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聊城有一處古跡——山陝會館。館內有一關帝殿,殿前礎柱上有一幅對聯,日:“非必殺身成仁,問我輩誰全節義;漫說通經致用,笑書生空讀春秋”。會館是山西、陝西的商人所建。這一對聯反映出富甲天下山陝商人對文人蔑視。
文人受蔑視並非全無道理。文人縱有滿腹經綸,如果不遇明主,隻能給人以窮酸的感受。唐彥謙有一道七言絕句《過長陵》對此有過形象的描述:“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陽重回頭。”看看那些大字不識的武夫,靠手中三尺龍泉,奪得天下,一旦成為帝王,死後陵墓上的土愚民盜一捧,也要判處死刑。而滿腹詩書的讀書人又有何用?“古道西風瘦馬,”隻有一副窮酸落魄的樣子,經過漢王帝寢的灞陵之下,回頭望望,隻會發一通思古之幽情而已。
在帝王看來,“之乎者也”是無助於事的。宋人筆記上有這樣一則故事:有一次宋太祖趙匡胤經過一道城門,抬頭一看,城門上寫著某某之門四個字,他便問旁邊的侍從秘書說:“城門寫某某門便好了,為什麽要加一個之字呢?”那個秘書說是個語助詞。趙匡胤聽了說,這些之乎者也又助得了什麽事啊!既然無助於事,文人自然難得發達。加上文人大多不會營生,難免窮困潦倒。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就是中國曆代文人中“學而不得仕”者的形象寫照。
書生酸腐,如之乎者也,無助於事也就罷了;如果帝王也成了酸腐的文人,其害則大矣。南朝梁元帝讀書讀呆了,敵兵臨境,還要文武諸臣戎服聽他講書,最後終於亡了國。他投降時,放一把火,把收藏的十四通八十萬卷圖書焚之以炬,他說:“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有人問他為什麽燒了書,他說:“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隻可惜他的醒悟已為時太晚了。
如果文人真的一無所用,那文化早已絕跡了。英明的君主,無一不重視英才的選拔。有語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曹丕甚至把讀書著文看作“經國之偉業,不朽之盛事。”這雖然未免把讀書看得過高了些,但卻從另一個方麵反映出文人的重要。千百年來,正是富甲天下的商人眼中百無一用的文人,用他們手中的一管弱筆,指點著江山。一首詩歌,可令山川增色;一紙文字,可抵千軍萬馬。王之煥的《登鸛雀樓》,將偏居一隅的鸛雀樓名揚千載;崔灝的一首七律,讓長江岸邊的黃鶴樓聲震神州;張繼一則小詩,為蘇州賺來不知多少人民幣和外匯。試觀海內,哪一處名山沒有文人的點睛之筆?哪一處勝跡離得開書生的生花羊毫?更不用說他們在推動曆史發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了。李斯的《諫逐客令》為秦王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石;蘇秦、張儀在七國之間縱橫捭闔;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改變了整個世界。
回溯曆史,人們記住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同時,也記住了孔子墨子、李白杜甫,可那些嘲笑過文人腦滿腸肥的商人,卻早已銷聲匿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