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瀅閑話

第四十章 劉叔和

　　一九二〇年的秋天，有幾個中國留學生從美國到倫敦，其中我最先認識的是徐誌摩。有一天，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遇見誌摩，他說，他同來的老劉認識我，他在飯廳裏看見我的時候，說道，“那不是小陳嗎？”我問老劉是誰，誌摩告訴我他名光一，字叔和，南通州人，北大法科畢業，在美國研究經濟學，他們兩人同船去美，現在又同船到英國。我聽了還是茫然，想不起劉光一是誰來。

大約過了一兩天，我才同叔和相遇，他說起我們在上海南洋公學的附屬小學曾經同過半年學，那時他的名字叫光頤。我漸漸的想起一個常常穿白竹布大褂，腦後拖一根小辮子的瘦弱的人來。他這時還很瘦弱，不過那時他比我高半個頭，現在我比他高半個頭了。此外我能夠想起的，隻是他是老學生，比我高二級，我入校半年他便升學了。他自己說，他在小學的時候很懶怠，不大愛讀書，所以畢業的時候是末一名，並且幾乎不及格。

他在南洋公學畢業之後，就考進北大法科。那時他求學的興趣已經很濃，畢業的時候，小學校考末一名的居然一變而為第一人。此後他在北大研究了一年，就自己備了資斧到美國去了。

他在倫敦，就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經濟學，尤其注意經濟原理和經濟史。可是他在經濟學外，同時還研究許多東西。他又非常健談，無論什麽問題，從文藝科學以至極微細的事物，一經說到，叔和便有他的意見和結論，一開口便滔滔不絕。後來他同傅孟真和我都住在一條街上，往來極密。孟真也於學無所不窺，而又健談。我們三個人每次相遇，叔和同孟真必爭，叔和所是的孟真必定要說它非，孟真所非的叔和必定要說它是，旁證博引，奇趣橫生。我素來呐呐不多言，然而也喜歡弄些野狐禪，遇到有趣的爭論，免不了常常加入他們的戰隊；爭端一開，往往曆兩三點鍾不休。

叔和家中還富有，可是他日用非常的節儉。他住一間小屋，不能坐家中讀書，每天清早挾書到學校圖書室，或附近的圖書館去攻讀。除了上課的時候，他整天總在圖書館，直到閉館才回家。那時我同孟真等也窮極，我住在屋頂一小屋中，更加狹窄，所以也不得不上圖書館讀書。中飯的時候，我們三人大都會集於附近一個極便宜的小飯館中，吃那永不變更的煮牛肉，討論種種色色的問題。飯後到附近的Clapham Common散步片時，自然又小不了爭論，又各回圖書館。除了星期日我們有時到郊外遊息或作長時間的爭論外，日常生活，大都如此。

一九二一年的年底，我到德國，在Dresden住了半年，六月到柏林，孟真叔和已先在。那時中國學生從他國到德國的很多，大多因為馬克價落，前去遊曆。叔和仍舊閉門讀書，所以不到三個月，他已經可以勉強看德國書和談話。我不久便去法國，又從法回中國，風傳以後叔和在德也曾經有過些浪漫生活，可是這一段曆史我就不知道了。

叔和在一九二三年的秋天回中國。因為他隻身沒有家屬——他曾經結過婚、沒有子息，他在美國時候他的夫人便去世了——他就同我們幾個人同住。這也許是叔和的不幸。因為叔和為人雖極隨和，對於主張及操守卻很固執。他同寓和往來的人，都不懂得酬世的方法，不知道怎樣的迎合潮流，怎樣的觀風轉舵，怎樣的敷衍所有交往的人。他們相信什麽是對的，便覺得應當做什麽，不知道在中國做事必須用手段，必須有交換的條件。因此他們在中國社會裏總覺得格格不入；他們想做的事常常失敗。他們的朋友們總說他們的洋氣太深，書呆子氣太重，勸他們圓活些，反對他們的人隻覺得他們可厭，是應常用種種的方法掃除掉的障礙物。他們自己也覺得什麽事都做不好，非常的無聊。叔和處身其中，自然更加不能與流俗相合了。

叔和在北大所教的課，最重要的是歐洲經濟史。經濟史是他專門研究的學問，然而他並不對於自己所已經知道的認為滿足，還是非常刻苦的預備。往往因一小點，遍翻所有的英德法三國參考書，必定要毫無疑竇才罷。他對於所有的功課，都這樣的認真，所以常常到夜間二三點鍾才睡。有時他發見了自己以前演講的錯誤，無論怎樣的微小，他一定要在講堂上認錯更正。這種歐美學者酷愛真理的精神，在中國也許免不了受一般學生的輕視。

我知道有幾個優秀學主實在非常敬愛叔和，然而大部分也許不見得能識叔和的真價值，要不然叔和也不至於脫離北大了。

去年學期考試的時候，某班學生要自己選擇坐位，叔和卻固執非依他排的號數坐不可，因此許多學生說他汙辱他們的人格，拒不受試。經了這次風潮，叔和已經非常的灰心。下一學期忽然他接到所教的選讀班學生用全體名義寫的一封信，攻擊他很厲害，說他的教課是“了草敷衍”。用別種罪名罵叔和，他也許還可以忍受，把“了草敷衍”四字來責備一個教課最認真，最不肯半點將就的人，使他覺得他的心血是白用的了。加之他對於學校種種的不滿意，就決意辭職。後來他的別班學生竭力的挽留他，學校方麵也不肯準他辭職，朋友們苦苦的勸告他，就是寫信的那班學生也有人表示後悔，可是叔和無論怎樣不肯再回北大了。

他因為教了一年半書，隻是預備功課，沒有時候去研究新的學問，所以他脫離北大後不願就別的事，隻想自己讀書，恢複以前在歐美時的求學的興趣。正在這個時候，現代評論出版了，同人中隻有他沒有固定的職務，就推他為經理。為了這個報，他奔走了好幾個月，費了不少的心血，報酬自然是沒有的，非但沒有報酬，他還貼了不少的車錢和郵費。他自己相信很有辦事的能力，其實他始終還是一個學者，所以這個擔子壓在他的背上，使他很感覺負擔的沉重。

近二三月來，報紙的事務已經上了軌道，他也漸漸的回複到以前求學時代的生活。除了為了滬案他非常熱心的做了許多切實的研究之外，幾乎隻是關了門讀他想讀的書。不意他忽然病了。

他身體極弱，自己的起居又沒有一定的時刻，飲食又不當心，所以常常有病。八月中旬他又覺發燒很重。我們起初以為他的病不過舊病複發，並不在意。可是請中醫醫治兩三天非但不好，並且加重。一天，適之去看他，他說“My days are numbered”。他雖然說的是笑話，我們很替他著急，勸他搬入醫院，因為醫院裏看護總得周到些。他自己為節省計，決意搬入德國醫院。他去以後，我們才知道那個醫院簡直沒有什麽叫看護，要招呼還得自己帶人去。可是他的病是重傷寒，病勢極重，不便再搬。在醫院住了十天，我們看見他一天一天的瘦弱，目光一天一天的呆鈍，耳朵一天一天的不靈，可是他的熱度卻漸漸的減少，醫生說他的病很有起色。

九月一日下午我同錢乙藜到醫院。覺得他雖然瘦得可怕，然而精神卻好些。看護婦說，危險的時期已經過了，以後隻要不吃東西，便慢慢的好了。我們聽了很高興。

第二天中午，醫院忽來電話，叫我們派人速去。我們到時約在下午一時半，該院醫生克利與友人周振禹醫生都說他的病沒有希望了，克利醫士說病人直至前一日，日有起色，昨晚忽變卦，不知吃了什麽沒有。叔和此時尚清醒，看見多人忽至，目光灼灼從此人轉至那人，額角汗珠迸發，問道“沒有希望了麽？”我們隻好忍止眼淚，安慰他，同他說病已加重，但不是無望，不過須有人在旁服侍才好，請他把家中住址告訴我們吧。他說“不用通知他們了，沒有用的”。我們催了幾次才說了。我們問他昨晚吃什麽沒有，他說沒有。他又說“昨天晚上鬧得天翻地覆，如果今晚也這樣，我就不能活了”。我們一麵去打電報給他家族，一麵到協和醫院另請醫生，希望再有回生之術。二時半他又囑我發一電給他長兄。我三時回醫院，他已經不言語了。三時二十分協和醫生到，略審視，即告束手，並且說恐怕隻有幾點或幾分鍾的事了。醫生去後，朋友們恐環立室中，擾亂病者神思，都退出門外。房中隻有我同看護婦一人及侍者一人。果然不到幾分鍾，叔和已與世長辭了。

叔和死的日期是九月二日，便是陰曆的七月半。先四五天，錢乙藜去看他，他問將到八月半未，乙藜說離七月半還有多少天，叔和說“七月半要出院去逛逛了”不意竟在這一天棄了他的軀殼去了。

我們同醫院交涉叔和身後事完畢出院，在門口遇信差，有一信是誌摩給叔和的。我拆開一看，是誌摩南下時告辭的信，信裏說道“盼兄耐心靜養，早日安複為慰。南中逗留約十日至十五日，歸時再見”。今誌摩已歸，叔和卻永遠不能再見了。

叔和的病不是不能救的，並且在醫院多少天，一天一天的熱度已減輕。死的前一天，他精神也略好，夜間忽然變卦，一定有特別原因。醫生說也許他前晚吃了東西或動了，他既說並沒有吃東西，那麽想來是動了。他所說“昨晚鬧得天翻地覆”的話，恐怕與他的死有關吧。前一天我們在醫院時，壁間某室忽發哭聲，可是叔和那時並沒有聽見。也許晚間那死者的家族都來號啕大哭，叔和聽見了，因為非常不安而動了也未可知。其實舉哀痛哭這些事，在醫院是應當禁止的，就這一點也就可以知道德國醫院的隨便了。

叔和性情平易，待人和婉，可是常常喜歡說抱怨的話。請他辦事，強之常達目的，可是開始總自捶其胸道：“辦不了，辦不了”。大約因此及因他說話極多的緣故，朋友們稱他為“劉老老”。許多散處歐美中國的朋友聽見劉老老忽然死了，一定大家會感覺極沉痛的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