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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冉求

  冉求(前522一?),姓冉名求。字子有,亦稱冉有、冉子、有子。春秋末年魯國(今山東曲阜)人。生於魯昭公二十年,卒年不詳。小孔子29歲。出身微賤,與仲弓、冉伯牛同宗。青年時做過魯季氏家臣,後拜師孔子,並辭官隨孔子周遊列國。魯哀公五年(前礴)〕)秋,經公之魯推薦,回魯當上季氏家族的總管。其間曾率魯軍擊退齊軍的侵犯,立下赫赫戰功。冉求性格活潑,常常保持樂觀的心態。《論語·先進》記載他侍立於孔子身邊“侃侃如也”,一副溫和快樂的樣子。與子賽的恭敬謹慎、子路的躁進剛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平日做事顯得畏畏縮縮,因而孔子在教學過程中還特意安排以培養他積極上進。當時冉有和子路都向先生問及“聞斯行諸”,即聽到就幹起來嗎的問題,孔子針對二人的不同性格區別對待,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對子路說:家有父兄健在,怎麽能聽到就幹起來?言下之意在說做什麽事情還得征求長者的意見,不要急躁冒進。對冉求卻說:聽到就幹起來,不要猶豫畏縮。同樣的問題有兩種不同回答,這使當時在場的公西華感到迷惑不解,他詢問其中原故。孔子說:冉求平日做事退縮,所以我給他壯膽;仲由的膽量奇大,勇於作為,所以我要壓壓他〔《論語·先進》)。也許正由於孔子這樣的培養,使得冉求一改過去退縮的性格,表現出心直口快的性格特征,凡事有自己獨立的看法,有時近乎固執,而不管先生是否生氣。如關於仁德方麵的修養,他公開向孔子表示“力不足”;對於季氏祭泰山的僭禮行為,孔子責備他身為季氏家臣,為何不阻止他。冉求都毫不猶豫回答“不能”(《論語,八修》)。當同門公西華被派到齊國做使者時,來不及安排母親的生活,冉求為他母親向先生求粟,孔子答應給一釜(六鬥四升),冉求一再要求再增加些,孔子答應再給一庚(二鬥四升)。結果冉求背著孔子,自作主張給不五秉(八十解,合今十六石)。

  於此可見他性格的另一麵冉求在孔子弟子中以多才多藝著名。孔子一再稱道“求也藝”((論語·雍也》,並說:“若減武仲之知〔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全人)矣。”(《論語·憲問》)把冉求的多才多藝作為培養成人的一個重要方而。冉求的多才多藝,集中地體現在政治、經濟、軍慘三方麵的才能上。在政治才能方麵,冉求是孔子施教“政事”科的最優秀者,是孔門中最有政治才幹的人物。在孔子周遊列國時,冉有跟隨左右,時常向孔子請教治國方略。一天,孔子一行到達衛國,見衛國人口眾多,先生發出由衷感歎“好稠密的人口於”冉有抓住這個機會問先生遭:“一個國家人口已經眾多了,下一步該怎麽辦?”孔子說:“讓他們富裕起來。”冉有進一步追問說:“國家己經富裕了,又該怎麽辦?”孔子道:“教育他們,以提高人口素質。”冉求將先生的教海牢記於心,細致琢磨消化為己所有,使自己的政治才幹日益增長。孔子晚年評價他幾個得意的弟子,“德行:顏回、閡子賽、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論語·先進》)冉有是政事科的第一位,足見他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孔子還多次在別人麵前盛讚冉求的政治才千,如他對魯大夫孟武伯說“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論語·公冶長》)。在魯國執政季康子麵前說:“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指出冉求多才多藝,對於從政沒有什麽困難。他早年就曾做季氏家臣,以其精明的治才受到季桓子賞識。後辭職隨先生周遊列國。季桓子死,季康子繼立,大臣公之魯再向季康子推薦冉求,並親自到陳國迎接,冉求接受了召請。臨行之前,孔子對他說:這次季氏召你,必定不會像從前那樣對待你,麵是給以大用(《史記·孔子世家》)。

  果然,冉求回魯即被委以總管之職。在具體的實踐中做出了很好成績在經濟管理方麵,冉求也有很出色的才能。當時季康子想改革田賦製度,曾派冉求征求孔子的意見。雖然孔子表示反對,但冉求還是依據現實情況,不拘泥傳統,大膽支持季氏實行了改革,增加稅收,又采取其他一些理財措施,為季康子積累了大量財富,使季氏富甲王侯,顯示了他在經濟管理方麵的才華。對於這點,他本人也很自負。他曾當著孔子及子路、公西華、曾參的麵自詡道方圓六七十裏或五六十裏的小國家,如果讓我去治理,隻需3年時間,就可讓人人富足。(《論語·先進》)冉求的勇武精神和軍事指揮才能在孔門弟子中也是很突出的。魯哀公十一年春天,齊國因故出兵侵擾魯國。大兵壓境,魯國執政季康子沒有主張,急召冉求商議對策。冉求胸有成竹地說:“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三子指魯國三家大夫: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即一子守衛都城,另二子從魯公率軍開赴邊境守禦。季氏自認無法讓孟、叔二子守禦邊境,沒有同意冉有這一對策。冉有又提出第二道方案:說服孟、叔二家率軍在都城近郊守衛。季氏立即去征求孟叔二家意見。當時孟叔二氏正怨恨季氏專政,平日不把他們放在眼裏,因而拒絕了季氏的建議。季氏無計可施,回來對冉求以實情相告,一副灰心喪氣的樣子。冉求毅然提高聲調,對季氏說:孟叔二氏不願出力,那麽您季孫家族應當責無旁貸,勇敢承擔起衛國重任率領軍隊背城而戰。任何真正的魯國子民不會袖手旁觀的況且憑借魯軍的各式優質裝備,打敗齊軍進攻是足足有餘的您何必如此優慮呢?孟、叔二氏正怨恨你大權獨攬,他們不願出力自在情理之中。

  而您掌握朝政,在齊國大軍壓境的情況下不組織抵抗,置魯國安危於不顧,這是您的恥辱,會直接影響季氏在諸侯中的威信。季康子無可奈何,隻好帶著冉求到朝堂之中一同商議軍機大事。冉求見朝廷內外一派畏戰氣氛,心知形勢嚴峻,必須設法調動各方麵的抗戰熱情,才能保證魯國的安全。因此在朝堂上以尖銳的語言,激將的辦法鼓動大家的抗戰情緒。武叔向他問戰他回答說:這是君子們考慮的事情,您等畏事小人怎配知曉?孟氏孟懿子硬要冉有表達意見,冉子說:有關作戰之事,我隻能同那些有能耐作戰的人商討武叔等被冉求一激,倒也來了精神,說:這是小看我等不是大夫了。於是退出朝堂組織檢閱起自家軍隊。經過冉求的努力,商討有了結果。決定組織左右兩軍開赴前線禦敵。由孟氏孺子泄率右軍,孟氏家臣顏羽、邴泄為副手。冉求則充當左軍統帥,由孔門另一弟子樊遲擔任副手。季康子對冉有的左軍的組成有些擔心,說:樊遲太過柔弱,恐怕難於勝任。冉有回答說:樊遲雖然年少,但足智多謀,正好可以在戰場上一展身手。兩軍開出城外,分區防禦。冉有統帥季氏7000軍士,選其中來自武城的300人做步卒精兵,駐紮在南城門外,其餘老弱守衛宮城。5天後,孟氏右軍才緩緩到達指定地點布防。齊軍進駐魯部郊外稠曲,兩軍對壘,一觸即發。冉求下令左軍越過一道淺溝向齊軍發動攻擊,然而將士遲遲疑疑,大軍沒有聽從號令。樊遲見狀,趕緊對冉求說:這並不是大軍過不了溝,而是軍將對你還不夠信任。請稍待三刻工夫,向軍士申明軍紀,不聽令者軍法處置。冉求依計而行。結果魯軍人人奮勇,個個用命,在冉求的指揮下越過淺溝像潮湧般衝入敵營,殺得齊軍棄營大潰。冉求手執長戈,深人敵陣親手刺死敵兵無數。此戰雖然孟氏所率右軍在戰爭之初就被齊軍擊敗潰散,但因冉求左軍奮勇爭先,以一當十,從而使魯軍大獲全勝。齊人無法整頓敗軍,一路演逃。冉求再三請求追擊,終因季氏的勸阻而班師回營(《左傳·哀公十一年》)。第二年,齊軍再次犯魯,冉有又率領季氏軍隊與齊軍在郎地激戰,並一舉克敵。

  冉有的軍事指揮才能從此遠播諸侯。在孔子最為看重的仁德的修養方麵,冉求是疏略的,遠不比他在政治軍事方麵的專心。他本人也營對孔子說:我並非不喜歡先生的仁道,隻是能力有限而已。孔子則認為他在找借口,實質上是半途而廢,不求上進。因此在稱讚冉求的政治才能的同時,對其仁德的修養表示懷疑:“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子宰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公冶長》)正因如此,在有關“仁”、“禮”等重大問題上,冉求持與先生大相徑庭的看法:魯執政季氏以大夫的身份去泰山祭祀,按照周禮是一種越禮行為。冉求身為季氏家臣卻不加勸阻,並明確對孔子說他不能勸阻,受到孔子的責備。季氏在魯國想推行新的田賦製度以增加利稅,孔子認為不符合先聖曰:“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敵從其薄”的行政原則,故持反對態度。但冉求認為改革田賦符合現實要求,還是幫助季氏實施了改革。冉求又采取了一些別出心裁的辦法幫助季氏積聚財富,使得孔子異常氣憤,公開聲明冉求不是他的學生,並號召眾弟子鳴鼓而攻之(《論語·先進》)。孔子聽說季氏將滅擷臾國,認為是冉求之過。冉求說這是季氏自己的主張,找和季路都不想這樣做。孔子歎息說:“頗路人微言輕,無力改變。冉求你是季氏兩代家臣,且為季氏立過大功,你的話是有份量的,但你不加阻止,顯然是你的過錯。”此時冉求並不接受孔子的指責,反而為季氏的舉動尋找借口說:“瀕臾城固,位近季氏費邑,現在不取,將來必定成為子孫的隱患”,對此,孔子給予了嚴厲的批評,他說:“丘聞有國有家的,不愁民少,隻愁不均;不愁貧乏,隻愁不安。因為均則不會貧乏,和則不會民少,安則不會滅亡,遇到遠方之人不服,宜修德服人。現在你為季氏總管,遠人不服,不設法招來,疆域分析,不能保全,卻去謀動幹戈滅亡他國。丘恐季氏的憂患不在顓臾,卻在自己家內!”從上可以看出,在涉及仁、禮的事件上,冉求持有不同於孔子的看法,雖然遭到批評,但仍固執已見,顯示出他獨特之處。他與先生的關係並未因此受到影響,他對孔子還是很崇拜的。

  當年冉求為季氏率軍兩敗齊師,季氏深為折服。問冉求說:“你的軍事指揮藝術是學來的呢?還是無師自通的?”冉求回答說:“我是從先生那兒學來的。先生是無所不通的聖人,文武並舉。求隻學得一點戰法,韜略還沒有學精咧!”他把學習放在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當年魯哀公曾問他:“一個平幾的人,一定經過學習然後才能成為君子嗎?”冉求回答說:“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並列舉過去及當世許多出身微賤但終成就大業之人來做說明,強調“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韓詩外傳》卷八)對於刑法和禮製這類重大社會問題,冉求已經萌生出一些不同十傳統的因子。他曾經說:“昔藏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亡,而謂知禮矣。”(《曲禮·子貢間》)認為為政行法可保國家長久,這本身就是知禮的表現,這無疑是一個嶄新的觀點。他還兩次問及孔子有關刑、禮的問題:“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先生製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子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獷對傳統的禮製邢信觀念提出了大膽的懷疑。這些看法同他在仁德方而與眾不同是一致的。流露山重法的傾向,這對子後世新學派的形成無疑有著巨大的影響冉求長於政事,勇武善戰,為列代推祟。曆朝對他祀封不絕。東漢明帝曾於永平十五年(72)東巡祭孔時拜祭過他。唐玄宗開元八年(720)又把他列人“十哲”,之位。開元二十七年(739)追封他為“徐侯”。宋真宗大中樣符二年(1009)又封他為“彭城公”,度宗鹹淳三年(1267)又改封為“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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