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有不做詩的麽?要是有,我想也不會比鳳毛麟角容易找。難怪我們常聽見人說,新詩多的像雨後的春筍。雖然這個比喻有些不切當。與其說新詩像雨後的春筍,不如說新詩人像雨後的秋蛙吧。
要是你的耳朵像我一樣,不懂得音樂,聽了秋蛙歌唱是不容易辨別它們各自特殊的音調的。可是它們歌唱得多麽高興,又多麽自然!它們在有一時期是不得不唱的!那就是說,有一個時期它們是詩人。青年人也誰都有一個詩人的時期。這大約古今中外都沒多大的分別。不過古今中外,大約很少有我們現在這樣發表的方便。
這也許可以部分的解釋新詩雖多,滿意的貢獻卻不多的道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新詩的模型,聲調,修辭,造句,都得重新草創,它的困難比別種作品大得多。
我想起的兩種新詩代表作品是郭沫若先生的女神,和徐誌摩先生的《誌摩的詩》。《女神》很早就出版,《誌摩的詩》去年秋才印成單行本,放在一塊幾乎就可以包括了新詩的變遷。並且它們的作者都是詩人,而且都很有些才氣。郭沫若先生有的是雄大的氣魄。他能在新詩初創時,排開了舊式辭章的束縛!雖然他對於舊詩詞,好像很有研究的——自己創造一種新的語句,而且聲調很和諧。可是他那時的力量還不足,因此常常像一座空曠的花園,隻有麵積,沒有亭台池沼的點綴。他許多詩的單調的結構,句的重複,行的重複,章的重複,在後麵又沒有石破天驚的收束,都可以表示郭先生的氣魄與力量不相稱。我們希望,並且相信,郭先生會有力量撐得起他氣魄的一天。他在他的《文藝論集》的序文裏說他的思想,生活,作風,“在最近一兩年之內可以說是完全變了”。我們揩揩眼睛,看他將來的作品吧。
《女神》裏的詩幾乎全是自由詩,很少體製的嚐試。《誌摩的詩》幾乎全是體製的輸入和試驗。經他試驗過有散文詩,自由詩,無韻體詩,駢句韻體詩,奇偶韻體詩,章韻體詩。雖然一時還不能說到它們的成功與失敗,它們至少開辟了幾條新路。可是徐先生的貢獻不僅僅在此,他的最大的貢獻在他的文字。他的文字是受了很深的歐化的,然而它不是我們平常所謂歐化的文字。
他的文字是把中國文字,西洋文字,融化在一個洪爐裏,煉成的一種特殊的而又曲折如意的工具。它有時也許生硬,有時也許不自然,可是沒有時候不流暢,沒有時候不達意,沒有時候不表示它是徐誌摩獨有的文字。再加上很豐富的意像,與他的華麗的字句極相稱,免了這種文字最易發生的華而不實的大毛病。可是徐先生雖然用功體製的試驗,他的藝術的毛病卻在太沒有約束。在文字方麵,有時不免堆砌得太過,甚至叫讀者感覺到煩膩,在音調方麵,也沒有下研究的工夫。因為他喜歡多用實字,雙雙的疊字,仄聲的字,少用虛字,平聲的字,他的詩的音調多近羯鼓鐃鈸,很少提琴洞蕭等抑揚纏纏的風趣。他的平民風格的詩,尤其是土白詩,音節就很悅耳,正因為在那些詩裏他不能不避去上麵所說的毛病。
戲劇方麵的成績就不大高明了。一般的劇本,恐怕還比不上文明戲,因為文明戲裏的人物雖然同樣的荒唐,言語同樣的無味,可是它們的情節至少比較的興奮些。西林先生的《一隻馬蜂》等幾種獨幕劇,是一個極大的例外。這些獨幕劇的結構非常的經濟,裏麵幾乎沒有一句話是廢話,一個字是廢字,它們的對白也非常的流利和俏皮。這許多是誰都承認的。可是許多人就隻承認這許多。他們不知道劇中人專說俏皮話,是因為他們不能說別樣的話。他們不是些木偶,作者借他們的嘴來說些漂亮話。他們都有生命,都有思想,隻是他們的思想與平常中國人不一樣。
他們是一種理想世界中的人,可是他們在理想世界,比我們在這實現的世界中還生動,還靈活些。也許他們是幾百幾千年後進化的中國人。他們的理智比我們強,他們的情感也多了幾百幾千理智的薰陶,成了一種——要是有這樣的一個名字——理智的情感。西林先生的長處在這裏,短處也就在這裏。
要是沒有楊振聲先生的《玉君》,我們簡直可以說沒有長篇小說。可是《玉君》並不在這裏備一格充數的。你盡可以說它的結構有毛病,情節有時像電影。你盡可以說,他的文字雖然流麗,總脫不了舊詞章舊小說的氣味。甚至於你盡可以說,它的名字的主人,玉君,始終沒有清清楚楚的露出她的麵目來。可是隻要有了那可愛的小女孩菱君,《玉君》已經不愧為一本有價值的創作了,何況它的真正的主人,林一存,是中國小說中從來不曾有過的人物。他是一個哲學家,可是並不是言語如木屑似的哲學家,他是一個書呆子,可是多麽可愛的一個書呆子!他對朋友的義氣,對女子的溫柔,對強暴的反抗,對弱小者的同情,以及種種——例如喜歡同無論什麽人發議論的——癖性,都使他成一個叫人忘不了的人物。要是他生在法國,再多活三十年,也許成了像法郎士的一流人。可是林一存是少年的中國人,而且就是林一存。
現在要說到兩位女作家了。一位是幾乎誰都知道的冰心女士,一位是幾乎誰都不知道白薇女士。冰心女士是一個詩人,可是她已出版的兩本小詩裏,卻沒有多少晶瑩的寶石。在她的小說裏,到常常有優美的散文詩。所以我還是選她的小說集《超人》,《超人》裏大部分的小說,一望而知是一個沒有出過學校門的聰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節都離實際太遠了。可是裏麵有兩篇描寫兒童的作品卻非常好。
白薇女士的名字在兩月前我們也從沒聽見過。一天有一個朋友送來她的一本詩劇“麗琳”(商務),我們忽然發見新文壇的一個明星。她是與冰心女士很不相同的。除了母親和海,冰心女士好像表示世界就沒有愛了。《麗琳》二百幾十頁,卻從頭至尾就是說的男女的愛。它的結構也許太離奇,情節也許太複雜,文字也許有些毛病,可是這二百幾十頁藏著多大的力量!一個心的呼聲,在戀愛的痛苦中的心的呼聲,從第一直喊到末一頁,並不重複,並不疲乏,那是多大的力量!
本來說十本書的,現在一寫就成了十一本。好在我並不是受什麽試驗,就讓它去吧。
中國新出有價值的書雖少,當然不止十一本。可是我不願意也不能做一個詳細的測量。我不願意,因為這樣的工作太苦了。
我不能,因為我本來不是批評家,何況幾乎不看新出的書。這到得申明的,我不看新書,並不是因為我不高興看;也不是全因為沒有時候去看;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沒有錢去買來看。這一年來,我把以前定的幾份外國雜誌都停止了,所以已經八九個月沒有看外國報,那裏還有錢買中國的新書。(好像有人說我有一篇什麽文章,是抄襲外國雜誌的某作家的。我聽了覺得非常的慚愧,因為我非但沒有看見那篇文章,並且沒有所見過那位作家的名字。可是我覺得我應當看見這些文章的——錢實為之,謂之何哉!)我對於中國新文藝的前途,還是懷著很大的希望。我相信,這希望不至於落空的。據Jastrow的統計,四十七歲至四十八歲是著作家出產最偉大的傑作的年齡。這話我們固然不用相信,可是我們的新作家,無論我已經說到的或沒有說著到的,除了極少數的幾個人外,大都是三十左右的人。他們每年總得有二三十篇的創作成著述在前麵。何況他們後麵,已經來了一群更年輕的人。這是留心有幾個刊物的人,少不得能夠覺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