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

第二節 帝國的軍事建製

　　奧斯曼帝國在14世紀迅速崛起，成為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龐大帝國，除了與它的社會與製度等因素有關係外，也與它那完善的軍事建製和擁有一支繞勇善戰、所向披靡的軍隊是分不開的。在奧斯曼帝國的政抬生活中，軍隊和軍隊的組織，以及軍隊的招募是帝國頭等重要的大事。在奧斯曼帝國的初期，軍隊組或的慣例是，傳令兵到各村莊宣布：任何願意作戰，並參加侵襲的人應該自帶武器在規定的時間和指定的地點集合。在奧爾汗統治時期，在與拜占廷帝國的軍隊交戰中受到啟發，奧爾汗把有作戰經驗和能力的奧斯曼人組成了一支步兵部隊，按十人、百人和千人為單位編排，每個單位編組設置一個負責指揮的軍官，他們大部分人出身於奧斯曼統治者的直係親屬和近臣，執掌著軍隊的大權。此後，為組建一支勇善戰、所向披靡的職業化軍隊，奧爾汗把戰利品的五分之一收歸國庫，作為軍晌，組建了一支完全由基督教奴隸和戰俘參加的步兵部隊，稱為加尼沙裏軍團，歐洲人則稱之為近衛兵團。由於加尼沙裏軍團個個凶猛漂悍，訓練有素，對素丹忠心耿耿，其戰鬥力威懾歐洲各國騎士，犀利無比，所向披靡的戰鬥精神經久不衰，是奧斯曼帝國軍隊中的主力，在奧斯曼帝國的對外擴張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組成奧斯曼帝國曉勇善戰、所向被靡的加尼沙裏軍團的成員，在曆史上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在戰爭中被俘獲的大量基督教青少年，他們大部分是希臘人、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在社會上、種族上或文化上同那些自願成為加齊和奧斯曼人的自由背教者，幾乎沒有什麽差異。在伊斯蘭國家有一個傳統，那就是統治者作為國家的化身，通常接受所掠劫的戰利品的五分之一。由於長久以來，戰俘就是打勝仗時的寶責獎賞，又由於他們的命運永恒不變，那就是終生為奴，所以在奧斯曼帝國的早期，擁有大量戰俘奴隸的素丹們，竟不知道應該怎樣安排戰俘奴隸們，讓他們為他更好地服務。加之在周圍地區的戰俘奴隸市場上生意又很蕭條，因此當時解決此問題的惟一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奴隸們變成為士兵，去替主子打仗，掠劫財富進行擴張，或者用戰俘奴隸來做保鏢，也是奧斯曼帝國早期的一個重要傳統。當時位於東方統治埃及的馬木留克王朝，就完全是由戰俘奴隸們所組成的。這種製度被稱之為“古蘭製度”。“古蘭”是指經過精心訓練而在統治者的宮廷和國家機構中服務的奴隸。“古蘭”為穆斯林的統治者忠心耿耿地服務，在伊斯蘭教的曆史發展中是一個重要的傳統，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像奧斯曼帝國的其他許多政治製度一樣，“古蘭製度”是奧斯曼人從阿拉伯帝國和突厥塞爾柱人那裏學習和繼承而來的一種慣例，經過奧斯曼人的不斷發展，最終成為了奧斯曼帝國最具自己特征的杜會製度。雖然奧斯曼人學習和繼承了阿拉伯帝國和突厥塞爾柱人的“古蘭”慣例，但是有係統地訓練和使用戰俘奴隸，則與奧斯曼帝國近衛兵團的建立和發展，以及征召基督教青少年人伍的製度有關。

　　根據“古蘭製度”的慣例，在戰爭中被俘的基督教青少年就由奧斯曼帝國的素丹，作為奴隸蓄養著，當他們皈依了伊斯蘭教之後，就被整編和訓練成為帝國軍隊中的特種部隊，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加尼沙裏軍團，或稱之為帝國近衛兵團。對於這些漂悍的軍人，歐洲人在多次的戰鬥中逐漸地產生了畏懼的心理，他們敬畏這些軍人的紀律、團隊主義精神、勇善戰使用武器的本領。根據奧斯曼帝國的有關法令，許多基督教青少年俘虜被租賃給奧斯曼的軍事封建領主去做若幹年的學徒。在此期間，他們學會了奧斯曼人使用的語言和生活習慣，身體鍛煉得更加健壯，並精於作戰技術和各種武器，與普通的奧斯曼士兵和廣大民眾逐漸地融合在一起，最終被同化。

　　奧斯曼帝國近衛兵團的軍響很低，他們隻有靠英勇作戰，多打勝仗，從戰利品中得到豐厚的報酬。根據奧斯曼帝國的有關規定，近衛兵團的成員在服役期間不準結婚，他們在軍營裏過著集體生活，裝束也都一樣，每日進行操練。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為步兵，隻有少數人為騎兵，其餘的是享有特殊榮譽的用左手執掌武器的衛兵。在奧爾汗統治時期，奧斯曼帝國的近衛兵團隻有2400人，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統治的末期，近衛兵團已有6000多人，到蘇萊曼大帝統治初期，近衛兵團有將近8000人，而在1566年他去世時已達1.2萬多人。在奧斯曼帝國的曆史上，近衛兵團人數最多時達3.7萬多人。他們作戰時的漂悍勇，舍命而戰的鬥誌，使得對手們膽顫心驚，望風披靡。起初，當對外征服擴張能夠為軍隊提供足夠的戰俘時，帝國近衛兵團的主要來源是基督教青少年戰俘，爾後，當不能夠為對外征服擴張的帝國軍隊提供足夠的戰俘時，就逐漸地形成了一套從基督教臣民的男孩子中募集兵丁的製度。這種做法據有關史料考證，大概可能始於穆拉德一世統治時期，到了穆拉德二世統治年間，從基督教臣民的男孩子中定期征兵，也就是名為“德米舍梅”（征募）的征兵製，似乎已經趨於製度化了，是奧斯曼人對傳統的“古蘭製度”的改革。

　　從基督教臣民的男孩於中定期征兵，純梓是根據素丹的權力，把它當作一種特種稅，與宗教法無關。征集的時間和規模，則一般根據帝國政府的需要而定。如果在幾次重大戰役期間人員損失過多，那麽征兵的規模就較大，間隔時間也較短。此外，作為一種特殊的征稅方式，它是以全村莊或特為征收這種稅而劃定的“特種稅區”的若幹村為對象，而不以單獨的每戶為單位，這種做法往往能夠使負擔比較平均。應征的基督教青少年數目，一般是平均每40戶征一名。為了征召到能夠吃苦耐勞和易於訓練的人，奧斯曼帝國隻征收大約8歲到18歲之間的未婚基督教青少年。17世紀的時候，帝國政府把征收的年齡界限上升到了15歲至20歲。起初，帝國政府隻征收巴爾幹地區的基督教青少年，但後來到了16世紀，也開始征召安納托利亞的基督教青少年。不過根據帝國政府的規定，有些基督教青少年免征，如獨子、從事經濟重要行業的青少年、孤兒，以及眾所周知的行為不端的人。

　　到了16世紀時，每當帝國政府決定從基督教家庭中征募一批十幾歲或年紀更小的男孩時，近衛兵團的軍官們便攜帶素丹的授權令，奔赴開展征兵工作的地區他們一般在大市鎮駐紮，派傳令兵到各村莊通知地方官和法官。基督教家庭的家長們奉命帶領他們的兒子前來應征，牧師帶著洗禮記錄隨同他們到場。子是，帝國近衛兵團的軍宮們就開始對基督教青少年進行審查，每個應征的基督教青少年的姓名、年齡、家庭出身、住地，以及相貌都得被登記在冊，一式兩份。選中的基督教青少年被集中起來，編成100到150人的隊伍，穿著整齊統一的製服，由近衛兵團的士兵護送到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護送者有一本登記冊，另一本則保存在征兵的近衛兵團軍宮那裏。當所有的基督教青少年到齊後，把兩本登記冊拿到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相互核對，保證途中沒有出現人員被頂替的情況，因為不可避免地有些被征募到軍隊行列裏的基督教青少年試圖逃跑，他們的家庭也蠍力反對子女被帝國政府征募，有時候甚至發展到了公然對抗的程度。但是，對於那些接受宮廷訓練後的基督教青少年來說，大好機遇、錦繡前程就展現在了他們的麵前，麵奧斯曼帝國的社會精華和棟梁，也正是通過他們才不斷被注人新鮮血液的。所以，當此後這種征兵製度有利可圖時，又有一些基督教家庭的家長們，千方百計地想用錢把他們的兒子安插到帝國近衛兵團中去。

　　在奧斯曼帝國的首都伊斯坦布爾，那些被征募來的基督教青少年不久即改宗伊斯蘭教，並接受割禮，然後通過一係列的考試來測定他們的智商。相貌和才智在考試篩選過程中十分重要。大致經過十裏挑一的篩選，那些考試合格、身材體格完全符合標準的基督教青少年，立即被送往宮廷中接受訓練，這種訓練既是體力的，也是智力上的。這些被選中人宮學習的基督教青少年，將要接受奧斯曼帝國最好的教育，並且一旦學習訓練完畢，他們將準備接受奧斯曼帝國政府中最重要的職位。那些絕大多數未被選人宮廷中接受訓練的基督教青少年，將被安納托利亞地區的奧斯曼農民雇傭去，以便在那裏學習突厥語和熟悉伊斯蘭教的信仰。他們學習和進步的情況，有人進行定期的嚴格檢查，當他們已經學成或帝國需要的時候，他們就被召回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加人近衛兵團，構成了奧斯曼帝國軍隊的骨幹。由他們組成的作戰部隊，是一支戰鬥力很強的部隊。在戰鬥中，他們常常是被用作後備軍，不到關鍵時刻決不輕易上陣，平時在帝國首都擔負保安、警務和消防等任務。

　　奧斯曼帝國的近衛兵團與伊斯蘭教的蘇菲神秘主義教派，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蘇菲神秘主義教派產生於13世紀，到巧世紀時得到了很大的發展，16世紀至18世紀時，蘇菲神秘主義教派在奧斯曼帝國的境內，表現得相當活躍，它的貝克塔什教團對奧斯曼帝國的政治生活影響最大，道堂遍布帝國的各地。據有關史料記載，在奧斯曼帝國的早期，奧爾汗在製定征募基督教青少年組建近衛兵團的計劃時，得到了貝克塔什教團長老哈吉·貝克塔什的讚同。這位長老用他的衣袖遮蓋在近衛兵團士兵的頭上，並向第一批近衛兵團的將領們祝福。近衛兵團士兵頭上戴的白羊帽後垂筒形的長布，就代表了貝克塔什教團長老的祝福。在奧斯曼帝國的曆史上，近衛兵團與貝克塔什教團的關係十分密切，近衛兵團自稱是“貝克塔什的士兵”和“貝克塔什的子孫”，視蘇菲神秘主義教派的長老為伊瑪目，並宣誓尊敬服從他。在帝國政府組織的軍事儀仗隊中，貝克塔什教團的教徒被允許走在近衛兵團的前列，有時他們還在近衛兵團的軍營中做禮拜、念經，為近衛兵團祈禱。

　　然而，近衛兵團的影響和作用，也使得他們成為了奧斯曼帝國政壇上的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他們經常左右帝國政策的貫徹執行，後來甚至發展到了公然違抗素丹的命令，不時提出一些蠻橫無理的要求，發展到了狂妄不羈，粗魯暴決，目無法紀的地步。帝國素丹的廢立完全由他們來決定，大維齊也常在他們的命令下被斬首。特別是在近代，為了企圖維護千古一挨的製度，保留原有的地位和特權，他們竭立反對奧斯曼帝國的社會改革，不思不變，終子墮落成為阻礙奧斯曼帝國社會變革和進步的反動勢力，遭到素丹馬赫默德二世的殘酷鎮壓，落得個曲終人散的悲慘結局。實際上，早在15世紀中葉，奧斯曼帝國政府就平息過一場任性妄為的近衛兵團的叛亂，但從穆罕默德二世開始，由於宮廷政治鬥爭的需要，每一位素丹登基時，為了攏絡和安撫近衛兵團，都照例要分發一批“近衛兵團銅銀”，以確保近衛兵團的忠誠。這種懷柔政策的實行，使得近衛兵團在以後帝國的政壇上更加自命不凡，肆無忌憚、驕橫一世。

　　在征募的基督教青少年中，素丹也選取一些優秀人才，讓他們在各類宮廷學校內太監的監督下分組接受嚴格的培訓。其中學習優秀者讓其在帝國宮廷中擔任侍從官，在所謂的“內廷服役”中繼續接受教育。他們訓練的第一期大約為兩年到八年時間不等，在這一階段的訓練結束時，他們要接受全麵的綜合考察。其中成績最優秀的人，要留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素丹居住的托長皮宮接受進一步的嚴格訓練，而那些成績不太理想，不夠資格提升的人，通常被派往由素丹發給薪銅的王室騎兵部隊裏，擔任重要的職務。這種選擇和提升的程序，是奧斯曼帝國“古蘭製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被稱之為“契滿”（畢業）。在16世紀，通常每兩年到五年有一次“契滿”，到17世紀時，演變成為每七年或八年有一次“契滿”。另外，每當新素丹即位時也有一次“契滿”。被新選拔的侍童們到素丹托爾皮宮的內廷各部門中，為他們將來的職位作預習準備。內廷服務包括在宮院和有關部門中專門為素丹而設的一係列私人服務。侍童們開始服務的地方主要是大院和小院，也稱之為大小書院，這裏是內廷服務的侍童們專心學習和鍛煉身體的地方，素丹的主要私人生活也大都是在這個環境中度過的。

　　在16世紀上半葉，接受訓練的侍童大約有600到700人，這與同時期帝國近衛兵團和王室騎兵1.2萬人的總數相比，內廷服務侍童的優越性是明顯的。內廷服務侍童所接受的教育，是向他們這些新改宗伊斯蘭教的人傳授高級伊斯蘭教教義和古老的伊斯蘭傳統。他們每天研讀《古蘭經》和學習其他有關的宗教課程，並學習突厥語、阿拉伯語、波斯語，以及曆史、數學、書法和音樂。此外，對提高他們的體質，也是日常訓練的主要內容。因此，他們不但要刻苦地學習騎術、射箭、角力和掌握各種武器的使用，而且規定每個侍童還要學習和掌握一門工藝技能，以及各種宮廷禮節。在大小書院學習大約四年之後，侍童們還要再經曆一次嚴格的淘汰過程，成績最突出的人將獲準進人上等宮院，在那裏他們接受一種更加嚴格和特殊的訓練，以便將來做素丹的個人侍從。那些被淘汰離開宮廷的人，則被安排在王室騎兵部隊裏，他們享受高薪，因為在訓練過程中，這些侍童領到的生活津貼，是隨著他們的進步而增加的。那些繼續留在宮內學習的侍童，最後根據其資曆和工作效率提升到重要的宮職上去，管理和指揮宮廷的日常事務。資曆和工作才能，是奧斯曼帝國“古蘭製度”的兩個主要原則。那些沒有被提升的高級侍童，不再在帝國內廷服務，而在宮外服務，主要從事於素丹宮廷以外的帝國事務。由於奧斯曼帝國致力於對外征服擴張，所以它的宮廷以外服務的各部門主要與軍事密切相關是不足為奇的。這些部門包括近衛兵團、王室騎兵、炮兵、宮廷衛隊、軍事總部、軍械製造、養鷹、養馬，以及製造兵器等工藝部門。那些擔任帝國各個部門首長的高級侍從，騎著馬隨著素丹左右英勇作戰。當這些高級侍從離開宮外服務部門時，便會委派他們去擔任各省的總督，或各地的縣長，並保持著較高的收入。

　　從宮廷畢業的基督教青少年，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說，經過長達十幾年的精心教育和培養，當他們成入的時候，每個人不但是優秀的穆斯林、素丹忠實的仆人，而且還是已經具備了學者、軍入與紳士兼集一身的社會英才，足以勝任奧斯曼帝國素丹王室的內廷官員或是帝國各級政府的行政官員。如蘇萊曼大帝的大維齊之一魯蒂帕夏的經曆，可以充分證明“古蘭製度”在奧斯曼帝國選用入才方麵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魯蒂帕夏是在巴耶濟德二世統治時期，作為基督教青少年被選進內宮的。經過數年的刻苦學習和嚴格的訓練之後，他曆經了幾個宮院而被提升為素丹的禦前侍從。他才華橫溢，知識淵博，精通奧斯曼的文字、語言和習俗，熟諳帝國上層社會的規矩和禮節，視宗教信仰和國家服務為第一生命。當1512年塞利姆一世繼位素丹時，他離開了帝國的內廷而在宮外的一個高級禁衛部隊擔任重要宮職。在宮外政府行政部門幾度擔任最高行政長宮後（包括宮門禁衛長），他又成了安納托利亞卡斯塔莫努縣的縣長。憑著他的不凡的才能和輝煌的政績，數年後他又成為了安納托利亞省的總督，上升到了地位顯赫的大臣地位。1539年，因他管理有方和作戰勇敢，備受素丹蘇萊曼大帝的器重，從而成為了帝國的大維齊，達到了帝國權力的頂峰。

　　奧斯曼帝國的“古蘭”這種選才製度，它所具有的合理性是非常清楚的。被帝國政府征募來的大部分基督教青少年，來自於帝國偏遠的貧困家庭，然後他們接受了一種全新的宗教、語言和生活方式，他們把自己得到的權力和財富完全歸功於帝國政府的素丹，於是在思想上和行動中，便忠心耿耿地報效帝國和素丹。這一製度與同時期歐洲那種從王室和貴族當中選拔人員擔任政府高官要職的機製相比，具有很大的優越性，因此，博得了當時一些歐洲有識之士的一致好評。例如，在蘇萊曼大帝統治時期，奧匈帝國的皇帝查理五世駐奧斯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的大使，就曾經這樣寫道：“在奧斯曼人當中，對一個人社會地位的評價，絲毫不是看他的出身，或是對某個人的尊重程度，而完全是按照他在公務當中所擔任的職務來衡定的。素丹在對某人作出提拔任命時，也並不注意他的財富和等級這一類假象，他完全是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來考慮取舍的。人們在政府部門中得到升遷，靠的是功績，因此可以這樣認為，這種製度保證了各種政府重要的職務，隻委派給那些能力相稱的人。在奧斯曼帝國，每個人都把自己的祖宗家係，還有個人的前程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至於是成是毀，那就全看他自己努力的情況了。”

　　除了近衛兵團和王室騎兵以外，地方騎兵也構成了奧斯曼帝國軍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奧斯曼帝國這個龐大戰爭機器對外征服擴張的強大支柱。地方騎兵稱之為“西帕希”，它來自帝國各地的封建領主，完全依賴於采邑製度。根據奧斯曼的有關法令規定，一切領有采邑的封建領主必須每年向素丹提供一定數額的兵源，組成地方騎兵部隊。

　　經曆了包括蘇萊曼大帝在內的最初十位素丹的統治，奧斯曼人精心創造出了一套高效的政府管理機構，它既可以讓奧斯曼人兼並新征服的領土，又能把新征服的領土相當牢固地粘合在一起；它既可以有效地管理社會治安、稅收，又能維持一支曉勇善戰、特別具有戰鬥力的軍隊。對於新征服來的領土，奧斯曼帝國起初一般采取這樣的兼並辦法：仍由當地的統治者掌權，不管這位統治者是穆斯林也好，還是基督教徒也罷，都處於一種藩屬的地位，每年必須向素丹繳納一定數額的貢金，並提供由帝國政府規定數額的兵員。有些日後被帝國政府授之為“特許區”的邊遠地區，如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等多瑙河邦國，一直保持著這種藩屬地位。然而，隨著奧斯曼帝國的疆域不斷擴大，軍力不斷加強，此後奧斯曼帝國往往是將已經被征服的領土直接並人自己的版圖，並通過軍事采邑製度來確立奧斯曼人的統治。奧斯曼帝國的軍事組織和行政組織，都與采邑製度有著密切的關係。素丹一般把新征服來的土地，以采邑的形式授予當地的封建領主，由他們為帝國提供一定數額的封建騎兵，這既有效地加強了對那些封建領主的統治，又解決了國家維持一支龐大軍隊而無須支付巨額現金的問題。

　　根據奧斯曼帝國的有關法令規定，帝國的全部土地的終極所有權都屬於素丹。他可以把大片的田產劃歸己有，由手下的官員來管理，每年向他繳賦納稅。他也可以把一部分田產賜予私人和宗教慈善基金管理機構。但是在奧斯曼帝國不斷對外進行擴張的曆史時期，帝國的大部分土地則給予了封建領主，他們也就成為了采邑承受人。這些采邑承受人既要履行地方的行政職能，又要履行帝國軍事的有關職能。

　　奧斯曼帝國的采邑封地一般被分為三部分：采邑年收人在2萬阿克切（奧斯曼帝國早期的貨幣名稱）以下的屬於“蒂瑪”，采邑年收人在2萬以上，10萬以下阿克切的叫做“紮美”，采邑年收入超過10萬阿克切的稱為“哈斯”。“哈斯”一般都被授予素丹的寵臣，甚至授予後宮受寵的婦女。這種不良的傾向也是導致日後奧斯曼帝國采邑製度腐敗和帝國瀕於最後衰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采邑的歲人都由承受人征收，這實際上也就是他的薪棒。農民繳納的農產品什一稅，是他最主要的收人來除此之外，采邑承受人還享有其他的一些政治權益，如參與地方政務和軍事的管理；監督司法公正等。他所應盡的義務是：和平時期要進行軍事訓練，戰時要根據采邑的規模和價值，向素丹提供一定數額的戎裝騎兵和軸重。采邑這種辦法，以前突厥塞爾柱人和拜占廷帝國也都使用過，到奧斯曼人手裏也多係承襲沿用，並未作重大改革。隨著奧斯曼帝國采邑製度的確立，以及那些被征服的當地封建領主和軍事頭領，甚至安納托利亞地區和阿拉伯地區的部落首領，都被素丹授予采邑之後，他們就逐漸地融匯進了奧斯曼帝國的整個社會。

　　在奧斯曼帝國的早期年代，有好多采邑承受人都是基督教徒，他們是被奧斯曼人所征服的巴爾幹地區的軍事貴族成員，當他們被帝國素丹授予采邑之後，他們就與奧斯曼人從此同命運共患難，隨著奧斯曼帝國社會體製的發展變化，原有的許多基督教徒采邑承受人或是皈依了伊斯蘭教，或下降變為一般的平民。

　　為了計算財政稅收和分封采邑，素丹每年都要對每個省細加調查，這種調查叫做“塔裏爾”，是奧斯曼帝國行政管理的基本手段。調查時，素丹派出的官員將村落人口、土地、莊稼、牲畜-一一登記人冊。盡管現在所保存在土耳其共和國博物館的登記冊，最早的日期是1431年，但根據有關曆史資料的記載，這種調查登記冊奧斯曼帝國在14世紀就已經開始采用了。在當時巴耶濟德一世使用這種調查登記冊時，許多保守分子就加以堅決的反對，從而不自覺地重複了盎格魯薩克遜年代史編者對《末日裁判書》的評語：“要是把每頭公牛和每頭母牛登記人冊的經過情況都講出來，實在有失體麵。”這些調查登記冊，在當時是帝國政府對采邑承受人實施控製的有效工具，可以從中了解采邑變化的情況，如采邑承受人的死亡及其采邑的重新分配等。這樣素丹可以準確地知道什麽時候帝國的軍隊達到滿員，什麽時候采邑還有空額。在今天，這些調查登記冊，是了解奧斯曼帝國社會發展現狀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在蘇萊曼大帝統治時期，據有關史料記載，奧斯曼帝國歐洲部分的各采邑封建領主向素丹提供的地方騎兵數額為8萬人，亞洲部分的各采邑封建領主提供的地方騎兵數額為5萬人。各采邑封建領主軍隊的指揮官稱為“貝伊”，“貝伊”之上是“貝勒貝伊”，即總司令。奧斯曼人稱其領土的亞洲部分為“安納托利亞”，歐洲部分為“羅姆尼亞”，兩部分的地方騎兵各設一名總司令。兩部分地方騎兵的軍旗上分別以兩支馬尾巴和三支馬尾巴為標誌，加以區別。

　　在奧斯曼帝國軍隊中，執掌大權的多是素丹的直係親屬和寵信的近臣。如奧爾汗統治時期，他的長子就是帝國駐守歐洲地方騎兵部隊的第一任“貝勒貝伊”。“貝勒貝伊”除了指揮地方騎兵之外，還兼有總督的職能，在其管轄區內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貝勒貝伊”可以不用請示素丹，而直接把占領的土地作為采邑賞賜給那些作戰英勇，屢建奇功的人，也可以采取極其嚴厲的手段，直接懲罰那些臨陣怯敵者。居子“貝勒貝伊”之下的，是擁有“帕夏”和“貝伊”頭銜的文武官員，他們中的等級，完全由他們旗標下麵所掛馬尾巴的多寡來表示。奧斯曼帝國的地方騎兵，由於長年累月不斷地從事征戰，而且他們又總是子承父業，沿襲不斷，因此個個武技嫻熟，英勇善戰。同時，他們越是英勇作戰，屢立戰功，他們就能得到更多的采邑。所以，直到16世紀末期，奧斯曼帝國地方騎兵的戰鬥力，仍然堪與歐洲任何一個強國的封建騎兵相匹敵。

　　除了地方騎兵之外，“阿金日”和“阿紮布”也是奧斯曼帝國軍隊中，一支0勇善戰，不可忽視的中堅力量。“阿金日”是奧斯曼帝國非正規、無軍響，並且作戰時要自己帶一匹戰馬、一個護胸和一頂帳篷的誌願騎兵。他們一般是為了榮立戰功，攫取戰利品而誌應召服投的。“阿紮布”是奧斯曼帝國非正規、無軍晌，自備相應武器的誌願步兵，他們與“阿金日”類似，也是為了榮立戰功，攫取戰利品而誌願應召服役的。在奧斯曼帝國每次的對外征服戰鬥中，“阿金日”和“阿紮布”總是被派遣到第一線打頭陣，因麵有時傷亡比較慘重。

　　此外，奧斯曼帝國還擁有強大的海軍艦隊。由於奧斯曼帝國幅員遼闊，橫跨歐亞非三大洲，再加上海岸線又特別的長，因此，從穆拉德二世統治時期，發展海軍就成了奧斯曼帝國發展軍事中的重點。在奧斯曼帝國政府的不斷努力下，海軍逐漸成為了帝國各軍種各兵種中的一支特別具有戰鬥力的隊伍。從黑海到亞得裏亞海的許多港口，奧斯曼帝國政府用重金聘請的威尼斯造船專家和帝國的造船工人們在一起，經常在火炬的照耀下，加班觀點，拚命地建造船隻，以確保奧斯曼帝國的海軍有足夠的船隻可以隨時下海投人戰鬥。因此，奧斯曼帝國的海軍戰艦始終保持在三四百艘左右，裝備精良，武器先進，並配備有來自歐洲各地經驗豐富的航海人員和訓練有素的水手，其實力均能同當時的海上強國西班牙、法蘭西和威尼斯的海軍艦隊相匹敵。在和平時期，奧斯曼帝國的海軍將領，其中包括許多希臘或意大利的叛教者，自作主張出海肮行，經常幹一些襲擊歐洲基督教國家商業船隻的海盜勾當，其情況同奧斯曼帝國早年加齊們在陸地上侵擾拜占廷帝國的邊境一樣。到了塞利姆一世和蘇萊曼大帝統治時期，奧斯曼帝國的海軍艦隊，已經發展成了一支馳騁於紅海、黑海、地中海等領域的海上勁旅，其威力震懾於整個歐洲和亞洲。

　　到了15世紀後半期，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新式火器的出現，用兵打仗的特點此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騎兵的作用已經不再是那麽重要了。要組織和訓練掌握新式火器的步兵和炮兵，奧斯曼帝國就不能夠再依靠采邑製度了，因為組建新式軍隊，得由帝國中央政府來領導實施，這就需要用大量的現金購買和製造新式武器裝備軍隊，用采邑提供兵員的傳統辦法已經解決不了此類重大問題了。於是，16世紀奧斯曼帝國的有關社會體製，就開始激烈地反映出這種變化。例如，有些早期采取歲人形式的采邑封地，後來就逐漸地轉化成為了繳納稅金的農莊，成了為奧斯曼帝國提供現金稅收的行政單元。匈牙利和敘利亞剛並人奧斯曼的同時，采用的就是歲人製，到了1670年，兩地相繼改用納稅製。埃及被奧斯曼帝國征服後，基本上一直采用以納稅農莊為基礎的賦稅製度，每年向奧斯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輸送大量的資金，以維持奧斯曼帝國守備部隊的日常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