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想午休,手機響了。
一個非常陌生的女人的聲音傳了過來,我是劉玫。
劉玫?我的麵前頓時出現了一個高挑個兒、留著短發的圓臉姑娘,笑時眼睛眯成一條縫兒,兩排潔白的牙齒半露著。
我已經十多年沒有她的消息了。
認識她,是在我老家所在鄉的鄉政府。那是1989年,我在鄉政府當專職新聞報道員,兼鄉廣播站的編輯。劉玫原是村裏的幼兒教師,後來因普通話好,被推薦兼任了鄉裏的廣播員。
劉玫當幼兒教師有一份工資,當廣播員雖然每周隻錄製一次節目,可每月也能領40元的補助。同時,她的稿子寫得比較多,稿費也不少。這樣,她一個月的總收入大約在一百二十元左右,比鄉政府的一般幹部還高一些。但劉玫非常簡樸,穿得和一般農村姑娘沒什麽兩樣。那時候,村村都有廣播,她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廣播裏,這一來二去,她就成了我們全鄉有名的才女了,上門求親的都擠破了門框。據說我們鄉長的兒子也托人去過,同樣碰了一鼻子灰。
每月的二十號,是我們報道組的例會。無非是通報上一個月的上稿情況,對上稿多的表揚幾句。同時,發放上月的稿費及獎金。在開會之前,每人還發一本印著“新聞報道組”的方格稿紙。開會的時候,劉玫每次都把她的那本子稿紙翻來翻去地擺弄。有一次會後,她極嚴肅地把她的那本稿紙遞給我說,你數一數吧,這本稿紙差兩張。我一愣,大大咧咧地說,差兩張就差兩張吧,稿紙又不是我印的。她將稿紙扔在我的桌子上說,說得輕巧,差兩張就能少寫一篇稿子哩,給我換一本!我強忍住笑說,誰要娶了你呀,可算把日子過好了。
我們經常獨處一室錄製節目,又都是單身,很多人以為我們倆會有故事發生,可我們最終什麽都沒有發生。
1992年夏天,全國遭受了建國以來最大的特大幹旱。就在這一年,鄉裏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鄉裏有幾名幹部因此被處分了,我們的自辦節目也因此停了,報道組也解散了,我呢,應聘去了市裏的一家企業。
從此,我再也沒見過劉玫。後來聽人說她嫁到了北京。
我問,劉玫,這麽多年沒見了,你過得好嗎?
電話裏沒有聲音,我連續“喂”了很多聲,才傳過來壓抑的抽泣聲。
不用問了,她肯定生活得很不好,她原先是多麽要強的一個姑娘呀。
過了片刻,劉玫才在電話裏說,我一直在北京昌平的農村,還幹村裏的幼兒園老師。
我問,那你丈夫幹什麽工作呢?
劉玫歎了口氣說,他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什麽本事也沒有,現在全家三口都靠我每月幾百塊錢的工資過日子。
我忍不住問,那時候,有那麽多好條件的你不同意,你幹嘛……
劉玫又深深地歎了口氣說,我沒辦法呀!你還記得我們鄉裏發生的那件事情嗎?
那年大旱,鄉裏有幾個幹部以領導村民抗旱的名義,駐在了一個村子裏。但他們對抗旱的事情連問都不問,每天都貓在村支部書記的家裏喝酒,經常從中午一直喝到晚上。不知哪個報道員知道了情況後,寫了篇稿子,題目叫《大災之年別喝了》,署名“難言”。稿子在地區黨報很重要的位置發表了,很快,那幾名幹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分,最嚴重的一個被開除了公職,那個村支書也被撤了職。當時,我猜了半天也沒猜出是誰寫的。不過我一點兒也沒有往劉玫身上想,不僅是因為她的性格,還因為那個支部書記,就是劉玫的親哥哥。到今天我才從劉玫這裏知道,那篇稿子竟然就是她寫的。後來,被開除公職的那個幹部打聽到稿子是劉玫寫的,揚言要找人弄死她,並多次往她家的大門上插過刀子。劉玫的父母擔心女兒在當地早晚會被人暗算了,就托劉玫在北京昌平農村的一個遠房姑姑,在那個村裏匆匆給她找了個對象,把她遠遠地嫁了出去……
我非常吃驚,劉玫,這個沉默的姑娘,那麽的簡樸,那麽的小氣,竟然在當時的當地做了那麽驚天動地的一件事情!她那麽高傲的一個姑娘,曾經的生活多麽優越,卻因一篇稿子把自己的親哥哥拉下了支書的寶座,自己在異鄉一個她並不愛的丈夫家裏默默地度過了十多個春秋,把自己推向了清貧的生活境地……
劉玫說,我在《北京日報》副刊上讀到了你的作品,不知為什麽,特別想對你說說我憋在心裏十多年的事兒,就通過報社查到了你的電話。
她明顯比以前愛說話了,簡直和我印象中的劉玫判若兩人。談興濃的時候,我忽然想起當年不敢問的一個問題,劉玫,當時那麽多條件好的追你,你幹嘛都回絕了呢?
她的聲音明顯低了,她說,我在等一個人,可那個人太傻,一直沒讓我等到……不過,現在看來,那個人是聰明的,人家是有大出息的人了。
我又吃了一驚,不知說什麽好了。
她在那邊輕輕地說,掛了吧,有時間再打給你。
我放下手機,呆呆地在床上躺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