國的社會經濟。與此同時，奧斯曼帝國工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技術工藝落後，這一方麵既是由於西方商品競爭的結果，另一方而也是因為奧斯曼帝國政府對於工業行會采取一係列限製措施的緣故。

　　此時奧斯曼帝國的農業生產也遭受了嚴重的傷害，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例如，采邑封建領主與農民之間的契約關係瓦解，造成農民缺乏生產積極性，因為生產出來的東西，到頭來都被納稅農莊的包稅人剝奪走了。另外，奧斯曼帝國政府開展改良耕作方法和在邊遠地區建立新農莊的嚐試也遭受到了徹底的失敗。而同一時期的奧地利哈普斯堡王朝與俄國人，則在這方而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績。事實上，就村落發展的情況而言，奧斯曼帝國是與日新月異的西方背道而馳的。許多曆史學家在描述當時這方而的情況時一致指出，奧斯曼帝國的農村人口日益減少，許多村莊荒無人煙，農民們不勝苛捐雜稅的重負而被迫離開土地從事盜匪活動，是奧斯曼帝國那一時期的普遍社會現象。

　　隨著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普遍下降，以及奧斯曼帝國政府歲人的不斷減少，安納托利亞許多地區多次發生通常夾雜著伊斯蘭異端教派色彩的農民運動或農民起義。巴爾幹地區的農民以及由巴爾幹地區移居他鄉的農民，也紛紛地行動起來，後一類農民的起事，則反映了基督教農民對穆斯林地主的不滿。一位密切關注這些農民起義的西方觀察家，在1605年就對奧斯曼帝國的衰亡作出了這樣的預言：“既然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民眾，發現他們可以通過武裝反叛掙脫奧斯曼帝國長期以來一直緊套在他們身上的奴役性枷鎖，那麽奧斯曼帝國內部很快就將會出現極大的混亂。”

　　奧斯曼帝國衰敗的原因，除了政治與經濟製度的崩潰之外，它的社會道德觀和文化價值觀，也同樣經曆了一個逐漸崩潰的演變過程。那一時期，許多形形色色的西方觀察家在他們的著書撰文中，對奧斯曼人抱有一種極端的蔑視態度。他們更多的是強調奧斯曼人邪惡的一麵，而不是他們的美德，因為他們認為，他們已經看到了奧斯曼人的品德在墮落。尤其是奧斯曼人的酗酒、雞奸、賣淫，以及流氓惡棍和伊斯蘭教異端的歹徒們在咖啡室等社交場所的聚會，為他們的看法和觀點，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

　　雖然這一時期奧斯曼帝國的許多有識之士的自我批評，也與上述的某些觀點和看法一致，但他們的批評矛頭是更急切地指向上層社會的腐敗、賄路和對奢侈生活的追求。他們認為這些社會現象的出現，是傳統製度和傳統價值觀念崩潰的一種反映，也是耽於“世俗利欲享樂”的一種反映。但麵對整個社會道德水平下降的問題，他們又感到束手無策，拿不出改變這種現狀的好辦法。

　　另外，奧斯曼帝國道德與文化崩潰的具體表現，也體現在這一曆史時期帝國烏裏瑪集團確實顯示出學識水平在下降，並且還帶來了許多不幸的社會後果。例如，許多身居高位的烏裏瑪成員一心追求物質利益，麵對從事的學問不感興趣。尤其是奧斯曼帝國經學院開設的課程陳舊狹窄，使得烏裏瑪成員中能夠接受新思想的人愈益見少。因此，除個別人之外，烏裏瑪的整體學識水平普遍都不及以前。這種平庸腐朽的經學院教育，實際上是奧斯曼帝國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大阻礙。

　　在奧斯曼帝國，烏裏瑪的首要職責，是高舉神聖的伊斯蘭教法規，維持社會的道德秩序。所謂社會的道德秩序，對於他們來說，無非就是傳統的道德秩序，而維持好傳統的道德秩序，也就是主持了社會正義。不學無術、孤陋寡聞的烏裏瑪成員在履行其職責時，必然是等因奉此，按老規矩辦事。所以，在奧斯曼帝國這個具有伊斯蘭文化傳統的社會發展過程中，改革創新向來遭人側目，被認為是冒天下之大不題。因此在西方的專家學者中，有人提出了這樣一種理論，認為素丹塞利姆一世和蘇萊曼大帝鎮壓了帝國境內的什葉派異端，平息了他們的武裝叛亂，雖然鞏固了奧斯曼帝國的政權，但從長遠的社會利益來看，這是很不幸的，因為這意味著正統的伊斯蘭教，無須經受見之於咒罵和對話的挑戰，就能夠穩坐第一把交椅。而在西方，咒罵和對話司空見慣，是人們正常表達自己觀點和看法的一種形式。例如在西方，天主教與新教之間宗教信仰和政治觀點不大相同，對抗也非常激烈，但在思想與言論自由的社會氛圍下，誰也吃不掉誰，長期和平共處。所以，長期位於奧斯曼帝國伊斯蘭教正統位置上的遜尼振，盡可不用動腦筋，將新思想拒之門外，而其思想僵化之後，對異教西方文化知識的進步不是無動於衷，便是嗤之以鼻。

　　如果把奧斯曼人在學識上固步自封、排除異己的普遍現象完全歸咎於烏裏瑪，那也有失公允。因為在奧斯曼帝國，上至素丹、大臣、總督、近衛兵團等形形色色的集團，下至一般的平民百姓，全部都抱有固步自封、排除異己的頑固偏見。他們認為伊斯蘭教世界，完全優於西方的異教世界，所以向西方學習，充其量也隻是搞來一些技術以及發明創造罷了。尤其是這種偏見在奧斯曼人昔日的成就之中可以找到依據，這也就成了壓在奧斯曼帝國未來改革家頭上沉重的精神枷鎖，嚴重地禁錮了人們的思想，造成奧斯曼帝國社會新因素的發展十分緩慢，對社會進步所造成的危害極大。

　　相對於奧斯曼人頭腦處於一種停滯的狀態，這一時期的西方社會則正在突飛猛進。雖然在奧斯曼帝國的社會中，也有一些善於接受新思想的有識之士，烏裏瑪成員中也不乏這樣的人物，但他們畢竟是些例外，要他們在普遍的世俗觀念麵前力挽狂瀾又談何容易，更何況奧斯曼帝國當時這種停滯不前的局麵，又似乎最能夠滿足那些上層統治集團成員的個人私利。

　　以上羅列的奧斯曼帝國社會製度衰敗的種種原因，勾劃出了一幅幾乎根本無法緩解的暗淡畫麵。但我們也必須時時記住這一點，奧斯曼帝國社會製度的整個衰敗過程是十分緩慢的，長達200多年之久。有時這種頹勢被對外戰爭的暫時勝利製止住了，有時由於改革與進步而又有所緩解。這一切都可以從1566年至1792年間，奧斯曼帝國所經曆的戰爭和領土的變化中，得到部分的證明。因此，一些西方曆史學家認為，這一曆史時期的奧斯曼帝國既是以失敗，也是以勝利揭開帷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