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

序言 論帝國的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世界帝國興衰叢書》

　　彭樹智

　　三秦出版社籌劃已久的《世界帝國興衰叢書》即摘陸續麵世。責任編輯陳景群同誌約我為孩套從書寫篇總序。我考慮到參與過籌劃工作，同時對這個選題寄予庫，所以樂於寫一珍有類帝國的曆中和貪明亦釋問穎王。作為各卷前的敘意，進而求教同行和讀者。

　　一

　　世界帝國史是世界曆史的有機組成部分。

　　世界性的大帝國，在世界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世界帝國史是世界曆史研究的專門性大課題。要深入了解世界曆史，不可不了解世界帝國的興衰榮辱史。

　　如果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那首先就應當以世界帝國的興衰史為鑒。因為每一個世界性的大帝國，其曆史發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其曆史經驗教訓更有普遍性，所以其借鑒性也就特別強。

　　如果說，學史可以使人明智，那首先就應當學習極富思考空間的世界帝國史。因為每一個世界性的大帝國，都是一個時代的曆史產物，它們留下了豐厚的曆史遺產，都成為增長人類智慈、開掘理性啟示的用之不盡的珍貴寶藏。

　　如果說，學史可以培養世界意識、拓寬全球視野，那首先就應當學習各個世界性大帝國的曆史。因為“國情”和“世情”是相比較而存在，悠久的中華帝國史和同時期的世界險大帝國史，同為世界曆史的不同側麵。“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吝不同”，隻有在世界曆史的“同”、“異”合流的長河中，方能找準民族性的位置。識破曆史的真麵目。

　　一

　　讀史者對世界帝國史的第一印象，無疑是政治史。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政治史始終處於世界帝國史的中心位置。帝國的興衰，集中表現於政治上。

　　帝國政治史是資治的鏡子，是政治家們關注的熱點。曆來的治帝國史者大多都為此把政治借鑒放在首位。李維（TitusLivy，公元前59一公元17年）在巨著（羅馬史》中，就明確指出：“研究曆史的特有效果就是能在曆史真相的啟迪下，看出各種類型例證，從中為自己、為國家選擇可以效法的榜樣，以及應予避免的、始而有害、終成災難的覆轍。”

　　波裏比阿（Polybius，約公元前204一前122年），這位希臘羅馬史學交融的傑出代表，在其巨著《通史》中明確主張“以史為鑒”。他指出，曆史就是過去的政治，曆史不僅是人類業已完成的偉大成就，而且是人類行動的指南。當代人的言行，往往為適應形勢需要而加以掩飾，惟有曆史才能為政治家提供前車之鑒，提供批判周圍環境和人的行為動機的實例，教會人們區別敵人與淨友。他把人類的改革分為兩條道路：一條是親身經曆禍亂之後而進行的改革；另一條是以他人失誤為戒而進行的改革。他認為，政治家不應選擇前一條道路，因為這會使改革充滿困難和危險；而應當堅決選擇後一條道路，因為這是不遭受損失的最佳選擇方案。

　　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很有見解的觀點。

　　然而，政治雖有其獨立形態，它畢竟是莫墓於社會經濟根基之上。讀史者從世界帝國史的政治變遷中，必然會發現政治本身不是孤立的，它不可能不受社會經濟結構的製約。經濟是世界帝國賴以生存的立足點，沒有經濟的發展繁榮，就不會有政治上的穩定昌盛。隻有從世界帝國社會生活的深處，才能透徹地觀察到政治與經濟在一矜社會形態中的結合點。

　　三

　　文明或者文化，是世界帝國史上最為輝煌燦爛的篇章。

　　正如人類之所以為人類，在於能夠創造文明或文化一樣，作為人類文明不同發展階段產物的世界帝國，對後世帶來最有長遠價值的，就在於它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文明。

　　不同世界帝國的文明，體現著不同帝國的自身特征。

　　隻有從文明的特征上了解世界帝國，才能從根本上深刻地理解世界帝國之間的共同點和不同點。

　　第一個地跨亞非歐三大洲的世界性的大帝國—波斯帝國，就是以文明為特征而凸現於人類文明史之上的。它不僅有自身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有維係龐大帝國和管理龐大帝國的製度文明（如行省製度、斌稅製度、鑄幣製度、釋道製度、軍事製度等），因而比之埃及和亞述帝國，在文明內涵方麵更成熟、更豐富、更深刻。尤其是波斯帝國包括了兩河流城、埃及和印度河三大古文明中心，並且接近了第四個古文明中心—希臘的邊緣。

　　世界帝國的興衰，戰爭的征伐，一切政治上震懾人群的亭功，諸多製度上的頻繁更迭，其影響固然可以顯赫一時，但從曆史的現點看，隻不過是無限時序中的一瞬。反觀文明的偉大創造，則以各種方式，或傳承，或演化，從而融入世界文明的總體之中，長存不衰。

　　追憶古羅馬帝國的曆史，三大文明標誌便突出地顯示出其創造性的位置。為西方文明做出偉大奉獻的《市民法》和《萬民法》，成為古羅馬帝國文明的首要標誌。第二個標誌是卡圖盧斯和維吉爾這兩位世界文學史上的著名詩人，特別是維吉爾的長詩《埃涅阿斯紀》，堪稱不朽傑作。但丁在其名著《神曲》中，把維吉爾作為自己從地獄和煉獄到天國門口的向導，可見其影響之深遠。多才多智的西塞羅，成為第三個標誌，他提出的“理性對於我們所有的人來說無疑是共同的”哲理，對於人類文明史有深刻的啟示意義。文明成為古羅馬史的基礎。

　　世界帝國的有作為的大帝、皇帝、君王，確實有不可低估的厲史作用。但是，世界文明的創造者，其影響更久長，甚至是不朽的。

　　或者說，世界帝國的傑出統治者們之所以對後世有更大影響，不僅在於他們的武功，而更重要在於他們的文治。

　　阿拉伯帝國傑出的哈裏發們，在這方麵表現得最為典型。他們都以不分宗教吵域、不拘意識形態差異，而一律尊重知識、獎掖學術。特別是阿拔斯王朝的哈裏發麥蒙，在首都巴格達創辦了圖書館、科學院和翻譯局三位一體的智憊館，任命景教學者和翻譯家侯賽因·伊本·易斯哈格為館長。麥蒙按譯稿的同等重的黃金，重獎易斯哈格的譯稿，可謂空前絕後的高翻譯稿酬。實際上，不僅阿拔斯王朝的傑出的哈裏發們，不僅該王朝的一些地方統治者們，而且在西班牙立國的後伍麥葉王朝的哈裏發們，也都因為熱心扶持帝國文明而聞名於後世。正由於他們的倡導，使巴格達、開羅和科爾瓦多成為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的中心，並從這三大中心向全世界放射出絢麗的文明光彩。

　　法國著名文學家羅曼·羅蘭把那些創造世界文明的人們，譽為“以心而偉大的英雄”，並指出隻有他們才是推進文明、延澤後世的偉人。

　　有多少人能記得徒具虛名的神聖羅馬帝國？然而集二十年之功而成書的《神曲》，卻堪稱文明時序交往的橋梁和連結近代與古代世界的傳世之作。但丁的“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的名言，啟迪和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智者們，去清醒地麵對現實的“地獄”、勇敢地迎接“煉獄”的苦鬥，從而達到理想“天國”的理性追求。

　　有多少人去理會英國的詹姆斯一世或伊麗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亞這位前所未有的偉大劇作家，卻水遠是英國人的驕傲。他的悲劇《李爾王》、《朱利葉斯·凱撒》等作品，不但在藝術上是創造性的，而且在創作主題上表現了文藝複興時期高尚人物性格與人類有生俱來的罪惡及其自我毀滅的本能之問的衝突。他那強烈充滿人性、以至使人文主義淡化在背景中的戲劇，他那藝術超越教條而反映生活真實的戲劇，將水存人間。

　　誰能記得魏瑪大公和維也納神聖同盟的帝王們？然而作為詩人與哲人的歌德，不僅以追求知識和人生真諦的名著《浮士德》而流芳百世，而且由於熱愛中華文明而獲得“魏瑪孔夫子”的雅號。文學是文化交往的紐帶。各民族通過文學來接觸其他民族，彼此就會有更好的了解。令人不能忘卻的，是歌德已從中國和德國之間文明交往過程中，預見到人類由“民族文學”向“世界文學”發展的前景，並且進而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時代即將來臨”的著名預言。

　　歌德所說的“文學”是廣義的。它泛指“文明”或“文化”，是曆史轉變為“世界曆史”的全球化交往時代多元化的整體精神文明。歌德的“世界文學”這一廣義名詞，已被馬克思、恩格斯寫入《共產黨宣言》之中。從而成為世界文明普遍交往的新術語。

　　四

　　世界帝國的特性在於文明。不同的文明構成了不同世界帝國的不同風貌。

　　世界帝國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使不同帝國的文明興盛，交往也使不同帝國的文明衰亡。

　　因此，文明交往是理解世界性大帝國盛衰的一條重要理論線索。

　　實際上，每一個世界性大帝國的盛衰史，都是人類文明交往的一大曆史個案。

　　人類文明在交往中發生、發展。世界性的大帝國是這一漫長曆史過程中的產物。

　　交往活動本是人類的天性，如果與世隔絕，就不能產生才智，就不能產生文明。隻有家族相聚，還不能算人類的社會交往，所以隻有社會上的相互往來，人與人之間的廣泛接觸，才能通過地區、民族、國家而擴大文明交往。

　　約在公元前第四千紀後期，人類原始公社的各自孤立狀態，首先在西亞兩河流域突破，出現了居民密集的聚落，誕生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小國。稍後，具有此種文明重要標誌的國家，在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黃河流域、愛琴海等地區，都先後誕生。

　　但是，真正出現世界性的大帝國，是在公元前2000年代後期形成的埃及帝國。它的版圖已地跨西亞北非，它用征服的戰爭交往方式，創造了奴隸製帝國文明。到公元前2000年前期，在西亞形成的亞述帝國，第一次度括了兩河流域和埃及兩大文明地區。再到公元前100〕年代中期在西亞興起的波斯帝國，地跨亞、非、歐三大洲，在農業文明與遊牧文明的交往史上，展現出更為廣闊的曆史圖景。從文明交往的觀點看，波斯帝國既是西亞北非古代文明的終結，又開啟了希臘羅馬古典文明的先河。波斯帝國起了古代帝國文明交往史的承前啟後的作用。

　　文明交往使古代文明中心小國林立的狀態，演變成各個統一的帝國和各個帝國彼此對峙的局麵。

　　各個時期諸帝國的出現，都是人類文明交往活動範圍的進一步擴大。

　　各個大帝國成了文明交往的更大中心。它們分地段而又互相連接地打通世界文明交往的孔道。

　　古代陸上和海上的絲綢之路就是中華帝國、波斯帝國、貴霜帝國、安息帝國、羅馬帝國、薩珊帝國、阿拉伯帝國、印度、埃及等帝國的文明交往的大動脈。

　　這條文明交往大動脈，是各個帝國活動的大舞台。為了開拓疆土、移植人口、掠奪資源、控製商路。各大帝國之間經常進行戰爭交往。戰爭的交往形式具有破壞性，也具有對閉塞狀態的突破性作用。馬其頓王亞曆山大東侵之後，文明交往從西方的愛琴海通到東方的印度河流域，促使這個廣大地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3世紀蒙古軍隊穿越亞歐大陸，建立了世界性的大帝國，東西方陸上文明交往的大道因此而大開。這種突破性作用，是和平交往方式所不能達到的。

　　伴隨著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交往的開展，出現了另一類型的世界性大帝國——殖民帝國。海上新航路的開拓和新大陸的發現，工業革命的發展，把荀萄牙、西斑牙、荷蘭、法國、英國、俄國、德國、奧甸帝國、日本等殖民帝國推上了世界曆史舞台。

　　這些帝國雖各具特色，但都是以擴張性的西方文明為其共同點。東方的日本帝國，雖具本國文明傳統，但所走的卻是西方文明之路。眾所周知，“脫亞入歐”曾經是日本帝國的重要目標。

　　在這些殖民帝國中，英帝國或不列顛帝國是他們中的輝煌代表。50.多年來，這個被其創造者和繼承人稱為“水不衰落的”殖民帝國，曾經盛極一時。在身高隻有1.55米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地圖上凡是塗著粉紅色的地方，都是不列顛帝國的地盤。粉紅色遍布各大洲，濺灑各大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列顛帝國總麵積為1270萬平方哩，其中聯合王國占12.1萬平方哩，即不到百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列顛帝國的總麵積和總人口，都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這種瘋狂擴張的程度，真可謂達到了世界帝國文明史上的頂峰。

　　以不列顛帝國為代表的殖民帝國，按內容屬現代工業文明。這個類型的帝國把工業文明傳播到全世界。文明交往的範圍擴大到全球。科學的進步，交通、通訊設各的日益發達，推動著西方文明以驚人的速度興盛，又同樣以驚人的速度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的殖民帝國土崩瓦解。它同時也埋葬了各個殖民帝國所奉行的教條：經常擴大“生存空間”和統治盡可能的大陸領地或海外領地，以維持國家的力量和未未。

　　西方文明及其體現者殖民帝國之所以如此快的衰落，其原因正如它迅速興盛一樣，是文明交往所帶未的全球化普遍的結果。殖民帝國把孤立的民族或國家帶進了世界性的互相交往的大環境之中，使他們有了新的發展機會，使他們越來越主動地探索著改善他們的命運。新的交往手段的快速發展，先進技術、思想、組織形式迅猛傳播，全球力量正在改變著文明中心和邊緣地區的舊交往格局。殖民帝國無可挽救地走向衰落。

　　英國政治家沃爾特·白哲特說過，羅馬與英國的衰落，都在於他們不理解他們所創造的製度。創造了帝國文明而不了解這種文明交往帶來的後果，這正是一切帝國的曆史悲劇所在。

　　五

　　文明交往對帝國的興衰如此重要，其根源在於它經常起作用的幾個重要因素。

　　首先是民族因素。任柯一個世界性的大帝國，都是由一個統治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帝國。帝國的興盛似乎是對新民族的不斷征服與奴役。但民族壓迫已經埋藏著帝國衰亡的種子。

　　尤其一些多民族的帝國，由於民族壓迫所造成的矛盾，導致帝國統治者的罪惡遺產遺患無窮，至今世界上還在被這些問題所困擾。他們那個時代的罪惡，並沒有因帝國的崩潰而終止。從巴爾幹到非洲，從高加索到亞洲的南端，民族戰爭和民族屠殺層出不窮。

　　哈布斯堡和奧斯曼帝國，分別統治了12個民族。沙皇俄國統治的民族達100多個。“日不落”的不列顛帝國更是一個多民族的混合體，它埋下的衝突遍及全球。巴勒斯坦就是英國托管政策的產物。它唆使猶大人和阿拉伯人互相爭鬥，然後便溜之大吉。印度和巴墓斯坦的勢不兩立，也是英國在撤退時造成的。這兩個國家在1998年春甚至以核武器相威脅。

　　當然，這裏決不排除民族融合。民族衝突和民族融合，始終是帝國文明交往過程中相互交織的兩個方麵。

　　其次是地緣因素。每一個帝國都是以自已國家為核心來展開與外界接觸與交往的。在這種接觸和交往中，必然會形成一個文化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形態、民族心理、社會製度等各方麵比較接近的地區。正是在這個地區形成一個帝國交往的文化圈或文明區。

　　地緣因素和帝國的文明交往特性密切相關。它常常是一個地區內的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傳統、群體性格等種族或民族異質性的指數根源。環境和謀生手段的相異性，導致帝國主導民族的外部和內部關係的多樣化交往模式。蒙古帝國因為中古時期遼闊草原適宜釋放其“馬背文化”能蚤，因而把西伯利亞到匈牙利的寬廣地帶變成了自己的天下。以海洋地緣因素為生存空間的西方諸帝國，則借助其特有的炮艦優勢，極大地擴展了自已的海上力，使東方屈服西方。

　　地緣不但與民族關係密切，而且與帝國之間的政治衝突與文明融合相伴隨。各個帝國的異質文明，在相互交接或相互交叉的地區中，經常出現一種文明結合式的曆史景觀。在東北亞結合部的地區中，就有日俄兩帝國的1904年戰爭，還有30年代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俊略。中東地區從古到今的結合式的曆史景觀中，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時時閃爍其間。存在於波羅的海到地中海、歐洲東部到鳥拉爾山脈的廣大地區的諸帝國，扮演著世界上文明衝突與融合的眾多主體的曆史角色。

　　再次是宗教因素。宗教是人類生活的墓本要素，是文明的核心，也是帝國文明的墓礎。每一個帝國都有自己的宗教文明或近似宗教的文明。帝國的文明交往，無論是內部或外部的交往，都離不開宗教價值係統帶來的強烈的政治歸屬性。

　　在古代帝國的文明交往中，宗教即在相當廣泛的地區內移植、生根。起派於西亞的墓督教的西傳，在一個長時內成為全歐洲杜合的精神支配力而影響各西方帝國。印度的佛教也傳播到東亞和東南亞，成為中華帝國和日本帝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阿拉伯帝國把伊斯蘭教傳遍中亞、西非和北非。後來又進入南亞、東南亞和東南歐，形成了與歐洲蘇督教世界並立的伊斯蘭世界。中國的儒家思想是一個近似宗教作用的倫理文明體係，它也傳遮東亞和東南亞，在朝鮮、日本、越南的地位，影響特別巨大。

　　宗教在帝國文明交往的過程中，衝突和融合始終相伴隨。勸人為善、博愛、和平等種種教義，導政寬容與和睦相處。但不同宗教對世界的不同理解，特別是宗教一旦與民族、集團的利益相結合時，蘊藏的異己力量的巨大差異性就會爆發出來。從11世紀歐洲各帝國開始進行的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直到1272年英王愛德華一世開始的第八次十字軍東征，這長達兩個多世紀的宗教衝突，是最典型的例子。宗教之所以成為衝突的重要因子，是因為它與地緣、文化、習慣、生活方式、資源的天然聯係，並以神靈形式“武裝”著不同民族。科學和真理在宗教氣氛濃烈地區都無能為力。各個帝國之間的對抗，也無法擺脫宗教的影子。安瓦爾·薩達特在《阿拉伯統一的曆史》中說，東西方的對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對“神”的理解上。隻要這種理解沒有對人的信仰、道德、美學等人文意義上進行的真正宗教啟蒙，衝突和融合都將繼續下去。

　　從交往哲學上講，宗教衝突源於將己方奉為主體，將他方視為順從和受支配客體的“主一客”式的交往觀。殖民帝國把這種交往觀奉為對外擴張和統治的信條。他們將基督教文明奉為惟一文明。把西方現代化奉為惟一的現代化模式，將被征服的對象統統視為“野蠻人”。這種西方中心論式的全球交往觀，盛行了幾百年，至今餘孽仍存。

　　複次是語言因素。語言像工具製造與火的使用一樣，是人類一項偉大的文明成就。語言與國家和社區一樣，是確定身份的必要因素，是一個民族在世界上找到自己位置的手段。對於文明交往而言，語言能使人們交流感情，互換經驗，共享知識，能使人們之間變得理解和被理解。語言是文明得以發展和代代相傳的決定性因素。文字是語言的進一步發展。文明的保留和知識的傳播都有賴於文字的發明。文字在文明交往中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它把知識係統化。文字在早期的文明交往中，可以使官員和祭司以更高效率處理自己的事務。

　　語言文字對帝國的文明交往來說，既是內容，又是手段。它是諸帝國文明的象征和通用符號，又是帝國進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交往的傳播工具和思維手段。每一個大的帝國都有自己的主導語言文字，並通過這種語言文字把帝國的獨特文明，傳遍特定的文明圈內。帝國強行推廣自己的文明同化政策時，語言文字成為同化的首要標誌。語言文字在殖民帝國時期發揮傳播西方文明的突出作用，集中表現在不列顛帝國的文明交往活動上，英語不但在不列顛帝國範圍內，而且事實上成為今日國際上的通用語言。

　　從哲學層麵講，文明交往的工具——語言文字是物質在精神方麵表現的震動空氣層的聲音和爾後形成為文字的文明符號，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並僅僅因此也為我自己存在的、現實的傳播交流和互動意識。這種口語和書麵文字是由於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產生的、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交往服務的思維手段。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把“交往”（Verkehr）看作一個總體性範疇，它包括物質、精神和語言三大交往層次的完整係統。在全球化交往的時代裏，在一個日益變得無根無基的世界上，一個民族找到歸屬的要素就是聽到自己的語言。

　　最後是利益因素。文明交往的根源在利益關係和利害關係。各個帝國之間的文明交往中發生的所有事件，都能從利益因素中找到最終答案。

　　從帝國交往史中，我們發現，無論是王朝戰爭、宗教戰爭、民族戰爭，還是殖民戰爭、聯盟戰爭。大都是圍繞領土、統治權、安全、財富、榮譽或某信仰某利益而展開。

　　隻要我們將利益物化為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就立刻會察覺到文明交往過程中的衝突和融合的根源所在。

　　帝國之間文明交往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占有的非平等化和非均勢化，是導致衝突的先期因素。非均勢化使勢力強大的帝國謀求霸權。霸權主義的實質是對利益的爭奪和占有。箱權是以利益的非法獲取為前提的，也是以犧牲別國利益為條件的。它強迫別國服從自己的特權。

　　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的均勢，建立在帝國之間的均勢化的國際秩序上。古代類型的國際關係格局和一些國家關係體係的出現，正是文明交往的結果。從未中斷的中華文明，就以其“華夷一統”秩序原則，同鄰國進行了悠久廣泛的交往。此外，還有“阿拉伯伊斯蘭”秩序、“奧斯曼伊斯蘭”秩序等等文明交往秩序。殖民帝國的種種國際秩序，標誌著文明交往的進一步發展。

　　六

　　帝國的文明交往，也與文明交往的基本屬性緊密相關。

　　文明交往的本質屬性是它的實踐性，是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社會交往的實踐活動。物質交往是物質生產的前提，是精神交往和社會交往的基礎。這三者都是人類社會文明生存和發展的方式，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集中表現。像生產力是人類的實踐能力一樣，這三種文明交往的實踐能力在各帝國內部和外部的競爭和依存中，不斷打破民族和國家的壁壘，使世界逐漸聯係為一個整體。各帝國的區域性統一有利於文明交往，但“主一客”模式的單一主體交往現，在實踐上必然與文明交往的本性相抵梧。

　　同實踐直接相關的屬性是文明交往的開放性。任何一個人類群體，任何一種文明，任何一種生產力的存在和發展，都離不開內部和外部的開放性。正如同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為我們提供了關於開放係統下與外界“交換能”才能發揮作用的科學原理那樣，人類曆史的發展進程也表明，保持外部環境的開放性，擴大文明交往的範圍是發展生產力和文明成果傳承的保證。如果說“能量交換”使火山岩在高溫高壓環境下產生了瑰麗的岩石和寶石，那麽，各帝國在對外開放的環境下，也創造了輝煌的獨特文明。

　　文明交往的開放性，必然導致文明交往的多樣性。文明交往作為人類的實踐活動，其變遷中呈現出複雜性和多變性，因而在聯係形式上表現為多樣性。文明交往的多樣性是世界豐富多彩的客觀反映，是曆史發展絢麗多姿的實在表現。各個帝國經曆著不同的文明交往道路，具有不同的曆史發展背景、社會製度和價值觀念，傳承著不同的生活方式。這種文明交往的多樣性正是世界充滿活力、競賽和創新的動力和源泉。

　　文明交往的互動性在帝國之間的聯係上，表現得特別明顯。這是因為文明交往是一個動態的體係，它是在雙向的或多向的網絡交匯中不息地奔流。文明交往是一個互相發現、互相溝通、互相揚棄、互相理解和互相融合作用的複雜曆史過程；這個過程同時充滿著摩擦、碰撞、矛盾和衝突，也不乏對抗、分裂、壓迫、侵略和抵杭。

　　文明交往的遷徙性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帝國文明的興衰。遷徙性是人類群體在文明交往過程中的空間位移。這種空間位移在公元前第二千紀中期到公元14世紀，遊牧各民族先後對農業世界進行了三次曆史長久的遷徙浪潮。印歐人、閃米特人、匈奴人、突厥人、鮮卑和拓跋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的遷徙浪潮對亞歐非大陸的農業帝國進行了猛烈的衝擊。在文明交往中，一方麵遊牧世界不斷縮小，農業世界逐漸擴大；另一方麵許多帝國走向衰落，在民族關係上出現了產生、發展、吸收、擴展、聚合、分解、乃至消亡的文明演化現象。這個現象在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交往中，殖民帝國的擴張中，使之更擴大了。

　　總之，文明交往的實踐性、開放性、多樣性、互動性和遷徙性，製約著帝國的文明交往進程。

　　七

　　每一個帝國的興衰史，都是世界文明交往的曆史個案。從這些曆史個案中，我們從理論上可以看到以下諸要點：

　　文明交往的基本內容是人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製度文明交往三大部分，它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主體一客體一主體”的多種和普遍的社會聯係；

　　人類文明經曆了遠古、上古、中古和近現代之後，現在正進入當代時期。與這些時期相對應的內容為：原始工具文明、奴隸製文明、封建製文明、工業文明和信息知識文明等等為特征的諸多交往；

　　語言文字是文明的載體和形式，是文明交往的工具，是促成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得以形成的基本手段，是民族和帝國文明的典型象征，也是帝國文明興盛和複興的鑰匙；

　　各民族、各帝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取決於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帝國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

　　各民族、各帝國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都取決於它的生產及內部和外部交往的發展程度；

　　文明交往既表現在民族、帝國之間，也表現在人群、集團之間、地區之間，它是世界走向普遍聯係，是科學技術及生產力在全世界範圍內得以傳播、保存和發展的墓本條件；

　　古往今來，文明交往既有和平形式，也有戰爭形式，既有官方往來，又有民間往來，還有文明衝突和融合的交織。隻有堅持民族本位、保持開放和進取狀態的文明，才能長久不衰，才能在已經形成中的多元文明世界裏確定自己國家的民族性文明的位裏；

　　文明交往論是多極主體交往論。一國獨精或幾國分翁的帝國時代已經過去。全球化發展包括“世界一體化”和“多極化”兩個相反相成的雙重內容，前者是整體性趨勢，後者是主體間交往的平等性，國無論大小貧富，都擁有獨立對話和發展主權的地位；

　　文明交往論是互動合作論。在人類互動和多向的文明交往中，隨著自然經濟的農業文明交往、商品經濟的工業文明交往和信息知識文明交往的遞進發展，互相依賴、共同發展將成為多數人的共識；

　　文明交往是文明自覺論。文明交往在趨向上將擺脫野蠻性而日漸文明化。文明交往的特點是由自發性向自覺性演進，在規模上從封閉走向開放，在活動程度上從自在走向自為，在活動範圍上由民族、國家、地區走向世界，在交往基礎上從情緒化走向理性化，在人際關係、族際關係、（宗）教際和國際關係的領域中，由對立、對抗的“我”走向對話和合作的“我”。

　　文明交往論所追求的目標是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是人和自然界的平衡和諧，是民族之間、國家之間的平等互利，是對自身文明的自尊、欣賞和對其他文明的尊重、寬容、乃至讚賞，是抱著愛其所同、敬其所異的襟懷和人類共同美好理想的人性追求，歸根結底是對自己文明和異己文明的理性探索和深刻理解。

　　文明交往論所研究的墓本課題，是對世界文明及其交往規律性的認識。例如文明交往中出現的不平衡性問題，其中包括在靜態上表現為現實文明的差距，在動態上表現為發展速度的變動性與暫時性，在進程中表現為文明的交替超越性、先進與落後的互變性等等。這些文明交往的規律匡認識，有助於深化研究文明問題和文化戰略問題，為建立健全國際新秩序，提供曆史和理論上的參照。

　　研究帝國史不但要關注文明問題，而且要關注文明交往問題。研究文明交往問題，不僅要關注理論問題，而且要注重曆史個案的分析。隻有以科學的精神，以豐富的曆史事實為依據，對各種曆史個案進行具體分析，才能客觀全麵地回答文明交往問題。

　　概括地說，文明交往就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聯係。研究文明交往的厲史、因素、特征和規徉，通過對各個帝國史曆史個案的分析，可以具體了解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側麵。現在流行的“文明衝突論”、“曆史終結論”、“文明融合論”、“文明危機論”，都應當在各個具體曆史個案中接受驗證。

　　文明交往論強調文明交往的曆史過程。各個文明是一個曆史整體進程的產物，是受曆史條件製約的。各個文明發展不是孤立的，文明衝突，文明融合，都是文明交往過程中相互聯係的不同方麵，不可離開聯係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而去片麵強調一麵。文明交往過程中，充滿著衝突和竟爭，也經曆著傳承和吸收，還交織著融會和綜合。共處共存、共發共榮是文明交往的主流。

　　21世紀將是人類文明交往過程中的新階段。帝國文明交往已成為過去。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不但表現在文明衝突和文明融合的深化上，而且將集中在人類生存和發展、人的價值和命運上。人們對文明交往的未來應持冷靜與樂觀的態度，因為它總的趨勢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互換和提高，總的特征是多樣性的統一和社會的進步。

　　2000年2月19日寫於悠得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