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孫中山先生移靈到西山去,喪儀似乎比上一次有紀律,有秩序得多。可是送葬人的行伍雖然整齊些,他們的態度卻大不及上一次的嚴重了。
我們站在路旁,隻見一隊一隊的青年過去,口中喊著:
“打倒帝國主義,嘻嘻!打倒封建軍閥,嘻嘻!中山主義萬歲,嘻嘻!”
這“嘻嘻”兩字,是我加上去的,可是讀者假如留意我上文用的是“見”字,不是“聽”字,大約不會說我是誣蔑他們罷?
因為那些高聲呼號的青年們,實在十個中八個是在笑著。他們也許覺得在人前這樣的呼號是很好玩的,所以高興的笑著,也許覺得在人前這樣的呼號是怪不好意思的,所以搭訕的笑著,可是,無論如何,他們忘記了他們是在送殯,送一個他們最崇拜,最景仰的偉人的殯。
我們覺得無聲的悲哀是最沉痛的悲哀,無聲的行列是最嚴重的行列。在孫先生大殯的時候高聲的呼號已經是錯了,何況那些呼號的青年們,十個中八個是在笑著。
尤其使我覺得難受的是看見許多十歲左右的小學生也在把這四五句口頭禪高聲的叫著,他們的笑是應當的,因為他們本不懂得他們叫的是什麽。可是為什麽教他們這樣的叫呢?
也許我受了英國思想自由的毒,我總覺得一個信仰必須有理智做根基,才算得是徹底的信仰,要不然隻好算迷信。我又覺得迷信的勢力雖然大,雖然曆史上的事實大半是迷信驅策出來的,究竟總得有徹底的信仰,世界才會有進步。我並不反對人家提倡某種宗教,我卻不讚成把任何一種的宗教信仰灌輸入孩提的頭裏去,我並不反對人家提倡某種政治學說,我卻不讚成把任何一種的政治學識去教智識未開的幼童。我以為一個懂得你的反抗者比一個盲從的信仰者有價值的多。
蕭伯納說:“世界上隻有一條金科玉律,這條律說,世界上沒有金科玉律。”
就是金科玉律,經了年月,換了地點,也免不了修改,何況本來就沒有什麽金科玉律呢?
他們的呼號,使我想著中山先生的三民五權主義,同時也聯想到英國有兩位大文豪也不約而同的希望我們恢複考試製度,一位還希望恢複彈劾製度。
坐在他鄉間園中談到中國的時候,威爾思這樣的說:
民主政治並不是萬能的聖藥。現在各國都在模仿英國,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可是中國雖然在許多方麵是向來非民主的,例如沒有代議製度,在別種方麵,卻很合民主的精神,例如科舉製度。在科舉製度底下,誰都能爬到國中最高的位置。你們為什麽不恢複那製度呢?
自然恢複的時侯,應當適合現狀,譬如不考四書五經,考新的學問?
他又說:他自己正想寫一本書,叫“人的選擇”。什麽人最配幹什麽事,什麽事需要什麽人,一定有一種選擇方法。選工業專家有工業專家的選法,選學校教師有學校教師的選法。他說這本書在小說之外,當最先出版。可是四年來他又寫了好幾本書,這一本還沒有出現。
稱讚彈劾製度的也是威爾思,可是我的日記上沒有記下來,現在想不起他怎樣說的了。
蕭伯納說的更有味了:
配治人的才可以治人。“為人民的利益,由人民主持的人民的政府”這一句話,從林肯首倡以來,成了口頭禪了。但是人民是不能主持政府的。他們連戲都不會得寫。假使有人說戲劇應當是“為人民的愉快,由人民編著的人民的戲劇,”我就要說他們是瞎說。人民是不會寫戲的。他們要戲,他們就得請教我。政府也是一樣的。英美曆代相傳的見解是誰都能治國。中國曆代相傳的見解可不同了。治人的一向須經過一個智識的試驗。試驗的方法也許很糟,意思卻並不錯。困難的地方就在怎樣想出一個著實可靠的試驗方法來。
威爾思與蕭伯納,雖然以小說家戲劇家出名,他們在政治思想上很有些供獻。他們像一般近今的政治思想家,都對於民主政治,非常的懷疑,可是想不出什麽具體的替代方法來。威爾思說過:“隻要有十分鍾的工夫,我們便可以把民主主義打得體無完膚,可是其餘的主義,不消五分鍾便可以打得落花流水了。”這句話很可以表示一般近今政治思想家的態度。考試製度和彈劾製度也許是一種補救的方法,至少他們以為在中國是值得試驗一下的。不過在他們是“姑妄言之”,在我們也是“姑妄聽之”,偶然想到,翻開日記本,譯述於此。我並不說中山先生提倡的考試權和彈劾權,經過他們不約而同的讚成,增進了多少價值。隻是,我希望崇拜孫先生而“仍須努力”的人,努力下些研究的工夫,使他的主義成一種更完美而能應實用的學說,不要僅僅在宣傳方麵努力。要不然,孫中山先生的主義雖在口頭,在紙上“永遠不死”,在實行方麵能夠說得定“永遠不死”嗎?“行之匪艱知之維艱,”孫先生的這句話,是應當時刻記在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