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一節 靠藏鋒之道與人交手

　　成大事的根基何在？在能力？在本事？在機會？當然是！但更重要的是一個人做人的底子厚不厚，做人的學問深不深。曾國藩一生以做人為修煉，在進退、藏露、靜動之間均遊刃有餘，任何人要想擊垮他都是不可想象的。

　　“閱讀精要”

　　做人的學問是大學問、大智慧。在中國人的人生哲學中，如何做人是一門基礎課和必修課。其中盈虛有度，福不盡享的做人智慧，道盡了中國的傳統哲學的精髓。曾國藩深得其中真味，並將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龍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用曾國藩的話就是人要學會藏鋒，為人處世時不要鋒芒畢露，露得太多不但傷人而且害己。曾國藩靠藏鋒之道與周圍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並在大多數的時候依靠這一藏鋒之道而笑到最後。

　　（1）曾國藩善用藏鋒之道

　　有人說曾國藩能夠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就是深諳藏鋒。梁啟超謂曾國藩“非有超群軼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曾國藩自己也說：“自以秉質愚柔，舍困勉二字，別無他處。”又說：“吾生平短於才，愛者或謬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巨，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詭譎鑿其愚，尚可告後昆耳。”難道他真是一個鈍拙愚柔短才的人嗎？實在說起來，這又不盡然了。一個人的成就有小有大，小者或可從困勉銖積寸累得來，若成就大業，隻靠辛苦強學還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領悟天才，才能相濟為用，曾國藩說：“器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可見一斑。曾國藩的祖父告訴他說：“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傲，更好全了。”可見曾國藩隻是在不傲上下工夫，頗有大智若愚之意。但是藏鋒是為了出擊，如果一味地“藏”，也就談不到“鋒”了，因為沒有試驗的機會，曾國藩幫助李鴻章穩定兩江總督一職，集中反映了他“有藏有露再試鋒刃”的高超謀略。李鴻章署理江督時，雖然勵精圖治，但因地位不穩，時間較短，成效甚微。他受命剛滿五個月，就突然奉命赴河洛防剿，兼顧山陝門戶，以漕運總督吳棠署理兩江總督，李宗羲、丁日昌遞署漕督、蘇撫。清廷此舉，用心險惡。從軍事上說，時值撚軍主力從安徽轉進河南，向西運動，而曾國藩則側重東路，無力西顧，清廷擬調李鴻章督帶號稱洋槍精整為淮軍之冠的楊鼎勳等部馳往河南、山西、陝西三省邊境，“備回剿撚”，以防止撚軍和西北回民義軍聯合抗清。從政治上說，“江督天下大缺，樞廷部臣衣食所（係）”，豈能讓曾、李久居？清廷陰謀一石二鳥；通過獨立於湘淮集團的吳棠奪取李鴻章手中的兩江地方實權，又可利用淮係李鴻章牽製湘係曾國藩，以防“內輕外重”。

　　曾國藩、李鴻章看穿清廷用心，采取堅決抵製的態度。曾國藩接奉廷寄，認為“措置太驟，竟日為之不怡”。他未經與李鴻章協商，就上疏抗爭，聲言“目下賊勢趨重東路”，清軍“自當以全力專顧東路”，“諭旨飭李鴻章視師河洛，該處現無可剿之賊，淮勇亦別無可調之師”，“臣今所倚以辦賊者，全賴淮勇諸軍，供其指麾，李鴻章若果入洛，亦豈肯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挾以西行，坐視山東、江蘇之糜爛而不顧”。認為李宗羲“廉正有餘，才略稍短，權領封圻，未免嫌其過驟”。丁日昌“雖稱熟習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浮”，難勝其職，李鴻章接奉廷寄後，也“反複籌思，似難盡妥”。李鴻章之所以拒絕視師河洛，是因為撚軍主力業已揮師東指，同時擔心“一軍兩帥，牽製殊多”，而且也害怕失去對餉源重地兩江實權的控製。為此，他致函曾國藩，先後提出兩種應付方法。在接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懇請曾國藩對於兩江的人事安排“熟籌密陳”。他認為倘若自己視師河洛，吳棠必爭江督一席，而吳棠“滿腹牢騷，用人行政必多變局”。吳棠早年曾有德於貧窮未達的葉赫那拉氏家庭，因而慈禧垂簾聽政後，“聖眷頗隆”。李鴻章雖然恭維吳棠為“天子知名淮海吏”，是自己的“金石至交”，但考慮到吳棠既是慈禧親信，又被曾國藩貶抑，因而從派係利益出發，反對吳棠署理江督。他借助別人之口，道出自己的心聲，建議調李瀚章為蘇撫兼通商大臣，而以丁日昌任蘇藩，或調李瀚章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蘇撫通商。李瀚章是他的胞兄，丁日昌“洋務既熟”，又與淮軍“息息相關”。在他看來，隻有他們才能穩定東南大局。他勸告曾國藩在擇人問題上，“不可一味隱忍，此尤關係至要者。”十六日他再次致函曾國藩，表示最好是維持現狀，否則就彼此對調。曾國藩既然早有“決不回任”的表示，如今就隻好主張維持現狀了。因而，李鴻章便於十月初複奏，婉轉要挾清廷，說視師河洛，有“兵難遠分，餉難專恃，軍火難常接濟三端”。清廷鑒於曾、李的這種態度，不敢強製，隻得下諭允準。

　　（2）曾國藩靠“硬”字訣和“悔”字訣行世

　　曾國藩常用“厚藏匿銳，身體則如鼎之鎮”這兩句話教育僚屬及家人，這兩句話可以作為座右銘來遵守。而這種思想的根基和來源，是心神方麵的“主靜”之說。由此可知，曾國藩已體悟到了“主靜”的滋味。“主靜”一語由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提出，他認為，天地誕生以前的“無極”本來是“靜”的，所以人的天性本來也是“靜”的，隻是由於後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須通過“無欲”的功夫，才能實現業已喪失的“靜”的境界。對理學家而言，“靜”的功夫是如此重要，曾國藩自然也深有體會。同治九年（1871年）五月，曾國藩做了一副對聯：“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這副對聯集中反映了他精神世界的兩重性，一方麵戰戰兢兢，一方麵坦坦蕩蕩；一方麵悲觀主義，一方麵樂觀主義。他的悲觀是對樂觀的悲觀，他的樂觀是對悲觀的樂觀，這使他能生不忘死，居安思危，也使他能辱中求榮，挫時思奮。這種逆來順受法，曾國藩稱之為“悔字訣”與“硬字訣”。如果僅僅是硬字，那就不足以服眾，也不足以成就一番事業。曾國藩的成功之處還得力於一個“悔”字，“悔”字是從內省中化生出來的，那就是對自己行為的檢點或反省，也反映出曾國藩智慧的一麵。

　　在一篇日記中他這樣寫道：“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過厚，我愧對天；君之待我過厚，我愧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曾國藩早年在翰林院整月整月地研讀《易經》，自然受到了其中陰陽消長、主靜藏鋒思想的影響，他常常引用《易經》中的“日中則仄，月盈則蝕”來告誡自己和家人。一般人之所以不如那些聖人，就在於聖人既可盡性又能知命。盡性，就像學習普通的道理，至於知命則是一種極高的境界了。當盡性的時候，如果功力已經達到了十分，然而所得到的效果或者有相應的回報，或者沒有相應的回報。對此，聖人都能淡然處之，好像知道這樣，又好像不知道這樣；好像很在意，又好像不太在意，這其中的滋味最難體察。

　　平常人之所以不能正確對待盡性與知命，就在於太在乎事情的結果。他們有意或無意會產生這樣的傾向，即有多少耕耘就該有多少收獲，不然的話，就會悻悻然、憤憤然，牢騷滿腹、怨天尤人。他不知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個天就是命。但相信天並不等於放棄努力，得過且過，無所作為；而是要正確看待你的努力以及所產生的結果。因此，在盡性上，不妨盲目一些，在知命上，不妨透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