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行嚴先生在他的“創辦國立編譯館呈文”裏麵,說及現在出版書籍的稀少,至深浩歎,可是他歸咎於白話文體的盛行,卻實在可笑。聽他的話,好像隻要大家廢止白話,高文典冊便可以叱嗟而來似的。可是試問在新青年提倡白話的前十年裏有過什麽偉大的作品?自從白話文盛行以來,又有過什麽說得上的文言的作品?這二十年裏,有過什麽文言著作可以比得上吳稚暉先生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都是些白話的作品?白話文言與出品多少實在是風牛馬不相及,斷不能並為一談。行嚴先生說“書不必深,有用為宜”,可是文字卻必須“字斟句酌”,排比四六,我卻覺得意思不妨深些,文字不妨淺些,這是我們思想根本不同的地方。
至於著述的稀少,實在另有原因,與白話文沒有絲毫的關係。學者們至少必須有了充分研究學術的時間和機會,方才說得到成績。外國大學裏有Fellowship等等的製度,專門供給一般自己無資產而懷才好學的人以潛心研究的機會;一種專門著述作成,又有種種發表的便利和獎勵;就是大學教授等,也授課的時間極少而研究的時間極多。中國是怎麽樣的呢?有誌專門研究學術者沒有潛心學問的機會固然不必說了。一般學校的教員大多鍾點極多。空閑至多,而且數目極微的薪金還不能按月支領,往往二三月不得一金,積欠延至年餘。教員們妻怨子號,負債累累,忠厚的終日為柴米蹙眉,聰明的東兼差,西兼課,皇皇然到處奔波。在這樣狀況之下,溫習故業已經不能,怎樣會望他們闡發新知,獲什麽心得呢?
因為政治的腐敗,教育狀況的不安寧,學校漸漸失了講學的風氣,變成了政治運動的集合所。一般野心的政客,利用青年學生們的熱心,達到他們特殊的目的。一般好活動的教員,也鼓動種種的風潮,為他們出頭進身的梯階。普通的學生們就以為幫助他們運動的是他們的朋友,而認定那樣以學問為前提的人為仇敵。教育狀況,一天比一天壞,風潮也一比一天多。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又有誰能夠專心於學業呢?
假使居然有人,不懼貧困的壓迫,不受環境的影響,埋頭典籍,或藏身試驗室,在學界有了一種貢獻,那麽書賈們把他三五年,或一二十年嘔心嘍血的結晶當作貴物,與他量材論價,三元一千宇,五元一千字,或叫他自己出資付印。如果書賈答應他抽版稅,自然大幸,可是專門科學的著述,有誰買呢?這是國家和學術團體的事,可是中國國家向來就沒有想到提倡學術,學術團體呢,雖然還有一兩個,卻都忙著開會和歡迎洋學者,洋什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