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的人總把看不懂的文章當作好文章。這不僅中國人這樣,外國的平常人也是如此。一個蘇格蘭的老媽子聽人讀了本國大詩人的傑作她覺得一點不稀罕,因為寫的是農民平常的經驗,用的是農民常用的言語。可是,中國不僅平常人這樣想,舊式的文人大都脫不了這種的腦筋。他們看見了一個簡單的意思用佶屈聱牙的古字陳言寫了出來,便搖頭的讚歎,他們看見了一個繁複深切的意思用簡單明了的話說了出來,便搖頭的歎息。然而文章是看得懂的比看不懂的好,幾乎可以算是天經地義,文章究竟是傳達意思的啊。
自然,文章的看得懂看不懂,不僅僅在字句,大半還在字句所包涵的意思。一個完全沒有科學知識的人,當然看不懂高深的科學專著,無論它敘述得如何明白。要不然,誰不能像某先生那樣的說:“愛斯坦的相對論有什麽難懂?我個個字都識,除了那些符號兒”?可是,就是高深的科學,在一個赫胥黎的手中,一個達爾文,一個羅素的手中,大多數人覺得容易了解了許多。所以一樣的一個意思,一樣有力的傳達出來,一篇文章容易懂,一篇難懂,我們就可以武斷的說容易懂的是較好的文章。一樣的一個情感,一樣有風韻的表現出來,一篇作品容易懂一篇難懂,我們也可以說容易懂的是較好的作品。隻有非那樣的文字不能傳達那意思的奧妙,力量,情調,和風韻,才可以用那樣不容易了解的文字。
白話文與文言文的爭點,這就是一個。一樣的一個意思,一樣的敘述,白話可以得最多數的了解,文言少數人,佶屈聱牙,排比四六的古文隻有幾個人。
可是,白話不都是一樣的,猶之文言不都是一樣的。白話雖然很“流行”,卻不一定都“惡濫”,文言雖然很不流行,卻實在是“惡濫”的多。這不是說俏皮話,這是不可磨滅的事實。不過,一方麵不僅寫白話的人,就是寫文言的人也大都承認一般文言無非是“老生常調”,無非是“濫調”,一方麵卻不僅寫文言的人,就是許多寫白話文的人還不曾知道好的白話文也是從“字斟句酌”出來的。他們以為夾七夾八的白話寫在紙上就是白話文,那無異乎把所有的雜亂無章的東西,隻要有“之乎者也”就算作文言文。吳稚暉先生的“狗屁狗屁”自然成極好的白話文字,蘇東坡的“嘻笑怒罵”也何嚐不是絕妙的文言文章?可是你盡管紙上寫滿了“狗屁”,你不會成一個吳稚暉,你放量的嘻笑怒罵,人家也不就當你第二個蘇東坡。
瞿宣穎先生在甲寅周刊裏說的甲寅之文字。自是民國十四年之文字。其所標舉。
乃是文言。以對今日之白話。非古文也。豈獨不侔於古文。作者之筆墨蹊徑不同。靡不自成抒軸。蓋雖概目為一體。良不似白話文既限於今日通行之一種。永永自傳於槁枯生硬之境。是知欲求文體之活潑。乃莫善於用文言。緣其組織之法。粲然萬殊。既適於時代之變遷。尤便於個性之驅遣。
他簡直就不懂自己說的是什麽。文字是可以表現個性的,白話如此,文言也如此,誰都不限於什麽一種。可是,白話文重自我的表現,文言文卻重模仿。一個中國人,寫的外國字無論怎樣好,他的文字的個性的表現力一定不會像一個中國人寫中國文字那樣的強。同樣一個今人寫古人的文字,無論怎樣的好,終究不能像今人文字的“便於個性的驅遣”。西施是絕世的美人,可是她學了別一個美人的態度就可厭了。東施是醜婦,可是她如果不硬學西施,也不至於被嗤。“好為捧心之妝,適以自翹的醜”的究竟是白話呢,還是文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