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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命:朝向死亡的熱戰

  生的偉大

  2007年7月13日,剛躲過城管隊員的一次圍追堵截,我坐在北大未名湖畔的青石之上,繼續賣自己自費出的第五部沒有正規出版的《生的偉大》,賣書現場和前幾日一樣火爆異常。人來人往,在燦爛陽光之下,戲耍湖光塔影的青春樂園,孤獨在我身邊,靈魂思索著給了我能夠感覺各種事物的生命。一個山東中學生旅遊團在導遊的引領下經過我的身邊,看到我的紅色條幅上的文字“信恒十二年青春文學力作,展現生命的力量”,他們好奇地圍了上來,聽我講述自己的故事:“你們好,這是我的第五本書,它是我前四本的合集,包括散文和小說。這本三十萬字的純文學作品主要寫我的生活經曆、思想情感、生命感悟、讀書過程、求學及生存狀態。看看吧,這是一本有個性特色的個人文集,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我不知道語言模糊、神色從容的我能否讓這群孩子聽得清、看得懂,他們一個個表情嚴肅,拿起我的大部頭書翻看。這是一個40人的團隊,有37名同學爭搶著買我的書,吸引許多遊客圍觀,不寬的路口被堵得水泄不通。我蹲在地上給他們簽名,斜側著身子,雙手握筆,起初還能題寫一些激勵他們的話,比如“成在一時,功在平時”“強者的生存是一種向上的爭取”“生命本來就是成功”,後來我太累了,滿頭的汗水像剛被雨淋過一樣,我像剛幹過什麽重體力活一般癱軟虛弱。我仍在堅持,導遊老師都在催促不願就此離開的學生,最後我隻能簽寫筆名“信恒”兩字。終於簽完了第三十七本書,我在他們的簇擁下與他們合影留念,然後就此告別,把感動和激動藏在心裏,揮手看著他們長長的隊伍秩序井然地離去。我坐下來歇息,這樣一直賣書到夜幕四合,湖畔的路燈亮起,我清點書本,記下今日售書60冊,這是三年來在北大售書的最新紀錄。感謝生命。

  一個不完整不健全的生命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展示生命力是何等的頑強,何等的偉大?人應該在反思自己的生命曆程中尋找答案。

  1975年一個嚴寒的冬天,北風呼嘯而過。大風過後,天氣異常寒冷,這就是我沒有訪問過的世界,它發生過怎樣的人間悲喜劇,我對此一無所知。能讓我跟這個世界建立關係的人,是我的媽媽。她是一個偉大的女人,並不僅僅因為她生了我,她把一堂名叫“艱難”的課貫穿了我整個的生命,從生命的剛一開始。

  在東北一個偏遠的農場,一個瘦弱的女人跪在灶台前正在燒火,挺著一個大肚子,在低矮的灶台前隻能以這樣的姿勢,忙著燒水、蒸饅頭。她剛下班回來,副業隊的領導為她安排了相對輕鬆的工作:紡麻丁子。這是一個很細致的活,用手將麻紡成半個小指粗細的線繩,媽媽就靠這份工作養活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庭。這時,丈夫也快下班了,他是場部的會計。我真恨他,怎麽還不早點回來幫幫我的媽媽。是憤怒讓我動了起來,媽媽感覺一陣陣的劇痛,而後大聲叫喚,癱倒在鍋台前。

  分場衛生所的醫生被找來了,經檢查媽媽的羊水已破,看樣子她的第二個孩子隻能“幹生”下來了。當時我的臍帶已經脫落下來,醫生在幫媽媽試著生產,可是效果非常不好,而且相當危險。天已經完全黑了,得知消息後的爸爸急匆匆地找來一輛解放牌汽車,拉著我的媽媽去場部醫院。這是一個油罐車,媽媽和衛生所醫生坐在駕駛室裏,爸爸隻能站在油罐頂上,冒著刺骨寒風,還差點摔下來。好不容易到了醫院,媽媽躺在產床上不斷呻吟著,醫生護士圍了一圈,又是一個難產產婦,連資深的男大夫都在一旁緊張地詢問情況。那時候沒有剖腹產一說,女人隻能憑借自己的努力和掙紮生下她的孩子。事態緊急,醫生征求父母的意見,萬一不能順利生產,保母子中的哪一個?媽媽用微弱的聲音堅定地告訴醫生:保孩子。

  已經是晚上十點了,我一點兒都沒有要出來的跡象,可能世界太冷,隻有媽媽的子宮最溫暖。使勁,媽媽在使勁,一個鄰居老太婆對她說過,女人生孩子就像拉泡屎那般容易,真是扯淡。女人的那扇門在嬰兒降臨人世的一瞬間張大開啟,在等那一時刻,痛苦難熬,對媽媽而言,這段時間就是整整一個晚上。臍帶早已脫落,在趕往醫院的油罐車裏媽媽就盡力控製著,避免它耷拉在地。第二天八點多,我的一條腿先出來了,是站生。多有意思,我們姐弟三個來到這個世界都是這個姿勢,都是先和這個世界有一腿的,這是我愛這個世界的最初表達嗎?這種愛是多麽直接啊。

  媽媽已經精疲力竭,豆大的汗粒布滿額頭,我的下半身已經脫離了母體的保護,已經由不得我繼續執拗下去。慢慢慢慢地,我的肚子、胸脯、肩頭都出來了,那是什麽顏色啊,紫而發青,是長時間頭部缺氧所致。當我的頭最後告別母體,完全降生下來時,我沒有呼吸。

  窒息,要命的窒息!窒息是我臨盆時的驚悚體驗,長成後的我對那種憋悶仍不堪忍受。上午十點的陽光是那麽燦爛,一掃冬日的肅殺氣息。可是我在窒息,正接受醫生的人工呼吸,一個多小時,又把我放到氧氣箱中,我才總算開始喘氣了。媽媽被縫了幾針,疼得汗水流盡,幾乎虛脫,綻開一絲笑容,望著她這個要命的兒子,一個滿臉褶子的小家夥,像個小老頭。

  親戚們聞訊趕來祝賀,二姑更是稀罕地把軟囊囊的我抱起,看我那標示家族榮譽的生殖器。我爸有五個兄弟,三個姐妹,爺爺住在他四兒子這裏,此時和奶奶正在我家裏等著抱孫子呢。沒想到的事發生了,被二姑這麽一抱不要緊,我受了寒,突然發起高燒來,四十多度持續不退,伴著麵部抽風,全身痙攣。媽媽剛脫險境,又逢凶事,望著抽風抽得小嘴歪斜的我,悲從中來,眼淚潸然而下。醫生護士們又忙活起來,給我打退燒的吊針。我出生足有七斤半,身體肉乎乎的,不好發現血管,便往腦袋上紮。技術不高的小護士左一針紮不上,右一針紮不上,拿我的頭當鞋底子納針。媽媽見狀隻有以淚洗麵,泣不成聲,那一針一針哪是在往我腦袋上紮,分明是在往她心上紮。由是這般,我仍不見起色,小孩燒到如此程度,眼看是活不成了。大夫也勸爸媽放棄,別再浪費時間,讓我多遭罪。媽媽隻是無力地搖頭,哭啊哭,我這個逆子給她帶來了多少眼淚?媽媽不算計這個,她在心裏默想的是,孩子啊,等你夭折了,媽媽給你一床嶄新的小毛毯,好好地送你一程,你沒有吃到媽媽的一口奶水就要走了,媽媽對不住你……

  媽媽是北京知青,因為受不住姥爺的暴躁脾氣,63年毅然決然地來到黑龍江農場墾荒,姥姥執意挽留都留不住媽媽的一顆受傷的寒心。媽媽恨姥爺,因為姥爺對姥姥不好,對媽媽更不好。媽媽小的時候,做作業做不好,姥爺的大耳刮子就會忽到媽媽的頭上,一有什麽失誤和錯誤,就會被當門罰跪,而且不讓吃飯。姥爺仗著自己在北大地球物理係工作,是家裏唯一的經濟來源,飛揚跋扈,姥姥忍氣吞聲,把家裏不多的麵食讓給姥爺,自己就著醬油湯啃窩頭。媽媽被姥爺打怕了,報名去邊疆時義無反顧。

  雖然媽媽身體矮小虛弱,但幹起粗重活來一點不比別人遜色。67年和來自山東的爸爸結了婚,由於經驗不足流過兩次產,四年後有了第一個孩子。懷姐姐時爸爸經常用自行車馱著媽媽上下班,有一回在路上爸爸把媽媽甩到了溝裏,竟然沒事似的繼續吹著口哨向前騎。等到覺察車子變輕,回頭一看,媽媽正坐在溝裏拍著大腿邊哭邊罵王八蛋父親。也許由於這個原因,姐姐七個月不到就早產了。我比姐姐小四歲,在母親肚子裏比姐姐多呆了一個月,呱呱墜地竟被判了死刑!剛經曆一晝夜的艱難生產的媽媽怎麽能經受起如此巨大的打擊,天塌了,母親扛不起。

  看著我歪歪著小嘴臉難受的樣子,媽媽錐心刺骨,眼睛哭紅了,布滿了血絲、血圈。在這不得已的情況下,母親被好說歹說勸回家了,留下我大姑的女兒照看一下我,等我夭折時也好有人報個信。傷心欲絕的媽媽被無可奈何的爸爸攙扶回家,跟爺爺奶奶說明了醫院的情況。不想爺爺聞言暴跳如雷,破口大罵爸爸媽媽撇下我不管不顧、自行回家的做法。看到爺爺吹胡子瞪眼睛怒不可遏的凶惡樣子,爸爸害怕地埋下頭,媽媽委屈地掉下淚。

  又經過一個晝夜,我從死亡線上返回人間,是生命力本身的強大,讓我命不該絕。還有多少的苦要吃,還有多少的罪要受,我還沒有吃過苦,我還沒有受夠罪,老天怎麽可能特許我,就此離去?我活過來了,沒啥了不起地活了,這卻是我生命裏的第一次成功。我沒有資格驕傲,因為,生命本來就是一種成功。

  三十年後,我坐在北大未名湖邊,博雅塔下,在自己支立的簡陋書攤前,與我的讀者們親切地交談。我告訴他們,我現在的殘疾是從一出生就有的,那是無法挽回的先天性疾患。七天,我在醫院了呆了七天,其中一天夜裏突然病危,趕緊叫爸爸過去,爸爸騎著自行車,在野狼出沒的夜路上疾馳。到了幾十裏之外的醫院已是深夜,我還在打著吊針,並未脫離生命危險。爸爸頓了頓,眼睛始終盯著我,對身邊醫院的鍋爐工說:“死了,就把他燒了吧。”

  幾天後,我並沒有成為鍋爐房的燃料,帶著藥水和針眼回了家,繼續打針治療。青黴素一針接著一針,頭都被摁扁了,我那條先生出的腿始終是茄子色,不見好轉。一個有經驗的老家屬見狀對父母說:“別給他打針了,用熱毛巾敷一敷那條腿。”父母照做了幾次,我的腿才恢複了人色。

  剛有起色,又麵臨一個問題,我不會吃奶。媽媽多次把乳頭放進我的口裏,我不是含不住,就是不會嘬。這可怎麽辦?這孩子竟然笨到不會吃奶?那可怎麽活?總不能像在醫院裏天天打葡萄糖吧?不行,一定要讓他學會吃奶,這是一般小孩的天生本領,我卻要被媽媽強行灌輸。媽媽把乳頭堅決地伸進我嘴裏,用手輔助,擠壓奶水,費了好多的力氣和功夫,才讓我勉強會吮吸了。當我長出小牙時,媽媽的乳頭經常被我咬破。

  條件不好,營養不良,也不能教人拒絕成長。可是我的成長似乎總比別人慢很多。學會翻身、臥、爬、坐、站、走、說話,都比一般小孩慢得不隻半拍。當我能順利地做到這些事情的時候,已經一歲半了,即便如此,我還是弓著腰不敢邁步的樣子,走起路來搖搖晃晃,說起話來不清不楚。媽媽一直都在納悶地觀察我,發現我胳肢窩軟軟地,拎起胳膊毫無力氣,當時以為是缺鈣,於是就打鈣針。這並沒有改變我的一係列狀況,我仍是一個“慢”孩子,走路,說話,做一切活動都是。一些老家屬說,沒什麽,孩子有這樣的,大大就好了,不必擔心。在不明所以的情況下,我就被放任自流了。

  也許是我在童年的意識裏感受到什麽奇異的東西,也許是我給未來的日子預言了不幸和悲傷,我對世界的初步反抗就是哭,大聲的哭,長久的哭,狠命的哭,絕望的哭。嗷嗷地哭,哇哇地哭,我的哭帶有某種邪性,抑或是神性。我常常眼睛盯著一個地方往死裏哭,越勸越哭,越哭越響,哭累了,就睡了。不會說話時常哭,會說話後還哭,我姥姥說我是哭巴精。他們問我為什麽哭,我說我看到一個無頭的小白人在窗前歡快地舞蹈,我的哭是給它伴奏的音樂。我哭了很久很久,哭到長大成人,得了幹眼症,淚腺不能分泌足夠的淚液,終於不再痛哭。我喪失了哭的本能,這是返祖現象。當我決定重新學會哭時,從我的眼裏流出一滴精液。人們叫我裝哭。

  哭,不是我對世界的抗議聲音。笑,才是我對人們的最大貢獻。我家有一張黑白全家福,我是三個孩子中唯一笑對鏡頭的。那種笑,天真無邪,發自內心,充滿神秘和震撼力量。而實際,我的笑是被閃光燈刺了一下眼角,而引起麵部改變的物理現象,隻是這種外部的物理機製能引發我心靈深處的化學反應,其催化劑來自:愛。

  爺爺是這個世界最愛我的人,這是有證據的,他沒見到我就開始愛我,表現在對父母的發怒。當爸爸媽媽回到家裏,把我留在醫院觀察,爺爺問:“孩子呢?”爸爸說:“在醫院裏。”爺爺問:“死了?”爸爸說:“還沒有。”爺爺“啊——”的一聲,氣得直跺腳,“沒死你們就回來了?!”那凶煞的麵孔,惡毒的語言,似乎在深深詛咒我的父母,令母親每每想起都覺得心驚膽寒。其實它傳達出來的簡潔信息就是,他愛那個未曾謀麵的孫子,勝過愛我的父親。

  爺爺對我的溺愛是無以複加的,他不允許任何人動我一個小拇指頭,無論出於何種理由。不論我以何種理由提出怎樣的要求,爺爺都竭盡所能地滿足我。對一個人好若能都像爺爺對我那樣,愛才有完整和無私可言。爺爺是我最最溫暖的記憶,構成我情感世界的底色,盡管少不更事的我並不理解這種愛的全部內涵。我五歲前的少量回憶願意全部著落在爺爺身上,一個健壯的山東老頭,頭戴藍灰色舊鴨舌帽,黝黑的麵龐爬滿慈祥的皺紋,花白的山羊胡須隨風飄揚,口裏含著一個長煙鍋,吧嗒吧嗒地吸著旱煙,火星一閃一閃,照著他身邊一蹦一跳的我。我趴在爺爺厚實的背上,用臉感受他被太陽曬熱的後背溫度,爺爺沒有說一句話,馱著我悠悠達達,孩子和老人的世界就是這種無聲的世界。五歲前,爺爺和我同在,我記不起他的聲音,記不住他的話語,多年後我在他的墳前焚書做祭,也不曾說一句話。

  三歲時我的殘疾症狀明顯起來,走路七搖八晃,慢慢騰騰,說話像含著東西,含混不清,拿東西抖擻顫動,抓物不穩。爸媽猜想,這是我出生時落下的毛病,是胎位不正導致大腦長時間滯留母體內造成腦部缺氧,後來又連續在頭部紮針致使腦神經受損,支配四肢和語言的神經出現機理性病變,導致平衡感和協調性出現功能性障礙。這意味著,我在以後的日子行走、做事、說話都要極力克服由先天性腦神經挫傷留下的後遺症。當我顫顫巍巍地走到炕前,將一碗吃食得得瑟瑟地端給爺爺,又抖抖擻擻地給爺爺蓋好被子時,在場的所有家人都大概清楚了等待我的未來將會是什麽。

  爺爺的病越來越厲害,由起初的半身不遂,到後來就是全身癱瘓,不會說話,不能自理。爺爺在我家住,當然大多時間由母親照料。當母親要給他清洗全身,換下汙濁的尿布,爺爺起初不好意思,半遮半掩地躲避著。媽媽耐心地說:“爹啊,我是您的媳婦,和您的兒女一樣,我不伺候您誰伺候您?”爺爺才慢慢順著媽媽了。媽媽日以繼夜的辛勞成就了爸爸的孝名。爸爸工作繁忙,姑姑大爺小叔也是偶爾來看看。二姑更有意思,來了後竟然不敢進小屋,害怕單獨和爺爺待在一起,硬要急著做飯的媽媽陪著她才好。媽媽數落我二姑:“那不是咱爹嘛,自己的親爹有什麽可怕的!”看來,爺爺生病選擇到他四兒子這來,應當有他的道理的。他的四兒媳能給他喂湯喂藥,端屎端尿,是給他養老送終最合適的人。

  1981年10月8日,寒秋,我時年五周歲,爺爺因腦溢血溘然長逝。在他生病癱在床上的不到一年時間裏,除了醫院就住在我家的小屋裏,是爺爺點名要到四兒子家終老。爺爺臨行前緊緊拉著媽媽的衣角,眼睛始終沒有離開我。媽媽哭著說:“爹,您放心去吧,有我呢,我會照顧好您的這個孫子的。”爺爺永遠地閉上了眼睛。親戚們都來送葬,有很多人圍觀。爺爺的棺槨是深栗色的,在陽光下又顯紫黑色,我的大爺和表哥在裏麵糊了厚厚的報紙,爺爺周身著白,安詳地躺在其間。爸爸跪在棺前低頭慟哭,二姑和小姑號啕大哭。我還不到六歲,爺爺就舍我而去。我以後都不能再見到他,陪伴他,讓他疼愛,我頭一回感到什麽叫悲傷。大娘要把我抱走,我以為這是眾人拒絕讓孩童參與這盛大的悲劇,憑什麽就不許我分享這喜慶的悲傷?我在大娘懷裏狂亂地踢腿,試圖擺脫,其實是我掩飾告別爺爺時悲傷的一個動作。我哭得很無助,還是和爺爺在時一樣沒有聲音。為什麽?爺爺就不曾給我留下一句話,所有的話語都成了轉述,唯一清晰的是爺爺一成不變的慈藹容顏。

  爺爺去世後,我就跟著姐姐玩,盡管她不怎麽愛帶我玩,但是抵不過我以哭當武器來要挾她,我一哭,媽媽就罵她,她就不能甩開我了。她狠狠地拽著我,避過媽媽的視力範圍,對同伴大叫一聲“跑—”便將我放開,向遠處跑去,我在後麵一邊蹩腳地跑,一邊嚎啕大哭……不過姐姐也很護著我。有個叫劉英的女孩仗著比我大幾歲,把我打哭了,有人快跑去告訴我姐:有人欺負你弟弟了!我姐一聽,火冒三丈,急匆匆趕來,特狠,抓起劉英的頭發,連撕帶咬,把劉英打得哭天抹淚,哈喇子流了一大灘。後來她媽領著劉英找我媽告狀:打俺幾下也就得了,幹嗎咬俺呀!我媽痛斥我姐,我私下裏得意地笑。她幫我報了仇,證明我們到底是血緣關係,砸斷骨頭連著筋。

  我三歲那年,媽媽懷胎九個月,又生了一個弟弟,這是計劃外生育,政府不讓要。媽媽被迫一把一把地吃墮胎藥,弟弟後來的皮膚不好,就是被藥片打傷的。媽媽生弟弟同樣難產,也被縫了好幾針,也是站生,和我當年的生日僅隔一天。我出生時的重量是七斤半,弟弟是八斤,當時都算巨胎。給弟弟做人流時格外危險,媽媽在手術台上突然心髒病發作,臉色煞白,弟弟得以保全,才沒被殘忍地扼殺於子宮之中。換句話說,是媽媽的突然發病保留了弟弟,在《青鬆嶺》的歌曲中,一個跟我搶媽媽的寵愛的男孩來了,那以後我就經常挨打,直到我小學畢業。

  我是一個很調皮的小孩,經常做一些搗蛋的事情。姐姐說我癩,弟弟說我壞。我上托兒所時耍賴使壞,一旦被托兒所阿姨發現,或被小朋友告狀,我就會被關進盛煤用的小黑屋子裏,以示懲罰。我非常害怕那種黑暗的懲罰,但這不能阻止我繼續做壞事。其實這些沒有文化缺乏愛心的阿姨的手段並不高明,這無非培養了孩子們不健康的恐懼感。她們的有些做法甚至相當野蠻,在午休時對付那些不肯睡覺、又哭又鬧的孩子的方式就是,用被子一下蒙住孩子的臉部,雙手摁緊被角,直到被底哭鬧的孩子哭累了,累睡了,才將被子掀開,此時孩子已經是渾身大汗。該死的阿姨就是這樣對待我的同伴,讓我看了心有餘悸,因為在出生時我就領略夠了那種要命的窒息感覺。我害怕窒息,喝水被嗆,脫衣服被套住頭,永遠不能潛水、遊泳,窒息是我足以致命的傷疤。

  我可以用賣乖、裝睡來逃過托兒所阿姨的迫害,可是我的弟弟卻沒有我這樣的幸運。爸爸出差的那個月,媽媽照常上班,姐姐上學,我和弟弟送托兒所。那幾天媽媽發現弟弟總是呼吸不暢,流清鼻子,還時有摳鼻子的小動作。媽媽以為他是鼻炎又犯了,還教育了他的小動作。幾天過去,弟弟仍是這樣,媽媽決定一窺究竟。到了晚上,農場斷了電,媽媽點了臘讓姐姐端著,來到熟睡的弟弟身邊。媽媽用從鄰居家借來的耳挖勺,探進弟弟老流清鼻涕的那隻鼻孔裏,輕輕地摳著。突然耳挖勺被什麽牽住了,是大鼻牛嗎?不像,似乎很硬,慢慢地往外拖,我們一家人屏住呼吸。幾分鍾的時間,一顆碩大的瓜子從弟弟的鼻孔裏被拖了出來,瓜子已經被泡得腫大,顯然是有些時日了。媽媽的眼淚驀然間落下,義憤填膺。這就是托兒所阿姨照看下的孩子,媽媽要把這顆瓜子交到領導那去討個說法。

  無獨有偶,我弟弟在托兒所所遭的罪不止一次。弟弟在托兒所熱炕上烙傷的P股發炎潰爛,使弟弟坐臥不寧,弟弟很堅強,隻是小聲呻吟和抽泣,這讓媽媽更加心疼,看著弟弟幼小的身軀慘烈的傷口,媽媽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淚。她用紫藥水給弟弟塗抹潰爛的P股,讓前來探親的小姑看到,忍無可忍,又一次把托兒所阿姨告到了地方政府。這些阿姨不僅欠缺教育兒童的科學方法,更缺少對孩子的愛與耐心。我不知道這些事最後怎麽不了了之的,我隻記得此種惡性事件仍然時有發生。倒黴的弟弟這一次渾身不自在,欲哭無淚,媽媽一邊嗔怪他的別扭,一邊抖落他的內衣,才震驚地看到,一條幾寸長的黑蚰蜒赫然從弟弟的身上掉下來。

  我的小弟可說是受盡了托兒所的荼毒。那時我哥倆最大的盼望就是聽媽媽宣布今天可以不去托兒所。在爸爸媽媽上班,姐姐上學,我和弟弟在家看家的自由時間,我和弟弟扮演起了各自的角色,玩起過家家來。通常是英雄武鬥、戰爭槍戰一類的題材,我們沒有什麽玩具,就用家裏的日常用品作道具,一把鐵鋏子就是手槍,一隻燒火棍就是寶劍,疊好的被子就是戰馬,幾顆糖果就是靈丹妙藥。在這個虛幻的遊戲世界裏,我們玩得非常投入,有時入戲太深,常常被自己的預設死亡感動得惆然涕零。我常常被弟弟在戲中喚醒,他告訴我:這不是真的。然後一齊撲向下班回來的媽媽,刀光劍影,拋諸腦後。

  劫後餘生的弟弟在托兒所被傳染上了肝炎,媽媽揩幹眼淚,請假帶著弟弟去場部住院了。弟弟從小就很能忍耐,打針的小護士連軋數針都沒有紮進血管,弟弟終於忍不住了,蹙起小眉頭,不樂意地哭了。媽媽生氣了,把護士長找來解決問題。護士長沒令媽和弟弟失望,一針下去,弟弟舒了一口氣。我聽到爸爸回來跟我描述弟弟忍受疼痛的堅強,我就在想,如果輪到我,我也會像弟弟一樣堅強。

  壞事不禁念叨,弟弟病愈出院不久,就把肝炎傳染給了我,當聽到肝功化驗結果是,我也要住院打吊針了,我當時就被嚇哭了。天知道我有多害怕被紮針,況且我和弟弟不一樣,紮針時我的手根本控製不住,不由自主地抖動,將給我帶來更多的麻煩和疼痛。果不其然,在媽媽帶弟弟住院後,爸爸帶我住進醫院,雖然打吊針沒有我想象的那般恐怖,但還是出現了鼓針現象,是在臨打完前爸爸放鬆了對我手的控製,我動了一下,近兩個小時的針就算白打了。爸爸很生氣,我很害怕他發怒的樣子。

  有時候爸爸對媽媽發火卻是為了我,那我也同樣害怕他怒眼圓睜的凶相。我在夜裏經常哭,媽媽為了不讓我的哭影響到弟弟睡覺,便惡狠狠威脅我不許哭,我仍舊委屈地啼哭不止,她就過來用手堵緊我的嘴,讓我的哭發不出聲來。此時夜深,爸爸打夜班歸來,在窗前隔著窗簾辨清了母親的所作所為,大為光火,進門後就向我的母親扔枕頭,睜大眼睛衝母親喊:“你要把他憋死嗎?”媽媽沒有被枕頭砸疼,卻被父親的暴怒嚇哭。媽媽愈加恨我,經常打我。我不堪忍受母親的暴戾,竟然到派出所沈叔叔那裏告我媽虐待我。同為北京青年的沈叔把我領回家,這成了我自小英雄的一項光輝業績——竟是狀告自己的親娘虐待自己!我經常告訴別人,在媽媽那裏,弟弟是心上的,姐姐是肝上的,而我——這個本應最受優待的殘疾弱子——卻是她的肺上的。心、肝是寶貝兒,不關肺的事。

  我很早就養成了跟家人分餐的習慣,他們嫌我吃飯不利索,繼而覺得我吃飯很髒,我又不會使筷子,不會給自己夾菜,其實是他們怕我夾不好,弄得滿世界都是。於是,媽媽給我用單獨的勺子和碗,把飯菜拌豬食一樣摻合起來給我,我和他們同桌吃飯,但我是獨立的王國,誰的筷子都可以給我夾菜,但誰的筷子也不願意從我碗裏叨菜。這就是我良好的分餐習慣。不過,收拾飯碗時,媽媽的通常做法是,把所有要倒的剩菜剩飯,連同桌上的雞骨魚刺,殘羹冷炙,一股腦地劃拉進我的飯碗,那時候我覺得我和豬的待遇並無二致,我的飯碗就是個小型豬食桶,現在叫垃圾回收站。這是很傷我自尊的一件事,姐姐和媽媽還不斷拿此說事、強調。我裝作若無其事、無所謂的樣子,心下決定,要做出更傷自尊的事,讓這件比較傷自尊的做法看起來就不值一提了。埋下這個心思,真正實踐起來卻是很久以後了。

  從小到大,我的身體都很虛弱,大病小病不斷,發燒感冒更是家常便飯。疾病是培養一個人承受能力的最好的功課,我的堅強和耐心就是通過這門功課而獲得的。反顧童年歲月,我所遭遇到的艱難困苦還不如弟弟所遭受的那樣沉重,那般深刻,雖然上天給了我不太靈便的身體,我依然應該感謝生命,因為從某種程度說,我的殘疾正是得天獨厚。我的童年絕大多數時間是快樂的,無憂無慮,還有一些稀微淺淡的印象。

  印象之一就是我的姥姥,她是在我弟弟四個月的時候才由一個上海青年從北京帶到東北我家。媽媽是個潑辣的女人,生我們幾個孩子幾乎沒有做月子,不是早早地工作,就是忙著下地幹活。上有老伺候公婆,下有小照料兒女。我奶奶沒看到弟弟就去世了,我爺爺在我小姑家住著不太順心,半夜不舒服敲牆都沒人答應。第二天,爺爺吐血,被送進了醫院,半身不遂,攤在了床上。從此媽媽就擔起了為他養老送終的重擔。

  姥姥的到來無疑能在很大程度上分擔一些母親的重負。姥姥愛幹淨,和脾氣急躁的媽媽常有爭執。姥姥對我這個說話甕裏甕氣,走路一瘸一拐的外孫並沒有特殊的照料,或許是我已經記不得和她老人家發生的故事。姥姥平時是很嚴肅的,隻在笑起來顯得慈祥。她特別愛聽我模仿粵語唱出來的《霍元甲》主題曲“分髓掰臉,國人漸已醒……”一聽我這超級模仿秀她就笑,高興的樣子很像媽媽。

  在我們相處的這段不長的日子,姥姥給我們講過一些帶靈異色彩的故事。那時候我的媽媽還小,姥姥的媽媽十分疼愛我的媽媽,經常把平時攢下的為數不多的好吃的藏在被窩裏,趁夜深人靜的時候拿給媽媽吃。我姥祖是個十分利整的北京老太太,家住清華園這邊,那個年代此地還屬於郊區,周邊雜草叢生,時有狼出沒,狐穿行其間。姥祖家裏就經常鬧狐仙,半夜裏茶壺蓋突然立在桌角上,像個陀螺一樣急速旋轉起來。這時姥祖並不大驚小怪,她平靜地盯著在桌角旋轉的壺蓋,似乎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壺蓋漸漸慢下來,緩緩停下來,不偏不倚,差之毫厘便落在地上。姥祖拄著拐棍走過來,對作祟的狐仙說了一句:“玩夠了吧。”然後把壺蓋重新放到茶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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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君和韋曉晴成為情人時,並不知道馬萍早已和別的男人好上了。其實馬萍和別的男人好上這半年多的時間裏,馬萍從生理到心理是有一係列變化的,隻因文君沒有感覺到,如果在平時,文君是能感覺到的,因為文君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