蟻生

第二節 螞蟻的學問

　　顏家是北陰有名的四大世家之一，家境富有時有近千畝地。解放後，顏家在農村的田產和房產都被沒收，分給佃戶們。在城裏的顏家房產屬於商業資產，按政策是要留下的。不過這些房產大都沒留住，被一些小的國營單位，比如供銷社啦、信用社啦和街道辦事處啦等無償占用，日子一久也就充公了。顏家隻留下一個大院，位於城鄉接合部，原本是他家的桑園。院內有幾間草房，其餘全是桑樹或空地，圍著低矮的土牆。顏家的祖輩都已經去世，第二代大都出國定居，所以這座院落一直空著，成了街坊孩童們玩耍的天堂。顏哲的父親顏夫之早年留學英倫，是國際上有名的生物學家。解放後回國，在北京某名校任教，很少回家鄉。但1957年反右時他被揭發出有“惡攻”（惡毒攻擊）言論，他曾說“不能用政治標準來壓製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派”，說蘇聯的米丘林——李森科學派隻是個政治助產的畸形兒，那位李森科院士更是個不折不扣的學術惡棍；又說“沒有自由的學術風氣，科學就會被窒息”。這些言論足夠劃一個“極右”了。幸虧上邊有人為他說話，說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他作為昆蟲學家，在揭露美帝的細菌戰方麵立過功，那就不要戴右派帽子了，定個“右派對象”吧！

　　然後他們全家被下放回老家，回到這座空置多年的顏家老宅子裏。我從大人嘴裏知道了顏伯伯是右派對象，但搞不懂這個稱呼的含義。“對象”這個詞的一般意義我那時已經知道了，所以想當然地認為，顏伯伯肯定是“右派”的“對象”——那就是說袁阿姨是右派啦？但大人卻說我說的不對，“右派對象”就是原本夠格當右派的人，最終因政府開恩沒有戴上“分子帽”。你袁阿姨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右派對象”，隻是受到她丈夫的牽連，誣蔑說她是右派的對象。大人們的解釋似乎勉為其難，而我則似懂非懂地點頭，這個政治名詞的複雜性真難為了我6歲小腦瓜的智力。

　　那天，我們正在顏家大院裏玩耍，我那時的玩伴都屬於貧民階層，孩子們的娛樂很貧乏，看螞蟻拉青蟲是常玩的遊戲。莊學胥比我大兩歲，是俺們這一夥兒的孩子王。這天，他領我們看螞蟻拉青蟲，一隻黑螞蟻在四處搜尋，學胥哥把一條半死的青蟲放到它的附近。螞蟻碰上了，立即衝上去咬，用力拖，青蟲則拚命掙紮。不久，這隻螞蟻意識到憑它自己的力量是拉不動的，便很果斷地離開青蟲，回窩去了。

　　學胥哥高興地說：“等著吧，過不了多久，大部隊就要開來了。”

　　果然過了不久，幾百隻螞蟻排成一條線，浩浩蕩蕩開過來，團團圍住那條青蟲，爬滿了它的身體。青蟲很快用盡力氣，或者是被螞蟻蜇暈，不怎麽掙紮了，螞蟻們開始用力拖它。開始時秩序很亂，螞蟻各用各的勁兒，每隻螞蟻的六條細腿兒亂蹬，但青蟲紋絲不動。但蟻群不知道用啥辦法協調了用力的方向，幾百條細腿開始向一個方向用力，慢慢地，這個對螞蟻來說非常龐大的軀體終於動了一下。蟻群受到鼓舞，幾百條細腿蹬得更歡，沒有一個偷懶的，青蟲移動的速度逐漸穩定，向螞蟻窩的方向移過去了。

　　雖然我們已經不是第一次觀看，但仍然看得很過癮。這個簡單的生命活動讓6歲的我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我問學胥哥：“螞蟻咋認路？咋回家喊‘人’來幫忙？要知道它們可不會說話！還有，那個偵察兵咋知道根據青蟲的大小應該喊多少‘人’？因為我們過去已經見過，要是螞蟻準備拉的蟲蟲小，它就隻喊來十幾個‘人’，而這次喊來了幾百個。還有，它們不會喊口令，咋知道向同一個方向用力氣？”

　　一連串的問話，學胥哥被我問得隻是抓後腦勺，支吾著說：“我也不知道，隻能說螞蟻生來就會這些吧，是老天爺的安排吧！”

　　學胥哥又說：“咱們幹脆挖開螞蟻窩看看是啥樣子，你們樂意不？我知道顏家大院裏有大螞蟻窩。”

　　於是五六個孩子就帶上學胥哥家的一把小洋鍬，熟門熟路地翻過顏家院牆的缺口，來到大院裏。這兒昨天剛剛打掃收拾過，是我爹領人幹的，他說顏家的主人馬上就要回來了，不過這個消息影響不了我們的玩耍。我們在桑園裏挖開了一個大螞蟻窩，螞蟻黑壓壓的，估計有上萬隻！巢穴被毀的蟻群真成了“熱鍋上的螞蟻”，急匆匆地跑來跑去，竄上伏下，沒個消停。不過仔細觀察，它們的行為還是有路數的，小頭螞蟻（工蟻）全都噙著白色的橢圓形的小蟻卵，慌慌張張地尋找可以躲藏的地方；大頭螞蟻（兵蟻）則虛張聲勢地張開大顎牙，向看不見的敵人宣戰。我的眼尖，在眾蟻之中發現了蟻王，實際上應稱為蟻後吧！它的個頭比一般螞蟻大三四倍，動作笨拙，在蟻巢的廢墟上慌慌張張地亂竄。但工蟻們很快追過來把它製止住，十幾隻工蟻分別咬著它的腿，硬把它拉到一個土塊下，藏了起來。小小的螞蟻原來這麽有紀律，這麽舍己為人、尊老愛幼，讓我真的很感動。

　　學胥哥說：“我今天還帶了一個好玩意哪！”

　　他掏出一把殘缺不全的舊火鏡，即放大鏡或稱凸透鏡。那時我就奇怪，劉家雖然比我家還窮，但又常常有一些別致的小玩意兒，像放大鏡啦、指南針啦，還有已經不會走動的金殼懷表啦，我們挖螞蟻窩用的這把軍用小洋鍬啦！我還見過莊學胥母親的一張照片，穿著旗袍，戴著耳環，和現在蓬頭散發的樣子簡直就不是同一個人。我還知道學胥哥特別疼我，比如這些小玩意兒，如果我不在，他就舍不得拿出來玩。

　　莊學胥趴到地下，把正午的陽光聚焦成一個光斑，光斑四周是漂亮的彩色鑲邊，圍著一小塊兒奪目的白光。這個光斑是不能久看的，看得久了，你的眼底會被燒出一個相同形狀的黑斑，即使你閉上眼睛，也得好長時間後才能複原。學胥哥小心地把光斑收攏，罩著一隻正在搬蟻卵的工蟻，那隻工蟻立即痙攣了幾下，仰麵蹬著六條腿，死了，小身體蜷成一團，然後開始冒煙。

　　我們以前隻用臭蛋兒（衛生球）逗過螞蟻，就是用臭蛋兒在地上劃一個白色的圈圈，把螞蟻圍在裏邊，螞蟻害怕臭蛋兒的味兒，在白色邊線上撞來撞去，越撞越焦躁，就是不敢越過去，看著十分有趣，但用火鏡燒螞蟻還是第一次。

　　我們爭著說：“學胥哥，讓我玩一會兒，讓我試一下！”

　　學胥哥照例先把火鏡遞給我，我燒死一個螞蟻後再遞給別人，大夥兒輪流燒，玩得很高興。後來院門打開了，有兩輛人力車和幾個人進到院子裏，我們沒有理會，照樣玩我們的。忽然聽見一個大人急迫地喊：“別！不要燒螞蟻。”

　　一個中年男人匆匆走過來，把我們分開，撥弄著螞蟻蜷曲的屍體，憐惜地說：“孩子們別欺負螞蟻，它們雖然小，也是一條命啊，而且是非常珍貴的生命。”

　　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顏家三人，顏伯伯旁邊立著袁阿姨和8歲的顏哲，我父親和另一個搬運工正從人力車上卸家具。直到多少年後，初見這一家的印象還非常鮮明地刻在我的記憶中。因為他們太不平常了，太超凡脫俗了，就像是天上的仙人來到凡間。其實，他們的衣著很普通，顏伯伯穿一身白色的中式褲褂；袁阿姨穿著一條時髦短裙；顏哲是穿著白襯衣和吊帶短褲，腳穿一雙白色球鞋，這種白色球鞋在當時的北陰市倒是很少見的。這些不算太奢華的衣服穿在他們身上，卻顯得那樣清爽、那樣瀟灑。三個人的容貌也很漂亮，但在當時，他們的容貌並沒給我留下多少印象，因為我已經被容貌之外的東西迷住了。

　　“0036-1”

　　一個6歲女孩無法清晰地理出這種感受，但我分明受到了強烈的震撼，並滋生出很強烈的想同他們親近的一種感覺。

　　不過顏伯伯的責備也讓我臉紅，讓所有的玩伴兒臉紅。剛才我們隻顧著玩得高興，忘了螞蟻也是一個小生命，忘了它們也算得上是我們的小玩伴兒。我們尷尬地笑著，低著腦袋，用赤腳搓著光腿肚。隻有莊學胥覺得這番責備損傷了他在小夥伴中的威信，惱火地瞪著這位不速之客，想要發作。

　　袁阿姨見狀連忙說：“老顏！——有話慢慢說，孩子們小，不懂這些的。”之後她又回過頭對我爹說：“我先生是專門研究昆蟲的，天下的蟲蟻沒有他不喜歡的，喜歡得都發癡了，說話也是直來直去的，你們別跟他一般見識。”

　　那是我第一次聽見悅耳的“京腔”，覺得它好聽極了。我爹卻傻嗬嗬地笑著問：“螞蟻裏麵也有學問？”

　　這句問話應該說是不大禮貌的，但顏伯伯沒在意。他拉過顏哲說：“來，和小夥伴們認識認識，你們以後就是朋友了！”

　　顏哲不像我們那樣在生人麵前怯場，很有禮貌地笑著對我們點頭問好。顏伯伯用手撫著我的頭說：“小雲——她是叫小雲吧！”

　　爹說：“是的，這是我家老二，老大也是閨女，比她大10歲，初中畢業後已經上班了，在舊城縣拖修廠。這個二妮子比較淘氣，每天到處瘋跑，最喜歡蟲蟲蟻蟻、花花草草的。”

　　“那好嘛，跟我家小哲對脾氣。小雲，還有你們四個男孩子，我告訴你們，螞蟻中也有很多學問呢，你們願意聽我講講嗎？”

　　我仰臉看著他，再扭頭看看顏哲，連連點頭。顏伯伯把孩子們攏到一塊兒，講了很多有關螞蟻的知識，我們聽得十分專心。我爹卸完家具後也湊上來聽，一聽，連他也不想走開了。

　　136年後，我仍能清晰地回憶出顏伯伯當年講的螞蟻知識，當然可能不全是那天說的，顏伯伯此後也常常講說，我可能在記憶中把顏伯伯多年的話濃縮到一天了。他說：“螞蟻是地球上最成功的動物種群，在地球上至少存在8000萬年了，現在已經發現白堊紀的螞蟻化石，它們估計是從臀鉤土蜂科演化而來。據估算，地球上的螞蟻一共有數10萬億隻，是人類數量的近萬倍。在熱帶地區，螞蟻及白蟻的生物總量（即總體重）竟然能占到昆蟲生物量的三分之一，在亞馬遜密林中螞蟻更多，每公頃麵積上有800萬隻螞蟻和100萬隻白蟻，甚至占到所有生物總量的三分之一，這是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螞蟻一般是雌性社會，蟻後隻負責繁衍後代，工蟻包括兵蟻也都是雌蟻，負責覓食和警衛，雄蟻一般與蟻後交配後就死了，隻能算是螞蟻社會中的一個過客。世界上已經發現的蟻類有9000多種，隸屬360多個屬。中國有黃猄蟻、雙齒多刺蟻、日本弓背蟻、日本黑褐蟻、深井凹頭蟻、紅林蟻、小家蟻等……

　　我聽著，連忙問：“顏伯伯，為啥咱中國的螞蟻是從小日本跑過來的？是不是日本的螞蟻特別霸道，愛侵略中國？”

　　顏伯伯笑了，摸摸我的腦袋說：“不，不是這個說法。中國的螞蟻不是從日本跑來的，都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很多種類和日本的螞蟻一樣。不過，日本科學家研究東亞螞蟻比較早，所以在給螞蟻命名時就占了便宜，很多名字掛上了日本的前綴。”

　　他說，你們挖的這一窩是日本黑褐蟻，一般有1隻蟻後，數千隻工蟻；但也有的多達6隻蟻後，數萬隻工蟻。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其他生物族群的王者一般是唯一的，像蜜蜂，如果一個族群內有兩隻以上蜂王，就必定要分群，或者蜂王們相互廝殺，一直殺到隻剩一隻。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君”，人類社會的這個規則在動物中同樣適用。但螞蟻族群內經常發現多個蟻後和平共存的現象，比如日本石狩紅蟻的一個蟻群竟然有108個蟻後和3億隻工蟻，而入侵歐洲的阿根廷蟻竟然有數千隻蟻後共處於一個族群內。

　　顏伯伯說的另一點知識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因為說到這兒時顏伯伯相當動情，用力做著手勢，聲音也提高了。

　　他說：“螞蟻可是利他主義的典範！沒有一隻螞蟻有私心，一點私心也沒有。”

　　接著他又說，比如南美的行軍蟻，當碰到酷暑烈日時，它們會抱成一個大團，強壯的工蟻在最外邊，裏邊是幼蟻和蟻後。烈日會把外層的行軍蟻曬焦，但它們以身體作屏障保護了內層的同族。等天氣涼爽後蟻團鬆開，繼續行軍，而犧牲者就甘願化為泥土。再比如一種蜜桶蟻，它們吃飽食物後身體脹大，然後倒懸在蟻穴的天花板上。等勞動的工蟻餓了，過來用觸須拍拍它的尾部，它們就分泌出食物來喂食。所以，它們的一生實際隻是作為一種器皿，是活的蜜桶或冰箱，但它們任勞任怨，毫無怨言。

　　這些知識我們從來沒有聽過，太新鮮了。我爹也聽得連連點頭，說：“真的，蟲蟻裏邊也有這麽大學問，顏先生你不愧是讀書人。小雲子，以後多來顏伯伯家聽他嘮嗑，能長學問。”他笑著對顏伯伯說：“我家小雲子生錯地方了，該生到你們這樣的讀書人家裏，我看她天生是讀書人的秉性。”

　　我爹是個粗人，可是看事常常入木三分。的確，我從小就和鄰家的孩子不同，我愛看著花草蟲蟻發愣，驚歎老天爺咋能造出這樣精致的東西。我喜歡大自然的景觀，冬天的白雪讓我心地空靈，春天的嫩苞讓我生出盎然春意，夏天的彩雲讓我情緒昂揚，甚至從五六歲起我就能感到蕭瑟的秋意，常常對著滿地打旋的黃葉傷情。誇大一點兒說，在孩提時代我的心是與天地相通的，隻是這種特異稟性隨年齡而逐漸失去了。

　　顏伯伯說：“歡迎你們都常來玩。關於螞蟻的知識，我家小哲知道的也不少，你們問他就行。”

　　我高興地拉著顏哲的手說：“小哲哥哥，以後和我們玩，講螞蟻的故事，行不？”

　　顏哲笑著點頭，用標準北京話很平和與自信地說：“沒問題，螞蟻的知識我確實知道一些，都是從我爸這兒學的。”

　　顏伯伯說：“那好，你們去玩吧！”

　　大人們進屋去擺放家具，顏哲又接著對新夥伴們講了很多螞蟻的知識，比如說蟻後能生出受精卵（雙倍體），孵化後是工蟻；也能生出不受精卵（單倍體），孵化後成雄蟻等等，讓俺們佩服得不得了。不過我也讓他知道了我的“厲害”。我拿剛才問學胥哥的老問題問他：螞蟻偵察兵咋識路，咋知道一條大青蟲需要多少“人”來拉，它回窩後咋能向“別人”說清楚這次應該多少“人”去。

　　顏哲給窘住了，老老實實地說：“我不知道。螞蟻認路肯定是因為信息素，它們順著來時留下的信息素就能回去，至於咋通知蟻巢去多少人，應該也是利用信息素吧，信息素釋放多一些就表示要多去人。但這隻是我的猜想，書上沒有這樣的知識。”

　　學胥哥得意地大聲說：“你不是說，螞蟻的知識你全知道嗎？”

　　他這明顯是當麵篡改，因為顏哲哥剛才隻說過“螞蟻的知識我確實知道一些”，從沒說過“全知道”。但顏哲沒有在這點上辯解，很窘迫地思索一會兒，說道：“我隻知道，蜜蜂發現蜜源後，是用圓圈舞通知巢中的其他工蜂，它舞動時的圓圈大小和強度就表示蜜源的遠近和大小。至於螞蟻是不是利用信息素來發通知，好像還沒一個科學家研究出來。小雲你真不簡單，能問出這樣難的問題，那麽，就算我把這事弄清了再講給你。”

　　不過他的研究大概沒能進行，因為隨之就是大躍進，顧不上這些脫離現實的研究了。然後——隨之就是三年困難，再接著就是文化大革命。

　　那年是1958年，大躍進的年頭，激情洋溢的時代。全民吃食堂，吃飯不要錢；提前邁入共產主義；小麥畝產5萬斤，水稻畝產10萬斤，全民大煉鋼鐵，苦幹15年，超英壓美學蘇聯。各家各戶的鐵鍋都砸了，大門上的門釕銱、衣箱上的吊扣和箱子鐵皮護角都被撬下來，交公家去煉鐵。各小學的操場上都建了土高爐，平素不大為人看重的小學“自然”課老師這會兒成了學校的靈魂人物，因為當前形勢逼得他們各個成了土高爐的設計師、建造師兼煉鋼技師。《中國少年報》上滿懷激情地報道過一則最大膽的創舉，它一直鐫刻在我少年的記憶中——有一個小學生用黃泥巴捏出一座小高爐，趴到地上，用嘴巴當鼓風機，竟然也煉出了鋼鐵。

　　大煉鋼鐵運動在北陰有一個獨特的表現，北陰得天獨厚，城南有白河流過，白河從山中流出時肯定經過某個鐵礦，所以兩岸的沙灘下有一層一層的鐵砂。把鐵砂挖出來，平鋪在帶坡度的沙灘上，撩起河水衝啊衝啊，較輕的沙子被衝走，較重的鐵砂被提純，從坡麵上輕輕刮下來，就可用做煉鐵的原料，於是，北陰城裏掀起了全民淘鐵沙的熱潮，我們的小學自然也參加了。顏伯伯和袁阿姨剛到北陰第一高中報到，顏伯伯教生物，袁阿姨教俄語——實際上她是教英語的，但按照國家統一規劃，北陰一高隻設俄語課，她隻好改行。這會兒他們尚未正式上班，就隨我們小學一塊去了。

　　幾百個小學生在隊旗的指引下，迎著灼人的朝陽，意氣風發地來到白河邊。越過陡峭的小寨門朝下望去，天哪，河邊已經來了這麽多人！一條白水靜靜地淌過，兩側沙灘上，成千上萬的人忙忙碌碌，熙熙攘攘，活像龐大的蟻群在拉一條白色的大青蟲。雖然還是早上，但在炎日下大多數男人和男孩子都光著膀子，甚至很多像我這樣的低年級小女孩也脫了上衣。所以打眼望去，滿眼盡是曬得冒油的黃色脊梁，如果說人群像螞蟻，那我們就是黃螞蟻了。

　　顏伯伯不愧是有學問人，在淘鐵砂這種事上也能表現出來。他不像普通人那樣隨便找一個地方就幹，而是先在附近轉一圈，把我、顏哲、莊學胥和袁阿姨領到一個洄水灣處，說：“來，咱們在這兒挖個坑試試，這個是洄水處，估計鐵砂沉積較多。”

　　果然，幾鍁下去，挖出一個厚厚的黑砂層，足有四指厚，這給以後的淘洗工作節省了大勁兒。很快有人發現了我們的財富，兩個男人跑過來，看著我們鋪在斜坡上的黑亮亮的鐵砂，十分眼紅，嘀咕著：“你們咋這麽有運氣哩！”

　　我高興地說：“不是運氣，是我顏伯伯長有‘看寶眼’！”

　　那兩人走了，學胥哥比較賊，遠遠盯著他們，發現他倆回去後正在跟同伴們嘀咕，然後開始收攏家什，看樣子是想往這一帶湊。

　　學胥哥忙問：“顏伯伯，這個富礦大概有多大範圍？”

　　顏伯伯沒弄清他問這個問題是什麽目的，大致對他指了指。學胥哥趕忙在富礦的周圍劃了邊界線，又到沙灘上折了一堆柳條，沿邊界線插上。等那夥人過來，國境線已經建好了，他們當然知道這些界線是啥意思，隻好在線外止步，但又不死心，尷尬地看著我們。一直在彎腰潑水的顏伯伯剛才沒發現莊學胥的跑馬圖地，這會兒瞥見這一幕，忙走過來，拔掉了用做籬笆用的柳條，笑著說：“來吧，來挖吧——都是為了1200萬，還分啥你我？”

　　1200萬噸是那年全國的鋼鐵指標，後來減為1070萬。那群人高興了，樂哈哈地笑著，在我們旁邊紮好陣地，大幹起來，當然最富饒的那塊礦層還是留給我們了。學胥哥起初有點兒不樂意，不過沒再堅持，大概他事後想想也覺得自己不對。本來嘛，所有人都是為了同樣的目標，而且這些勞動都是義務的、無償的，即使哪個小組淘的鐵沙再多，也不會得到一分錢報酬。既然如此，在“共產主義式”的大場麵中弄出一塊“個人主義”的小圈子，是不是太那個了？

　　那天我們淘了120斤鐵砂，滿滿一鐵桶，遠遠超過別的小組。在收工前的評比中，我們奪到冠軍，一麵紅色的冠軍旗插在我們的鐵桶上。顏哲哥和學胥哥抬著鐵桶，高興得滿麵紅光，連擔子也不覺得沉了。

　　快要離開白河時，我們見到一對外國黑人夫妻，黑得渾身發亮，穿著奇形怪狀的衣服。他倆站在小寨門門洞裏，久久地望著下邊如蟻般的人群，咕咕嚕嚕地和翻譯說著話。我們經過時，男黑人看見了我們抬的鐵桶上的小紅旗，看見了這群小家夥飛揚的喜悅，大概也看到了顏伯伯夫妻的書卷氣……在滿眼的光脊梁中，唯有他倆衣衫整齊，就走過來，主動和我們說話。

　　翻譯笑著說：“這位先生是問你們……”

　　不過他用不著翻譯了，顏伯伯已經接過話頭，用同樣咕咕嚕嚕的外國話和黑人談起來。兩人談得十分盡興，做著手勢，不時大笑著。有時黑人妻子和袁阿姨也插上兩句，翻譯反而被撂到一邊。我們把鐵沙擔子放下來，圍著他們聽。

　　“0045-1”

　　我悄悄問顏哲哥：“這些洋話你能聽懂不？”

　　顏哲哥說：“是英語。這個黑人的英語不大標準，不過我大致能聽懂。”

　　我央求他：“那你給我們翻譯吧，行不行？”

　　顏哲哥答應了，豎起耳朵聽著，斷斷續續地翻譯：“這人說他是非洲一個國家——加納，他是駐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讚，此次來北陰購買玉雕和烙花工藝品的，順路來工地上看看。他說：不久前他參加過北京十三陵水庫的義務勞動，是中國外交部組織的，工地上的勞動熱情讓他很感動。非常感動，沒想到在偏僻的北陰市又看到了同樣感人的一幕！”

　　下邊一段話黑人說得很快，好像很激動的樣子。顏哲凝神聽了一會兒，小聲說：“這一段話我聽不大懂，大致意思是：他說，西方國家一再宣傳，說中國人的勞動是被迫的，是屈服於鐵絲網和皮鞭，說中國人是一群沒有思想的懶螞蟻，那真是最無恥的謊言和汙蔑。他說，他不知道中國政府用什麽辦法，激起了民眾這麽廣泛的熱情，他對此由衷地佩服。”

　　“那顏伯伯說的啥？”

　　“我爸說：中國和非洲都遭遇了幾百年的苦難，現在我們都在努力使自己的偉大國家複興。他本人就是為了這個目的從英國回到祖國，對這個決定他決不後悔。”

　　聽著顏哲哥哥的翻譯，我對這倆黑人夫妻很有好感，也更欽佩顏伯伯。因為那個黑人不知道而我卻知道，顏伯伯這會兒頭上還頂著“右派對象”的帽子哩！

　　黑人最後一段話說得比較慢，咬字很重，表情也比較奇怪，似乎很沉重很失落的樣子。

　　顏哲翻譯說：“你們聽！聽聽他這句話！他說：在我的國家裏，人民還遠遠沒有組織起來，什麽時候我的人民能像中國人這樣幹活，我的國家就有希望了！我真盼著這一天哪！”

　　聽了這句話，我們既感到很自豪，也對這位“黑人大伯”更親近了。

　　最後黑人滿臉笑容，與顏伯伯袁阿姨握手，和孩子們輪流握手，還把個子最小的我抱起來親了一下，同大家告別，坐車走了。

　　這場淘鐵砂運動持續了幾個月，那段時間所有學校都沒上文化課。但是非常遺憾，我們的熱情之花最後被證明是“荒花”（北陰土語，指不會結果實的花）。那麽多人淘來的鐵砂，後來變成了奇形怪狀、勉強可以被稱作“鐵塊”的東西，隻是為學生們清理校園的義務勞動增添了一點內容。熱情洋溢的大躍進很快被拋到腦後，隨之而來的是三年自然災害。這些忘我勞動的蟻眾變成了饑餓的蟻眾，唯一保留的生物本能就是覓食。不過，不是像螞蟻那樣為族群覓食，而是為自己的小家覓食。

　　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家和顏家一直相互幫助。我媽蒸好野菜團子或豆腐渣饃饃，總要給顏家送一點過去，因為這些從大城市來的書呆子們的覓食本能弱一些，不像我媽，鑽窟窿打洞也能給孩子們找來吃食，像馬齒菜、灰灰菜、野莧菜、麵條菜、掃帚苗、木花（樹上長的一種又白又肥的肉蟲蟲，無花果樹上特別多）、蠶蛹、螞蚱、道士帽（腦袋像道士帽的一種蟋蟀）、豆腐渣、嫩蓖麻葉、嫩刺角芽（這種野菜吃多了會造成貧血，但那陣兒顧不上擔心這個）和用包穀棒子磨的“人造澱粉”等。其中的美味是瓜農們用的餅肥，即花生榨油後剩下的殘渣，顏色黃澄澄的，吃起來味道很不錯。

　　我大姐那時已經在舊城縣當工人，雖然遠在百裏之外，但一顆心仍然掛在家裏。她空閑時間就四處找野食，撿麥穗啦，遛紅薯啦，采榆錢兒（榆樹的果實）啦，然後像田鼠一樣一趟一趟地往北陰的家裏搬運。有一次，她動用積蓄買了一小袋黃豆，用自行車拖著高高興興地送回家。舊城縣離市裏有120裏地，等她走到家門口，停下車回頭看時，立即傻眼了：後座的黃豆袋子沒捆好，不知道啥時候掉了。那時候天色已經落黑，再回去找就太晚了，但這一袋黃豆太寶貴了啊！她沒有進屋，哭著走上回頭路。好在她帶著一把應急的手電，順著來路找了七八裏地，那袋黃豆還好好地躺在路邊，因為天黑，沒被人發現。大姐破涕為笑，綁好袋子趕緊往回蹬車。那天我半夜被驚醒，見大姐滿頭是汗，正高高興興地給媽訴說著找黃豆的曆險記。媽心疼的直罵她：“傻丫頭，守財奴，天這樣黑還回去找，碰個壞人可咋辦，難不成要為一袋黃豆送了命？”不過那時雖然人們都挨餓，社會秩序還好，沒有聽說有攔路搶劫的。

　　慢慢地，所有這些能進嘴的東西都越來越難找了，原因很簡單，全國有六億雙眼睛在找它們。到三年困難時期的最後一年，我記得發生了兩件事，一是我媽的身上、腹上和雙腿都浮腫了。她為全家尋覓來那麽多的吃食，但她本人卻浮腫了，小腿虛胖，用手一摁就摁出一個深坑，很久不會複原。其實這還算輕的，農村好多婦女餓得患了子宮下垂病，子宮從陰道裏墜下來，用公家免費發放的子宮托托住後才能勉強行走。媽是把吃食勻給我爹和我了。我爹當搬運工，拉人力車，這個活計俗話叫“毀人爐”，幹長了身體差不多都會熬垮。所以搬運工們即使再窮，吃飯是不會隨便湊合的，二兩小酒，一盤豬頭肉是少不了的。三年困難時期，豬頭肉是吃不上了，媽媽隻有從牙縫裏省出來一點糧食貼給我爹。我爹知道我媽得了浮腫病後，很心疼，從此吃飯時逼著我媽先吃。

　　我記得的第二件事是顏伯伯下了狠心，動用了顏家的老底兒（儲蓄），買了兩麻袋紅薯幹，給我家一袋，他家一袋。他說，生活再難，也要讓兩家人熬過這個荒年！兩袋薯幹共花了250元，這在當時可以買到三間新瓦房了。顏伯伯工資很高，每月150元，是全市教師中最高的。但他們夫妻兩個都不會很吝嗇地過日子，比如顏伯伯他喜歡聽京戲，來北陰市後，這兒沒有京劇團，他就改聽漢劇並很快迷上了。據他說漢劇叫漢調二簧，實際是京劇和所有皮黃腔係劇種的真正源頭哩！他雖是本地出生，但不喜歡豫劇，說豫劇唱腔太吵，戲詞太土，而漢劇的戲詞較為文雅，其劇目如祭風台、李密降唐、九焰山等，他是百看不厭。他每個周六都要帶家人去看戲，如果不坐人力三輪的話，他們就一家三口手拉手地走著去，在我們城市也算是一道景觀，那時不許男人和女人拉手的。記得顏伯伯也帶我去過幾次，他到了戲院門口後不用到售票處去買票，找一個賣瓜子的老頭買幾包瓜子和一盤精致點心，不用他張口要，老頭就會主動把買好的前排座位好的票給他。這種做派，這種奢侈，在我爹媽看來簡直不可原諒，我媽經常勸袁阿姨：“袁家妹子，過日子可不能總是這樣大手大腳的，好年景也不能忘了災年啊！”

　　袁阿姨平和地笑笑，以後仍是我行我素。事實證明了我媽的遠見，等災年來臨時，顏家幾乎沒有什麽積蓄，顏伯伯決定買這兩袋保命糧，也是傾囊而為之。

　　可惜他的決策太晚，兩袋紅薯幹基本沒派上用場，因為那時國家政策已經變了，給農民們分了自留地。結果，形勢好轉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我的印象中，沒過多久我們就能吃飽飯了，我媽的浮腫病也很快痊愈了；再也沒人願意吃那些陳年紅薯幹，顏家的那袋紅薯幹都生了蟲，被顏哲拖出來扔到垃圾場。我家那袋我媽當然舍不得扔，隔三差五還要煮一鍋，逼著大家吃，弄得我爹和我對紅薯幹徹底倒了胃口。

　　我曾經埋怨顏哲說：“都怨顏伯伯！都怨他！送我家的紅薯幹太多，咋吃也吃不完，弄得我整天胃裏泛酸水。”

　　我還威脅他，下次我媽要是再逼我吃煮紅薯幹，我就端到顏家和他換著吃。顏哲聽著我“忘恩負義”的指責，隻是笑著說：“行啊，你就端來，咱倆換著吃吧！我這麽長時間沒吃，還真有點兒饞它了。”

　　三年困難時期，顏伯伯常常供著我爹吸煙，那年頭什麽都缺，不光缺吃的，也缺香煙、火柴、奶粉、白糖、針和頭發卡子……即使有錢也買不到。顏伯伯算是例外，他還享受著高級知識分子的待遇，有定量供應的食油票、糖票和煙票。但誰都沒想到，後來為此鬧了很大一場風波，導致我爹和顏伯伯基本上斷交不再往來。

　　公平說來，這事絲毫不怪顏伯伯，全怪我爹，其實也不怪我爹，因為事件的起因是怪他比別人自覺和厚道——我這麽說，隻會越說越糊塗，事情是這樣的：那個時期，街坊上的煙鬼們都熬不住了，就會結伴到顏家，顏伯伯總是慷慨地掏出“白河橋”香煙散發，讓每人吸一隻，多少解解癮。大夥兒把這種事起了個很貼切的名字，叫“吃大戶”，因為在中原地帶的曆史上，災年來臨時窮人總要拉幫結夥兒地到富人家強吃強喝，管那個叫做“吃大戶”，不過隻聽說吃糧食沒聽說吃香煙的。日子久了，我爹首先覺得難為情，因為顏先生自己的煙癮也不小，來討煙的煙鬼又多，他一個人哪能顧得那麽周全？說實在的，他自己都不夠吸呢！後萊我爹執意不再參加這樣的會餐，弄得顏伯伯很納悶，一再問我媽：郭家兄弟是不是對我有啥意見？咋不來我家吃大戶啦？

　　那天，顏伯伯家裏沒人時，我爹像往常那樣隨便進去。那時鄰居們是互不設防的，外出經常不鎖門，也沒法鎖，大煉鋼鐵後家家沒了門釕銱，都懶得重裝，這種“夜不閉戶”的狀況一直維持到文革後。我爹進到顏家的正屋，忽然驚喜地發現地上扔著很多煙頭，不用說，又是一群煙鬼們剛剛來這兒吃完大戶。我爹眼睛一亮，忙俯身去撿這些煙頭。他覺得這是再合理不過的事情。白河橋不帶過濾嘴，再饞的煙鬼抽完也得留個煙P股。收集起來，撕開，倒出剩餘的煙絲，撮到煙袋中，便能小小地過一次煙癮，又不影響顏先生的吸煙，多合算的事！就在這時，顏伯伯回來了，立即大怒！他臉色青白，掏出剛買的一盒白河橋香煙，撕開，刷地撒到我爹麵前的地上，冷冷地說：“撿吧！”

　　那次顏伯伯是真的發怒了，他身後的袁阿姨悄悄地看了看丈夫的臉色，也沒敢責備他，隻是急急忙忙地把地上的香煙攏起來，塞到我爹口袋裏，婉言把他勸走了。

　　當時我媽和我都不知道這些內情，隻知道我爹從隔牆回來時滿臉通紅，喘著粗氣。悶坐一會兒後，從口袋裏掏出二十隻香煙，一隻隻撕斷，再用腳擰碎。我見此狀況後，連忙喊廚房裏的媽：“媽！媽你快來，咱爹——不，我爹發神經了！”

　　我媽便急匆匆地跑到正間，手裏還拎著菜刀，看見我爹竟然在毀煙，惱火地嚷：“你幹啥呢？發瘋了嗎？這樣貴重的煙！這會毀了，過一會兒煙癮上來，又要急得擰腸掉尾的。”

　　媽媽扔掉菜刀，急忙趴到地上去搶救那些煙，我也去搶。爹甩開媽媽和我的手，繼續用腳擰，大吼道：“不用你們管！老子這輩子不會再吸煙了！”

　　我家平常是很安靜的，很少有人吵鬧的，但我爹真的一發威，媽也不敢多說話，隻是小聲諷刺他：“你要是能戒煙？公雞就能下蛋磨盤上天，太陽從西邊出來！小雲咱們走，不理他個半瘋！”

　　但我媽這次看走眼了。從那天後，爹真的戒了煙，戒得非常徹底。即使三年困難時期過去，煙不再難買時，他也沒有複吸。我媽不久盤問出了爹戒煙的緣由，跑到顏家咯咯地笑：“顏家大哥，得虧你來這麽一下，要不妮兒他爹一輩子也戒不了！你看這多好，錢也省啦，早上起來也不咳痰啦，也不用操心找煙票啦！”

　　我媽在那兒又笑又說，顏伯伯和袁阿姨也陪著笑，但以我不懂事的眼光也能看出，他倆的笑非常苦澀。

　　後來我爹基本不再去顏家，顏伯伯則素來不到鄰居家串門，兩人在路上碰麵時仍然說話，但客客氣氣的，不再有過去的親密和熟不拘禮。不過我爹從沒賣過顏伯伯的不是，當我和顏哲哥哥好上以後——這在我上高一時就已經相當公開了，我爹雖然從來不說讚成，實際上是讚許的。他打心眼裏疼愛顏哲，甚至比疼我更甚，這種事瞞不了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