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瀅閑話

第五十四章 剽竊與抄襲

　　現在著述界盛行“剽竊”或“抄襲”之風，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一般人自己不用腦筋去思索研究，卻利用別人思索或研究的結果來換名易利，到處都可以看到。然而我們也那能深怪？現在的社會是不是鼓勵人們用腦筋的社會？社會的種種方麵，總是用心用力的役於人，不用心不用力的役人；心力用得愈多的得到的報酬愈少，心力用得愈少的得到的報酬愈多。那麽著述界又那能特別的立異？要是用自己的腦筋去研究，一年半載也許得不到什麽結果，要是利用人家的腦筋，半天就可以寫一篇文章，一月就可以草成一種著述。好在中國的讀者從不問你的作品質的好壞，隻問它量的多少；中國的學生不問你的學問深淺，隻問你在副刊上發表文章的多寡。這種辦法也無非是依照經濟學的原則，用最少的力量得最大的效果罷了。這種風氣的結果，乙抄甲，丙又抄乙，永遠沒有完畢的時候。在健忘的普通讀者的眼中，一篇文章雖然讀過了三百篇，他還會認它是新著，本無關係，可是一般鴻博的批評家可免不了頭痛欲狂了。

所以鴻博的批評家迫不得已的生起氣來，我們能夠諒解，我們非但諒解，而且同情，非但同情，而且熱誠的希望，馨香的祝禱他們的努力。我們相信除了他們的筆鋒，沒有東西可以換回上麵所說的那條經濟原則。

可是，很不幸的，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博了。他們俯伏了身軀，張大了眼睛，在地麵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麽？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總之這些批評家不見大處，隻見小處；不見小處，隻見他們自己的宏博處。例如某宏博批評家說：“某先生大抄史特林堡的名劇‘鑽石’而標以創作的美名，揭於前《文學旬刊》已為識者所笑”。不錯，我也仿佛記得有這麽一回事，可是記得某先生抄的卻不是“史特林堡的名劇”，而且“史特林堡的名劇”中我也記不起什麽“鑽石”來。這足見某先生宏博的程度了。實在許多批評家宏博的程度，深可驚奇。他們叫我們不得不聯想到那些宏博的小孩，他們讀《三字經》還沒有滿一句，到處見著“人”字，“之”字，便大嚷你瞧，“你瞧！人！人！人！之！之！之！”好像那些寫人字之字的都在抄他們的《三字經》！

在我們不宏博的人看來，“剽竊”“抄襲”有一定的意思，不能看見兩篇東西稍有相同之點便濫用這樣的名字。兩個科學家都寫愛斯坦的相對論，他們的論調，自然有許多相同處，雖則他們誰也不用“剽竊”。可是，要是一個人說他自己發明了相對論，他是“剽竊”本不用說，他把第二人的書改頭換麵的付印，也自然是“抄襲”。種種科學都不外如此。

至於文學，界限就不能這樣的分明了。許多情感是人類所共有的，他們情之所至，發為詩歌，也免不了有許多共同之點。把好花來比美人，不僅僅中國人有這樣的觀念，西洋人，印度人也有同樣的觀念，難道一定要說誰抄襲了誰才稱心嗎？人類的悲歡離合，總不出幾個套數，因為兩種作品的套數有些相同，就指為“抄襲”，這種批評家的宏博也不亞於上說的小孩。

“剽竊”“抄襲”的罪名，在文學裏，我以為隻可以壓倒一般蠢才，卻不能損傷天才作家的。文學是沒有平權的。文學是“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為什麽蠢才一壓便倒呢？因為他剽竊來的東西，在他的作品中，好像馬口鐵上鑲的金剛鑽，好像牛糞裏插的鮮花，本來太不相稱，你把他的金剛鑽，鮮花去了，隻剩了馬口鐵與牛糞。至於偉大的天才，有幾個不偶然的剽竊？不用說廣義的他們心靈受了過去大作家的陶養，頭腦裏充滿了過去大作家的思想，就狹義的說，舉起例來也舉不勝舉。作品裏有許多字句是從希臘羅馬的作品裏整段的翻出來的，而且幾乎沒有一個希臘羅馬的詩人，曆史家不曾在他的作品裏留下些痕跡。托爾斯泰的傑著《戰爭與和平》裏麵講戰事的地方，就有整篇的抄襲。最顯著的例莫過於莎士比亞了。他的劇本的事實布局，幾乎沒有一種不是借自別人。可是，你就指出了他們的剽竊，他們的作品也不會因之減色。雖然借了許多名句，他自己作品也自有傳世的價值在。托爾斯泰把冷冰冰，毫無生氣的紀事，化在他如火如荼的傑作中，無異乎生死人而肉白骨了。莎士比亞在他陶冶天地的大爐中把許多泥塑木雕的傀儡熔化成了英雄美人。幼稚散漫的情節製造成了絕世傳奇，要不是經他的借用，還有誰會得聽見那些無聊的作品來？

“剽竊”和“抄襲”的罪名固然不足以輕減他們作品的價值，可是究竟“剽竊”過，托爾斯泰究竟“抄襲”過。

可是莎士比亞是不受這樣的罪名的，因為他的作品已經又是一回事。同樣，一個作家也盡可無意的，或竟有意的借用另一作家的布局，隻要他運用的方法不同，他周圍的空氣不同，他人物的個性不同。契訶夫有一篇短篇小說是把一個勞苦工作的丈夫同一個沒腦筋隻管享福的太太做對照的。曼殊斐兒在她的用同樣的主旨。曼殊斐兒是私淑契訶夫的，她曾經看見他的那篇小說，毫無疑問。可是我們萬不能說曼殊斐兒是抄襲契訶夫，因為契訶夫的小說裏是純粹的俄國人，曼殊斐兒的是純粹的英國人，契訶夫的人物有他們特別的個性，曼殊斐兒的人物也有他們的個性，所以，雖然那兩篇小說說的是同樣的事，讀者得的是差不多的感想，它們簡直是兩件極不相同的東西，同時卻是兩件同樣美麗的東西。自然，要是讓宏博的中國批評家看見了，他們又找到了偉大的發見了。幸而宏博的中國批評家是不曾看見的——它們還沒有翻譯成中文呢。

胡適之先生從上海寄蔣夢麟先生的信、有這樣的話：

前不多日，我從南京回來，車中我忽得一個感想。

我想不教書了，專作著述的事。每日定一個日程要翻譯一千字，著作一千字，需時約四個鍾頭。每年以三百天計，可譯三十萬字，著三十萬字，每年可出五部書，十年可得五十部書，我的書至少有兩萬人讀，這個影響多麽大？倘使我能於十年之中介紹二十部世界名著給中國青年，這點成績，不勝於每日在講堂上給一百五十學生製造文憑嗎？所以我決定脫離教書生活。

他在給我們的信裏還說“我們能批評人家的翻譯，而自己不翻譯，我們能評人家的著述，而自己不著述，這是根本不對的。”

（原信不在手邊，字句也許有些出入。）我們自然是十分讚成他的計劃，希望他能夠實行。自然我不信一年六十萬字，十年六百萬字是能實現的。這樣下去，再活五十年，不就寫了三千萬字了麽？胡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那種書，一定不是可以一天寫一千字寫成的。他也許一天寫了五千字，一萬字，也許三個月還不能動一動筆。一天一定寫多少字，雖然有那樣的作家，如英國小說家可是大多數人耐不住那種煩，並且這樣所寫成的作品也許不能特別的出色。我們希望胡先生的，不是平常我們都能寫的書，隻是與《中國哲學史大綱》那樣，和再進一步的著作。這樣的著述，不要說一年五部，就是五年一部我們已經很滿足的了。

夢麟先生在他的複信裏說：“這種事業，我以為凡有能力的留學生們都應該做的。”可是，非常的不幸，凡應該做的“留學生”卻都沒有“能力”，因為，我已經說過，中國恐怕隻有胡適之，梁任公兩位先生有靠他們著作生活的能力。除非中國的著述事業大大的發達，或是做教書匠的有安安穩穩的一碗飯吃，這個希望隻好終於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