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弄到這般田地,完全是知識階級的責任”,這是丁在君先生感慨的話。我不信任何一部分少數的人能把一個國家弄到怎樣的田地,尤其是中國的知識階級。實在我就有些不大清楚誰是中國的知識階級。無論什麽論政,論學的書籍雜誌出版,它們的讀者幾乎全都是教員和學生;無論什麽報章雜誌裏的投稿者,也幾乎全都是教員和學生;無論什麽地方遇見了人,同他們談談,他們的見解和知識幾乎全都趕不上一般的學生。現在丁先生把學生們一筆鉤到知識階級的外麵去,那麽誰是知識階級呢?
僅僅幾個教書匠?“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把國家強弱存亡的責任都放到他們的身上去,不太冤枉?
國家的責任,不是幾個人可以負得起來的,“知識階級如果有愛國的誠心,有愛國的能力,”芸芸眾生如果還是醉生夢死,外國人還是可以欺負你,還是要欺負你。如果這一次沒有學生的奔走呼號,沒有上海的罷工罷市,那麽任你知識階級盡力的愛國,這個血案早就消滅於無形了。(也許外交家正要如此。)國事是國民大家的事,隻有國民大多數能把它弄好弄壞。中國的國民實在是“程度不夠。”拉洋車的與坐洋車的都一樣的難感化,小鋪子裏的掌櫃與大財主也一樣的慳吝。這一次滬案的宣傳也可以算得普遍了,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這回事了。然而全國總罷市半天的那一天,北京是怎樣的景象?沒有一個鋪子關上門,沒有一個店子下了半旗沒有一個洋車不在街上拉。然而隻要警察下一個命令,家家今天就可以掛上五色旗,明天就可以掛上龍旗,今天就可以五點鍾開市,明天就可以五點鍾閉門。
僅僅罵他們冷血是沒的用的,也是冤枉的,因為他們實在是程度不夠。許許多多的思想感情不是一天兩天能夠打進腦裏麵去的。隻看端節遊行那一天,教育界之外,隻有工廠的工人多,許多工廠的工人裏麵尤其是印刷業的工人多。這不是他們的血比商界農界的人熱。工廠的工人多少人在一塊兒,對他們容易做宣傳的工夫,他們自己有了討論研究的機會,印刷業的工人知識更加高一點,與宣傳的接觸又多一點,他們了解的力量大,自然血也熱些。
北京如此,內地的各大城想來也不免如此,小城小鎮更加不用說了。國民的程度這樣幼稚,有人還要主張同外國人火拚,讓他們殺到我們末了一個人才止,真是太不觀察事實的幻想,我恐怕手執順民旗,跑在道旁的民眾是不會沒有的。
中國的沒出息,還是一般國民的責任。不要讓中國沒出息到底,那是知識階級——連學生在內——的責任。宣戰我是不讚成的。可是外國人把刀子放在我們的脖子上,我們不動一動,或是哀聲求饒,我也是不讚成的。我們現在應當在宣戰一途之外想在種種方麵來抵抗英國人。如能不讓步而避免戰事,終要設法的避免戰事。可是如果英國人與我們宣戰,或是逼我們到不得不作戰的一步。那麽我們也隻好作戰。我們明明知道作戰是犧牲,作戰是不會贏的,但是我們替這幾千年的老大古國究竟爭了一點麵子。如果我們隻看了物質方麵,把一切氣節,人格,名譽都丟掉了,什麽人都同北京的市民一樣見識,這樣的民族還要他幹麽?
戰爭是苦事,他也不是什麽有趣味的事。戰爭的恐怖,戰爭是地獄。我們就去作戰,也要存了一個不得不入地獄的心。一般“文學家”們已在那裏讚美戰爭,歌頌流血,我們讀了不覺心痛。
我不希望我們多有這樣的英雄,我希望我們多有些憎惡戰爭而臨事不得不挺身去幹憎惡的事的平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