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瀅閑話

第六十七章 中國的精神文明

　　今天各報都登載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先生“主張整頓學風”的通電。據說“國軍首領對學界之嚴正諷誨，此尚為等一次”（《京報》）。我細細的拜讀了幾遍，欽佩之餘，雖然不敢說革民民眾所屬望的將領有“開倒車”的嫌疑，卻也不免覺得張先生的議論，有些地方，與章孤桐先生好像“一鼻孔出氣”，要是登在《甲寅周刊》的通信欄中，少不了要濃圈密點，大受獎借的。因此我對於中國軍人的敬仰，自然而然的更深了一層。他們不但能遣兵調將，奪壘攻城，還得統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而且夙興夜寐，軍事政務已經夠忙的了，還得“清夜以思”想種種“扶風翼教”的方法。真“古之人歟？古之人也。”足見中國儒將的種是不絕的。這也是我中華與眾不同的地方。

像我這樣既不知兵，又不解政治的人，自然更夠不上去懂“國立於天地，必有與立”，和“數千年來，所恃以係人心於不弊者”的大道理了。我也不敢妄想去懂它。不過張先生的文章裏，有兩句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說：“我中華？物質雖不及他國，而文化之優異有足多者。”我不知道說“文化”兩個字，指的是什麽。在我一向愚妄的見解我總以為“物質”也是“文化”裏的一部分，不能完全分開的。初民從單用齒牙爪到利用石器，從石器到銅器，從銅器到鐵器，不知經過了幾千幾萬年，看來雖然不過一物質的不同，可是大家都認為人類文化史裏麵的大關鍵。

也許張先生的意思——恕我無狀，膽敢妄測民眾袖領的意思——是把“文化”二字，來代表一般人所謂“精神文明”的。

“我們中國，物質文明雖然不及他國，精神文明實在別國的上麵。”這不是中國人個個平常自負的話麽？二十年前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現在變成了這樣一句話。大多數的中國人因此都把這句話做“保存國粹”的護符，少數排斥中學，提倡西學的人，也並不反對，隻是說物質文明比精神重要得多。

我是愛好物質文明的，可是我尤其愛好的是精神文明。我覺得發明了火藥來做殺人的利器，不如做新年裏小孩子玩放的花炮。我想，要是我們學西洋的學問單為了物質，也盡可以不學。

可是我很希望中國人多研究些歐洲的東西。這當然不是為了要抄襲那皮毛的物質，但是為了希望大家能夠得到一點歐洲的精神。

在我看來，我們的物質文明固然不如人，我們的精神文明也同樣不如人。

究竟中國精神文明的特色是什麽，我實在不敢說知道。也許有人要教我們開化極早的文化，古聖先賢的學說。對於這些，我自然也有相當的敬仰。可是不止我們有開化極早的文化，不止我們有古代的聖賢。大前日的埃及巴比倫，前日的希臘，昨日的印度，也許就是今日的中國。不靠自己，專靠你的祖宗，是究竟不中用的。

也許有人引孤桐先生話了。他說吳先生“被辱於日本，憤而自沉”，“是乃真經生真文人之受用處”。這話我很能夠同意。可是他說：“此其精神，信惟吾儒有之，”我就不敢附和了。這種精神，隻有富於修養的能有，可是富於修養的不一定是“吾儒”。

希臘大哲學家蘇格裏底斯受人誣告，坐了死罪。有人勸他逃避，他不聽，從容的飲毒藥。有些弟子痛哭失聲了，他神色自若，叫他們不要作聲，讓他安安靜靜的出世。這又是何等精神呢？並且我說過：“讀中國書的人那樣的多，這樣的真經生，真文人，還不是在中國同外國一樣的難找？”

說到一個海的深淺，當然要指平均的數目，不能指出最深的或是最淺的處所，來代表全部。說到一個民族的行為，自然也得看大部分的民眾，不能舉幾個賢者，或是幾個害群之馬來概括其餘的人。從道德方麵說，中國人同英美的人可以比較麽？我們的官吏比得上人家的官吏嗎？我們的軍人比得上人家的軍人嗎？我們的種種色色人比得上人家的種種色色人嗎？主張農治者自然把世風的不古，道德的淪亡，歸咎到都會的工業。好像農民個個是天上安琪兒似的！這實在是住在城裏的讀書人白天的迷夢。不要說中國官吏的貪婪，軍人的橫暴，種種色色，都是由來已久的事實，與都會工業，沒有半點關係。就是農人，我想也沒比他們更自私，更慳吝，更醃髒，更缺乏同情的人。要是比較工人和農人，工人雖然有許多不道德，農人還夠不上說道德。這倒不是單單中國如此。愛爾蘭也是這樣，蕭伯納可以作證，俄羅斯也是這樣，所以要是蘇俄工人單壓製農人，我倒也還有幾分同情。不過中國農人的知識，更加低吧了。

我很相信希臘哲學者的觀念，善是與智慧相聯的。一隻猛虎關在鐵檻中，不作惡事，那並不是善。一個人受了禮教的束縛，不敢為非，可以算善嗎？甲為了父母吩咐，不準狎妓，所以不逛窯子。乙為了怕染花柳病，也不逛窯子。他們有分別嗎？他們比逛窯子的善了嗎？丙為了人類的同情，不忍幹那樣的事情。他比他們如何？究竟世界的進步，要依賴那一種人呢？我承認社會中多的是甲和乙，丙是每時期極少數的引導著。他在前麵走，無量數的甲乙在後麵追隨著。所以禮教是不可少的東西。

不過禮教有時是吃人的東西。要是數百數千年前早已不適用的信條，把持了一切，不讓那少數引導者有探索革新的機會，那麽禮教就可以吃人。真理不是絕對的，善和美不是千古不變的。

在某種時期，某種環境之下的善，在另一時期，另一種環境之下，不一定是善。“數千年來，所恃以係人心於不弊者”的“先聖之禮教”，到現在不能不“淪也”，正因為它是“數千年”前“先聖之禮教”。禮教像長城，不是一朝一夕能倒塌的。它的淪亡，“由來也漸矣”。所以我們很遠的祖宗，就已經歎“世風之不古，道德之淪亡”。可是他們不想法去尋找那適宜於新環境的禮教，仍舊墨守數千年前古聖的大道理，所以一天糟一天，直到今日，政體改了民治，經濟又漸漸的有了都會工業的製度，自然完全傾倒，無可挽救了。在這時候，不去研究物質和精神文明先進國的新道德觀念，做我們的借鑒，卻長籲短歎，以為“國將不國”。難道大家同聲一歎，長城就重新鞏固了嗎？孤桐先生算究竟比較聰明些。他們知道中國的舊禮教與新環境不相合。可是他們不去找適應新環境的新禮教，卻想退到適應舊禮教的舊環境。

這真好像要叫江河倒行，叫中年人變成初生的小孩，一定同樣的勞而無工的。“一開倒車”三個宇，描寫孤桐先生農村之國的主張，一是點不錯的。自然有人要說了，歐美的新道德觀念，他們自己還不滿意，我們能依樣葫蘆嗎？老實說，我承認歐美人也還沒有找到十分滿意的新禮教，可是他們是在找，我們正應當做同樣的工作，並且他們已經得到的成績，已經很夠我們的參考。

道理是與智慧相連的。知識也是精神文明的一方麵。在這一方麵，我們更加瞠乎在後了。不要說我們的工藝科學不及人，就是講玄學，我們就追上人家了嗎？不要說玄學，就是講國故，那應當不成問題的了，可是少數西學者的貢獻出我們的國學大家多的多，恐怕我們要有一個比較有用的國學研究院，還得請西洋學者來指導。

關於文字，將來有機會，也許還有幾句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