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景帝陽陵探秘

第八節 陽陵伎樂俑

　　漢代是中國曆史上音樂舞蹈繁榮昌盛的時期，陽陵出土的伎樂俑為數眾多，構成了漢陽陵的華彩樂章，這個樂章的主旋律則是漢代陶俑的淺吟低唱。

1976年在秦始皇陵園西北一處建築遺址內，出土了一件青銅鍾，上有“樂府”二字。1996年西安北郊出土秦封泥3枚，“樂府丞相”、“雍樂左鍾”和“左樂丞相”都與樂府有關。由此可見，至少在秦代，國家已有一套詳盡的管理音樂的機構。

史記中說，秦人的祖先偏居西北一隅，直至戰國末年還是“擊甕叩缶，彈箏博髀，而歌呼嗚嗚”。當秦人金戈鐵馬掃平六國時，不得不為六國美妙的音樂、富有無窮魅力的舞蹈所傾倒。在戰國末年，楚地之舞、鄭衛之聲已聞名天下，秦人於是“棄擊甕叩缶而就《鄭》、《魏》，退彈箏而取《昭》、《虞》”。

漢承秦製，西漢管理演奏雅樂的是“太樂府”。樂府的主要任務是采集民間歌謠、樂舞，將那些“感於哀樂，緣由而發”，充滿生活氣息的樂舞收集、整理、改編、配樂供宮廷演奏之用。《史記·樂書》記載：“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肆舊而已。”以致西漢第二代皇帝惠帝死後葬於安陵，因為惠帝生前酷愛歌舞，其母呂後從關東遷徙了5000戶楚地和中州的藝人，充實安陵邑，為的是讓死後的天子在另一個世界裏繼續欣賞歌舞表演。漢景帝時音樂廣泛普及，進入了宴樂、郊祭、喪葬、儀仗等場合。

景帝統治期間，政治的穩定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繁榮，統治階級更是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古人雲：“言之不足則歌之，歌之不足則舞之，手之，足之，舞之，蹈之。”陽陵伎樂俑的大批出土，再現了景帝統治時期朗朗乾坤、太平盛世寬鬆的社會氛圍，生活氣息十分濃鬱。

漢陽陵發現大批伎樂俑，使人耳目一新。這批陶俑有男有女，造形生動，神情浪漫飛揚。在漢代，樂舞者的身份與仆侍者一樣，都是主人的奴仆。早在春秋時期，私家蓄有舞樂伎人的現象就已存在，《宋書·樂誌》雲：“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說的是鄭伯送給晉悼公歌舞伎女16名，晉悼公將其中的8名賜給了魏絳。《漢書·張禹傳》雲：“禹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弦，昏夜乃罷。”漢代私家蓄奴之風更甚，統治階級得以“身居豪第，後堂理絲竹管弦”。

宴飲是曆代統治者所盛行的一種禮儀活動。到漢代，其活動更加廣泛，例如：祭祀要宴飲，節日要宴飲，出征慶功要宴飲，巡視各地要宴飲，接見使節要宴飲，返鄉訪老要宴飲，婚喪嫁娶要宴飲。宴飲之風不僅流行於官方，民間豪門貴戚也以舉行宴飲為榮，以顯示其社會地位和身份。宴飲在漢代十分盛行而且隆重，皇親國戚、士族豪門每當宴請賓客時總要歌舞演奏助興。伎女樂人平素不宴飲時便做些仆役之事。不僅如此，這些歌伎舞女們還往往被主人當作物品隨意賞賜、贖買。“衛子夫”就是漢武帝姐姐陽信長公主家的家養歌伎，被長公主送給漢武帝為妾，後得寵於漢武帝被立為皇後。漢成帝時的皇後趙飛燕亦是歌伎舞女出身。

漢代的管樂器如排簫、竽、笙，弦樂器如瑟、古箏、築等此時均已出現並日趨成熟，竽瑟之音代替鍾磬之聲風靡漢代，莊嚴肅穆被歡快活潑所替代。漢代人的欣賞水平因了新的秩序和理念變得不同了，顯然管弦樂更貼近人的心靈，更能演奏人們心靈的樂章。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中，出土一件保存完整的漢瑟。這件瑟為木製，長116厘米，寬39.5厘米，通體光素，頭部有首嶽一條，尾部有外、中、內三條尾嶽，尾端又有四個係弦的木枘，枘頭以錫製成，飾以渦狀花紋。瑟在調弦後用雙手並彈，音色優美。

瑟是怎樣演奏的呢？陽陵出土的伎樂俑為我們了解漢代瑟的演奏方法提供了直接的依據。鼓瑟俑的姿勢為席地跽坐，瑟橫陳在膝前，雙臂向前平伸，兩手掌心向下，臨於瑟的上方，大指屈向掌心，食指內勾，兩指形成環狀，其餘三指則微屈，兩手食指同時作抹弦之狀。後代人研究古瑟的彈奏方法時說，指法有托、抹、挑、勾、剔、打、摘、拂、曆等，即用拇指、食指、中指或無名指，或單彈一弦，或連彈數弦。

琴和瑟不同，它是利用撥弦時發生振動，在弦上彈奏出不同的音節。古文獻上記載的所謂琴，一般指七弦琴，這種琴已知最早的實例出於馬王堆三號漢墓。

陽陵出土的站立伎樂男俑高60厘米，鼻梁挺直，眉目清秀，發部施彩。俑頭戴圓形束發幘，兩側有風帶係於頦下，麵容恭順。身穿寬袖長襦，交襟右衽，內外共穿三層絲帛袍衣，前後交領，錦緣為紅、黃兩色。雙手前伸，作彈奏狀。跽坐伎樂女俑高45厘米，眉目傳神，麵部敷白，朱丹點唇。伎樂俑一般成群出土，人物表情靈動而有生機，儼然是一個頗具陣容的樂隊。他們有的神態機敏，神采飛揚，陶醉在節奏之中；有的收腹撅臀，聚精會神，不敢有一絲怠慢。他們雙臂向前平伸，左手勾曲，右手或挑撥或撫琴或擊築作彈奏之勢。樂器雖已佚，但伎樂俑寬大的袍袖隨著擊樂的動作飄揚，飛指馳騖間，美妙的樂曲從指尖流淌……一時間，你仿佛聽見絲竹管弦，間聲雜糅，如泣如訴。他們的那位裹著金縷玉衣的主人無疑已化作泥土，但陶俑的生命和姿態卻在一瞬間定格，雖經兩千多年歲月仍然生動地展現在我們麵前。

在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遣冊”中，記載了不少歌舞樂曲的名稱，如“鄭舞者”、“河間舞”、“健鼓曲”等。陽陵伎樂俑吹笙、撫琴、撞鍾、擊鼓者各具神態，十分有趣，無不活脫脫充滿生活氣息。這些記載不僅有助於我們了解漢代統治階級的金聲玉振、輕歌曼舞的宮廷生活，同時也增進了我們對漢代音樂文化發展水平的了解。

到了漢武帝時出現了一種行進音樂，名為“鼓吹”，是打擊樂器與吹奏樂器為主的演奏形式，由鼓、鐃、笳、角等樂器匯聚成響亮的樂聲。“鼓吹”一改楚韻楚風輕歌曼舞的氣質，顯示出節奏明快、剛健、粗獷、熱烈的特點和雄渾威武的氣概，表現的是征服的主題和積極進取的精神，充滿昂揚的生命力。

漢代的鼓吹是漢武帝時李延年根據張騫從西域帶回來的音樂與中原文化融合而成的產物。最初用於軍樂，稱為“短簫鐃歌”，騎在馬上行進演奏稱為“騎吹”，徒步行進中奏樂叫作“鼓吹”。這種表現力極強的音樂在送葬、祭祀時也可以派上用場。漢代皇家樂隊團體演奏機構被稱為“黃門鼓吹”，組織似乎相當龐大。漢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詔太仆、少府減黃門鼓吹”。《漢官儀》曰：“黃門鼓吹四百十五人。”

這些來源不同、風格各異的歌舞樂器匯集一堂，反映了西漢前期文化的繁榮和我國多民族封建國家在這一時期的鞏固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