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瀅閑話

第六十四章 再論線裝書（下篇）

　　世界上還沒有包治百病的萬應丹。平常所謂良藥，用了得法固然可以起沉屙，用了不得法也許可以殺死人。世上也沒有繩之萬古都相宜的真理。太戈爾勸人少讀書。他對於東方的文藝，雖然洞見症結，對準了毛病發藥，可是說給現在的中國人聽，實在如像煎了一劑催命湯。新中國誠然有許多地方用得著外國朋友的指導，可是不讀書那一層是已經毋須勸駕的了，雖然不讀了書也不見得就與自然相接近。

自然是要親近的，人生是要觀察的，生活是要經驗的，同時書也是要讀的，雖然不一定要至少讀破多少卷。許多的天才是不用讀什麽書的，可是更多的天才是博覽群書的。許多的天才是沒有經過學習時期的，可是更多的天才是化了多少年的心血才逐漸成熟的。況且天才向來是鳳毛麟角般少見的，大多數以天才自負，或是被朋友以天才見許的人也許不過是野雞毛鹿角之類吧？

自從有書已經有二千多年，這二千幾百年中不知有多少天才在藝術之園裏培養了多少花草，在理智之塔上加了多少磚。誰能在藝術之園裏去種一枝還不曾有過的花樹，或是在理智之塔上砌上一塊小石，已經盡了天才的能事。你不進園細細的賞鑒，或是不費力爬到塔頂，這希望是容易落空的。

書是要讀的，可是不一定要讀中國書。不但這樣，努力於新文學的人，我以為，雖然不能如吳老先生所說，完全不讀線裝書，也得少讀線裝書，多讀蟹行文。我不是說中國沒有優美的文學。我們的祖宗實在曾經給我們無數的寶山。隻恨子孫不爭氣，非但不能發揚光大他們的先業，卻在寶山上壓著層層的砂磧，弄得我們的文學成了一種矯揉造作的虛偽的文學，與自然沒有一點關連，與人生更沒有一點關連。近代的中國文學可以說是“訃聞式”的文學，因為訃聞很可以代表中國人表示情感或意見的方式。“不孝□□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考顯妣”了，“孤哀子□□等泣血稽血稽顙”了，“苫塊昏迷，語無倫次”了，甚而至於“所以不即死者，徒以有？”了，那一句是真話？大家明明知道這是假話，可是大家還得用它，正因為大家覺得自古以來大家就這樣用。在文藝裏也是如此：你自己的情感，或是沒有情感，是不要緊的，最重要的是古人對於這事怎樣的情感。所以，最美妙的文章得“無一字無來曆”！結果爭事模擬，陳陳相因的牢不可破，再沒有半點新鮮活潑的氣象。

我們覺得一個人能說一句自己心腔中的話，勝於運用一百個巧妙的典故——不用說太多數的典故是粗笨無聊的了——一個人能寫一段自己親見的風物，勝於堆砌一千句別人的典麗斌媚的文章。文學家的天才正在他的感覺特別的靈敏，表現力特別的強，他能看到人所不能見，聽到人所不能聞，感受到人所不能覺察，再活潑潑地寫出來。同一風景，我們不能十分領略它的美，可是讀了天才的作品，他好像給了我們一雙新眼睛，我們對於那風景增加了欣賞。同一人事，我們也許漠然的看過了，經天才作家的赤裸裸的一描寫，我們就油然生了同情心。所以世間偉大天才的作品，我們非但不能不讀，還得浸潤在裏麵。可是我們不是為了要摸擬他們的作品，不是為了要抄襲他們的文章，隻是為了要增高我們的了解力，擴充我們的同情心，使我們能夠讚美自然的神秘，認識人生的正義。

也許有人要說了，這樣說來，線裝書不是不可讀，隻是讀的人不得法。要是換了方法，線裝書還不一樣可讀麽？線裝書本來不是不可讀。就是吳老先生也不過“約三十年不讀線裝書”罷了。可是，第一，披沙尋金，應當是專門學者的工作，文藝作者沒有那許多功夫，也不應當費許多功夫去鑽求。第二，適之先生說過：“人類的性情本來是趨易避難，朝著那最沒有抵抗的方向走的，”古文的積弊既久，同化力非常的大，一受了它的毒，小言之，種種的爛調套語，大言之，種種的陳舊思想，就不免爭向那最沒有抵抗的地方擠過來。你一方麵想創造新東西，一方麵又時時刻刻的盡力排棄舊東西，當然非常的不經濟。所以要是你想在文藝的園裏開一條新路，辟一片新地，最簡單的方法，是暫時避開那舊有的園地，省得做許多無聊的消極的工作。將來你的新路築成之後，盡可以回頭賞鑒那舊園裏的風物。

書是要讀的，並且得浸潤在裏麵，隻是那得是外國書。中國人的大錯誤，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個字。他們以為外國人勝過我們的就是在物質方麵，不知道我們什麽都不及別人。就是以文學來說，我們何嚐勝過歐洲呢？就算中國與歐洲的文學各有它們不能比較的特點，歐洲文學也不能不作我們新文學的“因斯披裏純”。他們的文學，從希臘以來，雖然古典主義也常擅勢力，特殊的精神還是在尊自由，重個性，描寫自然，實現人生的裏麵。這當然是新的文學，活的文學當取的唯一的途徑。中國的文學裏雖然不是沒有這樣的精神，例如陶淵明，李太白，也窺探過自然的神秘，杜少陵，曹雪芹，吳敬梓，也搜索過人生的意義，可是他們在幾乎不變的中國古典文學中，隻是沙漠中的幾個小小的綠洲罷了。

我們隻要一讀各國的文學史，就知道文學不是循序漸進不生不滅的東西。一個民族的文藝好像是火山，最初隻見煙霧，漸漸的有了火焰，繼而噴火飛石，熔質四溢，極宇宙之奇觀，久而久之，火勢漸殺，隻見煙霧，再多少時煙消霧散，隻留下已過的陳跡。有些火山過了多少年便一發，所以在兩個發動期之間，靜止不過是休息，有些卻一發之後，不再發了。文學運動也是如此。

由小而大，漸達澎湃揚厲的全盛時期，又由盛而衰，也許由衰而歇，如希臘文學一樣，也許改弦更張，又達美境，這樣盛衰往複，循環不已，如近代歐洲的文學。每一種運動，在崛起的時候，都有奮鬥的精神，新鮮的朝氣，一到了全盛之後，暮氣漸漸加增，創造的精神既然消失，大家棄了根本去雕琢枝葉，舍了精神去模仿皮毛，甚而至於鋪張的正是它的弊病，崇尚的正是它的流毒。在這時候，精神強健的民族，自然就有反動，它們或是回溯往古，如韓退之的“非秦漢以前之文不敢觀”，或是飲別國的甘泉，去作革新運動，它們的方法雖然不同，對於已過的運動，大都不問良莠，排斥不遺餘力，是一樣的。複古的辦法，雖然也可以一爽耳目，可是仍舊徘徊在古典文學範圍之內，好像散種子在不毛之地，難望它開花結果。在別國的文學裏去求“因斯披裏純”，結果卻往往異常的豐美，猶之移植異方的花木，隻要培養得法，往往可得色香與原來大異的美本。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貢獻的人，如胡適之，徐誌摩，郭沫若，鬱達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人。尤其是誌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麵，就是在體製方麵，他的詩及散文，都已經有一種中國文學裏從來不曾有過的風格。這自然不過是開端，將來的收獲如何，要看他們和其他作家努力的結果了。

可是很不幸的，提倡新文學的恰巧是胡適之先生，一個對於研究國故最有興趣的人。國故是應當研究的，而且不比其餘的科學不重要。顧頡剛先生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十三期裏有一篇極好的文章，把這一層意思發揮得淋漓盡致，我覺得幾乎沒有一句話不同意。可是讓顧先生胡先生去研究他們的國故好了，正如讓其餘的科學家研究他們的天文，地理，化學，物理等，好了。不幸的是胡先生是在民眾心目中代表新文學運動的唯一的人物。他研究國故固然很好，其餘的人也都抱了線裝書咿啞起來，那就糟了。新文學運動的結果弄得北京的舊書長了幾倍價——幾年前百元可買的同文館版《二十四史》現在得賣三百元——這是許多人常常引了來代新文學運動誇張的，可是這是我覺得最傷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