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

第三節 帝國的米勒特製度

　　奧斯曼帝國隨著早期不斷地對外擴張和征服，逐漸地演變成了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封建軍事聯合體。帝國境內的主要宗教團體，除伊斯蘭教之外，還有希臘東正教、亞美尼亞格裏高裏教派和猶太教等。雖說信奉希臘東正教的人多屬於巴爾幹地區的農民，亞美尼亞格裏高裏教派信徒多為安納托利亞東部地區的農民，猶太人多為城市居民，但是這些宗教團體或者教派團體，並非完全按照地理位置劃區劃塊分布，相反，在整個奧斯曼帝國境內，所有的宗教或教派團體都是相互餛雜在一起的。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有兩個，其一是宗教團體或教派團體這種四方相互混雜的模式，在奧斯曼人到來之前就已經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其二是由於奧斯曼帝國的東征西伐，宗教信仰的不斷改變，以及大批移民的流人而造成的。此外，出於對邊境防衛、地方治安、使遊牧部落定居下來，或社會經濟發展等方麵的考慮，奧斯曼帝國政府也有意識地采取了將各類居民團體遷徙至新征服地區定居的做法，從而進一步促成了不同宗教團體或教派團體的餛雜相處。

　　為了對奧斯曼帝國境內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進行有效的統治，使他們能夠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進行和諧有序的相互交往，奧斯曼帝國政府采用了米勒特製度。米勒特製度是奧斯曼帝國最具自己特征的一種社會製度，從奧斯曼人早年皈依了伊斯蘭教以後，奧斯曼人遵照古老的伊斯蘭世界的傳統，對待被征服的非穆斯林人，一直采取一種非常寬容的宗教政策，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團體，可以充分享有信仰自由和文化自由。這種寬容的宗教政策的實施，使得許多巴爾幹地區的非伊斯蘭教團體，都心甘情願地接受在奧斯曼人統治下的那種寬鬆的自治，而不願意忍受拜占廷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對宗教和文化的限製和迫害。

　　當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在1453年率軍攻占了拜占廷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後，他遵循拜占廷帝國皇帝批準總教主人選的慣例，任命希臘東正教的一位頭麵人物真那狄奧為奧斯曼帝國境內希臘東正教信徒的大主教和文職首領。同樣，他也分別任命了亞美尼亞教派教主和君士坦丁堡的猶太教大教士為各自教區的首領。從此，它成了在奧斯曼帝國中牢固樹立的習慣法，即允許奧斯曼帝國境內的非穆斯林保存他們宗教團體的獨立性。

　　在奧斯曼帝國境內，每個人身份的確定，完全是根據宗教信仰，甚至是根據教派來進行的。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兩者之間的重大區別之一，除了穆斯林民眾不需向帝國政府交納人頭稅之外，那就是非穆斯林民眾都被帝國政府安排在法律承認的宗教社區內生活。帝國政府把這些非伊斯蘭教的宗教團體或宗教社區，統稱為“米勒特”，意思是奧斯曼帝國內有特殊信仰的集團或民族。

　　在奧斯曼帝國境內，每個米勒特都有使用自己的語言，發展自己的宗教、文化和教育機構，征收稅款並上繳帝國國庫，保持自己獨立的法庭，以審判同族成員一切案件的各種合法權利。在奧斯曼帝國，每個米勒特都有自己的一個領袖，他主要負責向帝國政府上繳從米勒特所收得到的稅款，並保證其米勒特的每一個成員社會行為規範，發誓效忠素丹。此外，根據帝國政府的有關法令，在處理個人的一些事務方麵，如結婚、離婚、繼承遺產等，米勒特的成員都必須要通過他們的宗教社會與帝國政府發生聯係。也就是說，如何對非伊斯蘭教社區的司法處置，法律必須因人而異，而不是隨居住地麵定。這種屬人主義的司法原則，雖然在當時的歐洲已經遭到各國的摒棄，但在奧斯曼帝國這個宗教、民族廣為混雜的地區仍然被人們所普遍的接受。所以根據奧斯曼帝國某些法令的規定，米勒特在某種程度上，是同奧斯曼帝國的行政機構和伊斯蘭機構平行的。他們的利益與素丹，以及在奧斯曼帝國對外征服的一係列戰爭中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分教而治”的米勒特製度，是奧斯曼帝國手中對廣大被征服地區異族、異教實行有效統治的重要工具。

　　此外，奧斯曼帝國政府承認非伊斯蘭教社區享有充分的自治權，也反映了伊斯蘭教對歸順穆斯林統治的“聖經信徒”傳統的寬容態度。然而，宗教上的寬容，並不意味著政治上的平等。在奧斯曼帝國，就其社會地位來說，穆斯林的普通民眾，雖然在政治、社會或經濟上顯然都不及奧斯曼帝國軍人集團那樣優越，但仍然感到比非穆斯林民眾的社會地位高出一等。特別在改變宗教信仰的問題上，不平等現象表現得最為明顯。例如，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可以自由地改變宗教信仰，成為穆斯林，但是對於穆斯林來說，背叛自己的宗教信仰就意味著死亡。

　　在奧斯曼帝國，對於一位非穆斯林出身的人來說，要想躋身於上層社會，在帝國政府中擔任要職，除非他首先改變了自己的宗教信仰，皈依了伊斯蘭教，然後想辦法要求進人軍隊，誌願參加奧斯曼帝國發動的各種對外征服戰爭，屢建奇功，以充分顯示自己的忠誠和勇敢，從而接受素丹給予的采邑賞賜。此外，在奧斯曼帝國的社會發展中，廣大的非穆斯林在政治方而，還要受到其他某些方麵的限製。例如，基督教的教堂內不得使用大鍾；非穆斯林不能隨身攜帶武器，並被排斥在帝國政府的兵役征召令之外；非穆斯林每年還得向帝國政府繳納一筆專門的人頭稅，等等。盡管如此，在奧斯曼帝國境內非穆斯林的命運和生活狀況，往往要比同時代歐洲其他國家中少數派宗教團體的命運好得多，因此，那些非穆斯林似乎很樂意接受這樣的社會地位和法律安排。

　　在歐洲的許多國家，基督教徒迫害猶太教徒，天主教徒壓迫新教徒，都屬於一種屢見不鮮的社會現象，而且被迫害受壓迫的猶太教徒和新教徒，隻要他們有可能，反過來也實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政策。因此，那些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國家受到宗教迫害的猶太教徒，大批大批地逃亡並都源源不斷地流人到了宗教政策比較寬容的奧斯曼帝國。他們不僅隨身帶來了大量的寶貴財富，更重要的是他們把自己政治統治以及理財的經驗和知識，也傳授到了奧斯曼帝國，從而極大地豐富了奧斯曼帝國的社會內容。這些不僅對促進奧斯曼帝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極為有利，而且也極大地促進了奧斯曼帝國政府行政管理的係統化和高效化，促進了奧斯曼帝國軍事科技的迅速發展。此外，隨著奧斯曼帝國的不斷強大，還有相當數量的德意誌、奧地利和匈牙利等國的農民，也相繼移民到了奧斯曼帝國，他們當中的有些人是出於政治上的動機，有些人則完全是由於經濟利益的驅動。

　　在奧斯曼帝國境內，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四方雜處的情景，給西歐人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一位英國旅行家的仆人在日記中曾經這樣寫道：在奧斯曼帝國所有的城市裏，每周有三種安息日：穆斯林逢周五休息，猶太人逢周六休息，而基督教徒則在主日休息。講到他在巴爾千地區一家商旅客棧時的所見所聞，他又寫道：“你在這兒會同時遇到穆斯林、猶太人和基督教徒，也會同時遇到正人君子、小偷和強盜。”西班牙著名的作家塞萬提斯年輕時曾經作為戰俘，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阿爾及爾生活過一段時間。他發現這裏的每一座城鎮都是同樣人種混雜，就像一座世界大都市。他曾經這樣描述道：城裏有阿拉伯人、柏柏人、猶太人和奧斯曼人，信仰伊斯蘭教的奧斯曼人往往是最為出色的政府宮員。盡管表而上他們往來密切，混雜相處，但在實際生活中，還是遵循著“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這一準則。塞萬提斯還認為，造成這種隔離現象的根本原因，除了各宗教派別的信徒們總是傾向於聚居在各自早已熟悉習慣的村落或城鎮區內生活外，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奧斯曼帝國政府采取了分教而治的統治方法，使各宗教派別相互隔離，自己管理自己在政治上趨於製度化了。

　　如果不按種族和宗教因素來劃分，完全按照經濟和杜會地位來考察進行歸納，15世紀至18世紀，奧斯曼帝國的整個杜會應該包括這樣三部分傳統民眾：遊牧民、農民和市民。山區的或是沙漠地區的遊牧部落的牧民數量很大，他們主要生活在安納托利亞地區的東部和阿拉伯的廣大地區。他們沿襲著遊牧民傳統的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其主要財產來自掠劫的戰利品和飼養的畜群，所以他們一如既往地襲擊農耕居民點，給奧斯曼帝國的征稅和維持社會治安，不斷地製造著各種各樣的麻煩。有關這一時期奧斯曼帝國政府的文件披露，對於這一事態的出現和發展，帝國政府惱羞成怒，也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手段，試圖遏製住這一事態的蔓延和發展。例如通過報複性武裝清剿和抓人質等強硬手段震懾遊牧民，也通過給一些遊牧部落的首領們封官加爵等軟的手段，來收買遊牧民的上層人物，使他們聽令和順從帝國政府的指揮。然而，最有效的辦法，是帝國政府在重要的交通和商旅沿線派駐大量的軍隊，保衛那裏的安全，並且設置了許多新的村莊，把大量的遊牧民遷居在那裏，以此來改變那些遊牧民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

　　在奧斯曼帝國，農民是社會經濟的重要基礎。他們一年四季在土地上辛勤勞作，交稅納糧。他們所耕作的那些土地往往並非為他們所有，而是屬於采邑或納稅農莊的一部分。一般來說，奧斯曼帝國的農民房屋簡陋，生活貧困，他們的耕作方法非常原始，落後於西歐的耕作技術。他們飼養的牲畜同西歐農民飼養的牲畜比起來又瘦又小。不過，由於奧斯曼帝國疆域龐大，可耕作的土地很多，所以在農業收獲上一直尚能夠做到自給自足，並且還有少量的糧食出口。

　　在奧斯曼帝國境內，商人、工匠和手藝人，一般都集中居住在城鎮裏，其中好多人是非穆斯林，尤其是商人，他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奧斯曼帝國，根據有關政府的法令，工匠和手藝人都必須加人行會，行會則對其成員和產品實行監督。有些地方的行會勢力很大，特別是在巴爾幹地區，足以有效地控製當地的政府。這些行會不但具有經濟上互助的性質，而且還帶有濃厚的宗教、神秘主義的色彩，每個行會都有自己的保護神或守聖徒。這些行會有些是由穆斯林組成的，有些是由基督教徒或猶太人組成的，也有一些行會是兼而有之，人員比較棍雜。

　　奧斯曼人在傳統上多為士兵、行政官員和農民，一般不從事商貿活動，他們把這個行業留給了阿拉伯人、基督教徒、猶太人等少數民族去幹。雖然在15世紀末期，奧斯曼帝國政府為了軍事上和安全上的需要，規定黑海地區不對西歐的基督教商人開放，但是作為帝國臣民的希臘人、猶太人則可以繼續在那一帶經商，從事各種轉口貿易活動。

　　鼓勵對外貿易是奧斯曼帝國經濟政策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當穆罕默德二世攻占拜占廷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後，馬上就恢複了過去拜占廷帝國統治時期給予威尼斯商人提供貿易優惠的做法，同時也積極地鼓勵其他意大利城邦國同奧斯曼帝國開展各種雙邊貿易。他們可以在奧斯曼帝國的港口自由地進行貿易，並受本國法律和領事的保護，而不是受帝國行政官員和伊斯蘭法官的管轄，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並免於向奧斯曼帝國政府納稅。爾後其他西歐的一些國家也獲得了類似的商貿特權。強大的奧斯曼帝國為了鼓勵雙邊貿易，繁榮社會經濟，也隨意給予西歐許多國家這類商貿特權，而在這類商貿特權中，隻有很少一部分是雙方互惠的。

　　作為奧斯曼帝國社會的一部分，那些主要居住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的西歐商人都有自己的團體，他們按照帝國政府與西歐國家政府簽訂的一係列正式條約的規定生活。這些條約總的精神是，承認西歐各國商人在奧斯曼帝國可以享有某些權利和義務，允許他們按照自己的法律生活。這些條約仿佛是奧斯曼帝國政府恩賜給西歐各國商人的，而不是經過雙方平等協商製訂出來的，表現出帝國政府一種對歐洲輕慢的態度。然而，在以後的年代裏，隨著西歐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當西歐和奧斯曼帝國之間的力量對比較對前者越來越有利的時候，這些條約便發展成為曆史上著名的治外法權條約，從而使得西歐各國的商人們在奧斯曼帝國享有一種明顯的政治特權，並且時常讓西歐的各國政府對奧斯曼帝國極為重要的各項方針政策，施加以不可估量的影響，給日後奧斯曼帝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災難，成了奧斯曼帝國走向衰落的根本性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