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景帝陽陵探秘

第六節 黃老刑名之學與文化、藝術、教育領域的複興

　　由西漢高、惠、文、景四代統治者大力提倡的，在漢初占據主導地位的黃老刑名之學是怎樣一種學說呢？

黃老之學是托名黃帝之言，崇尚《老子》之術的一種學術流派。它的特點是：強調君權和統一，主張文武並用，刑德兼施，以柔克剛，以弱勝強，用鎮壓與拉攏相結合的手段鞏固封建統治；用天地自然之道來附會人間世事、社會關係，把封建等級製度永恒化，以此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認為統治者隻要順從自然之道，簡明法度，以靜製動，就可以“無為而治”。其代表著作有《老子》、《經法》、《十六經》等。黃老思想的出現順應了曆史潮流，符合漢初社會現實，因此受到了朝廷百官和廣大百姓的擁護和認可。盡管如此，黃老之學並沒有獨尊，漢代前期是以黃老之學為核心內容，吸取儒、墨，糅合陰陽、名、法，王霸雜用，構成了新的封建思想體係。

漢代前期的統治者在思想文化方麵的政策，打破了秦代定法家為一尊的局麵，隻要有利於漢王朝統治的思想學術，都可以兼容並蓄。儒、墨等諸子百家在不同程度上相繼複活，思想領域也活躍起來。一些文人學士參加政治活動，探尋“文武並用，長治久安”之策。文帝時賈誼倡導太學，雖未能實現，但朝廷禮聘秦博士，集諸子傳說，置詩、書、禮、易博士。文帝多次下詔舉士，親自問策，授予要職，開漢代選士之端。賈誼的《治安策》、《過秦論》、《陳政事疏》，晁錯的《論積存貯疏》、《募民實塞書》、《言兵事書》等都是千古名作。賈誼在一年之內連續升遷，官至中大夫；晁錯也是當朝名士。《漢書·晁錯傳》載：“錯數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用，然奇其才。”

景帝即位後，選士、養士之權逐漸集中到皇帝手中，納入為中央集權服務的軌道。朝廷中的博士在皇帝製定詔令和商議國事時，可以發表意見討論時政得失，參與朝廷各種法令、政策、措施的製定和修改。儒學已經蔚然複興，董仲舒、胡毋生以治《公羊春秋傳》被景帝立為博士；伏生仍然以碩儒大師的身份講授尚書；治學申（不害）、商（鞅），尤攻尚書的晁錯在景帝即位後任禦史大夫，深得景帝信任；以蘇秦的遊說辭和書信為主要內容的“縱橫之學”，繼續作為一種“熱門”的顯學而廣為流傳。文景時期，長安城中廣立學館，博士官在京講學授課，全國各地郡縣都派學生從師受業。這時，文化思想空前活躍，各類人才不斷湧現，如司馬相如、揚雄、鄒陽、枚乘等都是當時的散文、辭賦大家。

當此之時，儒家代表人物袁固與道家代表人物黃生在漢景帝麵前進行關於“湯武革命”的學術爭論的事被司馬遷載入史冊。

當時漢景帝端坐在正中，袁、黃兩人立在景帝麵前，文武大臣有旁聽者立於左右。

黃生滔滔不絕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並總結說：冠再破都必須戴在頭上，鞋再新也隻能蹬在足下，桀紂雖然不道也是人君，湯武即是聖賢也屬臣下，“所以湯武非受命也，乃弑也！”

袁固則反駁說：當時天下人心皆歸湯武，所以湯武是受命而立。並反問道：按照黃生的理論，漢高祖取代暴秦即天子位也是不對的嗎？袁、黃二人爭論不休，最後兩人都將目光轉向景帝，希望皇帝能支持自己的觀點。

景帝麵對這場爭論也無法判定誰是誰非。景帝暗自思索：如果承認黃生正確，就等於承認漢高祖代秦而立是大逆；如果承認袁固正確，就等於說將來漢天子不道就可以取而代之。支持兩人中的哪一位，都不利於漢朝的統治。看到群臣都等待著他的裁決，景帝沉吟了片刻隻好說：

“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其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模棱兩可地製止了這件事。

有好事者將這件事告訴了竇太後。好黃老之術的竇太後認為儒生的氣焰比較囂張。為貶低儒家，太後令宣袁固入見，要問《老子》書。此舉本來就有刁難找事的成分，不料袁固不識好歹，回答說：“此乃婦人言耳。”竇太後大怒，當即罰他下圈與野豬決鬥，想讓野豬咬死他，為自己出了這口惡氣。迂腐的袁固這才知道自己得罪了皇太後，後悔已經是來不及了。袁固本是一介書生，被押到野豬圈裏看見兩隻野豬呲著獠牙，紅著小眼，弓著後腿支撐著龐大的身軀就要向他撲來，嚇得腿抖如篩糠。幸虧景帝聞訊，一路小跑來到豬圈柵欄外，迅速將自己隨身攜帶的一把利劍暗中遞給他。事關生死之際，袁固這才鼓起勇氣連滾帶爬，奮力殺死野豬，得以死裏逃生。

竇太後自己喜好黃老之術，還下令皇太子和外戚都得讀黃老之書。直到漢武帝統治初期，竇嬰、田蚡、趙綰都推行儒術，竇太後十分不悅，竟下令把丞相竇嬰、太尉田蚡罷官，把禦史大夫趙綰逮捕入獄，給尊儒學派以嚴厲打擊。害得漢武帝隻好把雄心暫時按捺下去，直到4年以後竇太後死，武帝才得以施展雄心，順應當時的社會和曆史條件，做到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初，休養生息，緩和社會矛盾，恢複和發展社會經濟的政治措施初見成效。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廢“挾書律”，高後元年（公元前187年）又“除三族罪，妖言令”。漢朝廷多次派人“求亡書於天下”，許多散失於民間的書籍陸續收入朝廷。漢惠帝時廣開民間獻書之路，一些隱匿在民間的學者，開始從秦末戰火的灰燼中尋求斷簡殘編，致力於文化經典的輯佚工作。文、景兩代也都特別重視收集圖書典籍，景帝之子河間王劉德以金帛收購古籍，很多百姓都被重金吸引前來獻書，河間王因此收集了許多難得的好書。早在劉邦入關之時，有遠見卓識的漢丞相蕭何首先將秦朝廷的國家圖書檔案保存下來。未央宮北邊的天祿閣和石渠閣，是漢朝廷儲藏圖書典籍的地方，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檔案圖書館。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恢複，文化教育提上日程。國盛而文興，漢代地方官辦學校製度創始於景帝時期。當時蜀郡文化落後，蜀地太守文翁每年都派學生前往長安從博士受業，司馬相如就是其中之一。文翁還在市裏設立官學，名為“成都學館”，招募民間子弟學習並可免除其徭役。學成後依學生的成績分派官職，優秀學生可被派做郡縣吏。“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間，爭欲為學館弟子，富人出錢而求之，於是蜀中學館林立。魯人申公在家授徒，獨重詩孝，門下弟子約數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