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四節 朋友重要事業更重要

　　有些朋友難以做到底，尤其如果在事關事業大局的問題出現嚴重分歧的話，曾國藩的選擇是，朋友重要，事業更重要。李元度曾與曾國藩出生入死，立下汗馬功勞，也結成過命的交情，最終因為誌同而道不合不得不反目成仇。

　　（1）李元度成為曾幕重要謀士

　　鹹豐二年（1852年），各地開始辦團練，以對付日盛一日的太平軍。曾國藩剛得到在籍辦團練的旨令後，李元度認為時機來了，使托名羅江布衣，上書曾國藩，大談兵略戰守。曾國藩展讀後大加讚賞，立即要見這位上書人。可是，人海茫茫，“羅江布衣”究竟在哪兒呢？最後，曾國藩幾經周折，終於找到了李元度，並稱讚其：“非君之才，何以能寫這樣的文章！”召見時更知李元度博通文史，腦中有物，非尋常輩可比，遂“引與規劃軍事”。可是李元度還頗為猶豫。曾國藩後去信李元度，告知自湖北田家鎮被太平軍攻占之後，湖南形勢又趨急變，處於非常危殆的境地。更為可慮的是，安徽的重要城鎮相繼失守，朝廷已頒旨速率湘勇前往赴援，從而懇請李元度“臨危受命……同為東征之役”。次年初，曾國藩在衡州加緊訓練湘軍水師，準備出兵東征之時，又複書李元度，懇邀來衡籌商一切：“即不能從我東下，亦聊可臨歧相送，惠我至言，無任翹企。”起初，李元度對是否歸附曾國藩猶豫不決，鹹豐三年（1853年）九月路過湖南時也未去拜晤曾國藩。所以曾國藩在書信中有“良不可解”之語，深感“此必鄙人平日立身無似，無以取信於君子，故相棄如遺乎？”但經營國藩三番五次的誠心相邀，李元度終於一月後帶所部兵勇火速趕到衡州，從此進入曾國藩幕府，成為曾國藩身邊一位重要的謀士，兩人之間患難相依的交情也開始建立起來。

　　（2）陣前救曾國藩性命

　　曾國藩於鹹豐四年（1854年），在靖港遭到慘敗。當時，太平軍攻占嶽州、湘潭後，兵鋒正直指省城長沙。曾國藩若進入長沙無疑是自困城中。於是有人認為應先攻靖港，奪取太平軍屯駐地；但也有人反對說，“若靖港失敗，退還城下，即入死地。”應該攻湘潭，如果不勝，保複廣州，即使長沙被攻陷，也可再奪回來。曾國藩見眾人你一句，我一語地爭論不休，也沒了主意。這時水師十營官將，公推彭玉麟決定攻守戰略，彭取上策，定先攻湘潭並親率五營先期出發，約定次日曾國藩率五營殿後。但到了夜晚，長沙鄉團來請師，說：“靖港之敵隻有幾百人，沒有防備，可一戰而驅之。團丁隻是借大帥旗鼓作威勢，嚇退敵軍，而且已架好浮橋接納大帥，機不可失。”聞者無不踴躍。曾國藩並非想僥幸取勝，但考慮到彭玉麟攻湘潭，這邊攻靖港，可取夾擊之勢，牽引敵軍，於是便改攻靖港。次日晨，水急風利，曾國藩率五營水師如離弦之箭，乘風而發，不到幾個時辰即達太平軍屯駐的靖港。太平軍見湘軍來到，即發炮攻，曾國藩的營船招架不住，向回退又逆風而行，隻有換炮打。好不容易退到浮橋處，又因浮橋是臨時用門扉床板搭成的，人多橋壞，死傷了幾百人。曾國藩見勢不妙，便親執仗劍喝令士兵不退，並立令旗杆上，說：“過旗者斬！”但士兵仍從旗旁相擁而過，於是全軍大敗。曾國藩神情沮喪地回到坐船上，越想越難過，越想越灰心，便決定跳水自殺，一死了之。李元度見曾國藩支開隨從，神情有異，便讓幕僚章壽麟乘小船尾隨其後，以備不虞。果然，曾國藩行到靖港對岸的銅官渚時，便一頭紮入了水中。章壽麟見狀，躍身入水將其救起。因此，說李元度對曾國藩有救命之恩應不為過。

　　（3）為曾國藩討回專折奏事權

　　曾國藩戰敗後被革去禮部侍郎銜。按照清朝的製度，革職的官員不再有專折上奏權，凡皇帝的諭旨皆由大帥傳知。因而每次聽到提督、總兵喊：“聽聖旨”，曾國藩叩頭大拜時的難堪，不僅讓他失去了自尊，也讓以師事曾國藩的塔齊布等頗不自在。但曾國藩對此卻一籌莫展。原來，康熙皇帝發明的這項“專利”，是專為溝通上下之情之舉，即讓最親近的人專寫奏折，由皇帝親自批閱，再交上奏人執行。可謂單線聯係，是連接最高層中樞神經的“特權”。而到了雍正時，能奏折的官員更多了，除了總督、巡撫外，道府中的個別人也特許奏事。因而被剝奪專折奏事，則是最大的懲罰。更重要的是，臣情無法上達，皇帝自然很難了解下邊人的苦衷，不能專折，隻能“會奏”，即同地位身份相等的人一同上奏，但須意見一致，而且奏什麽，大家都知道，因而也就沒有什麽秘密可言。更何況，皇帝下發諭旨屬公文性質，由軍機處“廷寄”，仍由巡撫、提督傳諭。因此，曾國藩對皇帝如此“折磨”他，真是有苦難言。在當時，專折奏事雖不如老祖宗時那樣重要，但最普通的東西一旦失去，也覺重要，更何況這還是一件“秘密武器”。李元度深知失去專折奏事權將意味著什麽。他為曾國藩的前途憂慮，也為自己的命運擔憂。一日夜晚，李元度將一份《革職待罪臣曾國藩乞請專奏以速戎機事》的奏疏呈給了心緒紛亂的曾國藩。但曾見後卻大為不悅，因為革職後專折奏請本屬“犯法”之事，加之鹹豐帝此時猜忌很多，上奏的結果肯定會凶多吉少。他以為成功的可能要小於加罪的結果。李元度說：“設無此項權利，他人沸沸揚揚，日達聖上，而我終不發一語，是人為刀斧，我為魚肉，是非無以辯白。”“此中利害，我豈能不知。隻是軍中情形複雜，不遜朝中。當此國家多難之時，做正人難，做正人君子更難，欲做憤然不欲之官難上加難。”但李元度一再堅持，並以受死赴難相請，曾國藩隻好聽天由命。後李元度又將原折一改再改，並以軍情變化萬端，隨時奏報聖上為主旨。寫完後，密封上達。幾日後，朝廷即下諭特許曾國藩單銜專奏。這不僅是皇帝打破常規之舉，也是曾國藩獲得的“異數”之一。李元度為曾國藩爭取專奏權後，曾對他更加信任不移。兩人臥同室、遊同舟、飯同食，形影不離。而似奏折信緘之類，也大多出自李元度一人之手。此後，曾國藩九江之敗，南昌之困，“元度無不相從艱危中，多以勖助。”而曾國藩的多次尋死覓活，也“皆以元度防救得複”。

　　（4）成為肝膽相照、言無不盡的諍友

　　曾國藩沒忘他的這位師爺的功勞。鹹豐四年（1854年），他以收複湘潭功，保升李元度為知縣，加內閣中書銜。在半壁山、田家鎮諸多會戰中，李元度又因立功卓著，被保升同知，賞戴花翎。曾國藩驚魂未定地到了南昌後，開始整頓水陸兩軍，總結自三月以來嶽州、靖港、湖口三次大敗的原因。當時跟隨曾國藩的幕僚已不多，一是因為曾國藩連遭失敗，一些人對他失去了信心，另謀他途。二是因為曾國藩不被清廷重視，跟著他前程堪憂。三是南昌更加危急，弄不好會同曾國藩同歸於盡。望著如此冷清的場麵，曾國藩心中空落落的，很不是滋味。他讓眾人指陳三次失敗的原因，但大家都麵麵相覷，不敢亂講話。曾國藩一向看重李元度，他又有救命之恩，便親點名號說：“次青，你大膽請言！”李元度為人仗義，見曾國藩幾次尋死覓活，總不得勝，心裏也很著急。眼見這樣下去，自己的前途也委實堪憂。於是他鼓足勇氣，語未盡，已驚四座：“恩公東下之師，氣勢銳甚。然自三月至今，凡經三次大挫折，初挫於嶽州，繼挫於靖港，今又挫於九江湖口。幸而屢蹶複振，未壞大局。然依在下之見，非失於恩公不知兵，而失於知兵。”李元度的話，如芒刺在背，一針見血。眾將領誰也不敢望一眼曾國藩的表情，隻是默不作聲地坐在那兒。空氣驟然緊張起來。曾國藩倒還沉得住氣。他又說：“次青請細道之，吾願聞其詳。”李元度也不再猶豫，說：“嶽州之敗，師未集而因大風阻於洞庭湖，敵察我困，大股圍入，其敗可謂天意，於理於勢都是如此的結局。靖港之敗就不然。一惑於困丁之請，臨陣變成謀，夕令朝改，是策略之失。九江湖口之敗，問題就更大了。三板大船入湖，敵斷歸路，變出不測，以大船攻敵小船，無異猛虎拔牙，虛威無用。並且，師出不為退路著想，乃行軍大忌。犯此，則不能不敗。”李元度的話雖然當眾揭了曾國藩的瘡疤，但無疑是一劑良藥，眾將領不由頻頻點頭，也忘記了曾國藩此刻什麽樣了。曾國藩善於聽人之言，博采眾長，以為己用，他的心胸是寬廣的。此刻見李元度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三次失敗的原因，也頗覺歎服。於是他接著說：“次青的話句句在理。望吾將士共當戒之。”

　　（5）好友成仇成曾國藩終生憾事

　　曾、李之間的友誼沒有經得起考驗。起因是李元度欲自立門戶，“分裂”湘軍。鹹豐八年（1858年）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員，同年二月，湖北巡撫胡林翼上《密陳浙江緊要軍情請調員防剿疏》，李元度旋即奉命帶兵入浙，這是湘係勢力滲透入浙的開始。曾國藩東山再起後，率領江西湘軍追擊翼王石達開入浙，並保薦李元度，使其得按察使銜，賞巴圖魯勇號。鹹豐十年（1860年）四月，清政府命李元度赴浙江交巡撫王有齡差遣委用，六月，王有齡授予浙江溫處道道員。李元度以所部平江勇三千交浙江提督饒廷選統率，自己回湖南另行招募平江勇。當時，太平軍占有蘇南，王有齡所部大半是江南大營的殘兵敗將，擾民有餘，作戰無能。王有齡企圖分化湘軍，便欲把李元度從湘軍中拉過來，作為保護浙江的軍事力量。王的拉攏工作已初見成效，但李元度猶渾然不覺。不過曾國藩已經敏感地察覺到了這個問題，為此，他責怪李元度，他不能容忍湘軍被分化，更不能容忍湘軍將領被分裂出去維護其政敵何桂清集團的地盤。至此，曾國藩與王有齡在舊恨之外，又結下了新仇。而曾國藩與王有齡、李元度之間的矛盾也開始激化起來了。鹹豐十年（1860年）五月，曾國藩繼何桂清總督兩江後，六月，從安徽宿鬆進駐皖南祁門，立即奏調李元度為皖南道道員，對王有齡作釜底抽薪之計，也含有將李重收歸曾門的意思。但李元度率新募的平江勇三千抵達祁門不到十日，曾國藩竟命他率領平江勇進駐湘軍與太平軍爭奪的戰略要地徽州。八月十九日，太平軍侍王李世賢進攻績溪的叢山關，李元度分兵防禦被擊敗。不久，太平軍進攻徽州，又大敗李元度。二十五日，侍王李世賢攻克徽州，李元度逃奔至曾國藩祁門大營。曾國藩對此十分氣憤，要上疏彈劾，幸虧有李鴻章、陳鼐兩位幕僚力諫，曾國藩才刪改了措辭中嚴厲的話，但彈章還是上奏了。曾國藩在上疏中說：李元度“甫經到徽，竟不能支持數日以待援師，實堪痛惜”。李元度因此被革職。王有齡乘虛而入，派人跟蹤李元度，又百般籠絡，企圖再次把李元度拉過去。鹹豐十一年（1861年）一月，王有齡上奏請調李元度援浙，“詔如所請。”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軍”，並在湘北、鄂南、江西等地抗拒太平軍。胡林翼為了爭取李元度，團結湘係，與官文銜會上奏李元度功績，曾奉命賞還按察使銜，加布政使銜，但李元度沒有改變“安越軍”的名稱。九月，率領“安越軍”到浙、贛邊境。這時，李秀成已經開始進攻杭州，左宗棠奉命節製援浙諸軍，李元度歸左宗棠節製指揮。同年十一月，太平軍攻克杭州。

　　十二月二十三日，清政府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同治元年（1862年）一月，左宗棠以李元度為鹽運使，兼布政使，二月，擢按察使。曾國藩對李元度打出“安越軍”的旗幟，繼續分裂湘係，越想越生氣，越嫉恨，便於二月二十二日，再次參劾李元度，加給他的罪名是：第一，私求王有齡調赴浙江。並且不向我請示而擅自回湘募勇，取名“安越軍”。第二，“安越軍”在江西、湖北所得勝仗，多係“冒稟邀功”。第三，李元度於鹹豐十一年（1861年）十月到衢州，“節節逗留，任王有齡羽檄飛催，書函哀懇，不一赴杭援救。是該員前既負臣，後又負王有齡，法有難寬，情亦難恕”，請予革職，“安越軍”應予遣散。清政府還是遵照曾國藩的意見，將李元度革職遣戍。李元度是曾國藩的患難之交，但曾國藩卻幾次彈劾李元度，對此，曾國藩也時常感到內疚，覺得平生不負人，隻對李有愧疚感。他對曾國荃等說：“次青之事，弟所進箴規，極是極是。吾過矣！吾過矣……餘生平於朋友中，負人甚少，惟負次青實甚。兩弟為我設法，有可挽回之處，餘不憚改過也”；“惟與我昔共患難之人，無論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敗，不能挽回，茲其所以耿耿耳”等等。

　　通過曾國藩與李元度反目成仇的過程我們看到，曾國藩重視友誼，但有一個底線就是不能危害事業。如果其行為觸到這一底線，友誼至如李元度者也棄之如敝屣。

　　§§第十章 做人是一生修煉的大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