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哀的名劇裏的主人翁約丹是一個暴富的商人。他想學些修辭學,好同受過教育的上等人來往。他的教員問他道:“你寫的是韻文嗎?”
“不是,不是,不要韻文。”他回答。
“那麽你隻要散文了?”
“不,我也不要散文,亦不要韻文。”
“可是,要是不是這個就得是那個嗬。”
“為什麽?”他問。
“為了,先生,表示意思的方法隻有散文和韻文。”
“散文韻文之外就沒有別的了嗎?”
“沒有了,先生:凡不是散文就是韻文:凡不是韻文就是散文。”
“那麽我們說話,算是什麽呢?”
“散文。”
“怎麽!我說一聲:‘尼古爾,拿我的拖鞋來,把我的睡帽也帶來’,那也是散文嗎?”
“正是,先生。”
“唉唉!我說了四十多年的散文,簡直自己一點都不知道!”
他覺得非常驚奇和高興了。
約丹先生雖然已經說了四十多年的散文,以後也許還有四十多年的散文可說,可的要是真有一個秘書早晚侍候在他的身旁,把他所說的話都一字不改的記錄下來了,那幾百幾千冊散文的語錄中也許沒有一句話夠得上保存的價值。然而他的話一到了天才作家如莫理哀的口中筆下,便成了千古的傑作。所以林琴南的“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實在不實識者的一笑。
約丹先生的話固然可以做莫理哀劇本的材料,可是我們也得記住,單單他的言語是斷不夠用的。一般人日常習用的言語是非常簡單的。好像有一個英國言語學者曾經說過:莎士比亞在他劇本中用過的字有一萬,而英國平常人終身所用的字也不過幾百。
中國因為語文分離的結果,語言特別的簡單。“引車賣漿之徒”究竟能用多少字,我們雖然不知道,可是我們敢斷言老百姓的土話決不成什麽寶藏,不是一個天才作家提了一把斧,背上一個袋,到裏麵去搜求采集了一番便能自足的。自然我們希望有人肯到這礦山裏開辟去,因為老百姓的話雖然不見得怎樣豐富,實在有許多很優美的達意表情的字句。可是白話文不得不采用文言的字句,而且得大大的采用,是不能避免的事實。這好像英文中就有好多的拉丁文法文字,隻要你的同化力強,本可以無所不包的。
也許因為白話文不得不借用文言的字句,相信這一句話的人可就多了:“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並不能為白話。”所以蔡先生也說:“誠然,誠然”並且代北大善作白話文的教員,保證他們“博極群書”,和能為“古雅之古文”。所似孤桐先生論吳老先生的文章,說它:“其貌與黃口小兒所作若同,而其神則非讀破萬卷書者,不能道得隻字。”又說:“凡讀吳稚暉之文,輕輕放過,不審其所號投於毛廁之書;曾一一刻畫在腦筋裏,可隱可現,雖百洗而不可磨者,直無目者也。”所以提倡文學革命的胡適之先生也開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我是不主張完全不讀線裝書的,可是對於上麵所說的話,也不敢盡量的讚同。讀破萬卷書的人,不一定能做古文,也不一定能做白話,那是很普通的事實。一個潛心故紙堆裏的讀者,不一定有充分的表現力。康德和叔本華都是德國的大哲學家,叔本華的文章非常的流麗,康德的就很不容易讀。斯密亞丹和理嘉圖都是英國經濟學家的巨擘,斯密的文字一清如水,理嘉圖的意思都至今還有人爭訟不已。天演論之首倡也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都負當世的盛名,達赫二氏的著述現在還有許多人愛讀,斯賓塞卻因不善為文的原故,隻有專門學者問津了。他們都是學術中的泰山北鬥,然而有的善屬文,有的不擅文章。原因何在?當然不是為了有的多讀破了幾千卷書吧?所以有許多國學大家,平素不輕易寫一個字,偶然動筆,不到三行便會鬧笑話,有人覺得奇怪,其實就是同樣的道理。
反過來,會做文章的,也不一定要讀破萬卷書。莎士比亞時代的學術大都在希臘拉丁文裏麵,他卻隻懂得一點兒拉丁文,幾乎不懂得希臘文。近代的大詩家如大小說家和林琴南先生所稱道不置的迭更司都沒有讀幾本書。
太戈爾在中國的時候,他勸人少讀書,多逛山水,到自然裏去找真,找善,找美,找人生的意義,找宇宙的秘密。實在不單單印有黑字的白紙才是書,生活就是書,人情就是書,自然就是書。
古人所說的“山川靈氣所鍾”,如說在未生之前,雖然大可討論,如說在已生之後,是毫無疑問的。中國不讀幾本書而能成大作家的實在很少。這就是古文的毛病。古文,尤其是駢文詩詞,得用典,所以不得不博聞強記,古文得用古人,尤其是秦漢以前的模調,所以不得不揣摩模仿。這樣的結果,一個人讀破了萬卷書,他的一點獨得的才氣也就壓在萬卷書的底下了。白話文的好處就是能避免這一種弊病。
胡適之先生在新做的“《老殘遊記序》”裏麵有一段說得極澈透,極有精采的文章。
舊小說何以這樣缺乏描寫風景的技術呢?依我的愚見看來,有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是由於舊日的文人多是不出遠門的書生,缺乏實物實景的觀察,所以寫不出來,隻好借現成的詞藻充充數。第一層容易明白,不用詳細說明了。第二,我以為這還是因為語言文字上的障礙。
寫一個人物,如魯智深,如王鳳姐,如成老爹,古文裏的種種爛調套語都不適用,所以不能不用話的語言,新的詞句,實地作描寫的工夫。但一到了寫景的地方,駢文詩詞裏的許多成語便自然湧上來,擠上來,擺脫也擺脫不開,趕也趕不去。人類的性情本來多是趨易避難,朝著那最沒有抵抗的方向走的;既有這許多現成的語句,現成的字麵,何必不用呢?何苦另去造鑄新字麵和新詞句呢?
不要說人情都是趨易避難,要是你一進了古文是圈套,你要趨難避易,另辟一條新路也就不容易有好些善做古文的朋友,他們竭力的想寫白話文,可是一動筆就有許多“擺脫不開,趕不去”的成語湧擠到筆尖來。你讀了他們的白話文,總不免想起已經裹過再放開的天足。就是適之先生自己,近來研究唐宋以來的詞,他偶然做的新詩,已經常帶著極濃厚的詞的氣息,與嚐試集的風格不同了。
因此,人們總說白話文好做,古文難做,我總覺得白話文比古文難了好幾倍。古文已經是垂死的老馬了。你騎它實在用不著鞭策,騎了它也可以慢慢的走一兩裏,可是它的精神早就沒有了。你如要行數百裏,或是要跋涉數千裏,那麽你就不能不另覓坐騎。白話文是沙漠裏的野馬。它的力量是極大的,隻要你知道怎樣的駕禦它。可是現在有誰能真的駕禦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