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景帝陽陵探秘

第八節 農業及商品經濟的空前繁榮

　　漢景帝特別重視農業，提倡以農為本，強調農業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國家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景帝多次頒布詔令號召發展農業生產。下詔曰：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

景帝上任之初就開始實施輕徭薄賦措施，令收民田半租。漢高祖定租率十五稅一，半租是三十稅一。這的確是極輕的賦稅，景帝還把“三十稅一”正式定為製度。三十稅一製鼓勵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戰後廣大的荒地逐步被開墾出來，流亡戶也逐漸回歸故裏，安心耕作，許多擁有小塊耕地的農民也逐漸殷富起來。漢朝廷還下令“弛山澤之禁”。秦代天子的上林苑是王室遊獵的場所，禦苑內養著珍禽異獸，樹木花草，占據長安、戶縣、周至幾個縣的廣大地區。漢初長安居民日益增多，田地不夠耕種，漢朝廷開放秦時上林苑等園林禦苑，令民耕種。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農民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國家的糧食儲備大大增加，整個社會經濟逐漸出現了繁榮景象。

景帝對發展農業傾注和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他還拿出實際行動親自耕田，讓皇後親自紡織，以供給宗廟所需的食品和布匹。當然皇帝親自扶犁耕田是要舉行儀式的，每年皇帝要親自祭祀先農祖，浩浩蕩蕩的儀仗隊為皇帝龍輦開道，到達田野中，天子一手扶犁，一手舉鞭，推犁三次，意在為民榜樣。

景帝統治時期實行的勸課農桑的政策收到了顯著的效果，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使國家積聚了大量的財富，各級政府的官倉都堆滿了糧食、銅錢。糧食價格大幅度下降，每擔穀子隻值幾十個銅錢，民眾生活相對安定。史書記載：“七十年間，國家之事，非遇水旱，則民給家足。”長安城的庫房裏堆積的金錢成千累萬，用之不竭，由於堆放的時間太長，穿錢的麻繩都朽爛了，銅錢散亂以致無法點清錢數。國家糧食倉庫的稻穀更是陳陳相因，甚至由於沒有庫房存放，隻好把糧食堆放在露天，致使大量稻穀腐敗，無法食用。

漢代的人頭稅被稱為算賦，民15到56歲每人每年繳納120錢，文景時減為40錢。徭役也有所減免，把原來每年服役一月改為“三年而一事”。景帝還一再下令，讓居住在長安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國，以免“戍卒給輸之苦”。同時募民實邊，就是招募人口稠密地區的農民到邊疆開墾荒地，國家給予優惠的政策和獎勵，讓這些人在邊境屯田積糧，養殖戰馬，以充實和鞏固邊塞力量。

西漢初期經長期戰亂之後，大都名城，民人散亡，戶口不及戰亂前的十分之二三。景帝統治時期戶口大增，中原地區戶口一般增加三四倍，大體已恢複到戰國時的人口密度。

這時的漢王朝正處於上升時期，是充滿極強生命力的時代，以大為美、以力為榮成為一種時代的美學時尚。漢代雄風之大，不僅僅是疆域大、宮殿大、陵墓大等物質意義上的著意追求，更主要是大氣、大度、博大兼容等精神層麵的無盡探究。

漢代的長安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之一，是權力、威望、文化和財富的中心。長樂宮、未央宮建築群巍峨高峻，占據了長安城一半的空間。長樂宮是由開國丞相蕭何整修擴建秦代離宮興樂宮而成的。長樂宮建築群高踞在龍首塬之上，瞰臨渭河兩岸。長樂宮由14座宮殿建築組成，它集北雄南秀風格之大成，壯麗輝煌，古樸典雅，日出金光耀眼，雨後白雲繚繞，是最能展示大漢王朝威儀和精神風貌的皇家宮殿群。

未央宮由承明、清涼、麒麟、鳳凰等40餘座宮殿組成，未央宮前殿殿門南開，層層台階拾級而上，台榭、樓閣由南向北次第增高，宮室殿宇鱗次櫛比，東闕、西闕高聳雲天，氣勢莊重威嚴。武庫、太倉、樓、軒、廊、坊，勾簷鬥角，逶逶迤迤20餘公裏，圍繞著高達35丈的未央宮前殿，如眾星拱北鬥，十分絢麗輝煌。

長樂、未央宮殿群是西漢曆史的最高政治舞台，是皇權的象征，一切政令從這裏發出，四通八達；幾乎所有驚心動魄的政治鬥爭都在這裏發生；專製的中央集權政治製度也在這裏得以鞏固和最後確立。

漢代長安城四周的城牆為夯土築成，城周長65裏（約合今26公裏），城牆高3丈5尺，厚達8米，以求固若金湯。城垣每麵設3對城門闕，每個城門門闕開3個門道，共12座城門。《水經注·渭水》載：漢長安城“凡此諸門，皆通逵九達，三途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為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班固在《西京賦》中寫道，長安“彼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是計數準確的寫實之筆。

漢長安城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重要城市。城中道路縱橫交錯，穿插於宮殿群與居民區之間。曆史文獻說長安城內有“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二門、九市、十六橋、一百六十閭裏”。漢長安城規模之大，人口之多，經濟之繁榮，盛況空前。

官府設立了九市以適應商業貿易的需要，貴族官僚、豪商大賈雲集於此，各地商人帶著各種地方特產，從四麵八方來到長安。大商人囤積居奇，小商人開鋪擺攤，商品種類極為繁多。布匹、絲綢、毛皮、漆器、銅器、鐵製生產工具、各種殯葬用品、穀物、肉食、酒類、果菜、水產、玳瑁、珠璣……應有盡有。史學家班固的《兩都賦》描寫了長安市場來往的馬車錯轂而過，四方賓客絡繹不絕、人聲鼎沸的盛況：每天清晨太陽初升的時候，長安的九市開場了。各種各樣的貨物按照種類有秩序地排列開來，店鋪也開門了。這時熙熙攘攘的人群都來到了集市上，結伴而來的人們被擠得互相走散了，拉貨趕市的馬車無法掉轉車頭。班固形容這時的情景說：“人不得顧，車不得旋……紅塵四和，煙雲相連”。在如此繁榮的商品市場交易中，富商大賈自然賺得滿盆滿缽，就連那些賣漿、販脂、出售肉幹和磨剪刀的小商販也都發財致富了。

為了與民休養生息，漢朝廷實施了有利於商業發展的放任政策，受益者首先是大官僚、地主、豪商大賈。當時手工業主要是冶鐵、木工、漆器、製革、絲綢、磚瓦業等。社會秩序穩定，商業恢複了正常狀態，戰時的關卡大多已經撤除，寬闊的直道、馳道以長安為中心形成貫通四方的網絡。史書載：“海內為一，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遊天下，道無不通，得其所欲。”

賈誼在給文帝的《陳政事疏》中講到，當時的百姓（富人）給婢妾穿的衣裳，用白色的縐紗做衣麵，用輕薄的紈做衣裏，衣緣飾以花邊，甚至還繡上花紋。這樣的衣服在漢代之前是隻有天子、宮人才配穿著的。

與此相印證的是，1972年在長沙馬王堆一、二、三號墓出土了數千件珍貴文物，這三座墓是西漢時長沙國丞相軑侯利倉家族墓地，墓主人分別是軑侯利倉本人以及他的妻子和兒子，他們的生活年代和葬期大約都在西漢文、景年間。

這三座墓葬共出土各種精美漆器700餘件，諸如鼎、盤、鍾、壺、鈁、耳杯、勺、盆、匜、案、平盤、博具、幾、屏風、武器架、棺木等，器形在20種以上。出土時漆器光亮奪目，鮮豔如新。這些器物一般多以黑色為底，以紅色、灰綠、赭色作畫。花紋主要是幾何紋、花卉紋、鳥紋、雲紋、環紋、渦紋、龍鳳紋等，線條婉轉自如、瀟灑奔放。馬王堆出土的絲織物，包括了目前所了解的漢代織物的大部分品種，如絹、綺、羅、紗、錦、組帶和繡等。還發現輕薄透明的素紗禪衣和富有立體效果的絨圈錦。從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漢初手工業生產技術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致出現了“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不如倚門市”的現象。

鹽、鐵是人們生產生活的必需品，在秦朝時，鹽和鐵是由國家壟斷經營的。文景時期放寬政策向豪強讓步，取消了國家對鹽、鐵的專營權，冶鐵、煮鹽、鑄錢三大行業都允許民間私營。於是暴利落到了貴族官僚和地主豪強的手中，各地豪富相率煮鹽、冶鐵，無不暴富。景帝時最大的冶鐵王是魯人曹邴氏，而吳王劉濞則兼營鹽鐵之業，並有山海之利。所謂“布衣有曹邴，人君有吳王”，正是指這兩人而言。

漢初，隨著封建製度的確立和鞏固，人身的依附關係大大鬆弛，伴隨著小農經濟迅猛發展而來的則是人的個性的張揚和解放。無為而治與民休養生息的開放政策，造成了社會規範相應鬆弛，浮華奢侈、注重享樂之風日盛。很多商賈、官僚、地主成為資產累萬的暴發戶，他們急切地開始炫耀財富。這些人趁機營豪宅，置良田，蓄倡優，弄狗馬，華服高車，極盡奢華。有些富人經營高利貸，盤剝獲利，坐享其成，無人敢問。吳楚七國之亂時，長安城中的很多人都要隨軍參加平叛，借貸於高利貸者，放貸者卻因戰局不穩，不願借貸。唯獨無鹽氏籌千金以貸，一年之中就獲利十倍，成了關中大富翁。有些富商大賈“以財養士，與雄傑交”，憑借資財拉攏王侯官府，連各地諸侯也對這些人俯首仰給。更有甚者，“乘上（皇帝）之急，盤剝政府”。難怪景帝時的禦史大夫晁錯發出了“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的驚呼。

此時，封建中央集權進一步鞏固，手工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整個社會呈現出生機勃勃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