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歲月的小情歌:趙凝散文集

第一節

　　我的欲望沒有居處，沒有一種生活適合我，想來想去怎麽選擇都是錯。

　　張愛玲的書

　　張愛玲的散文，是那種信手拈來式的做派。她是那種看到什麽都有感覺的女人，看到書寫書，看到畫寫畫，看完戲就寫《散戲》。給一本書寫再版的序，她就東拉西扯地亂說上幾句，好像什麽也沒說，又好像什麽都說了。她的東西就是這樣。

　　所以她的書叫做《流言》和《傳奇》。

　　多麽簡單的事到了她那裏是必瑣屑、細碎、糾糾纏纏她像永遠不會完。我倒並不覺得她那一兩句常常被人引用的“生命是一件華美的袍……”的名言有多麽地好，好多東西一斷章取義就別有另外一層意思了。

　　我最初讀到張愛玲是一九九四年夏天在北京王府井書店。那時位於王府井街口的老店還沒有拆，我站在眾多架電風扇呼呼啦啦吹起的龍卷風裏翻找自己喜愛的書。那裏我自己寫的書還沒有出版，我一邊在一大排女作家寫的書裏流連一邊暗自打算：“等到有一天，我的書也要出現在這家書店。”可是等到兩年後我真的出了書，那家全國最大的書店己經被拆毀了。我不知道王府井書店現在搬到哪兒去了，朋友打電話來，說在那裏看到我的新書。

　　現在想來我手頭的這本張愛玲的“畸情小說”可能是我在王府井那家大書店裏買到的最後一本書了。那是“上海文藝出版社”做的“中國現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每一本都很薄，淡黃或者淺米色封麵，其中有巴金的“域外小說”，老舍的“幽默小說”，張天翼的“諷剌小說”，沙汀的“鄉鎮小說”，施蟄存的“心理小說”等。每一本都讓人愛不釋手。我不是那種特別舍得自己掏錢買書的人，最好是等著有人送。挑來挑去我挑中這套書中的兩本，一本張愛玲一本老舍，餘下那幾本就等著過生日或者什麽不相幹的節日開下單子讓朋友送禮了。

　　一想起張愛玲的這本小說是我在王府井書店所購到的最後一本書了，心底不禁滑出這樣的句子，“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這是張愛玲在《傳奇》再版序言中說過的話，轉眼就成為現實了。幾個月之後，王府井書店就被拆掉了。那年冬天最冷的一個早晨，我起了個大早趕去書店看最後一眼，那座牆皮剝落的書店幾乎已經被搬空了，空洞的玻璃櫥窗像挖去瞳仁的眼睛，玻璃上那行紅字已落滿灰塵：“讓我們共有一個聯想──北京──王府井──東方文化──世界精華”，現在我用打字機打出這行字時，眼框裏再一次漫過淚水。張愛玲這本書，成為那個書店留在我手裏的最後一頁碎片。

　　歐茨：“嚴肅文學”作家從不拒絕暢銷

　　我並不認為歐茨是個奇才，就她的寫作而言，她是一個龐大的存在，翻開她的簡介，你會驚訝地看到，她已經創作了47部長篇小說，單單這個數字，國內女作家中似乎無一人能與她相起並論。寫作，對她來說就是對這個世界有話要說，是思維的需要，甚至是生理的需要，對於熱愛寫作女人，沒有什麽比寫作更讓人激動的事情了，對高產作家來說，寫作就是日常生活，是每天要做的事。

　　歐茨的新作《媽媽走了》是她眾多長篇小說中的一部，從《媽媽走了》的文字上看，歐茨並不是一個醉心文本實驗的作家，她強調小說的故事性，對於拚貼、斷裂、戲仿、碎片化、去中心化等後現代主義文學的新手法運用不多，她還是力圖講好一個完整的故事。

　　《媽媽走了》的故事並不複雜，講的是一個70年代出生的美國女性尼基，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講述了自己如何在媽媽遇害後走出傷痛、剪斷不倫之戀、重新開始認識母愛的心路曆程。

　　7年前我曾讀過歐茨的短篇小說，在我的一部中篇小說前麵，還曾引用過歐茨的文字，但接觸到她的長篇小說，《媽媽走了》是第一部。我不想評論她的文字是否該獲諾貝爾文學獎，因為關於這個獎項，國內已有太多的言論與猜測，《媽媽走了》這本書中文版前麵，也有大段關於歐茨與“諾獎”的論述，在這裏，作為一名寫作者，我想說的是，作者更關心的似乎是埋頭寫作，獎不獎是身外之後，不是關心、呼籲、奔走之類的行為藝術就可以得來的。歐美地區文學獎項很多，如果一個作家天天研究“得獎心得”，那麽對她來說就是浪費時間。

　　一直以來，美國女作家歐茨是我的文學榜樣，選一個外國人作榜樣，是因為在國內寫作同行或者前輩中，很難找到一個量與質能與歐茨媲美的作家。歐茨是一個跨越“暢銷書”與“嚴肅文學”界限的作家，這也正是我的寫作理想。

　　我個人認為，國內文學界對“嚴肅文學”的看法和界定是有偏差的，很難把嚴肅文學作家與暢銷書幾個字聯係在一起，我甚至聽說過圈內同行的極端事例：這個作家要求出版社把她的書隻印1000冊，多一冊不要，以顯示自己是大師，跟那些“暢銷書作家”劃清界線。

　　歐茨卻從來不拒絕“暢銷”，她的書本身就具有暢銷書的氣質，像她的另一部長篇小說《狐火——一個少女幫的自白》單從書名看就一定會非常暢銷，因為它是有吸引力的，讓人一眼看上去有感覺的。

　　我從來都認為自己是一個嚴肅文學作家，無論媒體怎麽看，評論家如何評論，每年一部的長篇出版在圈內外如何掀起“趙凝旋風”，以及一年出版7部長篇引起的質疑，這些都不能影響我的文學品質，一個嚴肅文學作家的寫作，是有份量的寫作，以歐茨的《媽媽走了》為例，它具非常深刻的社會意義，而非淺層次的風花雪月，小情小愛，或者為賺讀者眼淚而寫的催淚彈。流行小說或者某種類型小說（例如：恐怖小說），帶給讀者的隻能是淺層次的感動，從文字上說，大都淺濕粗糙，經不起細讀，隻是囫圇著獲得一個故事。

　　而歐茨的《媽媽走了》，是一本可以深度閱讀的書。歐茨的小說有與中國作家共通的東西，但也有很濃的“美國牛排味道”。寫作母女關係這種題材，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女性作家都是最深刻的。這種題材的小說男性作家幾乎根本無法進入，女性天生的敏感、靈動、怪異，都是男性作家通過後天訓練所無法達到的。

　　在深入閱讀歐茨的《媽媽走了》之後，你會獲得一種超越國界的“通感”，尼基出生在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卻不願做乖乖女，她偏偏要叛逆，要擺脫原來的一切，在她眼裏媽媽的人生毫無價值，她不甘心像媽媽那樣生活一輩子。這種“憤青”的想法在中國也相當普遍，母女之間對許多事情都無法認同，母親認為天大的好事，女兒卻不屑一顧。

　　母親和女兒，永遠可以當成一部大書來書寫，讀這部《媽媽走了》，歐茨筆下的尼基，和中國的“叛逆”一代幾乎是一模一樣，她把頭發剪成朋克頭，十幾歲就離家出走，形容她媽時喜歡用“可憐的媽媽”這個詞語。所不同的是，中國這類“青春小說”大都是“自我描眉畫眼”，帶有明顯的炫耀心理，缺乏深度，而歐茨寫的“70後”顯然是經過時間煉金術的錘煉，變她得更加宏觀、從容，她用“70後”尼基的口吻敘述整個故事，不帶有任何炫耀，從容淡定，娓娓道來。而不像國內某些“70後”、“80後”那樣，一聽就讓人覺得膩味。

　　我把歐茨當成我的文學榜樣的另一個原因是：她的小說非常細膩，而我本人也非常喜歡這樣細致入微的描寫。在《媽媽走了》這本書裏，歐茨常常會寫到吃，寫到頭發，寫到穿戴，都細致到了一個無法複製的程度。“母親節家宴”的細致描寫，使得食物的香味撲麵而來。在描寫媽媽被害的那些段落裏，衣服的顏色、手指滑膩膩的感覺都描寫得非常到位，充滿血腥和恐怖。她以尼基的口吻敘述，讓讀者得以進入細微生活的內部，生活在她筆下是亂糟糟、沉甸甸的，生活的質感豐盈而又淩亂，淩亂的背後充斥著壓力。

　　《媽媽走了》是一部可以從不同角度閱讀的書。在閱讀歐茨的“時間煉金術”的同時，也錘煉著我們每個閱讀者的內心。文學最有魅力的地方在於，它穿透我們內心的方式，永遠出乎我們個體想象。文學是由寫作者和閱讀者共同完成的，對一個作家來說，像歐茨那樣腳踏實地地寫作，遠比考慮各種獎項要重要得多。

　　卡夫卡小說重讀

　　卡夫卡小說總是開始得非常直接，《變形記》是直接了當的開頭：“一天早晨，格裏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另一個小說《老光棍布魯姆費爾德》也是這樣很直接的開頭：“一天晚上，布魯姆費爾德，一個上了年歲的單身漢，上樓到他的寓所去。”這個開頭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卻一筆拉出了一個世界，把一個彎腰弓背不斷向上爬的老男人形象全方位地鉤勒出來。

　　卡夫卡的小說讀來略顯枯燥，語言變化不大(有人認為是翻譯的問題，但我認為不是)，他是那種平淡的、不動聲色的敘述，我認為他的小說並不像有的人說的那樣是晦澀難懂的，恰恰相反，卡夫卡小說很少故弄玄虛，他寫的都是一些生活中作為一個人可以感覺得到的東西。以這篇《老光棍布魯姆費爾德》為例，這個老光棍在晚上上樓，他感到孤獨，於是他想到了狗，想到他朋友的一條狗是如何如何跟主人親近，“隻要有一會兒工夫沒看見它的主人，再見到他時它便會立刻大聲汪汪叫著迎接他，顯然他是以此來表示重新見到它的主人、這位特殊的恩人時的喜悅。”但是他很快又想到了養狗的諸多壞處，它會把房間弄髒，會把跳蚤之類的東西帶進屋裏來，他越想就越感到這事的嚴重性，直至想到了“把他的那間舒適的房間讓給那隻狗、自己再另找一間的時刻也就不遠了”。

　　狗還沒有養，種種惱人的問題已經接踵而來了。他想到這隻狗有朝一日會變得衰老，“於是有那麽一天，你一看到那對淚汪汪的狗眼，便會顧影自憐，想到自己也老了，所以他寧願忍受孤獨，也不願受到一條老狗的連累，他想象著那條老狗的喘氣聲比自己還要粗，這樣呼吃呼吃地、艱難地在他身邊往上爬，活脫脫就是在自己身邊看到了另一個自己。

　　卡夫卡小說的主人公在想完狗之後立刻後聽到狗的聲音，在他掏出鑰匙開門的時候聽到自己屋裏有動靜：那是兩個不知從哪兒來的、莫名其妙的小賽璐珞球弄出來的聲音。對正常人來說多這兩個小球似乎沒什麽大不了的，因為他們的注意力被其它事情分散了，而對於一個孤獨的老光棍來說，這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情，他的注意力全被吸引過去，他盯著它看，在心裏麵自言自語地跟他說話，甚至跟它較量，動起手來捉住它，他要把它看個仔細，弄個明白，因為它打破了他生活原有的寧靜，還因為它來路不明。

　　“來路不明”使得卡夫卡的小說變得“晦澀”而又充滿寓意。那兩隻球看上去就像兩隻有頭腦有思維並且長手長腳的人，如果你捉它，它會有意逃避，如果你捉住其中一個，另一個就會跳起來去撞擊你的手背。這些行為都不像小球而像人的行為，卡夫卡筆下的兩個小球就像兩個機靈鬼怪的小人兒，它們蹦跳著，表演著，試圖使一個寂寞的老單身漢高興起來，可它們不僅沒有使他愉快，反而讓這個多疑的人變得惶恐不安，心頭好像平添了一份堵心的事，而且它就橫亙在主人公的喉嚨口，時時刻刻奇癢難忍。

　　卡夫卡的小說讀來雖平板枯燥，卻使人有種在平板中見凸起的怪異感，仿佛人的某根緊張神經被挑起，而其它的神經都處於休眠狀態，那根被挑起的神經就像一根清晰可見的紅線，我們在上麵讀到了種種密碼與隱寓。每個人從這根紅線上讀到的密碼是不同的，甚至可能讀出差異很大的含義。這根凸起的神經緊拉住我們這些閱讀者的神經，讓我們在平淡當中明顯地感到不安、煩燥、焦慮，我們一遍遍地為那些不起眼的小事操著心，我們總以為這事那事就要發生了(其實什麽事也沒有)。“夜裏他無數次被驚醒，誤以為有人敲門，他也肯定知道沒有人敲門；誰願意半夜三更來敲門，敲他的門，敲一個孤獨的光棍的門呢。”明明知道不會發生的事，卻不斷地被它困擾著，這就是現代人的困境。

　　這是一篇沒寫完的小說，小說的後半部分由家裏轉到了主人公受雇的內衣廠。他的辦公室空間狹小，連張椅子都放不下，有無處容身之感，然而他卻承擔著大量的工作。“他幹著繁重的工作”，“業務日益發達興旺，所有各科室都相應地擴大了，隻有他布魯姆費爾德的科一直被遺忘了”。這篇小說通篇隻有兩個場景：家裏和辦公室，人被擠壓得扁扁的，煩事一大堆，處處都不合老光棍的心意，是周圍的環境病態還是老光棍的心理畸態，他對上司不滿，對實習生不滿，對傭人不滿，甚至對傭人的孩子都煩到了極點(別人沒招他也沒惹他)，“布魯姆費爾德不理解，像女傭人那樣的人怎麽會在世界上生長、繁殖開來的。”

　　孤僻憂鬱是主人公貫穿始終的性格特征，他的內心很難恢複平靜，他總是因為什麽事在內心深處嘀嘀咕咕，這種噪音般的聲音穿透小說本身來到我們耳邊，不停地喧囂、嗚叫，這便是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對人的異化，人類將變得越來越孤獨，無處訴說，自言自語，真正的噪音來自身體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