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羅蘭是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生的,本月二十九日是他六十歲的整壽,我們不能不在這一天熱誠的希望這老英雄還有許多年不斷的奮鬥。
老英雄這個名字是有意采取的,用在羅蘭身上,我覺得,比大文豪或是大藝術家適當得多了。在歐洲,他是傳受了托爾斯泰的衣缽的人。他少年時最崇拜的音樂家是貝德芬,最景仰的詩人是莎士比亞,最傾倒的生存的大文豪是托爾斯泰。托爾斯泰在他的小冊“怎樣辦呢?”裏排斥了世人所重視的文學和藝術,在他看來,貝德芬不過是肉欲的引誘者,莎士比亞是第四流的著作家。這二十二歲的青年學生,羅曼羅蘭,聽了他的話,好像航海的忽然失掉了羅盤。“《怎樣辦呢》?”真成了他內心衝突的焦點。他怎樣的寫信給托爾斯泰,和托爾斯泰的三十八頁的回信,久已成了文壇的美談。托爾斯泰在他的回信裏說明了他對於文藝的主張。無論那一樣事業的動機,應當是為了愛人類,不應當為了愛事業的本身。藝術家沒有這樣的愛,他創造的東西不會有價值的。隻有溝通人類的同感,去除人類的隔膜的作品才是真有價值作品,隻有為了堅定的信仰而犧牲一切的才是真有價值的藝術家。這些話在羅蘭的心中刻下了極深的痕跡。他此後的著作幾乎全有這樣的動機。他還是崇拜貝德芬,他還是景仰莎士比亞,可是這是因為他在貝德芬和莎士比亞的作品裏麵,找到托爾斯泰所沒有覺到的人類愛和堅定的信仰。他愛的音樂,是音樂的美裏涵有道義的意義。他愛的文藝,是文藝的美裏涵有理智的光芒。他說的音樂,猶之的詩劇,雖然是非常優美的作品不過是法國天才的半麵。此外另有一個極不相同的側麵,“那是英雄的事業,理智的沉醉,一陣陣的大笑,求光明的熱誠,在文學裏麵,臘培雷,莫理哀狄特祿的法蘭西,在音樂裏麵,因為沒有更好的,我們就說蒲理渥皮瑞的法蘭西。說句老實話,我喜歡的是這一個半麵;但是我並不排斥那一麵。”
他們一個奮鬥者,常常是孤獨的奮鬥者,而且他最初的四五十年還是一個無名於世的奮鬥者。他的生活很簡單。自一八九五年起他擔任了巴黎高等師範,他自己的母校的美術史的講師,一九〇三年他被任命為巴黎大學的音樂史的教授他在一九一〇年辭去了教授的職務,專心於著述。除了假期他常到意大利,德意誌,瑞士旅行外,他的住家在巴黎。他結過一次婚,結果非常的不幸。
巴黎某街的五層樓屋頂有兩間小房子。屋子裏滿的是書籍,從地板沿牆堆直到屋頂。混雜在裏麵的是朋友的相片,未完已完的稿件,貝德芬的半身像,靠窗的一張桌子,兩張椅子,一個小火爐。住在裏麵隻有一個人,也沒有同伴,也沒有下人。他是一個修長文弱的人,麵色淡黃,因為少曬到日光。他的舉止行動都非常的溫和,藍色的眼珠十分的晶瑩,好像他的全付性靈都表現在眼裏。他是一個淡泊寧靜的人,不是寫文章,便是做筆記,不是做筆記,便是讀書籍。他每天大都隻睡五點鍾,很少到附近的公園去散步,過了許多天,才有一個朋友爬上五層樓梯來同他閑談半點鍾。他所有的休息就是換一換自己所做的事,從寫文章到寫信,從讀哲學書到讀詩。他惟一的娛樂就是在黃昏的時候,坐在鋼琴前麵,奏彈幾曲古今的傑作。這就是羅曼羅蘭的生活。
“成功不是他的目的,信仰才是他的目的”是羅蘭說他小說的主人的話。這句話正可以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他的信仰,是人類的同情,世界的和平,愛真理和公道,厭惡種種的卑劣和虛偽。他是個崇拜英雄者。他說“我們第一個責任是要偉大,要保守世間的偉大。”為了他的信仰,他不絕的奮鬥。最初為了猶太人德雷夫的事件,他同他的朋友立在被國人唾棄的少數人的中間。他的寓言劇就是他的貢獻。那時他已經寫好的劇本很多。有八種至今都沒有付印。說她用盡了心計,才哄動《巴黎評論》的主筆發表他的。一方麵因為沒有刊物願意登載他們的作品,一方麵因為他們深不滿意當代文學的輕薄無聊,羅蘭同他的同學出了一個定期刊物自然是這個刊物主動力,可是羅蘭的助力也不小。他們知道他們正麵的攻擊不會發生何種的效力,因為所有的報紙都是他們的敵人,所以他們隻有憑著他們的犧牲的力量和耐心,開一條小小的生路,點一枝燭光。他們自己寫自己編的有十五年。羅蘭的劇本,他的名人傳,他的傑作大都最先登載在這個刊物的裏麵,因為他們要維持他們的理想。要給人家一個榜樣,他們也不花錢登廣告,也不推廣他們的銷路,也不受稿費,所以羅曼雖然生活非常的困難,卻沒有得過這刊物的一文錢。在法國文學史裏的占據的地位,現在早已有定評,然而在它努力發刊的時候隻有少數的文人和學生知道和賞鑒這個報。羅蘭的工作還不止這幾種。他同幾個少年人又提倡一種平民戲劇的運動。他相信劇院是一種道德的機關。不僅僅是幾萬上流階級的娛樂所,戲劇的藝術要是與人民的生活不發生了關係,不但不會有價值,而且會有極惡的結果。他寫一本平民劇院的宣言,他又寫了好幾種表示英雄事業的劇本,可是失敗是他的命運,依然是失敗。
失敗雖然跟在他的後麵,可是他依然不息的奮鬥。他的十大本的小說,從一九〇四年起慢慢的在“Cahiers”裏發表。這是他最大的貢獻。他說:“民族太小了,世界才是我們的題目”。他教人信哥德一百年前的話:“國家文學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世界文學的世期就要到了。”羅蘭的這部小說就是世界文學中的一個開山炮。
在一九一二年羅蘭還沒有多少人知道,到了一九一四年他已經成了歐洲,不僅僅是法國,文壇的首領。他久應得而不可得的地位是他的了。可是就是那一年,歐洲大戰爆發了,羅蘭因為力主和平及民族的親愛,又成了眾人所深惡痛絕的人。要是他在法國他也許免不了得到社會首領和他自己小說裏的主人的結果,被狂妄的愛國者所暗殺。幸而他住的是中立的瑞士。可是他的生活也慘淡得很了。他成了法國報紙攻擊的中心,賣國賊是他的頭銜,協助敵人是他的罪狀。他的一句話,一個字都受許多報紙的指摘。有一位愛國家還收集了許多照相,證據,印了一钜冊,構成羅蘭通敵的鐵證。他的朋友都不當他為朋友。他的同誌也不當他同誌。可是他還是不灰心,還是提倡他的博愛,同情,和公道,在冤潮怒浪的恨毒的海中,羅蘭巍然成一個指示迷途的燈塔。現在大多數的歐戰時的書報都沒有一讀的價值了,羅蘭的卻依舊是人類精神的一個偉大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