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瀅閑話

第五十五章 著書與教書

　　胡適之先生的著書和譯書的大計劃，我們已經說過我們是十二分的讚成。可是他同時要脫離教書生活，我們就不敢同樣的讚成了。這不是說教書比著書譯書更重要，也不是說胡先生的感慨沒有充分的理由。我們承認，倘使他“能於十年之中介紹二十部世界名著給中國青年，這些成績，”實在遠“勝於每日在講堂上給一百五十學生製造文憑”。我們並且承認，那講堂上的一百五十學生，雖然不見得個個都隻想文憑，少說些，其中至少有一百個並沒有想到過別的東西。我看見過有些畢業論文，那裏是什麽論文，簡直是一種習字試驗；他們簡直是長篇文章，一字不易的抄錄；要是抄寫些平常人不輕易看見的書還吧了，這些作者還不肯費這些搜尋的功夫，也許還沒有這樣搜尋的能力，他們隻知道都抄誰都有一本的課本。代這樣的學生製造文憑，不但不及著書譯書，還不如做官，打牌，逛窯子。

可是，隻要那講堂上的一百五十學生，不是個個都隻想文憑，隻要有五十人，五人，或竟隻有一人，他的目的在熱誠的求學，這一個人就值得注意和幫助。何況其餘的一百四十九人，或是一百人，亦並不是永遠不變的。隻要內中的十人或一人的眼光，有從那一小塊長方的文憑轉移到大處遠處的可能，這十人或一人就更值得注意和幫助。

不錯，那二十部世界名著譯成了之後，他們也一樣得益的。

可是這裏卻少算了那相聚一堂，時常會麵的潛勢力。威爾士在他的曾經有過一種主張。因為好的教員難得，他以為幾個好教員應當專編講義，這講義適用於全國或全世界的各學校。他寫書的時候，那無線電傳聲機還沒有發達。後來有人把他的話更推進一步；因為好教員難得，每種功課隻須請一位最好的教員，他在一處演講，全國學校就可以從無線電傳聲機聽講。我不知道威爾士讚成這話不，不過我想威爾士是極有經驗的教育家，他未必肯承認這許多。因為從無線電傳聲機聽講，和自己看書一樣，學生不能與教員接觸，也就受不到那由接觸而生的影響。

一個教員往往竭他的心力，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他們的眼睛裏露出的隻是黃昏似的滯鈍的光，因此非常的灰心，可是他還盡他的心力，過了多少時，那黃昏似的眼光裏忽然露出些朝氣，那滯鈍的眼色有了活潑的氣象，從他們的眉目之間就可以知道他們已經發生了求學的興趣，從他們質疑問難的態度中就可以看出他們以前看為苦事的現在看做樂事了。一班之中隻要有半數，或很少幾個人這樣，這教員的心力就不算白用了。這就是教員學生相聚一堂的效果。

普通的教員尚且有這樣的影響，何況負盛名的學者呢？少年人大都是崇拜英雄者，他們極容易受偉大人格的感化。我們讀名人的傳記，常常看到他們幼年因為遇到一兩個大偉人，得到終身不忘的印象。偶然遇見的尚且如此，日日坐在講堂中質疑問難的更不必說了。歐洲的大學往往因為有了幾個人格偉大的教授，全校的學風甚至於全國的學風，居然一變。中國從前也有許多書院，造成一種特殊的學風，這我們不能完全歸功於治學的方法，大部分還得力於人格的陶冶。

中國現在學風的不振，是無可諱言的，尤其令人傷心的，是學者失了求學的興趣，好學不倦的習慣。然而這並不是學生獨有的毛病，社會上誰都差不多這樣，就是教授先生們也往往除所教的課本外不讀書。在這種情形之下，申斥學生不讀書是廢話，勸他們求學救國也是枉然。隻有一般專心學問的教授們以身作則，由人格的感化，養成好學的學風。他們在短時期間也許不能有看得見的效果，也許竟不能得到一般人的諒解，可是他們的房子不是築在沙上的，他們的種子不是投在水中的，時日久了，他們的屋子終有完成的一天，他們的種子終有開花結果的一日。像胡先生這樣的學者，大學裏是萬不可少的。

所以如果胡先生覺得著書譯書和教書是不能並行兼顧的，教了書就不能實行著譯的計劃，那我就沒有話說，要不然，我希望胡先生還是每天少寫一千字，不要脫離教書的生活。如果胡先生像我們一樣，愈教書愈感生活的艱難，那我就沒有話說，如果胡先生著作所得的版稅還可以充補愈積愈多的欠薪，我希望胡先生還是不要脫離教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