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上一次說過貧民有節育的必要。可是應當節育的,不單單是貧民。小資產階段,知識階級,尤其有節育的必要。他們不僅得與貧民同時節育,並且在貧民沒有覺到必要,或得到方法的先前,他們就得想法去實行。這話,我知道,一定有人反對的。
不但一般盲目的人口增加論者會反對,就是一般優生論者也會不讚成。
在優生論者看來,單單知識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實行節育,一般無知識的貧民依舊的生殖繁衍,結果少不了優良者一天一天的減少,劣種一天一天的加多,民族也就不滅而自滅。
資產階級不用說了。我們實在不信他們就是優良的人種。擁兵十萬的軍閥,與他後營裏的一個小兵,我們疑心,也許有的是同樣的頭腦。躺在汽車裏肥頭胖耳的大漢,他的聰明也許還趕不上坐在前麵,手敏目捷的車夫。至於一般麵團團的富家翁,除了麵團團之外,常常叫人找不出他們別的特殊之點來。
知識階級也不一定就生優良的種子。為什麽天才的兒子不一定是天才,美人的母親不一定是美人?這種問題,還沒有遺傳學者能夠給我們圓滿的解答。蕭伯納是超絕一世的奇才,他的尊容可實在有些怪。有一次,一個法國有名的美人給他一封信。她說,他是世上頂聰明的男子,她是法國頂美麗的女人,要是他們結了婚,一定可以造出蕭氏所希望的超人來。蕭伯納的回信也就妙得很。他說:要是這種給合的子嗣遺傳了他的麵容,她的頭腦,不是糟了嗎,還不如謝謝吧。
天才當然是例外。至於一般人,我們相信,他們得自先天的遺傳,一定敵不過後天的滋養和教育。要是同樣的兩個平常的兒童,一個自小就飽食暖衣,少染疾病,環境良善,教育得法,一個衣不蔽體,食不得飽,常有病痛,調養無方,環境既然不佳,教育又時時因貧病中輟,他們成人之後,自然一個身心康健,進可以為學術,事業界作些貢獻,退也少不了是社會上有用的公民,另一個的前途就可怕得很了。
要是一個人隻有教養一兩個子女的能力,卻生了五六個以至七八個,他自然不得不效法《儒林外史》裏的老和尚。老和尚受了郭孝子兩個梨,叫水夫挑滿了兩缸水,把梨搗碎了,擊雲板傳齊了二百多僧眾,一人喝一碗水。誰看了這樣事,都得會像郭孝子點頭歎息。可是也許有人同意吧,我寧願有幾個別人嚐一嚐梨味兒,不情願自己喝那碗淡而無味的水。兒子女兒的教養更不比兩個梨。兩個子女可以吃飽穿暖的,五六個也許就免不了飽一餐餓一餐,兩個子女一個母親照顧得過來,五六個也許就免不了照顧不周到,兩個子女可以受高等教育的,五六個也許就免不了連普通教育都受不全。這樣,如果隻有子女二人,他們就成全了二個健全有用的國民,要是有了五六個,他們對於國家的貢獻反而低落了。
我們還要記得,我們不應當隻想著國家,忘記了個人,隻想著子女,忘記了自己。生兒子也許是人類的天職,國民的義務。
可是,生兒子斷不能是人類唯一的天職,國民唯一的義務。在我看來,我們還不能說這是人類最大的天職,國民最大的義務。要是一個文藝或科學,藝術或音樂的天才,他愛好的是他的學問或藝術。他完全不懂得家人生產。你如讓他獻身給他所信仰的事業,他也許能給世界一點永不磨滅的禮物,你如強他成家立業,生男育女,他的靈威,也許就會埋葬在油鹽柴米的煩惱帳裏了。
不錯,我們還得說,天才應當是例外。可是一般人生活在世上,至少也得問一問生命的意義。要是人生還有意義,他們當然不單單是生殖的機器。要是人生沒有意義,他們又何必多造些毫無意義的機器?一個待人刻薄自己也一錢不化的守財奴,大家都會笑他“何苦為兒孫作牛馬。”一個生育了許多子女的人,為了子女要衣穿,自己不得不穿破衣,為了子女要飯吃,自己不得不捱餓或吃粗糲,為了子女要教育費,自己不得不一早到晚,一年到底,不息的工作,大家非但不笑他,還說他福氣大!可是福氣愈大,精神的痛苦也常常愈深,甚而至於發瘋的也有,墮落的也有,而甚至於自殺的也有。究竟一個人何苦有這樣的好福氣?
與其有這樣的福氣,我以為還不如“湎於性交跳舞的淫樂”吧。其實,說法國人“男男女女,都圖自己夫妻的快樂,生怕生了一個兒子,會妨害他倆跳舞和性交的自由”未免言之過甚了;同樣,“跳來跳去舞了若幹時候,世界的舞台上,就要絕了你的足跡”也未免是過慮。一個社會學家說,女子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母性,一是娼婦性。母性的女子,我想他也肯承認,一定占大多數吧。要是她們的經濟容許她們生育子女,無論怎樣的愛好跳舞,她們也至少想有一兩個小孩。至於母性不強的女,強她們為許多小孩的母親,她們的痛苦還是小事,她們的子女可真太可憐了。在她們自己,她們就有了子女,還不是鎮天的應酬遊玩,鎮夜的打牌跳舞?可是她們的子女卻永不享著母親的照拂和慈愛,甚至於蓬首垢麵,破衣百結也沒有人管。
自然有人要說了,一個人的收入不是固定的;他的收入常常看他的需要而轉移的。需要多了,一個人便不得不想法擴大他的生產力,他的收入也就增加了。這話固然不錯,可是隻能應用在各種事業已經上軌道的文明國吧。我們的小百姓永遠生活在戰禍的黑影裏,他們要安身立命還不能夠,那裏還講得到收入。在這樣情形之下。家累日重,需要日多,才智之士,也沒法可想,何況一般普通人。因此,依附軍閥和依附洋人便成了許多人唯一的路徑。就是有些誌士,也常常未能免俗。他們往往主張反抗帝國主義,但是一麵卻用帝國主義者的名義,做他們的護符;他們往往主張打倒軍閥,但是一麵就靠軍閥吃飯;他們往往主張反宗教,但是一麵求在教會學校擔任功課。難道他們真心願意,實在也出於不得已吧了。他們自己可以捱餓,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嗬!就是那些直接或間接用蘇俄金錢的人,也何嚐不是如此。要是說他們“宣傳赤化”,加以“死刑”豈不冤哉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