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第一期是去年十二月十三出版的,本期出版又是十二月十二日了。我們與讀者以文字相見已經一年。第一期出版的時候,正值直係初敗,奉係氣焰漸張,本刊周年,又正看著奉係敗亡逐北下。這一年中,時局多故,外患日迫,教育界尤其表現不安的現象,可是我們回顧本刊這一年來的成績,幾乎沒有一句話我們現在希望當時沒有說,就這一點似乎已經可以自豪了。
本刊的態度,可以說在中國的評論界裏開一新例。中國人是沒有是非的。他們是抱著“mycountry,rightorWrong”那種見地的。在他們看來,凡是同黨,什麽都是好的,凡是異黨,什麽都是壞的,凡是朋友,什麽都是對的,凡是仇敵,什麽都是錯的。除了這樣的善惡是非,就沒有善惡是非。歐洲人在十八世紀以前,本也是這樣的:世間隻有兩種權力,一種屬於上帝,一種屬於魔鬼;好人不會有半點過錯,惡人不會有一善足取。中國的物質文明本來不過十八世紀的歐洲那樣,精神文明,雖然許多黃帝的子孫在那裏大吹大擂,實在還趕不上人家的十八世紀。在“黨同伐異”的社會裏,有人非但攻擊公認的仇敵,還要大膽的批評自己的朋友,在提倡民權的聲浪中,有人非但反抗強權,還要針砭民眾,在以好惡為是非的潮流中,有人本科學的精神,以事實為根據的討論是非,自然最初不容易得一般人的了解。十八世紀的人是不能一步便跨到二十世紀的。然而一年以來,一般人已經並不覺得這種態度的特別了。
本刊的第二種供獻,是所有的批評都本於學理和事實,絕不肆口謾罵。這也許是“紳士的臭架子”。可是我們覺得不研究事實的真相,隨口罵人,三尺童子也很能自己為之,用不著費偌大的精力時間辦一個報來,專做那種事。花是人人愛好的,魔鬼是人人厭惡的。然而因為要取好於眾人,不惜在花瓣上加上顏色,在鬼頭上裝上義角,我們非但覺得無聊,遠有些嫌它肉麻。
至於本刊的文藝部分,別的不敢說,至少在中國的新文壇裏添了幾篇極有價值的創作和批評。這一部分是絕對的公開的,投稿的人不論社內或社外,有名或無名,文壇的老將或新進的作家,甲派或乙派,都受同樣的看待。在我們發表的文字裏,固然有許多名字是家喻戶曉的,然而有幾篇是我們至今還不認識的朋友的處女作。我們看稿的標準也許比較嚴格些。這一層我們得到讀者的合作的。我們偶然有時把標準微少放低此,少不了便有讀者寫信來責問。這種信件真給我們不少的鼓勵,因為平時懶得複,現在一總的道謝吧。至於對於投稿的人,我們自然同樣的感激。我們隻恨本刊的篇幅太少了,所以來稿往往得壓了多時才發表,有時連極有興味的文字都不得不割愛。
不過一個月以前那位鎮威上將軍手下有三十萬大兵,現在呢,不得不光身托庇於外人了。軍閥們好像一種蟲豸,澎漲極大的時期便免不了分裂,這在民國已經成一種公例,可是總沒有這兩年的分裂得快的了。這種方法是最容易效法的了,將來同樣的事還多著呢,可是以後誰還相信誰呢?軍閥的爭鬥,本不過是“雞蟲得失”,我們張開了眼睛瞧著吧。
可是有一層我們倒值得注意的。民國以來,有實力的,隻有袁世凱雄才大略,是個了不得的人才。中山先生是新世紀的政治家,現在的中國實在支配不上有他,所以限於實力,什麽也行不通。其餘的軍閥,都是時勢造成的草包,是什麽東西呢?所以他們完全是政客們的傀儡,弄得身敗名裂還不知道什麽一回事。現在可大不相同了。西北的馮,東北的郭,東南的孫傳芳,廣東的蔣介石,都是兵力極充足的軍人,同時又是神出鬼沒的政客。他們能同軍人打仗。他們也能同政客弄手段。很少軍人是他的對手,也很少政客鬥得他們贏。他們這四位再加上一個地盤還沒有鞏固的吳佩孚,大約中國最近幾年的命運在他們手掌之中了。
(我實替大政客先生們發愁,他們的鐵飯碗恐怕打破了!)馮玉祥是一種清教徒,蔣介石也是不賭,不狎妓,不飲酒,不吸煙的,吳佩孚雖然做幾句歪詩,喝幾杯老酒,做人方麵是竭力模仿古代的儒將的,聽說郭鬆齡的私德也非常的清介,(隻有孫如何,好壞都沒聽說過),這總算是一種好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