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領導者想清楚企業“想成為什麽”和“能成為什麽”這兩個問題,並作出清晰的描述之時,這個企業的價值主張的基本方向基本上已經確定。但是,真正讓企業的文化價值主張產生凝聚人心、指引全員努力的文化導引力量,則在於將這種價值主張融入到企業經營的每一個階段性的戰略步驟中來。
這就是另一個文化經營上的考驗:價值主張與戰略布局對接。
戰略是一個中介要素——向下,它在具體的業務上指導著企業的行動方向;向上,它與企業文化的價值主張相對接。明白這一點,是讓企業文化和價值主張徹底融合並推進企業發展的關鍵要害。
清華大學教授張德指出,企業文化經營的提升都要經曆三個階段,即實現從人治、法治到文化治的階段過渡。第一個階段經驗管理階段,特點是人治,靠“一把手”的強勢領導來管理企業;第二階段是科學管理階段,特點是法治,靠製度管理企業;第三階段是文化管理階段,最大的特點就是信仰治理。
但是將企業文化管理提升到信仰、戰略的高度之後,好像與文化的落地又成為兩個對立的矛盾體。解決這一矛盾我們可以分兩步走。
確保解決這個問題的首要因素,在於確保我們的企業文化核心的價值主張簡單易行。曆史上,晚清重臣曾國藩在治軍中就非常注意這一點。曾氏治軍思想的高明之處就是善於將政治思想中的各項要求通過簡單易行的方式灌輸到部隊,從而形成一支有明確政治綱領、團結奮戰、酷羨英雄的軍隊。簡單則易行,易行必須簡單,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在這裏需要注意的是,簡單不等於簡單化,而是更容易讓普通成員理解與接受,具有可操作性。曾國藩是一個大學問家,然而很注意克服書生氣。他從認字啟蒙開始,對來自山村“樸實少心竅”而沒有文化的赤腳農民進行文化和仁、禮的教育。他親手製定軍紀、營規並編成通俗易懂的“順口溜”,教士兵們唱。比如:《陸軍得勝歌》、《愛民歌》、《解散歌》等。在《愛民歌》中:“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第一紮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曾國藩親自教授,令士兵先識字再識義,個個都會背唱《愛民歌》,使得湘軍聲威大震。
當然,簡單也不是降低標準,而是將崇高的政治理念濃縮成核心價值觀,潛移默化地形成核心競爭力。比如,他提出的“八本”:“讀古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居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這種濃縮顯然不是“媚俗”,而是便於人們更方便地把握更本質的東西。當曾國藩看到洪秀全崇拜的天主教教義不合中國國情時,寫了一篇《討粵匪檄》,使得許多知識分子脫去長衫,率領很多黑腳杆的貧苦農民,投到湘軍的旗幟之下。
現在的一些企業,在企業文化建設中大量使用時髦的概念,形成了龐大的文件體係。最後,連製定者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寫了些什麽,更不用說去領悟與執行了。對於執行者來說,那些貌似很科學很係統很先進的“文化”理論,無非是又一種形式而已。
當然,使企業文化簡單易行,與低層次的就事論事的頭痛醫頭是不一樣的。前者可以從特殊推向一般,起到舉一反三的作用,給人激勵,給人希望,非常平和,使人的步伐更堅實;而後者則是總是從特殊到特殊,當舊的特殊性解決之後又會出現新的特殊問題,而且按倒葫蘆浮起瓢,根本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所在。這樣一來,企業文化的文件規定越是想擴大覆蓋麵,越是容易露出破綻,反而形成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博弈之風。
簡單是一個文化落地的一個基本要求。但是,簡單之外還有另一個工作要做,那就是徹底地將價值主張與具體的戰略管理相結合,從戰略層次上將企業文化與核心價值主張以及相應的具體生產實踐融為一體。
一個清晰的、與企業文化主張相適應的戰略,是文化從經營層麵上落地的重要推進力。舉個例子,一家企業的領導人試圖使企業擁有創新的文化精神(一個具體的價值主張),但是如果企業內部並沒有鼓勵創新的戰略——比如為創新投入資源、為創新提供戰略目標等等,那麽這種創新文化仍然隻能是停留在口頭上的口號。如果要達成這種創新的狀態,那就意味著企業必須從戰略管理上確定企業需要達到的創新經營狀態,用戰略創新的方式提供企業資源的配置思路——也包括人才的配置思路,並將創新的主張通過戰略的實施,緊密融合到企業的具體業務活動中來。
所以,我們說企業首先要有針對自身實際情況的價值主張,然後還要有針對自身實際情況的、與價值主張相匹配的戰略以及戰略推進方式,惟有此,企業的文化才可能擺脫東拚西湊的局麵,而發揮有效的經營性功能。做好了這一步,也同樣包括了業務活動中的製度化規範的梳理,因而它事實上達成了“價值主張-戰略運行-製度規範”這樣一個文化建設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