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瀅閑話

第六十五章 苦力問題

　　“北京城裏百分之十九的居民就是靠著洋車夫的行業過活的。”這是李景漢先生費了半年功夫，調查北京洋車夫的情形得到的結論。（見本刊第六十二期一八五頁）百分中的十九！那不是說，每五個人中間，就有一個洋車夫，或與洋車夫有“經濟的關係”的人嗎？換一個說法，每四個人就得供養一個靠洋車夫過活的人！這真是出人意料的巨數。在統計學者看起來，方法是十二分的重要，結論是不一定有絕對的價值的，他們也許還要懷疑的詢問。在我這樣不懂得統計學的人，就未免有些震驚了。

說起了洋車夫，我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想。也許是為了這兩句話吧？我來北京之先，有一個親戚勸我不要到北京，就是到了北京也不要做教書匠。他說：“我在報上看見北京的教員有的窮到晚上拉街車。在遠地方拿不到錢不是玩的。拉車我們又沒有那力氣。”我誠懇的謝了他的好意，也就來了。在北京不久，有一個老朋友叫我到一旁悄悄的勸我道：“你怎樣還不備一個包車？

你這樣的跑上街去雇車，是要招人輕視的。在北京，包車是不可沒有的需要品。”我也很誠懇的謝了他的好意。從那時到現在，我也在北京混了幾年了，雖然邀天之幸還沒有晚上去拉街車——恐怕那種情形也就不遠了！——那一輛不可沒有的包車還不曾享用過。不過他們的話實在都沒有說錯。教書匠真是窮。包車也真是小波淇窪的護照。要是一個人從包車而馬車從馬車而汽車大家都說某人“紅”了，或是“發財”了。要是連包車都沒有，他還算什麽呢？

也許是為了上麵所說的原故吧？不過也許是為了我們同洋車夫接觸的機會，在各種勞工人們中，比較的多些。在北京幾乎不能不坐車。第一北京的地方實在大。第二，在北京街上跑路是一種極大的冒險。你不能望著天，你也不能望四周的風景，你得時時的留神你的腳下。要不然，你是拌一交，就蹈了一腳的矢橛。

並且，穿大褂的人不能走路，好像是北京的不成文憲法。至少洋車夫們都有這樣的觀念。“車呀！”“拉去罷！”的聲音，不止的在你耳旁叫聒，那麽為了清靜省事計，隻有那采取無抵抗的辦法，坐車了。

我是不懂得統計學的，上麵已經說過，所以也從來不想在車夫身上去搜集社會調查的資料。不過我也曾經想同他們談談話，問問他們對於許多事物的觀念。可是我的京話實在太糟了。我們中間總隔開了一堵牆。我偶然問一句話，也許得反複的申說了幾遍才懂得一點，那自然使我灰心而默然了，也許他們以為我是在責難的申斥，登時現出難看的顏色！在他們的生活中，責難固然是家常便飯嗬——那使我更加灰心而默然了。

因此，雖然同我曾經有過關係的洋車夫至少有幾百，我實在不曾看見他們的心。他們是有心的，我並不疑惑。而且他們中間還有許多不成文的規則。譬如說吧，一輛車要搶到另一輛的前麵去，也許有一定的辦法的。要是不守那規則，那輛的洋車夫也許就得認為侮辱了他，並且激起他的憤怒和比賽的精神。這樣比賽的結果，勝者固然得意萬分，敗者也不免垂頭喪氣了。我最不能忘的是一次同一個朋友回家，拉他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孩童，拉我的是二十歲左右的少年。一輛車來了，突過了在前的孩童的車。壯年數勵向前追，見他實在力量不支了，就自己拚命飛跑，追過了那犯窺的車，又比賽了一陣，還是勝了他，緩下來冷笑道：“你隻會籍負小孩子！”

上麵所說的規則，也許完全是臆度的幻想。不過這一定是有幾分根據的：北方的車夫與南方的不一樣。在上海，越是天氣不好，好像拉車的做賣買的越是多。在北京就大不相同了。大雨大雪天，北京街上往往絕了洋車的跡。炎夏赤日的底下，也常常可以看到洋車夫睡在樹蔭下，傲然的不理雇客的叫喚。這很可以做北方人不及南方人勤快的一種證明。也許就有人因此比較南北工人的優劣了。可是，這難道就是北方人的劣點麽？不定是北方人比較的懂得人生的意義吧？他們拉車，為的是生活，不是為了愛拉車。那麽這要夠了生活，何必拚命的做牛馬？要是大雨泥濘中去受罪，何不餓一餐半餐呢？有人或者要說了，這是熱帶中斐洲土人的人生哲學。他們終年不用穿衣裳，街上有的是充饑的果品，所以除了吃喝睡覺，什麽也不肯做。可是，朋友，你以為他們現在進步了嗎，現在歐洲人把酒漿和裝飾品做引誘他們工作的報酬品？

北方工人沒有南方的勤快，南方的工人沒有北方的能笑樂，那是最容易覺察的分別。羅素在他的“《中國問題》”裏，說起：

我記得一個大熱天，我們幾個人坐轎過山——道路崎嶇難行，轎夫非常的辛苦我們到了山頂，停十分鍾，讓他們休息一會。立刻他們就並排的坐下來了，抽出他們的煙袋來，談著笑著，好像一點憂慮都沒有似的。在一個懂得眼光稍遠的利益的國內，他們就會用這機會訴說酷熱的苦楚，好多得幾個酒錢了。

我想，羅素所說的大約是北方的苦力吧？南方，尤其是上海附近的工人，似乎就不是這樣的了。固然不錯，羅素在上麵一節之前，有這樣的幾句話：

無論那一階級的中國人，都比我所有過接觸的別種人種愛笑樂：無論什麽東西，他們能在裏麵找出樂趣來，無論什麽紛爭，隻要一句笑話就和緩了。

中國人真是這樣嗎？在我看來，恐怕這話的反麵還比較的真切些吧。中國的所謂中上流階級，有的是嚴厲的麵孔，在什麽事物裏都找不到樂趣——所以隻好打牌，逛窯子了——而且頂沒有的是“幽默。”

話又說遠了。我是要說北方的工人愛笑樂。就是在工作的時間，幾個洋車夫會一麵跑，一麵笑著樂著。我們以前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個車廠。每到黃昏時候，裏麵就有簡單的音樂聲，吹著唱著，哄堂的大笑著。他們好像真知道怎樣享樂人生的。有一天，一個崇拜東方文明的朋友同我爭論東西文明的優劣。他說西方物質文明越是發達，他們的苦悶也越是增加。所以有許多人反而回頭望著東方了。我說，“你聽見那音樂嗎？那是附近的車廠裏發出來的。他們每晚都這樣的快樂。我羨慕他們極了。可是我真是去過他們的生活，我能同樣的快樂嗎？不要說我沒有那氣力，就是有，我恐怕在原有的苦悶之上又加幾倍苦悶了。西方人也是這樣。他們以為我們比較的快樂，可是他來過我們的生活——當然不是說西方人在中國安享的特殊的生活——恐怕一天也過不慣。何況我們也有我們的苦悶，西方人苦在不知道。洋車夫也有洋車夫的苦悶，也隻恨我們不知道吧了。”

洋車夫當然有他的許多苦悶。雖然有一次，我聽見一個五六十歲的老車夫同他的同伴們這樣說：“拉車的有拉車的命。坐車的先生有坐車的命。我坐了車，我的頭就得暈。”可是，我想，這恐怕不能代表車夫的感想吧。他們拉車的時候，也許羨慕坐車的人，也許怨恨自己不曾投身在一個較好的人家，也許——在坐車的聽了，這是何等可怕的思想！——他們正在說他什麽都不比那坐車的人差，為什麽拉車的是他，坐車向是他。

有了這麽的思想，他臉上的笑，心中的笑也就消滅了。南方工人與北方不同的地方，也許就在這裏吧？可是，近一年來，北方的拉車的也不像以前的快樂了。他們生活的壓迫增加了嗎？他們對於人生的觀念有些更變了嗎？這也生活的一個。他們的思想不變更，他們的地位沒有遷善的希望。他們的思想變更了，他們的樂趣也就消滅了。在過渡時期的人們，總是隻有苦悶的。

我在第五十九期的《閑話》裏提起了吳稚暉先生在裏昂時的一段故事，後來引起了不少的誤會。今天細細的看了一遍，覺得還是沒有應當修改的地方。不過有兩點是用得著聲明的。

第一層，吳先生始終沒有承認去做中法大學的校長，更說不到領校長薪水了。那是毫無疑問的事實。同時，法國人和學生都認定他是校長，那也是毫無疑問的事實。要不然，一部分學生——好像不止七八個人吧——也不至於為了膳宿費事同吳先生去為難了。並且，如果我沒有記錯，這校長問題就是風潮中兩方爭論極劇烈的一點。因為如此，我的原文中，隻用了“吳先生在裏昂”六個字，沒有說他是中法大學的校長。

第二層，這一個故事，我是用了來證明吳先生“言行一致”的地方的。因為吳先生相信學生，就是他自己受了窘，還是回護學生。就是他背後雖然有時也非議學生，在作文演說時總不肯這樣說，那都可以證實他信仰的堅確。英國內閣的閣員在閣議時對某種議案盡可以盡力的攻擊，但是既經通過之後，他們為了公共負責的原故，出外就得反過來竭力的辯護，斷不肯說他們原來是反對的。某黨的黨員對本黨的政策盡可以有許多不滿，但是在大家麵前，還是說他的黨最有希望，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如果把這件事也去證明吳先生的“言行不一致”的地方，那就不是我“始願所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