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三節 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

　　人都知道曾國藩能忍，如果以此判定他懦弱好欺那可就大錯特錯了。與他的堅忍一脈相承的是，曾國藩一生剛強，堅而不脆。在他看來，不管是待人以恕或克己以忍，都不是柔弱的表現。

　　（1）曾國藩的明強之道

　　曾國藩一生剛強，堅而不脆，以為古來豪傑以“難禁風浪”四字為大忌。他自述道：“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又說：“至於‘倔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謂‘至剛’，孔子所謂‘貞固’，皆從‘倔強’二字做出。吾兄弟皆受母德居多，其好處亦正在倔強。”他上承家訓，進而總結了自己的經曆，深刻地認為：“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他甚至“嚐自稱欲著《挺經》，說他剛毅。”這種倔強的性格，使曾國藩雖屢次躓跌，卻依然充滿剛毅，勇往直前。鹹豐九年（1859年）十月十四日，他作一聯以自箴：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這正是他這種倔強性格的寫照。但是，倔強絕不是剛愎自用。這點，曾國藩也說得很清楚：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愎有別。古語雲：自勝之謂強。曰強製，曰強恕，曰強為善，皆自勝之義也……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曾國藩無時無處不在強調這《挺經》中的明強大法，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一日，在給他弟弟曾國荃的信中寫道：強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給你的信也講明強二字斷不可少。但是強字必須從明字做出，然後始終不屈不撓。如果對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蠻橫，等到別人用正確的道理進行駁斥，並用事情的實際後果來驗證，這時再俯首服輸，前倨後恭，這就是京師講的瞎鬧。我也並不是不要強，隻是因為見聞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輕於要強。再者，我們正處在鼎盛的時候，屬員在外，氣焰囂張，言語放肆，往往令人難以接近。我們如果一味較勁，不稍稍收斂抑製，那麽屬員仆從就會不鬧出大禍不止。明強就是敢爭，當一種判斷確定後，曾國藩從不遷就他人的意見，有主見，敢鬥爭。他出山不久向清廷伸手要權的事，就頗能代表他的明強品格。

　　鹹豐七年（1857年）二月四日，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病死在湖南湘鄉原籍。二月十一日，曾國藩在江西瑞州軍營得到父親的死訊後，哀傷悲痛之情無以自抑，“仆地欲絕”。十六日上《報丁父憂折》，不待清政府準假，就與曾國華從瑞州回籍奔喪。按例軍營大員父母喪亡，應該先行奏請開缺守製，得到朝廷批準後，才能回籍奔喪。曾國藩這次卻不是這樣，他上奏的時間是二月十六日，脫離軍營奔喪回籍是二月二十一日，顯而易見，他奔喪回籍並沒有得到朝廷的批準，這種情況是少見的。但清政府念他犬馬之勞，二月二十七日給曾國藩賞假三月，在籍治喪，發治喪費四百兩，以示恩寵，並命他於假滿後仍回江西軍營。然而，曾國藩要的是兵權，是部隊，而不是虛榮。他在《謝恩折》中發牢騷說：“數載從戎，過多功寡……自愧調度之無方，茲又遽遭大故。自職離營，方憂懼之交深，欲陳情而悚息。”奏折中的“欲陳情而悚息”，在示意清政府，他暫時不準備回江西軍營，其中有難言之隱。因而在奏折中要求開缺守製。但清政府仍然不準，一再敦促他重返江西前線督辦軍務，這便使他有些飄飄然、昏昏然起來，以為他與鹹豐帝抬價、講價的時機來到了。

　　於是六月六日，曾國藩又上《曆陳辦事艱難仍懇終製折》，在這個奏折中，他和盤托出了他為什麽不願重回江西軍營、要求開缺在籍守製的理由。奏折的要點是：按照定例軍營職位有空缺，先從在軍人員拔補。我所帶的湘軍，多是招募來的湘勇，不僅參將、遊擊、都司、守備以上無缺可補，即如把總外委也不能遞補實缺。武弁跟我出生入死數年，有的雖然保舉至二品、三品職銜，而充當哨長者，仍領哨長薪餉，充當隊目者，仍領隊目薪餉。一日告假，即時開除，終不得國家正規軍照綠營廉俸之例長遠支領。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舉之名，永不履任之實，長此以往，湘軍弁勇，難免“長生觖望”。言外之意：我曆年在外，不敢奏調滿漢各營。各營官兵，實缺之將領太少，太少不足以相維，權位不足以相轄……雖居兵部堂官之位，事權反不如提鎮。“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國家定製，各省文武升遷罷免之權，責成督撫。督撫的喜怒，關係到州縣官的榮辱進退。曾國藩辦理軍務，處處與地方官打交道，文武僚餉一事，諸如地丁漕折，勸捐抽厘，地方官從中阻撓。征收漕糧，百姓以浮收為苦。漕糧大事，循例由巡撫專主其事。身為客官，專辦兵營軍事，有勸捐擾民之實，而無能加惠百姓，“不敢越俎代庖，縱欲出一愷切說明之告示，以做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縣未必奉行，百姓亦終難信。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曾國藩從幫辦湖南全省團練開始，就用木質關防，關防上所刻大字為“欽命幫辦團練查匪事務前任禮部右侍郎之關防”。鹹豐五年（1855年）八月秋補缺，又換“欽差兵部右侍郎之關防”。自出征以來，得到皇上的命令，“皆係接奉廷寄，未經明降諭旨”。因此，外界譏嘲甚多，有人譏諷說“自請出征，不應支領官餉”；有人指責說“不應稱欽差”；有人說他曾經革職，不應專折奏事。歲月既久，關防屢換，往往被人“疑為偽造”。部將出差外省，外省地方官不予信任，對蓋有關之公文不予理會，甚者竟將湘部出差外省的官員關押，加以侮辱。如果現在再赴江西軍營，又須改刻關防，則勢必愈難取信於人。軍營官兵立功受獎，鹹豐六年（1856年）所請“實官執照”，至今尚未領到。此外，文員之憑，武官之劄，皆由督撫專交曾營，常遲久而不到。“軍中之事，貴取信義如金石，迅速如雷霆，臣則勢有所不能，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曾國藩仔細觀察局勢，認為“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決不能治軍，決不能兼及籌餉。曾國藩伸手向清政府要督撫的官位，並不僅僅為個人爭地位，主要是為湘軍爭權利，爭政治待遇。按照清朝的慣例，曾國藩帶的兵如此之多，作戰能力又遠較八旗、綠營為強，立下的軍功又如此之大，授予巡撫，功賞過薄，不足填其欲壑，若授予總督，則軍政大權集於一身，又為朝廷所不甘。

　　而恰在此時，胡林翼等已攻占了武昌，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勢，水陸師直搗九江。長江下遊方麵，自鹹豐七年（1857年）四月何桂清接替怡良為兩江總督後，江南大營日有起色，正在進攻鎮江，捷報頻傳。所以清廷便決定將長江上遊戰事責成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將下遊戰事、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在何桂清與和春的身上。認為這樣處理，定操勝算。因此，斷然拒絕了曾國藩幹預朝廷用人大政，並撤銷了他兵部侍郎的職務，將他開缺在籍守製，削除了他的兵權。同時命署理湖北提督的楊嶽斌總統外江水師，惠潮喜道彭玉麟協同調度。這樣的結果，致使江西湘軍很快陷入了渙散狀態。後來，胡林翼雖然一度派李續宜等往江西統率湘軍陸師，依然無濟於事，而且李續賓、李續宜兄弟對清政府削除曾國藩的兵權也極為不滿，心懷退誌。

　　（2）困頓中等待時機

　　曾國藩人雖在湘鄉，然所部將領與他書劄仍往返不絕。可以說，除曾國藩外，別人指揮湘軍是難以得心應手的。如1857年春，督辦江西軍務的福興到瑞州軍營視師，湘軍諸將待以客帥之禮。因此福興回南昌後，上奏請征兵，並說“勇丁不可用”。可見“曾家軍”——湘軍，非一般督撫、將軍所能駕馭指揮的。這期間，在家鄉守製的曾國藩進入了人生的一個“反省調整期”。他和弟弟曾國華設立了家廟，每天黎明和晚上都跪倒在父親的牌位前，反省自己十幾年從政、治軍的得失，並回憶起父親曾麟書的每一次教誨。曾國藩自被削去兵權後，無時無刻不在懷念他一手創辦起來的湘軍，“江右軍事，刻不去懷。”悔恨自己辦事“有初鮮終，此次又草草去職，致失物望，不無內疚”。每每想到這些，“夜間終不能酣睡，心中糾纏，時憶往來，愧惶憧憂，不能擺脫”。他在籍守製一共一年零三個月，在這段時間裏，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職失權，迫切期待著有朝一日，鹹豐帝命他重新走上前線，重掌湘軍。自曾國藩離開江西後，由於石達開的分裂出走，直接削弱了江西太平軍的兵力與內部團結，因此，清政府方麵的軍事形勢始有所好轉，連續攻陷了瑞州、臨江、九江、建昌、撫州。但當時，分布在江西的湘軍派係很複雜，有王鑫遺部的張運蘭等部、江忠源係統的劉長佑等部，另外還有曾國藩係湘軍曾國荃、李元度、劉騰鶴等部。由於這些統兵將領，官位相埒，派係不同，互不統屬，各自為戰，缺乏統一的領導與指揮，因此，這些派係各異的湘、楚軍攻陷江西各府州縣後，將予解散乎？抑或由誰統率？

　　這是清政府亟待解決的第一個難題。李秀成擊敗江南大營後，曾國藩終於有機會出山了。因為八旗兵已不可用。同時，曾國藩、胡林翼對清政府關於東南的人事布局做了一番揣測。胡林翼說：“江、浙為倉廩根本，京師性命所係，然使泛泛以尋常辦理軍務之人前往，則事權不屬，功必不成。近十日中，必有十餘人奏請滌帥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去，非此則不可去也。設滌帥去後，秋冬之間，賊必有三四十萬大股並力西犯。”後來，曾國藩聽說忠王李秀成略定蘇常，驚呼：“蘇常失守，杭州亦岌岌可危，東南大局決裂如此，不知尚有何術可以挽回……現奉寄諭，飭國藩往援蘇、常，蓋不知蘇、常已失也。鄙意楚軍刻不能救援下遊，且當竭三省全力，禦賊匪秋間之大舉，如能於秋間兩路大捷，然後有餘力兼謀下遊，目前實有不逮。”同時他對自己的出路，也做了一番猜測。他說：蘇、常失守，“目下浙江危急之至……東南大局，一旦瓦裂，皖北各軍，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潤帥移督兩江，即餘往視師蘇州。二者苟有其一”，則進攻安徽的軍事布局，不能不有所變更。“餘則聽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無所不可。”曾國藩、胡林翼迫切希望他們兩人中能有一人出任兩江總督，以擴大湘係地盤。鹹豐十年（1860年）四月十三日，李秀成攻克蘇州。

　　十九日，清政府以曾國藩署兩江總督，著統率所部兵勇，取道皖南，恢複東南。七月上旬，又實授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並命令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均歸其節製。又將楊嶽斌、彭玉麟統率的湘軍水師撥歸曾國藩節製調遣。任命曾國藩總督兩江督辦江南軍務，對曾國藩與湘軍將領鼓舞很大。胡林翼得到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的消息後，亦“氣息為之一壯，耳目為之一明”。後來，胡林翼又得知曾國藩被任命為欽差大臣，並實授為兩江總督，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悉歸其節製後，興奮地說：“滌帥實授兩江總督，殆如國相司馬之氣象。誠明之至，上感九閽，軍氣孔揚。”不過曾國藩總督兩江後，卻是喜憂參半。喜的是長期受壓抑，現在總算熬出了頭，得到了清政府的信任與重用，全軍歡欣鼓舞，“或者數年抑塞之氣，至是將暢然大舒乎”。憂的是太平軍占有蘇南，天京與蘇、常聯成一片，聲勢重振，力量倍增，杭州、皖南岌岌可危，東南大局“糜爛”，命他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無異要他火中取栗。他在家書中也道出了他的這種複雜心情。他說：“擔此巨任，深以為懼。若如陸（陸建瀛）、何二公之前轍，則讓我父母蒙受羞辱，即使兄弟子侄亦將為人看輕。禍福倚伏之機，竟不知有什麽為可喜也。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報吾君……但守一勤字，終日勞苦，以稍分聖上之憂。”在理學思想的指導下，“吾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維護腐朽的封建統治，是他的絕對信條。他明知政治敗壞，民不聊生，“天下似無戡定之理”，卻無動於衷，仍然要一拚到底。

　　退一步海闊天空。曾國藩是一個善於從古代先哲那裏吸取智慧的大師，也是一個善於把所學知識與人生經驗聯係起來思考的哲人，因此始終堅持自己的人生信條與經驗：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子享受，則當謙退。在什麽樣的情勢下該爭，在什麽樣的情勢下該退，要根據客觀情況審時度勢，剛柔並用。片麵地依靠“剛”而忽略“柔”或片麵地依靠“柔”而忽略“剛”都將導致失敗。在大是大非麵前，在天下興亡的大義麵前不爭何待？在人生難行的地段、在名利場中、在富貴之鄉、在與人相處的是非麵前，退讓一下有何不好？所以說為人處世，善用剛柔，才能長久挺立，自立自強，才能成就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