蟻生

第四節 罪

　　中國作家中至今沒有出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算高行健），真該集體自裁以謝國人，因為近半個世紀來，中國人的經曆之豐富，沒有哪個國家能趕得上。1958年那些忘我勞動的螞蟻，到1960年變成了饑餓的、隻剩下覓食本能的螞蟻；1962年後剛過了幾天安生日子，到1966年，又變成了互相撕咬的螞蟻——不，這時再用這樣的比喻就太糟蹋螞蟻了。螞蟻世界也有戰爭，但隻限於族群之間的戰爭，沒有哪種螞蟻會在自己窩裏撕咬的。

　　1966年6月6號，星期一，北陰市一中的高三丙班的數學課代表顏哲去教研室領作業，因為畢業考試已經結束，要正式開始高考複習了。可是他沒有領到作業，教研室剛剛接到學校的通知，要先搞文化大革命，為期兩個星期。那天，作為高一學生的我也去教研室領作業，聽見顏哲哥哥大惑不解地說：“要革命兩個星期？可是一個月後就要高考了！”

　　那時，沒有人料到這個啥子“文化大革命”會從兩星期延長到兩個月，然後是兩年，然後是十年——而且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耽誤的是整整一生。

　　那天我和顏哲一塊兒從教研室出去，路上我笑著問他：文化大革命是幹啥的？是不是不讓看舊戲了？這下子你爸媽可慘啦，再也看不成“定軍山”、“祭風台”啦！正說話間，卻碰到來上班的顏伯伯，他的消息比較閉塞，是從我們嘴裏才聽到這個消息的。我至今還清楚記得，他的目光“唰拉”一下變暗了，那是對於未來噩運的一種下意識的反應。就像手指被烙後，在大腦反應之前就會下意識地縮手。他聽後沒說什麽，隻是勉強地笑了笑，在和我們分手後，隱約聽見他低聲歎息道：“又要運動了。”

　　學生們的參與起先有點兒被動，但很快就被點燃了激情，成了全身心的投入。到臥龍崗拉倒《千古人龍》的石牌坊，砸碎全國僅存兩套的十八羅漢琉璃像，爬到王府山的假山亭子上把風鈴砸掉；到地主資本家的家裏抄家……高三學生們開始還惦記著高考，把數理化和外語課本偷偷揣到懷裏，在聽報告時抽空看兩眼，但很快他們就把書本徹底扔腦後了。在北陰一中裏，批鬥的矛頭不約而同地對準了顏夫之老師，其後便到他妻子袁晨露，雖然我為他們擔心和惋惜，但出現這種局麵我一點兒都不奇怪。因為他們一向是那麽超群出眾，那樣清高脫俗。他們明顯是屬於“士”的階層，屬於“陽春白雪”的概念，與北陰這個閉塞落後的社會背景完全不協調。一句話，如果要找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來做革命靶標，不找他們還能找誰？

　　顏家被抄了，當時的運動主旨是“破四舊”，還沒上升到政治層麵上。顏家的四舊自然不少，有旗袍、高跟鞋、戴博士帽的畢業照片等，最轟動的是抄出了袁阿姨年輕時在英國海灘上的泳裝照，以那時的眼光來看她的衣著相當暴露，襯著碧藍的天空，潔白的沙灘，她修長白潤的年輕胴體確實美極了！紅衛兵抖動著照片，斥罵顏家“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粗俗一點兒的就罵她是不要臉、破鞋。顏伯伯和袁阿姨苦笑著偎依在牆角，默默地看著他們在屋裏肆虐，鄰居們圍在土院牆的豁口處竊竊私語。我和學胥哥沒有參加這次抄家，就站在牆外看著。學胥哥說：“看來從顏家還真抄出不少東西呢！”我不服氣地說：“誰家沒有四舊？我家有菩薩像，你家還有穿旗袍的照片呢！”莊學胥的臉色唰地白了，過了很久才小聲說：“秋雲你可別對外亂說去。”

　　我說你放心吧，我決不會對任何人說。

　　然後學校出現了針對顏夫之的大字報。最初是學生們沒有章法的撕咬，幾天後，一份“帥報”出來了，貼在魯迅圖書館的山牆上，滿滿一牆。圖書館是當年一中最大的建築，“魯迅圖書館”的牌子還是老校長請郭沫若先生書寫的。“帥報”是文革時的習慣叫法，指那些有分量的、代表了工作組批鬥方向的大字報。它用顏色鮮亮的青色墨抄寫，與一般大字報的黑色字跡相比，有先聲奪人的功效。從字體上看，這份帥報是校圖書館的王老師抄寫的，他是本市有名的書法家，過去有點兒怪脾氣，能求得他的墨寶可不是一件易事。不過今非昔比了，在革命的風頭上，讀書人的臭脾氣不再有容身之地。工作組一聲令下，王老先生隻有乖乖從命，用他最擅長的魏體，把上萬字的帥報，批判他好友顏夫之的帥報，工工整整地抄出來。

　　我和其他學生一起看這張帥報，大夥兒竊竊私語，擠擠撞撞的，空氣中也浮動著一種亢奮，浮動著撕咬獵物的欲望。我想非洲鬣狗群發現腐肉後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亢奮的人群中唯有我心中止不住的發冷。帥報直接點了顏夫之的名字，而且其內容不像早先的大字報那樣零碎空洞、模糊不實，可以說，這份帥報上所揭發的顏夫之的每一句話都是真實無虛的，我都親耳聽過。它們都是顏伯伯——不，顏夫之——關於螞蟻的一些閑聊，像螞蟻是利他主義的典範啦，螞蟻社會比人類社會更先進、更高尚啦，行軍蟻的自我犧牲精神啦，蜜桶蟻的一生隻是一件器皿啦等。這些比較玄虛比較哲理的話，用“階級鬥爭這把照妖鏡一照”，就現出了原形，暴露了其骨髓深處的陰險惡毒。

　　帥報上反複使用兩句最有分量的話：

　　用心何其毒也！

　　是可忍，孰不可忍！

　　其後，這兩句話成了所有革命大字報上的經典用語。

　　帥報署名是“橫掃群魔”戰鬥隊，但我非常清楚它的執筆者是莊學胥，因為我和他是最常去顏家的，顏伯伯的這些話常常是以我倆再加顏哲為聽眾。現在，即使是以一個15歲少女的懵懂，我也立即預料到了顏伯伯——不，顏夫之的下場。他完了，有了這麽多翔實豐富的材料，他肯定被歸入敵人陣營，萬劫不複了。其後我知道，就在昨天夜裏，在“群眾揪出”他之前，顏夫之就已經被秘密抓起來，關押在學校特設的牛鬼蛇神的“牛棚”中。在那個特殊時期，這樣的逮捕和監禁，學校工作組就能做主，不用麻煩公檢法的。顏妻也被隔離，但工作組很講政策，對他們夫妻還講區別對待。袁晨露隻算監視居住，是怕她自殺和串供而采取的預防措施。

　　我擠出看帥報的人群，在人群後邊看見了顏哲哥哥——不，顏哲，他正在目睹一場災難降臨在他父母和他本人頭上，我能想象得到他內心裏天塌地裂的感覺，但至少說他外表上撐住了，他高傲地仰著頭，麵色慘白如紙。後來，當這一段噩夢成為過去時，我才聽他披露了真正的內心世界。他說：其實他根本不像我想象的那樣堅強。我所看到的高傲是假的，實際上是病態的自尊，是用病態自尊編織成的保護自己的脆弱外殼。

　　我沒法同他打招呼，在心中歎息一聲，低頭擠出人群，心想我該和他家拉遠距離了。一個上午我心事重重，知道我和顏哲相好的同學們都目光複雜地看我。在那之前，我倆的戀愛已經明朗化了，現在我認真考慮是否該結束了，並不是個人利益方麵的算計，那時我還小，沒有這樣複雜的心機，我的考慮完全是基於階級覺悟。我喜歡顏哲，但他——有一個“陰險惡毒”的反動爸爸！而我呢，一個根正苗紅的工人階級的女兒，咋能嫁到這樣的家庭裏呢？

　　中午回家後，我說了學校發生的事情。我還說：莊學胥寫的這份帥報和別的大字報不同，上麵的揭發都是真實的，分析也不是沒有道理，細究起來，顏夫之說過的那些話，可能確實有暗藏的動機……

　　沒想到我爹卻怒衝衝地打斷我：“放屁，顏老師講點蟲蟲蟻蟻的知識，有啥罪過？顏老師和咱們鄰居八年，他們是啥人你能不清楚？一百二十成的好人！小雲，咱們寧可相信自己的眼，也不能信上邊的話。我早就看出來了，這些年來上邊的人八成中了邪，說話辦事瘋瘋癲癲的……”

　　我媽及時製止了她男人的“惡攻言論”，轉頭對我說：“小雲，不管別人咋幹，咱家決不幹虧良心的事，以後對小哲該是咋樣還是咋樣。說句不該說的話，小哲那是個好孩子，更是個貴人胚子，他要是能成為咱家女婿，那才是郭家幾輩子修來的福啊！”

　　我爹媽的這番話著實的把我心頭的陰霾一掃而光，我頓時感到無比輕鬆，因為這本來就是我內心深處的願望啊，它隻是被外邊的社會強奸了。那會兒我真慶幸自己有這樣好的爹媽，雖然他們沒有文化，而且政治嗅覺也不敏銳，但他們隻用“老百姓的眼光”，對世間的是是非非起碼有著自己獨特的正常判斷。由於我爹媽的及時勸導，我從短暫的彷徨中走了出來，以後就再沒有反複過。不過我媽最後的那句話很讓我害羞，我佯嗔道：“看您說的啥話！啥女婿啦貴人啦，多不害臊。”我機靈地把槍口轉移到老爹身上，揶揄他：“爹，至少顏伯伯有一樣罪行是確實的——他侮辱工人階級，把一盒香煙灑到地上讓你撿呢！”

　　我爹的臉立即紅了，說：“你個小妮子，哪壺不開你拎哪壺。其實，那件事說到根兒上怨我，太賤氣，為了過一口煙癮，趴到地上撿煙頭。這事要是倒過來，是你顏伯伯缺煙吸，他再饞，會不會像我那樣撿煙頭？會不會？”爹自問自答：“不會，絕對不會，這些讀書人，寧可死也不會掉份子。”

　　我仔細想想，我爹說的在理。顏伯伯、袁阿姨和顏哲那樣的人，寧死也不會放棄自尊的。正因為如此，他們特別脆弱，特別容易被傷害。別看我爹是個粗人，在很多事上其實目光如炬，單拿他這番話中所包含的自省意識，我就達不到。其實我爹這個搬運工也曾牛氣過，剛解放那陣，土改和鎮反時他就當過鄉長。那時的鄉長可不得了，有權批準槍斃人的。他們鄉的通訊員往縣裏押解犯人，一人押解十幾個，路上嫌人多，走得慢，就拿槍突突幾個後再接著走。不知道我爹是不是用過那個槍斃人的權力，反正他後來辭了鄉長，離開家鄉來到北陰市當搬運工，而且從不和兒女們談起那時的事。

　　隻是——爹的料事未免太準了啊，他不該提到“死”字的，結果竟然一語成讖。

　　下午，莊學胥來喊我一塊兒去上學。過去我們三個雖然不同級，但上學時常常搭伴兒去。隻是從運動開始，莊學胥就不和顏哲搭伴兒了，今後更不會了。我一般和顏哲搭伴兒，所以莊學胥連帶著對我也疏遠了，今天是許多天來以他第一次約我。

　　莊學胥在大門口喊：“秋雲，該上學了！工作組布置，今天全校討論帥報！”

　　他的喊聲中分明透著得意，透著居高臨下的顯擺。在三人的交往中，我早知道他對我有意思，當我明確地選擇顏哲做男友後，他肯定心中挺憋屈的，這回可以報一箭之仇了。我還沒來得及答話，就看見我爹已經光著脊梁從堂屋“騰”地竄了出來，指著我住的西屋破口大罵——當然隻是指桑罵槐。

　　他說：“小雲你給我記著，是個人就隻能當人，不能當狗！見人落難時隻能拉一把，不能咬一口！你要是在學校幹了啥虧良心的事，別說我不認你這個閨女！”

　　我從窗戶向外看，門口的莊學胥完全被罵呆了。我想這會兒他臉上肯定是青一塊兒紅一塊兒的吧！他在那兒站了很久，分明是咽不下這口氣想要回嘴，但最終沒敢做，悻悻而去。我爹家是三代貧農，又是個粗人，心直口快，啥話都敢往外撂。他和我爹作對，落不到啥好兒的。

　　那時我還不知道，其實莊學胥並不是自詡的“紅五類”，他媽是一個國發黨少校的妾室，丈夫逃到台灣了，他媽不得已帶著兩歲的兒子下嫁給貧民莊家，俗稱“帶犢兒”。這些底細老街坊們都清楚，後來連上邊的人也知道了。所以，等“黑五類”子弟被攆下鄉時，在學校紅極一時的他也未能逃脫此劫。此時，我猜想那天，莊學胥不敢和我爹吵架，是不是怕我爹掀出他的老底兒？

　　對自家的這些底細，過去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估計知道的成分大些。因為那次抄顏哲家時，我一提到他家的旗袍他就臉色慘白。而且，至少在他被攆下鄉後，肯定會全都知道了。但他下鄉後仍有意無意的以“紅五類”自居，言談中常常涉及某某人（如顏哲）的“反動階級本性”。聽著這些話，我除了作嘔，也有些憐憫感。文革中大多數人都得了集體癔病，所幸很快就自愈了，唯獨莊學胥病症太重，今生今世也難以除根。

　　我瞅著莊學胥走遠後才出門，去喊顏哲，但他家中沒人，等著到了學校，我立即去高三丙班找顏哲。教室裏空空蕩蕩的，隻有他一個人呆坐著，麵前攤著一本“十六條”（即《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一本毛選和一本英文版的馬克思的《資本論》，還有一本英漢大辭典，他看著資本論，不時地翻翻大辭典。顏哲從小跟他父母學英文，已經有相當的根基了。不過，到了北陰一中後就改學俄文了，英文多少生疏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如此迅速地改變了“人”，原本和諧相處的同學們，轉眼間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文革前，盡管顏哲的父親是“右派對象”，在那個年代，這個帽子足以壓垮一個青年的自信，但顏哲學習極為出色，仍在班裏贏得了足夠的尊重。雖然那時也常批判“白專尖子”，不過學生們在心底裏還是看重學業成績的。可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真正成了被扔在一邊的臭狗屎，沒有一個學生組織要他參加，甚至幾乎沒人願意和他交往，我記得王全忠就是那時敢於同他保持交往的少數人之一，這對於一個心高氣傲的青年來說，比死都難受。

　　所以，當學生們處於群體性歇斯底裏時，隻有他一個人呆坐在空蕩蕩的教室裏安靜地學習文件，一遍一遍地學習。與別人不同的是，他把馬克思的英文原著也列為學習內容，這其實是一種隱晦的反抗。因為當時社會上尊奉的“思想”和“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已經相去甚遠了。

　　他端坐在那裏有如石像，雖然臉上很平靜，但那隻是一個麵具，有抑止不住的鬱憤之氣從內心升騰至眉間。我站在窗外看著他，心中充滿了憐憫。這些天對“牛鬼蛇神”們的批鬥已經升級，從精神上的折磨發展到肉體上的折磨，而顏伯伯則是首批的批鬥對象。顏哲即使躲在這裏，也能聽到批鬥場上的慘叫聲。可惜他沒有任何辦法保護自己的父母，甚至不能躲開，這對他該是怎樣殘酷的內心折磨啊！想來我很慚愧，他處於這樣的艱難處境，我卻想疏遠他，我隻是在聽了爹媽的那些話之後，才回歸舊的感情河道。

　　我悄悄歎息著，走進去喊了一聲“顏哲哥”。我喊他時，他的背影分明抖了一下，也許是因為這樣溫馨的稱呼對他已經是意料之外了。不過等他回過頭，麵容已經顯得很平靜。我沒有提他的父母，也沒有嚐試去安慰他，怕傷了他的自尊心。隻是盡可能平和地說：“顏哲哥，我爹媽叫我告訴你，以後到我家吃飯吧！”

　　他看著我，像看一個陌生人那樣看我，眼中慢慢泛出水光，弄得我心中酸酸的想哭。不過他的眼眶很硬的，到底沒讓淚水流下來。他隻是盡量平淡地說：“替我謝謝郭叔郭嬸。不過用不著，我會做飯，能自己照顧自己。”他補了一句：“也謝謝你，秋雲。”然後又埋頭於書本。

　　晚上照例要批鬥，黑幫們已經增加到五人了，他們並排立在操場的中央，每人都被剃了陰陽頭，脖子上掛著沉重的黑幫牌，頭上懸掛著幾個200瓦的大燈泡。正是熱天，燈泡又故意懸得很低，把他們的頭發都烤焦了，尤其是密密麻麻的飛蟲被燈光招來，輪番向那五個腦袋轟炸，像受刑一樣難忍，但他們都不敢用手驅趕。

　　這會兒該輪到顏夫之挨批了，他走到前邊，被勒令爬到一條長板凳上，沒想到長板凳卻被人故意去掉了一隻腿，等他艱難地在三條腿板凳上立穩時，又有人立即對板凳踹了一腳。顏夫之撲通摔下來，麵朝下，結結實實地摔在地上。在哄笑和怒罵聲中，他掙紮著爬起來，滿臉是血，大概把門牙摔掉了，血汙把他變得很獰惡、很醜陋，一點兒也不是我六歲時見到的“天上謫仙人”的風貌了。顏夫之抬頭時正好朝著我這個方向，我無法形容他的眼神，但卻深深地刻在我心裏。一直到多少年後，當我在電視《動物世界》欄目中，看到一隻受傷的非洲野牛被鬣狗群包圍時，我恍然悟到：顏伯伯當年就是野牛這樣的眼神啊：悲涼、無奈、宿命，幾乎是可笑的盡力保持尊嚴。

　　顏夫之又被逼著爬到凳子上，這一回算是勉強站穩了，一個叫萬家聲的高三學生上去發言。萬家聲和我同在校宣傳隊，比較熟。他是宣傳隊的主力隊員，平時溫文爾雅，翩翩美少年一個，一直有幾個女孩在暗戀他。他笛子和二胡玩得很好，一曲“春江花月夜”吹得撩人心魄，讓人感受到空靈靜雅的意境。當然他今天不是來演奏的，這時的“大批判”已經“棄文從武”了，“文”的批判已經沒有什麽意義，無非是追問“你說螞蟻有利他主義究竟是什麽險惡用心”，“你想用蜜桶蟻來影射什麽”，而顏夫之的坦白即使再上綱上線，也不會令批鬥者滿足。至於“武”的批判則可花樣翻新，就看你的創造力了。老人家教導說：要文鬥，不要武鬥。不過左派學生們早就憑本能知道，老人家哪些話是絕對不能違背的，哪些話是門麵話，可以一笑置之。然而在萬家聲的發言中，向顏夫之捅了一拳。這一拳看來並不凶狠，但激起顏夫之一聲極為淒厲的慘叫，他轉回頭，悲憤地盯著萬家聲。萬家聲則迎著受害者的目光，不慌不忙地又捅了一下，再次激起一聲慘叫。這次我看清了，在萬家聲收回拳頭時，他的指縫裏明晃晃地閃了一下，原來是他的指縫裏夾著四隻長針，針尖上還掛著鮮紅的血珠！

　　“0082-1”

　　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忍著淚，低著頭，匆匆擠出人群，向老文革辦公室走去。老文革的全名是北陰一高中文化大革命委員會，是最初的學生組織，但它是官辦的，由當時的工作組組長、地委常委、地委財貿部部長宋天明一手操辦。真正經曆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在學校裏，最恐怖最血腥的時期，其實是在工作組和老文革當政期間。後來造反派當政時的武鬥雖然也血腥，但那至少是勢均力敵者的戰鬥，不像工作組時期，純粹是強者對沒有任何回手之力的弱者的蹂躪。

　　我到了文革辦公室，莊學胥正如在屋裏邊，坐在一張大圈椅上讀報。他在寫了那篇“帥報”立功後（那時上邊還不知道他的真正出身），已經當上了老文革主席，很受工作組的器重。甚至在北陰日報頭版上刊發了頌揚他的專欄文章，稱他為“毛主席的好學生”，對一個高中學生來說這是沒有先例的寵遇，也許此刻他讀的就是這篇文章吧！他有了身份後，行事也有了改變，對於武化程度愈來愈高的批鬥會，他隻進行幕後指揮，不再上第一線了。

　　我進門時沒有喊學胥哥，而是喊了一聲莊主席。他沒想到我會來找他，稍稍一愣，臉上不自覺地綻出喜色，這種發自內心的喜悅是男女之間的，本能的，非政治的。但這點亮色一閃即逝，看來他馬上想到了我父親對他的咒罵，也意識到了他現在的身份，他平淡地說：“秋雲，找我有事嗎？”

　　我敘述了剛才見到的一幕，最後說：“不管顏夫之本人有多可恨，也不能這樣折磨他，毛主席說要文鬥不要武鬥嘛，希望你能出麵製止。”

　　我來這兒時本來就沒有抱太大的希望，估計他可能會敷衍、推諉，說一些不疼不癢的官麵話，但我沒想到他的拒絕是那樣幹脆，那樣大義凜然：“郭秋雲同學！”他提高聲音，正色說道：“我知道你和顏夫之是街坊，知道你和顏哲要好（這兩個字加了重音），但你該想想，你這會兒的要求是出於什麽階級感情！”他痛心疾首地說：“我真沒想到你竟然來提出這樣的要求，你真該警惕了，該認真想一想了！”

　　我讓他的一番言語嗆得啞口無言，我無奈地苦笑著退出去。

　　我沒有再回到批鬥現場，一直在校園僻靜處轉悠，心裏鬱悶不解——本來我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為啥在他的“義正辭嚴”麵前卻處於道德上的劣勢？無意識中我轉到前院的樹林。北陰一中是有百年曆史的老校，而房屋建築的曆史更早，原本是一座有名的寺廟，名字叫東大寺，校院內有很多參天古樹，棲息著從遠處河邊飛來的白色水鳥。每當夕陽將落時，眾多白色精靈啼鳴著，結隊從藍天上滑過，真如仙景一般。有時大風過後，地上會掉下來鳥蛋和雛鳥。鳥蛋當然是摔碎了，你隻能對著惆悵一番，有的雛鳥倒安然無恙，在地上一聲接一聲地哀聲鳴叫。有一回我曾求學胥哥爬上樹，把雛鳥送回鳥巢，學胥哥從小是爬樹好手，真難為他，這麽高的槐樹他真的能爬上去，並且把雛鳥送回窩，自己還險然被小鳥的父母啄了眼睛。

　　其他學校的學生很羨慕我們的環境，他們說黎明和黃昏時分，在綠蔭之下和鳥鳴聲中讀書，那該是何等的福分。1958年大躍進時有人曾想砍這些樹，當時的校黨委書記說：“這些古樹是學校的魂，誰砍樹先砍我的腿！”這樣子總算把古樹保下來了。文革後期修焦枝鐵路時又看上了它們，要用來做枕木。這時老書記仍在學校，但被打倒人們後卻失了銳氣，不敢阻擋了，這些巨樹便全遭了厄運，這是後話。

　　我在幽靜的樹林裏獨自彷徨，此刻學校裏好像到處彌漫著高能電子，彌漫著狂躁亢奮，彌漫著撕咬和嗜血的欲望，即使在往日的“仙境”裏也能感受到這些。我沒想到青梅竹馬的學胥哥會變成這種人，也沒想到溫文爾雅的萬家聲會顯示出嗜血的這一麵人性，我想連他本人都沒想到吧，這種獸性和空靈靜雅的《春江花月夜》如何能共處於一個心靈？後來，當工作組和老文革垮台後，學生中的打人凶手們因為是學生身份，並沒有做任何清算，更沒有人主動表示過懺悔。據我所知，唯一真心懺悔的人是萬家聲。他同宿舍的男生說，那段癲狂期過去後，他曾在很長時間裏徹夜不眠，繞室彷徨，自言自語。

　　他對最親近的朋友說：“我真不能理解，那時我咋會變成這樣一隻瘋狗！隻能說是瘋了！”

　　萬家聲後來很膽怯地來找我，想通過我去約見顏哲，對自己的行為做出懺悔，我很感動，立即向顏哲做了轉達，可惜顏哲堅決不見。他聽我說了之後，沉默了很長時間，目光陰沉地盯著地麵。最後抬起頭說：“我不見。要是我爸媽雖然受盡苦頭但還活著，我想我能原諒他。現在不行，我做不到。秋雲你告訴他，我不會單單記他一個人的仇，但我和他之間沒什麽好談的。”

　　我很替萬家聲惋惜，我覺得顏哲過於狹隘，不夠寬容。畢竟那時萬家聲隻是個十七、八歲的青年，而且關鍵是他確實真心懺悔了，是我校那麽多打人凶手中唯一真心懺悔的！我覺得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但我不敢勸解，我無法苛求一個死了雙親的受害者，父母雙雙離世後，顏哲幾乎崩潰，一個人鑽到顏家大院裏，不願再出來，也不吃不睡。那一段時間，我媽和我每天都泡在那個院子裏陪他，吃飯時硬拉他到我家，在我全家的多方慰解下，他總算逐漸走出了那團陰影。可以這樣說，在那場不幸發生時他已經死了，半年後才死而複生。後來他也參加了學生組織，心態慢慢恢複正常，直到現在，我從來都小心翼翼，不敢在他麵前提及他父母，隻要一提，他心上的傷口就會被再次撕開，所以，他不願意去見萬家聲，我真的無法勸解。

　　我盡可能委婉地告訴萬家聲，顏哲最近不能見他。那一刻我看到，萬家聲的眸子刹那間變得黯淡了，低下頭踽踽地離開，我非常同情他。正是看到了顏哲的狹隘，後來我一直不敢坦白我對他父親所犯下的罪孽，這是我終生的憾事。

　　我在校園裏轉了很久，直到深夜，校園裏的“殺氣”才有所平緩，亢奮了一天的學生們顯得比較疲憊，三三兩兩地走回宿舍。黑幫們也被押回了牛棚，繼續寫他們永遠寫不完的檢查。我回到女生宿舍時，同學們都已入睡，這正是我的願望，由於顏哲的關係，我和室友們之間也顯得尷尬，常常是沒話強找話說，所以我盡量減少與她們的碰麵。這時離天亮隻有一兩個小時了，我懶得脫衣，便和衣躺在了床上。

　　剛剛朦朧入睡，忽然聽到急驟的鍾聲，高音喇叭喊著：“所有願意革命的紅衛兵，立即到大禮堂去！立即到大禮堂去！”

　　同屋的女生們都被驚醒了，連忙穿上衣服，臉也不洗，匆匆往外跑。我因為沒脫衣，第一個跑了出去，剛走到大禮堂的牆外，就聽到裏邊撕心裂肺的哭號。時值深夜，我睡意未消，忽然聽到這樣淒厲的哭號，真令人不寒而栗。我走進去，是莊學胥在哭，手裏舉著一張主席的寶像，他過分悲痛，哭得直打噎，邊哭邊控訴。我好不容易才聽清是怎麽回事：原來他說這張主席畫像是大毒草，其中暗藏著對老人家的惡毒攻擊，在背景上可以看到隱含的兩個字：暴君。

　　莊學胥在這方麵的嗅覺確實靈敏。不久前，他在《一顆紅心向著黨——談建華日記摘抄》那本書的封麵上就發現了階級鬥爭的動向。談建華是當時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改造思想的典範，他死後其日記被廣泛宣傳，我們在文革前看過多少遍了，從沒發現什麽。但經莊學胥提醒，仔細看看，封麵上談建華畫像的膝彎處確實藏著兩個小字：小醜。這兩個字藏得很妙，但一經提醒，人人都能認出來。

　　那時我們立即聯名向出版該書的人民出版社寫了揭發信，不久那邊回信，說這本書的美編已經被揪出來，正在批鬥，他們一再感謝我們，感謝革命小將的革命警惕性，為此莊學胥和我都曾得意了一陣，把我們的獨特發現到處向人誇耀。不過，文革後期有人出來說，那位談建華確實是個口實不一的小醜，這是後話了。

　　但在這張寶像上，莊學胥所說的那兩個暗藏的字很難辨認——我是說，在思維正常的情況下很難辨認，但在今晚特定的氣氛下，在被催眠的狀態下，我們都“辨認”出來了。莊學胥仍在哭訴階級敵人對主席的迫害，哭聲時斷時續。現在，屋裏彌漫著高濃度的信息素，那是仇恨、憤怒——不，是悲憤，是“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張孝祥《六州歌頭》）。這些千刀萬剮的階級敵人，竟敢把黑手伸向毛主席！悲憤在人群中產生反饋，自我激勵，越來越強（我突然不合時宜地想起顏夫之曾說過的話：蟻巢裏的信息素會在蟻群中產生正反饋）。不少人也像莊學胥那樣痛哭失聲，大多數人默默垂淚，人們的眼睛都是紅的，是被仇恨之火烤紅。

　　幾乎所有人在這兒聽完哭訴後，都紅著眼，去不遠的史地生（曆史地理生物）教研室。黑幫們押在這兒，革命群眾要找他們複仇，根本不管他們與這件事有沒有牽連。我也去了，六七個牛鬼蛇神們都被按在地上，頭對著頭，P股高高撅起，對著外邊，排成一朵蓮花，而進屋來的那些學生們都悶著頭不說話，對著他們的P股和脊背用腳踹，用棍棒打，這種無聲的場麵更加重了屋裏的殺氣。黑幫蓮花陣中趴著一個女的，後來我才意識到那是顏哲的母親袁晨露，她雖然早就被揪出來了，又是黑幫中唯一的女性，但其罪行多限於“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劃不到政治層麵上，所以一直沒怎麽鬥她。袁的主要罪證之一，就是那次抄家抄來的她留學英倫時的泳裝照片，那時我們從未見過女人的泳裝照片，所以學生們，尤其是青春期萌發的男生們，第一眼看到這些照片都有震撼的感覺，目光都有被磁吸的感覺，當然誰也不會把這種感覺說出來，說出來的全是言不由衷的批判。不過，多半是由於潛意識中異姓留下的美好感覺，所以男生們一直沒折磨袁晨露，可是今晚不行了，今晚她也成了複仇的對象。

　　在這群被仇恨燒紅了眼睛的人中也包括我，盡管我從未參加過打人，盡管我剛剛冒著政治風險去莊學胥那兒要求製止武鬥，但在今晚特定的夢魘狀態下，我心中也充斥著撕咬的欲望。我看見那個圓圈陣中有個黑幫不老實，兩個人使勁兒往下按他的頭，他仍然竭力地想昂起頭來。我沒有多想，照著他P股一腳踹過去，由於我用力太大，使他的身體整個向前衝，碰到了前邊另一個黑幫的頭。按他頭的兩個學生愣了一下，手下用力稍鬆，那人趁機昂起頭——是顏夫之。他那時年紀不算太大，也就四十三、四歲吧，然而頭發白得較早，已經黑白各半了，所以僅僅看到他的後腦勺，我就認出了他。隻見他回過頭來，額頭上血跡淋漓，悲憤欲絕地盯著這邊。他不會認出我的，血流已經糊住了他的眼睛，他僅能看到一個血色斑斑的模糊世界，隻能看到一排互相雷同的獰惡麵孔。即使如此，他的注視也讓我打了個寒戰，讓我從夢魘中徹底清醒，我不敢多留，立即從這兒逃出去。

　　在那之後的情景我已經記不清了，我的思維被凍結了，於是我就在校園裏漫無目的地轉著，腦子中隻翻騰著一個念頭：我怎麽變成了我一向厭惡的打人凶手，這一切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打人凶手萬家聲到幾個月後才清醒，我的清醒要早得多，我的夢魘狀態隻持續了一個小時。我想著“我”的顏哲，想著他慈和可親的父母（那多像是前生的事情），想著如果我爹媽知道了我今晚的瘋狂，會不會用劈柴棒揍我？又突然想起來：這會兒顏哲在什麽地方？知道不知道他父母的噩運？他會不會鋌而走險？

　　有了這個閃念後，凍結的思維立即流淌起來，我知道該做什麽了：找到顏哲，盡我可能去安撫他、保護他，這樣才能彌補我的罪孽。我急匆匆地到各處找他，包括他過去（文革前）早讀晚誦時常去的林蔭下，還有最近他常一人獨在的高三丙教室，都沒找到。後來我摸到他的宿舍，那時的學生宿舍都是能住二三十人的大房子，房門虛掩著，我悄悄地推門進去。

　　沒進門就聽見如雷的鼾聲，那人不是顏哲，而是工作組長宋天明。北陰地區沒有大學，一高中就是這兒的最高學府，因而是全地區的運動試點。文革開始後宋組長一直“與革命小將同吃同住”，就住在高三丙班的男宿舍裏，宋是南下幹部，說話帶山東口音，長得像一個心寬體胖的笑彌勒。他是13級高幹，這對於文革前沒見過大世麵的高中學生們來說幾乎算得上是天人了，而這樣的高幹竟然住到中學生的大宿舍中，真的讓學生們很感動。過去我來找顏哲時，常常看到有二三十個學生團團圍在宋天明的床前，虔誠地仰望著他，聽他講革命經曆。後來，等革命烈火燒到工作組頭上時，學生們揭發說，那時宋天明每晚的宣講中，倒有一半內容是上不得台盤的葷笑話，這讓我產生了濃重的幻滅感。其實倒不是對宋天明的幻滅，隨著年紀增大，我對男人們尤其是文化層次較低的男人們張口不離葷笑話，已經看淡了。那是男人的天性，雖然髒，倒也算不上十惡之罪。我的幻滅主要是針對那些虔誠仰望宋天明的學生——既然當時聽的是這些肮髒東西，那你們咋能維持住臉上的虔誠表情？能做到這一點也是太不容易了。

　　但顏哲從來不在這些虔誠的聽眾之中，可能並不是因為高傲，而是因為自卑。他知道自己不屬於那個圈子，強擠進去反倒讓人憎厭，所以也就不去湊群。

　　宋天明睡得很香，赤著上身，攤手攤腳地睡成一個大字，鼾聲帶著胸腔深長的共鳴，他也許不知道校園裏發生的血腥，所以能良心清白地睡覺。我在門口猶豫一會兒，不願經過他身邊，就折回頭，從大宿舍的另一個門進去。顏哲果然也在熟睡，這個大宿舍中隻有他們倆人在睡覺，恐怕此刻全校師生中能夠安睡的也唯有他倆了。看來，在高音喇叭召喚“願意革命的紅衛兵”時，顏哲清楚自己的身份，沒有去，因而躲過了目睹父母被打的悲劇。

　　我悄悄地走近他身邊，佇立很久，借著路燈透進窗戶的昏暗光亮端詳他緊蹙的眉頭，聽著他細細的鼻息聲，他眉宇清秀，清秀間透著勃勃英氣，我常常無端地想象著，唐朝著名的儒將張巡（他的籍貫就是北陰所屬的鄧縣）大概就是這個麵容吧！我覺得他這會兒能夠安睡是最好的結局了，雖然明天他仍得麵對現實，但至少今晚他不用忍受心靈上的“進行時態”的折磨。我真想摸摸他的手，或者用臉頰挨挨他的臉頰，但我最終沒有打擾他，悄悄地退出去了。

　　我又在校園裏轉了一會兒，正是黎明前天色最黑的時候，史地生教研室裏的暴行已經結束，牛鬼們被押回自己的屋子，疲憊不堪的學生們一群群地回宿舍去，我想我也該回屋了，就尾隨著前邊的人群往回走。路過女牛棚時，忽然聽到屋裏有人尖聲喊叫。我急忙跑過去，竟然是顏哲的媽媽！我簡直不相信，一向慈和穩重的袁阿姨會發出這樣恐怖的聲音，但不會錯的，女牛棚裏隻有她一個人。

　　那兒已經聚了十幾個紅衛兵，又有一行人匆匆趕來，為首的正是莊學胥。他們圍在門口，表情嚴重地聽她揭發丈夫。袁晨露焦灼地說，他們夫妻被抓前曾事先約定，一旦哪個受不了批鬥就決定自殺，另一個聽到前者自殺的消息將追隨其後。他們事先為此做了準備，都在鞋底藏了保險刀片，為了證實她的揭發屬實，她真的從鞋底取出半邊刀片，這讓周圍的人大吃一驚。黑幫們被抓起來時，工作組為防止他們自殺，已經布置學生們進行了徹底搜身，連鋼筆、皮帶和小手絹都收走了。對於這一點，久經運動的工作組有著豐富的曆史經驗，然而他們萬萬沒料到，這對黑幫夫妻竟然把刀片藏在鞋底裏。

　　袁晨露近乎狂躁地求告：“我料定他今晚會自殺，肯定會自殺，你們得趕快去製止，晚了就來不及了！”

　　得知這樣的階級鬥爭新動向後，莊學胥立即帶人往男牛棚跑去，我也緊緊跟在後邊，等一行人氣喘籲籲地跑去，已經晚了，一個人隻有四到五升血液，全部流光並不需要太長時間。男牛棚裏一共關著五個人，其餘四個這會兒都在地鋪上躺著，竟然睡得很熟，雖然他們剛剛經過煉獄的煎熬，但肉體的疲憊戰勝了精神的恐懼。顏伯伯窩在牆角，半躺著，似乎也是在睡覺。可我一眼看到，一道血液之河自他身下流出，一直蜿蜒到門口，屋裏散發著濃烈的血腥氣，我眼前一陣發黑，幾乎暈過去。

　　莊學胥把門口的看守踢醒，大罵一通，命令立即喊校醫來。隨後，校醫衣冠不整，心驚膽戰地跑來，伸手放在顏哲的鼻孔，試試死者的氣息，翻翻眼皮，膽怯地說：“莊主席他沒救了，瞳孔已經散了，身體也開始涼了。”

　　莊學胥轉而大罵顏夫之，罵他“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死有餘辜”！他暴怒地踢著同屋已經被驚醒的牛鬼，說你們誰還想學他？盡管去死，我撐著你們！但我看出他內心有怯意，他是以厲聲咒罵來掩蓋自己的膽怯。畢竟這是學校裏第一個死人，是在他所激起的歇斯底裏的群毆後自殺的。莊學胥罵了一通後匆匆離開，肯定是去找工作組組長討主意去了。

　　莊學胥臨走看到我，也看到我不受控製洶湧而下的淚水，他狠狠瞪我一眼後走了，走了兩步後又回頭來命令：“郭秋雲你去！看好袁晨露，別讓她也自殺！”

　　他特意指派我去，也許這一刹那他在想，此刻派一個和袁晨露有特殊感情的人做看守，她會最盡心吧！我對這個命令沒有抵觸，匆匆趕到女牛棚。原來的看守是一位小個子低年級女生，已經困得支撐不住，很高興有人來換班，哈欠連天地走了。袁阿姨一直趴在窗口向外看，心驚膽戰地等著有關她丈夫的消息。這會兒她一看到我，看到我眼裏躲躲閃閃的目光，於是她什麽都明白了。其後她的平靜出乎我的意外，一句話也不問我，隻是抹去眼中湧出的淚水，悄悄退到她的床上，睡了。

　　我默默地守在門外，透過開著的門，警惕地監視著她的動靜，黑幫們睡覺是不許關門的。我已經不是第一次來看守她，幾乎每次值班時，看到的都是一個不變的場景：她坐在椅子上，頭低著，一動不動，默默地寫檢查，似乎身體與椅子已經連成一體。我發現她臉上不時地閃過痛苦的神色，有時悄悄動一下P股，用不易覺察的幅度捶捶腰眼。後來我才從其他黑幫口中了解到，他們當牛鬼期間最怕的甚至不是批鬥，而是坐著寫檢查！長期的單一動作，使腰椎間鑽心的疼痛，那種劇疼簡直能令人休克。還有，腿部下垂的時間太長，都浮腫了，一按一個深坑，學校的牛棚生活連監獄裏的放風都沒有，唯一的休息時間就是解手。所以，他們對這點時間非常珍惜，甚至可以說那片刻的享受成了當時他們活下去的唯一誘惑。後來學生們煩了批鬥黑幫，把矛頭轉向走資派和工作組，不再逼老黑幫們寫檢查，而是勒令他們出去幹重體力活，勞動改造。黑幫們說：你們根本不知道，那對我們簡直是天下大赦呀，我們各個都歡天喜地。

　　袁阿姨的忍耐力非常驚人，比那些男黑幫們強多了，那麽多天來，我沒聽她發出過一聲呻吟。當她看見是我單獨值班時，也沒有利用過去的特殊關係求我照顧她。我當時能做的隻有一件事，就是隔一段時間就帶她出去解手，甚至她沒提出，我也會主動催她去，而且帶她去遠處的露天廁所。把她帶進廁所時我低聲咕噥一聲：“我在外邊，你去吧！”這實際上是說：我在門口把風，你盡量在裏邊多停一會，曬曬太陽，舒展舒展身軀。袁阿姨當然理解我的苦心，每次她從廁所出來，都用感激的目光默默地看我。

　　不過，我給她和顏伯伯的是小恩惠，犯的是大罪孽，這次顏伯伯自殺，我總覺得原因是他看見我（兒子的戀人）踢了他，才對人性徹底失望。在我心裏，自責像火一樣燎烤著，像利刀一樣攪動著，折磨得我幾乎窒息。

　　我呻吟著，脫口喊一聲：“袁阿姨……”

　　這些天來，我不像別人那樣喊她“袁黑幫”，但也從沒喊過“阿姨”。這次稱呼顯然出乎她的意外，她從床上起身，疑問地看著我。

　　倉促中我找到一句話：“袁阿姨我沒事，隻是想告訴你，我爹媽叫顏哲到我家去吃飯。”

　　就像那天顏哲一樣，她的眼眶中也慢慢湧出淚水，即使在夜色中，也能看到那兩汪閃亮的水光，她用極輕的、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謝謝！”

　　然後縮回床上，很安穩地睡了。

　　後來我很後悔說那句話，我原想讓她對顏哲放心的，然而這恰恰堅定了她赴死的決心——丈夫已經去了，她唯一掛念的是兒子；現在兒子也有人照顧，她可以跟丈夫去了。袁阿姨自殺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被沉重的負罪感折磨著，左衝右突，都無法走出這座圍城，而且我隻能獨自承受這樣的折磨，不敢對顏哲坦露。我並不是想隱瞞自己的罪孽，而是擔心性格比較褊狹的顏哲受不了這樣的打擊——如果他唯一可以依賴的人原來手上也有血跡，他會不會心理崩潰？會不會徹底自暴自棄？

　　讓我負罪的還有一點：在那晚的看守中，我沒能製止袁阿姨的自殺。其實這是過度的自責，真正要赴死的人誰也攔不住的，尤其是像袁阿姨這樣外表柔媚而內蘊剛烈的女人。想想吧，即使在“揭發丈夫”的那個非常時刻，她竟然還思慮周密，隻交出半邊刀片而留下半邊！那時她已經為丈夫的不幸，和為自己的追隨預先做了準備。那晚，我盡管受著負罪感的折磨，目不轉睛地盯著袁阿姨。我敢說我沒懈怠過片刻，而她縮在床上一直沒動——不過割斷動脈本來也不需要大的動作。

　　晨色初露時我忽然奇怪地發現，一大群紅螞蟻從袁阿姨的床下緩緩地爬出來，它們停住了，探頭探腦一會兒，再緩緩地向前蠕動。開始的刹那我沒明白是咋回事兒，我很奇怪蟻群為什麽會在夜裏出來，忽然我聞到了熟悉的味道兒，是血腥味兒，是我在顏伯伯那兒聞到的血腥味兒。我定睛朝地上看去，那不是紅色的蟻群，而是鮮血聚成的水汪。鮮血已經變得黏稠了，前進得很艱難，隻有當後來的鮮血越聚越多時，它們才積蓄了足夠的力量，往前蠕動少許。

　　那是袁阿姨的血，那具嬌小身體內的鮮血肯定已經流盡了，眼前這一切終於超出了一個16歲姑娘的心理承受極限，我眼前一黑，身體軟了，扶著門框倒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