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瀅閑話

第四十八章 文章與飯碗

　　中國人實在太看重文章了，同時我們也可以說，中國人太不看重文章了。因為文章是萬能，大家都拿文章做工具，沒有人拿文章做目的。在科舉時代，會做了“錦繡文章”就可以中舉，中了舉就可以做官，所以誰都望自己或他的子弟會文章。就是講“文以載道”的韓文公，因為會做了幾篇文章就屢次三番的上宰相書，要求給一個官與他做。這種風氣到現在還沒有變。可是，因為文章是工具，因為“一個人想出風頭，他得做文章；一個人想找飯吃，他得做文章；一個人想做官，他也得做文章”，他的風頭出足了，飯碗找到了，或者官吏做成了的時候，文章就再不用做了。我們現在見到的正是這樣的現象。

做文章的人同做官或是做工的人一樣，飯總是要吃的，不能因為他重視了文章，就可以不吃飯，妻子也是要養的，不能因為他重視了文章就讓他們去餓死。隻要看自古以來的名山大業，不是出於做過了官退養林泉的人，便是祖宗留下來些產業的人，要不然就是他們做的是清閑的事，有許多空工夫來讀書寫文章，就是顧亭林那樣的高潔，他非但有書，還可以“車書南北”，就是陶淵明那樣的“短褐穿結，簞瓢屢空”，他還有幾間“環堵蕭然”

的破屋子，幾畝南山下的田，幾枝東籬下的菊。

歐洲百餘年前也差不多這樣。一個文人不是有錢者有閑的貴族，就是靠貴族吃飯的門客。他們寫了幾首詩，一個劇本，一篇小說就希望政府賞他們一個拿錢不做事的官，大學裏不教書的教授，教堂裏不教道的教師，或者至少送他們一筆過活的錢。“阿娘搖手向兒道”，“爺有新詩上相公”，當時的文人，也是與中國一樣的可憐。

可是現在外國的文人大都可以靠自己的著述生活了，並且許多文人還可以過一般文人理想的生活，中國卻除了梁任公，胡適之二人外，恐怕沒有一個人可以專門著述不至於餓死，除非去做大書賈們的傭工。中國出版界的冷靜，這也是一種原因。一個著述家不能把著述當他終身的事業。卻要去幹種種與他很不相宜的職務，真是極大的不經濟。就是他所做的事與他的才能也很合宜，可是他的大部分的精力都花耗在那裏，隻有一日忙中偷出些閑工夫來寫幾句東西，怎樣會產生偉大永久的作品來？

我們要著作多，先得要有許多把著述看作終身事業的著作家。著述家不能拿著述當終身的職業，他們免不了看文具做工具，自然難叫他們把著作當作終身的事業。現在許多中國人還是覺得無論做什麽事都可以拿錢，做了文章可以做無論什麽事，可是如果直接的做文章賣錢，靠著作來口，還是看作“文丐”的生涯，這種思想不解放，著述界，尤其是文藝創作界前途是不會大放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