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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明清文化腐朽、愚昧特征的主要體現
明清文化腐朽、愚昧的特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為君主專製的極端強化，二為閉關鎖國政策的全麵實施。前者使中國社會的發展越發扭曲，腐朽不堪，最終止步不前，落後挨打；後者與前者關係密切，它不僅將中華文明領先世界的地位拱手讓出，而且將中國人徹底變成井底之蛙，愚昧無知到極點。
一、君主專製的極端強化
明清時期，君主專製製度得到空前的加強。皇帝不僅將一切軍政大權全都攬入懷中，並且將天下完全當成是自家的“私產”，“家天下”味道極為濃厚。明清皇帝的威嚴程度，如果讓創立這一製度的秦始皇看到，簡直如小巫見大巫一般，必定會自歎不如的。
（一）取消宰相之製
明清時期君主專製製度得到空前加強的表現之一是，延續兩千多年的宰相製度被徹底取消。
中國最後一位宰相是明太祖朱元璋時代的胡惟庸。明朝的宰相是中書省左、右丞相，其中以左丞相為長。胡惟庸於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年）任中書省左丞，當時左丞相因李善長告老引退而空缺，汪廣洋為右丞相，但汪廣洋為人懦弱怕事，又喜歡喝酒，凡事都讓著胡惟庸，所以胡惟庸已實際執掌宰相之權。洪武六年（１３７３年），汪廣洋被貶往廣東，胡惟庸成了事實上的宰相，不久他升為右丞相，成為真正的宰相。洪武十年（１３７７年），胡惟庸由右丞相升為左丞相，完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仕途旅程。從洪武六年七月到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正月，胡惟庸當了不到７年的宰相。在此期間，尤其後４ 年任左丞相期間，他利用朱元璋的信任，大權獨攬，目無同僚，專權樹黨、貪汙受賄嚴重。他常常遇事不奏而行，對各衙門遞送上來的奏章，必先自看一遍，有不利於自己的便擱置一邊，不讓朱元璋知道，一直到後來，竟發展到欲取朱元璋而代之，自己當皇帝，最終被朱元璋以謀逆罪處死。
朱元璋在殺掉胡惟庸之後，順勢於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將宰相製度廢除了。廢除宰相以後，以前由宰相領導的吏、戶、禮、工、刑、兵六部全部升格，由皇帝親自領導，六部長官———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這樣，朱元璋實際上兼任了宰相的職務。皇權和相權合二為一，使皇權得到空前的加強。但是，所有政務都集於朱元璋一身，他也難於應付。忙了９個月，朱元璋終於吃不消了。無奈，他隻好找來一些大學士作為自己的顧問，讓他們幫助看奏章，處理文書，起草詔諭等。到明成祖朱棣時，這些人逐漸形成一個穩定的機構，為了避開宰相之名，遂稱為“內閣”。以後，由於內閣大學士經常參與機務，所以權位漸高，又超過了六部長官。內閣中的首席閣員稱“首輔”，實際掌握宰相之權。但內閣不是最高的權力機構，不設官署，也不管轄六部，所以還是有別於宰相的。清朝時，內閣權力下降，讓位給軍機處。
清朝雍正年間，因為對西北用兵，往返軍情通報頻繁，而內閣在太和門外，距離內廷過遠，雍正皇帝覺得很不方便，同時也容易泄密，於是命令一些親近大臣到內廷來辦公，地點在後宮內朝門外西側、隆宗門內的小廂房裏，以便他能夠隨時麵授機宜。該機構剛開始叫“軍需房”，後改稱“軍機房”，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年）始正式定名為“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軍機處的人員不定，少則二三人，最多時六七人，都由皇帝親自指定親王、大學士、尚書、侍郎或京堂充任，稱“軍機大臣”。軍機大臣地位雖高，但僅是“內廷差使”，且都是兼職，非為專官。另外，他們隻有值廬，沒有衙署，下麵也沒有屬吏，所以軍機處不是正式的衙門。不過，由於它接近皇帝，以後遂成為淩駕於內閣之上的一級機構。
軍機處的設置是封建專製製度達到頂點的一個標誌。它表明封建官吏已經徹底淪為皇帝的奴仆。他們為皇帝辦事，卻龜縮在皇宮一隅，既沒有自己的官署，也沒有可供調遣的下屬，被皇帝呼來喚去，毫無尊嚴可講，君與臣的差距已拉至最大。不僅如此，秦漢時期大臣上朝可以坐著，唐宋之時大臣站著見皇帝，而明清的時候大臣則是跪著與皇帝說話，並且口稱“奴才”，君主已不再把臣下當人看待。僅從這一點而言，這樣的社會也不會有怎樣的好前景了。
（二）縱容宦官幹政專權
君權高度強化的結果是，為宦官幹政專權提供了便利。明清都是宦官幹政專權比較嚴重的朝代，其中尤以明朝為甚。明朝在中國曆史上是繼東漢和唐朝之後第三個宦官幹政專權嚴重的朝代，而且嚴重程度超過東漢和唐朝。
明朝宦官幹政是從第三代皇帝成祖朱棣開始的。本來明朝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有鑒於曆史教訓，曾明令不許宦官識字，禁止宦官幹政，外臣不得和內臣有公文往來等，並留有遺訓，在南京皇宮門口還立了一個鐵牌，上鑄１１個字：“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但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從自己的侄子、明朝第二代皇帝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奪取最高統治權時，南京宮城以內及派遣在外的宦官由於受不了建文帝的嚴管，不少都擁護朱棣，向他遞送情報，從而使他最終篡位成功。這樣，就使得朱棣對宦官產生了偏好。於是，朱棣當上皇帝以後，開始重用宦官。永樂時期最著名的宦官恐怕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保太監”鄭和了。由於鄭和等宦官忠於皇權，踏踏實實地為朱棣做了一些事情，結果又進一步促使朱棣加深了對太監的信任。另外，朱棣靠發動政變奪權，猜忌成性，對統兵在外的將領總放心不下，而太監時常伴隨他左右，相比之下與其更貼心些，於是他便常派宦官外出做監軍，讓他們給他當耳目。後來，朱棣的兒子明仁宗朱高熾又命宦官為“鎮守中官”，使他們擔當起地方大員來。從此以後，明朝重用宦官之風一發不可收拾。如明英宗朱祁鎮時，中央政府的用人行政權、軍權、司法權和特務機構等全都交付給宦官掌握，在各省各鎮都普遍設立鎮守太監，控製地方政府。明憲宗朱見深時宦官攬權更達到炙手可熱的程度，全國各省差不多皆是宦官當“鎮守中官”。這些宦官頤指氣使，位居總督和總兵之上，軍隊將領中極少有人不低首下心於監軍太監的。
由於太監具有生理上的缺陷，所以在心理上也異乎常人，一旦他們掌握大權，絕大多數都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貪婪與殘暴，危害國家，禍害臣民，當然最終他們自己也大都不得好死。明朝臭名昭著的宦官有這樣幾位：英宗朱祁鎮時的王振、憲宗朱見深時的汪直、武宗朱厚照時的劉瑾、熹宗朱由校時的魏忠賢。
王振是明英宗自小在其身邊伺候的太監，他首開明朝宦官專權的局麵。英宗不僅格外信任王振，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對王振崇拜有加。英宗９歲即位，當了十幾年的皇帝，還一直稱呼王振為“先生”，王振說什麽，他都百分之百地聽從。王振在英宗的專寵下，實際掌握著明朝的朝綱。他雖然隻是宮內的司禮監太監，但朝廷中的大員沒有幾個敢不對他下跪的。王振跋扈專橫，以周公自比，事事不經英宗，出語就稱為“聖旨”，公侯勳戚都低眉下眼地稱他為“翁父”。他在朝中作威作福尚嫌不夠，還對外刺激瓦剌，結果引來瓦剌大舉入侵。瓦剌是蒙古族的一支，１５世紀４０年代其首領也先統一了蒙古諸部，勢力日益強盛。王振毫無政治頭腦，處理瓦剌政策嚴重失誤，導致正統十四年（１４４９年）也先糾集蒙古各部，兵分４路前來進攻。也先自率主力近逼大同，明朝守將或戰死，或逃回，大同吃緊。王振的家鄉在距離大同不遠的蔚州（今河北蔚縣），他擔心自己在家鄉的財產會遭擄掠，便極力慫恿英宗禦駕親征。這一年，英宗２３歲，不僅毫無作戰經驗，甚至京城還沒有出去過一次，王振對軍事一樣茫然無知。於是，５０萬大軍在糧草尚未征調齊全的情況下，便由這兩個糊塗蛋率領著倉促上路出征。一路上風雨交加不說，糧食還很快接濟不上了，軍士們叫苦不迭。當大軍抵達大同時，前方傳來原大同駐防部隊全軍覆沒的消息，王振終於害怕了，急忙下令撤退回京。但回軍途中，他又忽發奇想，要英宗“臨幸”自己的家鄉，擺擺威風。誰知大軍剛走出４０裏，他又突然想到大軍過境會踏壞自己田裏的麥子，於是又下令原路折回。由於行軍路線屢變，加之王振執意要等待他的１ ０００多輛私人輜重車，令大軍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停留過夜，耽誤了行程，被瓦剌軍追上。奔波２０多天、已兩天沒有水喝的明軍將士饑渴疲勞，倉促應戰，突圍途中，被瓦剌軍合圍，幾乎全軍覆沒。跟隨英宗出征的一大批文武官員陣亡，英宗被俘，王振也死於亂軍之中。這就是明朝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變”。
汪直是瑤族人，在宮中官居禦馬監太監，是明憲宗及比憲宗長１７歲但最得寵的萬貴妃一向最信任的人。他屢次外出監軍，後來成為特務機構“西廠”的頭。汪直經常帶領西廠特務外出偵察，將大小政事，以至街談巷語，都秘密報告憲宗，深得憲宗寵信，以至他可以任意進退文武大臣，勢震天下。當時的人“隻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汪直外出，隨從眾多，公卿大臣見了都得趕快回避。地方官聽說汪直要來，都趕到百裏之外，跪在馬前迎接。汪直擅權期間，屢興大獄，劾罷公卿大臣數十人，民間瑣事亦多置重法，苛暴無比。後來，另一特務機構“東廠”的宦官揭發其不法事，汪直遭貶逐而死。
劉瑾是司禮監太監，同時還提督十二團營，且於特務機構東廠、西廠之外加設內行廠，由他親自掌握。他專權期間，宦官權勢更盛，達到高峰。劉瑾與內閣中他的親信、首輔焦芳內外聯手，狼狽為奸，為所欲為。武宗幾乎等於把皇帝讓給他做，焦芳等內閣成員都到他家去處理政事。大臣的奏章得寫成兩份，先用紅本送劉瑾，然後再送給武宗，稱白本。其聲勢煊赫，以至京城內外都說有兩個皇帝：一個坐皇帝，一個立皇帝；一個朱皇帝，一個劉皇帝。劉瑾在朝中大肆鎮壓異己，斥逐大臣，引進私黨，無惡不作。後來，他私藏玉璽、袞衣、弓弩和５００件穿宮牌，以及常用的兩把扇子裏都夾帶著小匕首的事被人以圖謀反叛之罪揭發。武宗大怒，於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年）下令將他淩遲處死。
魏忠賢本是河間府肅寧縣（今屬河北）的一個無賴，賭輸了錢，被債主逼得走投無路，自己動了手術，於萬曆年間入宮。進宮不久，他榮任熹宗生母王才人的廚子，逐漸地與熹宗的乳母客氏發生曖昧關係，可見他並非是一個完全的殘廢人。王才人死後，熹宗由客氏撫養長大，他愛屋及烏，對魏忠賢也寵信有加。泰昌元年（１６２０年），熹宗即位，魏忠賢被任為司禮秉筆太監，後又兼掌東廠。魏忠賢與客氏相勾結，秉政七八年，專斷國政，廣樹私黨，濫興大獄，他甚至在宮中組織了一支１萬多人的宦官武裝。當時以顧秉謙為首的內閣，對魏忠賢卑躬屈膝，如同奴仆。朝臣在路上見到魏忠賢，必須跪地叩頭，高呼“九千歲”。全國各府州縣，到處為魏忠賢建立生祠。入祠者必須跪拜，否則就有被殺頭的危險。崇禎帝即位後，先將其黜職，令其赴鳳陽安置，旋即下令逮治。魏忠賢聞訊，於途中自縊身亡，後被戮屍。
崇禎帝是明朝最後一代皇帝，他雖然殺了魏忠賢，但對宦官專權的危害並無清醒的認識，仍一味重用宦官，壓製朝臣，直至明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明朝的專製君主是與宦官一起走向死亡的。當崇禎帝吊死在皇宮北麵的煤山（今北京景山）時，陪同他一起死難的就是一位宦官。
清朝建立以後吸取了明朝的教訓，對太監管束比較嚴格。如順治曾在司禮監、尚衣監等１３個太監衙門前立了一塊鐵碑，規定嚴禁太監幹政，犯者淩遲處死。因此，有很長時間清朝沒有出現明朝這樣糟糕的情況。但是到了後期，慈禧統治的時候，太監幹政又有所抬頭，像大太監安德海、李蓮英等，也都是中國宦官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宦官的幹政專權進一步加重了明清兩王朝的腐敗統治。
（三）建立特務組織迫害臣民
隨著封建社會步入沒落時期，各種矛盾都呈尖銳化發展，專製君主的統治越發難以為繼，於是明清皇帝都建立了恣意橫行的特務組織，企圖依靠它們加強對臣民的監視。
明清的特務組織是明太祖朱元璋首創的。作為赤貧出身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家天下”思想十分濃厚。他要求臣僚必須對自己絕對忠誠，生怕他們存有私心，威脅朱家天下，因而他時常采取特務手段偵察臣下的言行。洪武初年，他置“檢校”之職，主管“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檢校利用特權，橫行霸道，百官多畏懼。朱元璋卻得意地說：“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怕。”但檢校並非專門化機構，朱元璋感覺使用起來尚不得心應手，於是在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特令護衛皇宮、掌管皇帝出入儀仗的親軍———錦衣親軍都指揮使司，即錦衣衛，兼掌刑獄，賦予其巡察、緝捕、審判、處刑之權。錦衣衛下屬機構有南、北兩鎮撫司，其中南鎮撫司掌管衛中刑名和軍匠事務，北鎮撫司則專理詔獄，直接取旨行事，又稱“錦衣衛獄”。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年），明憲宗給北鎮撫司頒發印信，規定其所理詔獄必須立即向皇帝報告，一切直接向皇帝負責，錦衣衛最高長官指揮使不得插手，更提高了北鎮撫司的特權。明世宗時，陸炳掌管錦衣衛，大肆擴充勢力，使人員增到十五六萬，比明初擴大了１００倍。
明成祖遷都北京後，為了鎮壓官員中的反對派及人民的反抗，於當年，即永樂十八年（１４２０年）在京師東安門北（今東廠胡同）設立了一個專門刺探臣民“謀逆妖言、大奸大惡”之事的特務機構———東廠。由於擔心外臣徇情，不能及時把真實情況直接報告上來，成祖特命親信太監提督東廠。從此，由宦官執掌特務機構成為定製。東廠提督常以司禮秉筆太監之第二、第三人充任，稱督主，人員從錦衣衛撥給，有１ ０００多人，諸事可以直接報告皇帝。東廠的權力不僅在錦衣衛之上，而且錦衣衛也在其監視之內。這樣錦衣衛與東廠互相倚賴，彼此製約，誰也不敢有違皇帝的意旨。
明憲宗時，為加強特務統治又於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年）另設西廠，以汪直為提督。西廠權力又超過東廠。它有權刺探不法，也有權逮捕人、審問人，人數比東廠還多１倍。當時從京城到各州府縣、從王府到平民百姓家，西廠特務密布。汪直正是因為有了這個機構才如虎添翼，更加胡作非為的。一時間，西廠所轄緹騎到處尋釁生事，就是親王府也難幸免。大凡民間鬥雞罵狗一類瑣事，也在他們緝拿拷索之列，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後來在一些大臣的反對下，憲宗勉強把西廠廢掉，但不久又再立，仍以汪直為提督，直到成化十八年（１４８２年）才終於廢掉。但在這６年時間裏，它已冤死殘害了無數臣民。劉瑾專權時，西廠又一度恢複，以其親信穀大用提督西廠，劉瑾被殺後西廠徹底廢除。
明武宗時，劉瑾除恢複西廠外，還特在京師榮府舊倉地設“內辦事廠”，即內行廠，亦稱內廠，由他親自指揮，從事鎮壓人民及反對他的官員的特務活動。內行廠的權力不僅在東廠、西廠之上，而且東、西兩廠也在其監視之列，成為特務中的特務。內行廠用刑極重，進去者難有活身而出的。劉瑾規定，凡罪犯進廠，不論罪名大小，一概都要受杖責，先打得皮開肉綻再說。他還發明重達１５０斤的大枷，罪犯戴上不出幾天就被活活壓死。被劉瑾迫害致死的官吏軍民多達數千人。他死後，內行廠廢除。
以上這些特務機構合稱“廠衛”，它們依仗皇權恣意妄為，任意緝捕、刑訊臣民，“殺人而不麗於法”，朝野臣民隻要“一入獄門，十九便無生理”，冤獄累累，被人們稱為“冤窖”。
明朝廠衛的特務網之密、特務活動之猖獗令時人心驚肉跳。洪武年間，一次國子監祭酒宋訥因監生打壞了茶碗而不快，結果被錦衣衛特務偷偷畫下“有怒色”的容貌上報。第二天宋訥上朝，朱元璋問他昨天為什麽發怒？宋訥大驚，趕緊直言相告。朱元璋將畫像拿出來給他看，宋訥這才恍然大悟。宋訥是個風燭殘年的老臣，朱元璋尚放心不下，對於那些手握重權的大臣，朱元璋的防備之心可想而知。有一次，大學士宋濂在家請客喝酒。第二天，宋濂上朝，朱元璋問他，昨天請了些什麽人？做了些什麽菜？喝的什麽酒？宋濂一一如實回答。朱元璋高興地說，全對，沒有騙我。說畢，拿出一張錦衣衛特務繪製的宴席座次圖樣給宋濂看，宋濂嚇得出了一身冷汗。還有一位叫錢宰的官員，被征調南京，編輯 《孟子節文》，罷朝回家，閑而吟詩：“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朱元璋見到他便說：昨天作得好詩！不過我並沒有“嫌”啊，改作“憂”字如何？錢宰急忙叩頭請罪。
武宗正德時代，東廠、西廠、內行廠並立，特務到處作惡，邊遠州縣的人一見到身著好衣，騎著駿馬，口操北京話的人，就如同見到猛虎一般，唯恐躲之不及，生怕遭受無辜牽連。有的人幹脆每天晚起早睡，在街上與熟人見麵也不敢說話。州縣官員無法躲藏，隻好趕快奉獻賄賂。即使這樣，仍有人不免飛來橫禍。
明朝特務機構中，錦衣衛和東廠為禍最久，其中又以東廠為甚。東廠的特務都是專門挑選的錦衣衛中最狡詐、陰險之徒，他們又收集地方流氓、亡命做爪牙，無惡不作。每月初一日，東廠特務用抽簽的辦法分派差使。分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北鎮撫司去監視審案的叫做“聽記”，分到各官府、城門訪緝的叫做“坐記”。某官做某事，某城門獲某奸，都報告到廠，叫做“打事件”，督主連夜轉報皇帝。東廠特務搜集情報事無巨細，甚至民間米鹽瑣事、夫妻口角，也都連夜報告進宮去，為皇帝和太監們提供笑料。因此，朝野內外沒有不怕“打事件”的。熹宗時，京師有人在密室夜飲，一人喝醉，大罵魏忠賢，另外３人嚇得不敢出聲。罵聲還未停，就有特務闖進來，把４人捉去見魏忠賢。魏忠賢磔割了罵他的人，賞其餘３人。
清朝的特務機構、特務活動雖然沒有明朝這樣出名，但其維護專製製度的功能一點不遜色於明朝。在這種極端黑暗、腐朽的統治下，整個社會被籠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圍裏。
二、閉關鎖國的嚴密實施
由於受小農經濟支配，中國封建專製主義文化的骨子裏是具有封閉性的。不過，因曆史發展階段的不同，各個時期的封閉程度亦有所不同。明清時期，隨著封建製度走向沒落，其封閉性亦發展到最高峰，這就是閉關鎖國政策的全麵實施。這一政策的實施，幾乎將明清兩朝與外界完全隔離開來，並最終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一）明清閉關鎖國的曆史背景
明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主要有兩方麵原因：根本原因和時代原因。根本原因，即小農經濟的本能要求所致。因此，明清實行閉關鎖國，實際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其表現為：一方麵，隨著封建統治危機的加深，專製君主為了維護統治必須通過越來越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來阻止外來因素的闖入，以免它們，尤其是外來商業經濟因素衝擊小農經濟，使自己的統治根基發生動搖；另一方麵，經過以小農經濟為特色的農業文化的長期熏染，到明清時專製君主的眼光已越發內視，他們既看不到外界，也不想看到外界。如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後，鑒於國內統治形勢嚴峻，曾宣布周邊的１５國為“不征之國”，即這１５個國家明朝永遠都不會去征伐，以集中精力治理好內部。此舉本身雖沒有什麽好指責的，但其顯示出的問題卻是相當嚴重的。這位農民出身的最高統治者極端的內傾化和保守化的治國指導原則恰恰奠定了明清閉關鎖國政策的思想基礎。再如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雖然都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統治手段也很有一套，並取得許多成就，把他們列為中國曆史上的傑出皇帝恐怕也並不過分，但是在農業文化熏陶下，他們不僅厲行“海禁”，而且把閉關鎖國推向新的高峰。
明清閉關鎖國的時代原因主要是出於維護兩朝自身安全的需要。明清的閉關鎖國是從明太祖朱元璋時開始的。而朱元璋之所以這樣做，除了前述為了集中精力治理好內部事務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元末明初時與朱元璋爭勢的東南各地其他起義軍和割據勢力，如占據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等地的張士誠和占據浙江部分地區的方國珍等，失敗以後，他們的餘部有不少下海躲避，盤踞在島嶼上，成為剛剛建立的明朝的心患。為了防止內外勾結，朱元璋下令封閉東南沿海。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第二個厲行“海禁”的皇帝。他在從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手裏奪得皇位以後，因無法確定建文帝的下落，便一方麵派鄭和下西洋尋找其蹤跡，另一方麵下令實行“海禁”，以免比他正統、更具號召力的建文帝再回來，威脅他的皇位。然而鄭和並沒有完成這一任務，至今建文帝的下落還是一個謎。
除了出於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而實行海禁外，明朝前期由於倭患嚴重，也促使明朝政府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倭患起自元末明初。原因是，從１４世紀開始日本進入南北朝分裂時期，軍閥混戰不斷。在混戰中失敗的武士，以及一部分浪人和商人，淪為海盜，跑到中國東南沿海進行走私、搶劫，為此明朝不得不加強海防。永樂年間，明朝軍隊在今遼寧打敗了倭寇，使倭寇勢力一度衰落下去。但從１５世紀後期開始，隨著日本進入封建諸侯國林立的戰國時代，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倭患又嚴重起來，當地百姓的生活和明朝的海防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於是，明朝政府下令停止與日本進行貿易，實行“海禁”。此舉實際上更加刺激了倭患泛濫。直到１６ 世紀６０ 年代，經過譚綸、戚繼光、俞大猷等多年血戰，倭患才基本解決。
明朝剛剛解決了倭患，西方殖民主義者又來了。１６世紀初，隨著夢寐以求的到東方的航路被開辟出來，西方殖民主義者到東方牟取暴利的野心也被極大地刺激起來。地大物博的中國成為他們掠奪的重要目標。隨著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東來，明朝後期東南海防形勢又嚴峻起來。最先來到中國沿海的是葡萄牙人，隨後而來的是西班牙人和荷蘭人。這些歐洲殖民主義者的商船隊都是亦商亦海盜的，能搶就搶，不能搶就做生意。而且，他們都抱著搶占殖民地的野心，對任何一塊他人領土都垂涎三尺。麵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入侵、騷擾，明朝政府一開始還有些作為。如明世宗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年），明朝水軍曾打敗葡萄牙人的船隊。但一時的勝利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明朝的對外政策，更不能改變明朝統治者日趨僵化的封建頭腦。在這次勝利後，明朝所能采取的措施，仍然隻是厲行海禁。而葡萄牙人雖然戰敗，但並沒有遠離中國，一直盤踞在中國沿海，伺機而動。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年），他們通過欺騙手段在澳門（時稱濠鏡）居住下來。此後葡萄牙人洶湧而至，很快達到萬人，最終他們竟將明朝的官吏全部趕出，徹底霸占了澳門。對此，明朝政府竟無所作為，稀裏糊塗地認可了這件事，莫名其妙地把自己的領土丟掉了。西班牙人和荷蘭人來到中國沿海後，先是分別占領了台灣，後來明熹宗天啟四年（１６２４年）荷蘭人把西班牙人趕走，獨占了台灣。此時明朝政府由於內部統治危機嚴重，無暇顧及外部，隻好聽任台灣被西人霸占。
清朝建立後，為了防犯東南沿海地區的反清武裝，尤其是台灣島上的鄭成功勢力，實行了比明朝還嚴厲的海禁政策。鄭成功在明末清初的時候，先在東南沿海堅持抗清，但由於沒有根據地，作戰越來越困難，加之荷蘭人經常阻斷他的運輸線路，危害他的經濟利益。於是，１６６１年（順治十八年）鄭成功率軍渡海作戰，從荷蘭人手中奪回台灣。鄭氏家族在台灣經營２０幾年，氣勢一天比一天弱。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清軍進攻台灣得手，終於解決了東南沿海的心腹大患。但封建腐朽性和愚昧性一方麵使得清朝的最高統治者不肯再開放國門，另一方麵隨著西方殖民主義者越來越頻繁地到來，使清朝政府越發緊張不安，於是采取了越來越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企圖通過關閉國門來維護自己的統治。
（二）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
明清的閉關鎖國首先體現為實行海禁政策及朝貢貿易製度。海禁前麵已經提到，這一政策在明清總共實行了５００年。明清時期最為嚴厲的海禁，是從順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的“禁海令”及“遷海令”。這次厲行３０年的海禁甚至一度將沿海居民內遷３０～５０裏，規定寸板不得下海。如此嚴厲的海禁，在政治上確實對消除台灣島上鄭氏集團的反清勢力發揮了作用。但在實行海禁的幾十年時間裏，沿海經濟，包括農業、漁業和對外貿易等，損失是十分慘重的，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此舉充分暴露出封建社會沒落時期君主專製製度的殘暴與愚昧。
康熙時，台灣被攻克後，清朝政府雖放寬了海禁，但規定隻允許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４處為通商口岸。其實是弛中有禁，不過是以有限開禁來緩和矛盾而已，指導思想仍是閉關鎖國。後來，因發現民間造船很多，且康熙皇帝懷疑商民盜賣鐵犁，於是又頒禁令限製通商國家，規定除日本以外，其餘皆不得前往。雍正時，由於國內經濟恢複迫切需要發展海外貿易，才再度開放對南洋的貿易。但到乾隆時，由於外商連年不斷的掠奪和違法行為，清政府又取消了３個口岸，隻許廣州一地繼續通商。此後，一直至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對外通商口岸都隻限於廣州一地。
朝貢貿易，即明清政府以“天朝大國”自居，對於外商到中國來從事商業貿易的行為，均當成是來“進貢”的，所以不是與他們進行公平、平等的正常買賣交易，而往往通過賞賜來回報他們的“貢獻”，這一傳統自古就有。但在“天朝大國”思想影響下，封建統治者為了體現大國風範，往往回賜東西的價值遠遠超過了外商輸入貨物的價值，結果引得外商蜂擁而至，中國政府又承受不了，隻好進行限製。如唐朝就曾多次拒絕日本動輒五六百人的“遣唐使”，規定隻能一次來６０～８０人。為了減輕負擔，唐朝政府還多次拒絕外國政府、外國商人的饋贈。明朝時，這股“朝貢貿易”風氣更盛。如明成祖即位後，曾派出多位使者到東南亞各國宣諭自己已成為中國皇帝，同時向各國表示，希望它們派使臣來中國上表進貢，鄭和下西洋也帶有這樣的任務。於是大量外國使臣和商人來中國，永樂二十一年（１４２３年）竟一次有１ ２００人來到南京。明朝政府不僅以更多的賞賜（如綢緞、紗羅、茶葉、瓷器、漆器、印花布、樟腦、麝香等）回報外國的貢品，而且規定對外商輸進貨物不抽關稅，並對貢使、外商免費供給食、住和車船。由於來中國經商有大利可圖，外商紛紛前來，成為明朝政府的負擔，於是便加以限製。如規定：日本十年一貢，一次隻能來兩條船，而且必須持有明朝政府頒發的貿易憑證———“勘合”才行，否則不準交易。明世宗嘉靖初年，兩批日本使船為了爭奪對華貿易，竟然在中國土地上廝殺起來，發生所謂“爭貢之役”。於是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年），明朝采取閉關政策，禁止與日本通商。
清朝統治者繼續了明朝的朝貢貿易製度，對於“貢”期和隨“貢”貿易的監視等都做了嚴格的規定。如在中俄陸路貿易中規定：俄國商隊每４年才能來北京通商一次，每次人數不得超過２００，在北京停留至多８０天，不許超過。而對西方殖民國家來華商船的限製就更嚴。如規定隻允許他們停泊在澳門，與澳門商人進行貿易；每年來華貿易的船隻不得超過２５隻；等等。另外，隻準外商與中國政府指定的商人進行貿易。如在廣州隻準與“十三行”“各自照貨，分別投行”，進行交易。
其次，體現為以官方貿易代替民間外貿活動和嚴格限製出口商品。其實，在中國曆史上，盡管有些王朝的對外貿易非常活躍，如兩漢、隋唐、兩宋、元朝等，尤其宋元最為發達，但是對外貿易活動基本上都控製在官方手中。像元朝政府隻允許經過官方特許的回回人經商。另外，對外貿易交換回的商品也主要是供王公大臣、貴族官僚享受的奢侈品，投放市場供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所用的商品極少。這種情況到明清時期更甚，其最突出體現是鄭和的七下西洋。鄭和下西洋雖然表麵上看是開放之舉，但實際上仍是閉關鎖國政策的一部分。因為，明成祖在派出鄭和龐大船隊下西洋的同時，並未放鬆其海禁，仍然嚴格實行不許民間私造海船，不許百姓到海外經商等政策。
鄭和七下西洋確實是當時世界的一個壯舉。從明成祖永樂三年（１４０５年）到明宣宗宣德八年（１４３３年）的２０多年的時間裏，鄭和不僅７ 次下西洋，到過亞、非３０ 多個國家，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紅海的海口，而且鄭和的船隊，無論是單個船體、整個船隊，還是人數，都是當時世界獨一無二的，其規模遠遠超過了後來在西方大名鼎鼎的哥倫布、麥哲倫所率領的探險船隊。鄭和的船隊最多一次有６２艘船，士卒２９ ０００多人。最大的船長近１５０米，寬近６０米，有９根桅杆、１２帆，載重約１ ０００噸，可以乘坐四五百人及承載大量物資，僅船的大鐵錨就需要二三百人才能抬起。而哥倫布１４９２年率領的發現“新大陸”的船隊是３艘，水手約９０名；麥哲倫於１５１９年到１５２１年率領的環繞地球航行的船隊是５艘，水手２６５人，同時他們並分別比鄭和晚８７年和１１６年。
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有政治和經濟雙重性。政治目的，一是尋找建文帝下落，二是壓服逃居在沿海島嶼和海外的不服臣民，三是炫耀國威，提高自己在國外的聲望，擴大其非正統而為中國皇帝的政治影響。經濟目的，即從事官方海外貿易。鄭和船隊用精湛的瓷器、綾羅綢緞等中國手工業品換回大量國外的香料（丁香、豆蔻、胡椒、蘇木、沉香、金銀香、檀香等）、寶貨（珊瑚、瑪瑙、珍珠、寶石等）和奇禽異獸（長頸鹿、鴕鳥、獅子等），等等。據 《明史》 載，鄭和船隊曾“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所以，鄭和統率的船隊被稱為“寶船”或者“西洋取寶船”。然而，這樣的經濟目的不僅絲毫沒有著眼於發展國內生產，而且也絲毫不利於國計民生。鄭和七下西洋耗費盡了東南數省的貢賦，最終因明朝政府不堪重負，不得不終止。而隨著明朝終止下西洋的活動，不僅中國與海外進行大規模官方貿易的活動隨之停止，而且中國人自己開辟出的海上航路也全部棄之不用，領先世界的航海技術和海外貿易的優勢拱手讓給了西方殖民者。
明清時不僅官方海外貿易逐漸萎縮，而且對民間海外貿易也控製極嚴。如康熙皇帝規定禁止載重較多並能遠航的大船出海，隻準５００石以下的小船出海。清朝時，東南沿海地區有大量的商人出海，到東南亞一帶經商，但清朝政府不但嚴格限製中國人出海貿易，而且禁止以前已經出海的華人回國，下令凡回國者將處以極刑，將他們與自己祖國的關係斬斷，嚴重削弱了華商在東南亞的競爭能力。另外，明清政府還嚴格禁止或限製出口商品的品種，如禁止牛馬、軍需、金、銀、銅、鐵、鉛、錫、銅錢、硫磺、書籍、糧食等出口，限製絲綢、茶葉、大黃等出口。這些規定也嚴重限製了民間私商在海外貿易的競爭能力。
第三，體現為禁止國人與外國人接觸和拒絕與外國人正常交往。清政府曾對外商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小家子氣十足的限製，如禁止外商雇傭中國人役使，禁止他們雇人傳遞信息，禁止外商坐轎，禁止外國婦女進城等。這些限製與其說是清政府對西方殖民主義者亦商亦海盜的嚴加防範，不如說是封建統治者腐朽、愚昧心理的真實反映。明清兩朝不僅自己不開放，甚至當西方人來中國，希望與中國通商時，也都被統治者一口拒絕了。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英國商人洪任輝來到浙江，要求開放寧波，結果被地方官驅逐。後來，他又來到天津，直接向乾隆皇帝投遞文書，要求開放寧波。誰知乾隆告訴他：中國的東西，你們需要得很多；你們的貨物，中國可有可無。寧波不準再去，去必驅逐。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年），中國與俄羅斯簽訂 《恰克圖市約》，開頭就說：“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英國國王派遣馬戛爾尼率領１３５人的龐大外交使團來華，一方麵為乾隆祝壽，一方麵要求與中國通商，也被清朝政府拒絕。乾隆在回答英國國王的請求時說：“我天朝大國，無所不產，根本不需要與你們互通有無。”並警告英國人，如果把商船開到浙江、天津上岸交易，將遭到當地官兵的驅逐。嘉慶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年），清朝政府再次驅逐抱有同樣目的的英使阿姆斯特。直到鴉片戰爭前夕，道光皇帝仍然說：“天朝天豐財阜，國課充盈，本不藉各國夷船區區貨物資賦稅。”於是，英國人終於決定使用大炮來轟開清朝政府緊鎖的大門。１８４０年，給中國人帶來第一個外侮的鴉片戰爭爆發了，中國的國門終於被強行打開了。
一、君主專製的極端強化
明清時期，君主專製製度得到空前的加強。皇帝不僅將一切軍政大權全都攬入懷中，並且將天下完全當成是自家的“私產”，“家天下”味道極為濃厚。明清皇帝的威嚴程度，如果讓創立這一製度的秦始皇看到，簡直如小巫見大巫一般，必定會自歎不如的。
（一）取消宰相之製
明清時期君主專製製度得到空前加強的表現之一是，延續兩千多年的宰相製度被徹底取消。
中國最後一位宰相是明太祖朱元璋時代的胡惟庸。明朝的宰相是中書省左、右丞相，其中以左丞相為長。胡惟庸於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年）任中書省左丞，當時左丞相因李善長告老引退而空缺，汪廣洋為右丞相，但汪廣洋為人懦弱怕事，又喜歡喝酒，凡事都讓著胡惟庸，所以胡惟庸已實際執掌宰相之權。洪武六年（１３７３年），汪廣洋被貶往廣東，胡惟庸成了事實上的宰相，不久他升為右丞相，成為真正的宰相。洪武十年（１３７７年），胡惟庸由右丞相升為左丞相，完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仕途旅程。從洪武六年七月到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正月，胡惟庸當了不到７年的宰相。在此期間，尤其後４ 年任左丞相期間，他利用朱元璋的信任，大權獨攬，目無同僚，專權樹黨、貪汙受賄嚴重。他常常遇事不奏而行，對各衙門遞送上來的奏章，必先自看一遍，有不利於自己的便擱置一邊，不讓朱元璋知道，一直到後來，竟發展到欲取朱元璋而代之，自己當皇帝，最終被朱元璋以謀逆罪處死。
朱元璋在殺掉胡惟庸之後，順勢於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將宰相製度廢除了。廢除宰相以後，以前由宰相領導的吏、戶、禮、工、刑、兵六部全部升格，由皇帝親自領導，六部長官———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這樣，朱元璋實際上兼任了宰相的職務。皇權和相權合二為一，使皇權得到空前的加強。但是，所有政務都集於朱元璋一身，他也難於應付。忙了９個月，朱元璋終於吃不消了。無奈，他隻好找來一些大學士作為自己的顧問，讓他們幫助看奏章，處理文書，起草詔諭等。到明成祖朱棣時，這些人逐漸形成一個穩定的機構，為了避開宰相之名，遂稱為“內閣”。以後，由於內閣大學士經常參與機務，所以權位漸高，又超過了六部長官。內閣中的首席閣員稱“首輔”，實際掌握宰相之權。但內閣不是最高的權力機構，不設官署，也不管轄六部，所以還是有別於宰相的。清朝時，內閣權力下降，讓位給軍機處。
清朝雍正年間，因為對西北用兵，往返軍情通報頻繁，而內閣在太和門外，距離內廷過遠，雍正皇帝覺得很不方便，同時也容易泄密，於是命令一些親近大臣到內廷來辦公，地點在後宮內朝門外西側、隆宗門內的小廂房裏，以便他能夠隨時麵授機宜。該機構剛開始叫“軍需房”，後改稱“軍機房”，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年）始正式定名為“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軍機處的人員不定，少則二三人，最多時六七人，都由皇帝親自指定親王、大學士、尚書、侍郎或京堂充任，稱“軍機大臣”。軍機大臣地位雖高，但僅是“內廷差使”，且都是兼職，非為專官。另外，他們隻有值廬，沒有衙署，下麵也沒有屬吏，所以軍機處不是正式的衙門。不過，由於它接近皇帝，以後遂成為淩駕於內閣之上的一級機構。
軍機處的設置是封建專製製度達到頂點的一個標誌。它表明封建官吏已經徹底淪為皇帝的奴仆。他們為皇帝辦事，卻龜縮在皇宮一隅，既沒有自己的官署，也沒有可供調遣的下屬，被皇帝呼來喚去，毫無尊嚴可講，君與臣的差距已拉至最大。不僅如此，秦漢時期大臣上朝可以坐著，唐宋之時大臣站著見皇帝，而明清的時候大臣則是跪著與皇帝說話，並且口稱“奴才”，君主已不再把臣下當人看待。僅從這一點而言，這樣的社會也不會有怎樣的好前景了。
（二）縱容宦官幹政專權
君權高度強化的結果是，為宦官幹政專權提供了便利。明清都是宦官幹政專權比較嚴重的朝代，其中尤以明朝為甚。明朝在中國曆史上是繼東漢和唐朝之後第三個宦官幹政專權嚴重的朝代，而且嚴重程度超過東漢和唐朝。
明朝宦官幹政是從第三代皇帝成祖朱棣開始的。本來明朝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有鑒於曆史教訓，曾明令不許宦官識字，禁止宦官幹政，外臣不得和內臣有公文往來等，並留有遺訓，在南京皇宮門口還立了一個鐵牌，上鑄１１個字：“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但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從自己的侄子、明朝第二代皇帝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奪取最高統治權時，南京宮城以內及派遣在外的宦官由於受不了建文帝的嚴管，不少都擁護朱棣，向他遞送情報，從而使他最終篡位成功。這樣，就使得朱棣對宦官產生了偏好。於是，朱棣當上皇帝以後，開始重用宦官。永樂時期最著名的宦官恐怕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保太監”鄭和了。由於鄭和等宦官忠於皇權，踏踏實實地為朱棣做了一些事情，結果又進一步促使朱棣加深了對太監的信任。另外，朱棣靠發動政變奪權，猜忌成性，對統兵在外的將領總放心不下，而太監時常伴隨他左右，相比之下與其更貼心些，於是他便常派宦官外出做監軍，讓他們給他當耳目。後來，朱棣的兒子明仁宗朱高熾又命宦官為“鎮守中官”，使他們擔當起地方大員來。從此以後，明朝重用宦官之風一發不可收拾。如明英宗朱祁鎮時，中央政府的用人行政權、軍權、司法權和特務機構等全都交付給宦官掌握，在各省各鎮都普遍設立鎮守太監，控製地方政府。明憲宗朱見深時宦官攬權更達到炙手可熱的程度，全國各省差不多皆是宦官當“鎮守中官”。這些宦官頤指氣使，位居總督和總兵之上，軍隊將領中極少有人不低首下心於監軍太監的。
由於太監具有生理上的缺陷，所以在心理上也異乎常人，一旦他們掌握大權，絕大多數都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貪婪與殘暴，危害國家，禍害臣民，當然最終他們自己也大都不得好死。明朝臭名昭著的宦官有這樣幾位：英宗朱祁鎮時的王振、憲宗朱見深時的汪直、武宗朱厚照時的劉瑾、熹宗朱由校時的魏忠賢。
王振是明英宗自小在其身邊伺候的太監，他首開明朝宦官專權的局麵。英宗不僅格外信任王振，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對王振崇拜有加。英宗９歲即位，當了十幾年的皇帝，還一直稱呼王振為“先生”，王振說什麽，他都百分之百地聽從。王振在英宗的專寵下，實際掌握著明朝的朝綱。他雖然隻是宮內的司禮監太監，但朝廷中的大員沒有幾個敢不對他下跪的。王振跋扈專橫，以周公自比，事事不經英宗，出語就稱為“聖旨”，公侯勳戚都低眉下眼地稱他為“翁父”。他在朝中作威作福尚嫌不夠，還對外刺激瓦剌，結果引來瓦剌大舉入侵。瓦剌是蒙古族的一支，１５世紀４０年代其首領也先統一了蒙古諸部，勢力日益強盛。王振毫無政治頭腦，處理瓦剌政策嚴重失誤，導致正統十四年（１４４９年）也先糾集蒙古各部，兵分４路前來進攻。也先自率主力近逼大同，明朝守將或戰死，或逃回，大同吃緊。王振的家鄉在距離大同不遠的蔚州（今河北蔚縣），他擔心自己在家鄉的財產會遭擄掠，便極力慫恿英宗禦駕親征。這一年，英宗２３歲，不僅毫無作戰經驗，甚至京城還沒有出去過一次，王振對軍事一樣茫然無知。於是，５０萬大軍在糧草尚未征調齊全的情況下，便由這兩個糊塗蛋率領著倉促上路出征。一路上風雨交加不說，糧食還很快接濟不上了，軍士們叫苦不迭。當大軍抵達大同時，前方傳來原大同駐防部隊全軍覆沒的消息，王振終於害怕了，急忙下令撤退回京。但回軍途中，他又忽發奇想，要英宗“臨幸”自己的家鄉，擺擺威風。誰知大軍剛走出４０裏，他又突然想到大軍過境會踏壞自己田裏的麥子，於是又下令原路折回。由於行軍路線屢變，加之王振執意要等待他的１ ０００多輛私人輜重車，令大軍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停留過夜，耽誤了行程，被瓦剌軍追上。奔波２０多天、已兩天沒有水喝的明軍將士饑渴疲勞，倉促應戰，突圍途中，被瓦剌軍合圍，幾乎全軍覆沒。跟隨英宗出征的一大批文武官員陣亡，英宗被俘，王振也死於亂軍之中。這就是明朝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變”。
汪直是瑤族人，在宮中官居禦馬監太監，是明憲宗及比憲宗長１７歲但最得寵的萬貴妃一向最信任的人。他屢次外出監軍，後來成為特務機構“西廠”的頭。汪直經常帶領西廠特務外出偵察，將大小政事，以至街談巷語，都秘密報告憲宗，深得憲宗寵信，以至他可以任意進退文武大臣，勢震天下。當時的人“隻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汪直外出，隨從眾多，公卿大臣見了都得趕快回避。地方官聽說汪直要來，都趕到百裏之外，跪在馬前迎接。汪直擅權期間，屢興大獄，劾罷公卿大臣數十人，民間瑣事亦多置重法，苛暴無比。後來，另一特務機構“東廠”的宦官揭發其不法事，汪直遭貶逐而死。
劉瑾是司禮監太監，同時還提督十二團營，且於特務機構東廠、西廠之外加設內行廠，由他親自掌握。他專權期間，宦官權勢更盛，達到高峰。劉瑾與內閣中他的親信、首輔焦芳內外聯手，狼狽為奸，為所欲為。武宗幾乎等於把皇帝讓給他做，焦芳等內閣成員都到他家去處理政事。大臣的奏章得寫成兩份，先用紅本送劉瑾，然後再送給武宗，稱白本。其聲勢煊赫，以至京城內外都說有兩個皇帝：一個坐皇帝，一個立皇帝；一個朱皇帝，一個劉皇帝。劉瑾在朝中大肆鎮壓異己，斥逐大臣，引進私黨，無惡不作。後來，他私藏玉璽、袞衣、弓弩和５００件穿宮牌，以及常用的兩把扇子裏都夾帶著小匕首的事被人以圖謀反叛之罪揭發。武宗大怒，於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年）下令將他淩遲處死。
魏忠賢本是河間府肅寧縣（今屬河北）的一個無賴，賭輸了錢，被債主逼得走投無路，自己動了手術，於萬曆年間入宮。進宮不久，他榮任熹宗生母王才人的廚子，逐漸地與熹宗的乳母客氏發生曖昧關係，可見他並非是一個完全的殘廢人。王才人死後，熹宗由客氏撫養長大，他愛屋及烏，對魏忠賢也寵信有加。泰昌元年（１６２０年），熹宗即位，魏忠賢被任為司禮秉筆太監，後又兼掌東廠。魏忠賢與客氏相勾結，秉政七八年，專斷國政，廣樹私黨，濫興大獄，他甚至在宮中組織了一支１萬多人的宦官武裝。當時以顧秉謙為首的內閣，對魏忠賢卑躬屈膝，如同奴仆。朝臣在路上見到魏忠賢，必須跪地叩頭，高呼“九千歲”。全國各府州縣，到處為魏忠賢建立生祠。入祠者必須跪拜，否則就有被殺頭的危險。崇禎帝即位後，先將其黜職，令其赴鳳陽安置，旋即下令逮治。魏忠賢聞訊，於途中自縊身亡，後被戮屍。
崇禎帝是明朝最後一代皇帝，他雖然殺了魏忠賢，但對宦官專權的危害並無清醒的認識，仍一味重用宦官，壓製朝臣，直至明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明朝的專製君主是與宦官一起走向死亡的。當崇禎帝吊死在皇宮北麵的煤山（今北京景山）時，陪同他一起死難的就是一位宦官。
清朝建立以後吸取了明朝的教訓，對太監管束比較嚴格。如順治曾在司禮監、尚衣監等１３個太監衙門前立了一塊鐵碑，規定嚴禁太監幹政，犯者淩遲處死。因此，有很長時間清朝沒有出現明朝這樣糟糕的情況。但是到了後期，慈禧統治的時候，太監幹政又有所抬頭，像大太監安德海、李蓮英等，也都是中國宦官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宦官的幹政專權進一步加重了明清兩王朝的腐敗統治。
（三）建立特務組織迫害臣民
隨著封建社會步入沒落時期，各種矛盾都呈尖銳化發展，專製君主的統治越發難以為繼，於是明清皇帝都建立了恣意橫行的特務組織，企圖依靠它們加強對臣民的監視。
明清的特務組織是明太祖朱元璋首創的。作為赤貧出身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家天下”思想十分濃厚。他要求臣僚必須對自己絕對忠誠，生怕他們存有私心，威脅朱家天下，因而他時常采取特務手段偵察臣下的言行。洪武初年，他置“檢校”之職，主管“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檢校利用特權，橫行霸道，百官多畏懼。朱元璋卻得意地說：“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怕。”但檢校並非專門化機構，朱元璋感覺使用起來尚不得心應手，於是在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特令護衛皇宮、掌管皇帝出入儀仗的親軍———錦衣親軍都指揮使司，即錦衣衛，兼掌刑獄，賦予其巡察、緝捕、審判、處刑之權。錦衣衛下屬機構有南、北兩鎮撫司，其中南鎮撫司掌管衛中刑名和軍匠事務，北鎮撫司則專理詔獄，直接取旨行事，又稱“錦衣衛獄”。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年），明憲宗給北鎮撫司頒發印信，規定其所理詔獄必須立即向皇帝報告，一切直接向皇帝負責，錦衣衛最高長官指揮使不得插手，更提高了北鎮撫司的特權。明世宗時，陸炳掌管錦衣衛，大肆擴充勢力，使人員增到十五六萬，比明初擴大了１００倍。
明成祖遷都北京後，為了鎮壓官員中的反對派及人民的反抗，於當年，即永樂十八年（１４２０年）在京師東安門北（今東廠胡同）設立了一個專門刺探臣民“謀逆妖言、大奸大惡”之事的特務機構———東廠。由於擔心外臣徇情，不能及時把真實情況直接報告上來，成祖特命親信太監提督東廠。從此，由宦官執掌特務機構成為定製。東廠提督常以司禮秉筆太監之第二、第三人充任，稱督主，人員從錦衣衛撥給，有１ ０００多人，諸事可以直接報告皇帝。東廠的權力不僅在錦衣衛之上，而且錦衣衛也在其監視之內。這樣錦衣衛與東廠互相倚賴，彼此製約，誰也不敢有違皇帝的意旨。
明憲宗時，為加強特務統治又於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年）另設西廠，以汪直為提督。西廠權力又超過東廠。它有權刺探不法，也有權逮捕人、審問人，人數比東廠還多１倍。當時從京城到各州府縣、從王府到平民百姓家，西廠特務密布。汪直正是因為有了這個機構才如虎添翼，更加胡作非為的。一時間，西廠所轄緹騎到處尋釁生事，就是親王府也難幸免。大凡民間鬥雞罵狗一類瑣事，也在他們緝拿拷索之列，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後來在一些大臣的反對下，憲宗勉強把西廠廢掉，但不久又再立，仍以汪直為提督，直到成化十八年（１４８２年）才終於廢掉。但在這６年時間裏，它已冤死殘害了無數臣民。劉瑾專權時，西廠又一度恢複，以其親信穀大用提督西廠，劉瑾被殺後西廠徹底廢除。
明武宗時，劉瑾除恢複西廠外，還特在京師榮府舊倉地設“內辦事廠”，即內行廠，亦稱內廠，由他親自指揮，從事鎮壓人民及反對他的官員的特務活動。內行廠的權力不僅在東廠、西廠之上，而且東、西兩廠也在其監視之列，成為特務中的特務。內行廠用刑極重，進去者難有活身而出的。劉瑾規定，凡罪犯進廠，不論罪名大小，一概都要受杖責，先打得皮開肉綻再說。他還發明重達１５０斤的大枷，罪犯戴上不出幾天就被活活壓死。被劉瑾迫害致死的官吏軍民多達數千人。他死後，內行廠廢除。
以上這些特務機構合稱“廠衛”，它們依仗皇權恣意妄為，任意緝捕、刑訊臣民，“殺人而不麗於法”，朝野臣民隻要“一入獄門，十九便無生理”，冤獄累累，被人們稱為“冤窖”。
明朝廠衛的特務網之密、特務活動之猖獗令時人心驚肉跳。洪武年間，一次國子監祭酒宋訥因監生打壞了茶碗而不快，結果被錦衣衛特務偷偷畫下“有怒色”的容貌上報。第二天宋訥上朝，朱元璋問他昨天為什麽發怒？宋訥大驚，趕緊直言相告。朱元璋將畫像拿出來給他看，宋訥這才恍然大悟。宋訥是個風燭殘年的老臣，朱元璋尚放心不下，對於那些手握重權的大臣，朱元璋的防備之心可想而知。有一次，大學士宋濂在家請客喝酒。第二天，宋濂上朝，朱元璋問他，昨天請了些什麽人？做了些什麽菜？喝的什麽酒？宋濂一一如實回答。朱元璋高興地說，全對，沒有騙我。說畢，拿出一張錦衣衛特務繪製的宴席座次圖樣給宋濂看，宋濂嚇得出了一身冷汗。還有一位叫錢宰的官員，被征調南京，編輯 《孟子節文》，罷朝回家，閑而吟詩：“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朱元璋見到他便說：昨天作得好詩！不過我並沒有“嫌”啊，改作“憂”字如何？錢宰急忙叩頭請罪。
武宗正德時代，東廠、西廠、內行廠並立，特務到處作惡，邊遠州縣的人一見到身著好衣，騎著駿馬，口操北京話的人，就如同見到猛虎一般，唯恐躲之不及，生怕遭受無辜牽連。有的人幹脆每天晚起早睡，在街上與熟人見麵也不敢說話。州縣官員無法躲藏，隻好趕快奉獻賄賂。即使這樣，仍有人不免飛來橫禍。
明朝特務機構中，錦衣衛和東廠為禍最久，其中又以東廠為甚。東廠的特務都是專門挑選的錦衣衛中最狡詐、陰險之徒，他們又收集地方流氓、亡命做爪牙，無惡不作。每月初一日，東廠特務用抽簽的辦法分派差使。分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北鎮撫司去監視審案的叫做“聽記”，分到各官府、城門訪緝的叫做“坐記”。某官做某事，某城門獲某奸，都報告到廠，叫做“打事件”，督主連夜轉報皇帝。東廠特務搜集情報事無巨細，甚至民間米鹽瑣事、夫妻口角，也都連夜報告進宮去，為皇帝和太監們提供笑料。因此，朝野內外沒有不怕“打事件”的。熹宗時，京師有人在密室夜飲，一人喝醉，大罵魏忠賢，另外３人嚇得不敢出聲。罵聲還未停，就有特務闖進來，把４人捉去見魏忠賢。魏忠賢磔割了罵他的人，賞其餘３人。
清朝的特務機構、特務活動雖然沒有明朝這樣出名，但其維護專製製度的功能一點不遜色於明朝。在這種極端黑暗、腐朽的統治下，整個社會被籠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圍裏。
二、閉關鎖國的嚴密實施
由於受小農經濟支配，中國封建專製主義文化的骨子裏是具有封閉性的。不過，因曆史發展階段的不同，各個時期的封閉程度亦有所不同。明清時期，隨著封建製度走向沒落，其封閉性亦發展到最高峰，這就是閉關鎖國政策的全麵實施。這一政策的實施，幾乎將明清兩朝與外界完全隔離開來，並最終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一）明清閉關鎖國的曆史背景
明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主要有兩方麵原因：根本原因和時代原因。根本原因，即小農經濟的本能要求所致。因此，明清實行閉關鎖國，實際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其表現為：一方麵，隨著封建統治危機的加深，專製君主為了維護統治必須通過越來越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來阻止外來因素的闖入，以免它們，尤其是外來商業經濟因素衝擊小農經濟，使自己的統治根基發生動搖；另一方麵，經過以小農經濟為特色的農業文化的長期熏染，到明清時專製君主的眼光已越發內視，他們既看不到外界，也不想看到外界。如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後，鑒於國內統治形勢嚴峻，曾宣布周邊的１５國為“不征之國”，即這１５個國家明朝永遠都不會去征伐，以集中精力治理好內部。此舉本身雖沒有什麽好指責的，但其顯示出的問題卻是相當嚴重的。這位農民出身的最高統治者極端的內傾化和保守化的治國指導原則恰恰奠定了明清閉關鎖國政策的思想基礎。再如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雖然都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統治手段也很有一套，並取得許多成就，把他們列為中國曆史上的傑出皇帝恐怕也並不過分，但是在農業文化熏陶下，他們不僅厲行“海禁”，而且把閉關鎖國推向新的高峰。
明清閉關鎖國的時代原因主要是出於維護兩朝自身安全的需要。明清的閉關鎖國是從明太祖朱元璋時開始的。而朱元璋之所以這樣做，除了前述為了集中精力治理好內部事務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元末明初時與朱元璋爭勢的東南各地其他起義軍和割據勢力，如占據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等地的張士誠和占據浙江部分地區的方國珍等，失敗以後，他們的餘部有不少下海躲避，盤踞在島嶼上，成為剛剛建立的明朝的心患。為了防止內外勾結，朱元璋下令封閉東南沿海。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第二個厲行“海禁”的皇帝。他在從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手裏奪得皇位以後，因無法確定建文帝的下落，便一方麵派鄭和下西洋尋找其蹤跡，另一方麵下令實行“海禁”，以免比他正統、更具號召力的建文帝再回來，威脅他的皇位。然而鄭和並沒有完成這一任務，至今建文帝的下落還是一個謎。
除了出於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而實行海禁外，明朝前期由於倭患嚴重，也促使明朝政府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倭患起自元末明初。原因是，從１４世紀開始日本進入南北朝分裂時期，軍閥混戰不斷。在混戰中失敗的武士，以及一部分浪人和商人，淪為海盜，跑到中國東南沿海進行走私、搶劫，為此明朝不得不加強海防。永樂年間，明朝軍隊在今遼寧打敗了倭寇，使倭寇勢力一度衰落下去。但從１５世紀後期開始，隨著日本進入封建諸侯國林立的戰國時代，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倭患又嚴重起來，當地百姓的生活和明朝的海防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於是，明朝政府下令停止與日本進行貿易，實行“海禁”。此舉實際上更加刺激了倭患泛濫。直到１６ 世紀６０ 年代，經過譚綸、戚繼光、俞大猷等多年血戰，倭患才基本解決。
明朝剛剛解決了倭患，西方殖民主義者又來了。１６世紀初，隨著夢寐以求的到東方的航路被開辟出來，西方殖民主義者到東方牟取暴利的野心也被極大地刺激起來。地大物博的中國成為他們掠奪的重要目標。隨著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東來，明朝後期東南海防形勢又嚴峻起來。最先來到中國沿海的是葡萄牙人，隨後而來的是西班牙人和荷蘭人。這些歐洲殖民主義者的商船隊都是亦商亦海盜的，能搶就搶，不能搶就做生意。而且，他們都抱著搶占殖民地的野心，對任何一塊他人領土都垂涎三尺。麵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入侵、騷擾，明朝政府一開始還有些作為。如明世宗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年），明朝水軍曾打敗葡萄牙人的船隊。但一時的勝利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明朝的對外政策，更不能改變明朝統治者日趨僵化的封建頭腦。在這次勝利後，明朝所能采取的措施，仍然隻是厲行海禁。而葡萄牙人雖然戰敗，但並沒有遠離中國，一直盤踞在中國沿海，伺機而動。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年），他們通過欺騙手段在澳門（時稱濠鏡）居住下來。此後葡萄牙人洶湧而至，很快達到萬人，最終他們竟將明朝的官吏全部趕出，徹底霸占了澳門。對此，明朝政府竟無所作為，稀裏糊塗地認可了這件事，莫名其妙地把自己的領土丟掉了。西班牙人和荷蘭人來到中國沿海後，先是分別占領了台灣，後來明熹宗天啟四年（１６２４年）荷蘭人把西班牙人趕走，獨占了台灣。此時明朝政府由於內部統治危機嚴重，無暇顧及外部，隻好聽任台灣被西人霸占。
清朝建立後，為了防犯東南沿海地區的反清武裝，尤其是台灣島上的鄭成功勢力，實行了比明朝還嚴厲的海禁政策。鄭成功在明末清初的時候，先在東南沿海堅持抗清，但由於沒有根據地，作戰越來越困難，加之荷蘭人經常阻斷他的運輸線路，危害他的經濟利益。於是，１６６１年（順治十八年）鄭成功率軍渡海作戰，從荷蘭人手中奪回台灣。鄭氏家族在台灣經營２０幾年，氣勢一天比一天弱。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清軍進攻台灣得手，終於解決了東南沿海的心腹大患。但封建腐朽性和愚昧性一方麵使得清朝的最高統治者不肯再開放國門，另一方麵隨著西方殖民主義者越來越頻繁地到來，使清朝政府越發緊張不安，於是采取了越來越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企圖通過關閉國門來維護自己的統治。
（二）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
明清的閉關鎖國首先體現為實行海禁政策及朝貢貿易製度。海禁前麵已經提到，這一政策在明清總共實行了５００年。明清時期最為嚴厲的海禁，是從順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的“禁海令”及“遷海令”。這次厲行３０年的海禁甚至一度將沿海居民內遷３０～５０裏，規定寸板不得下海。如此嚴厲的海禁，在政治上確實對消除台灣島上鄭氏集團的反清勢力發揮了作用。但在實行海禁的幾十年時間裏，沿海經濟，包括農業、漁業和對外貿易等，損失是十分慘重的，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此舉充分暴露出封建社會沒落時期君主專製製度的殘暴與愚昧。
康熙時，台灣被攻克後，清朝政府雖放寬了海禁，但規定隻允許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４處為通商口岸。其實是弛中有禁，不過是以有限開禁來緩和矛盾而已，指導思想仍是閉關鎖國。後來，因發現民間造船很多，且康熙皇帝懷疑商民盜賣鐵犁，於是又頒禁令限製通商國家，規定除日本以外，其餘皆不得前往。雍正時，由於國內經濟恢複迫切需要發展海外貿易，才再度開放對南洋的貿易。但到乾隆時，由於外商連年不斷的掠奪和違法行為，清政府又取消了３個口岸，隻許廣州一地繼續通商。此後，一直至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對外通商口岸都隻限於廣州一地。
朝貢貿易，即明清政府以“天朝大國”自居，對於外商到中國來從事商業貿易的行為，均當成是來“進貢”的，所以不是與他們進行公平、平等的正常買賣交易，而往往通過賞賜來回報他們的“貢獻”，這一傳統自古就有。但在“天朝大國”思想影響下，封建統治者為了體現大國風範，往往回賜東西的價值遠遠超過了外商輸入貨物的價值，結果引得外商蜂擁而至，中國政府又承受不了，隻好進行限製。如唐朝就曾多次拒絕日本動輒五六百人的“遣唐使”，規定隻能一次來６０～８０人。為了減輕負擔，唐朝政府還多次拒絕外國政府、外國商人的饋贈。明朝時，這股“朝貢貿易”風氣更盛。如明成祖即位後，曾派出多位使者到東南亞各國宣諭自己已成為中國皇帝，同時向各國表示，希望它們派使臣來中國上表進貢，鄭和下西洋也帶有這樣的任務。於是大量外國使臣和商人來中國，永樂二十一年（１４２３年）竟一次有１ ２００人來到南京。明朝政府不僅以更多的賞賜（如綢緞、紗羅、茶葉、瓷器、漆器、印花布、樟腦、麝香等）回報外國的貢品，而且規定對外商輸進貨物不抽關稅，並對貢使、外商免費供給食、住和車船。由於來中國經商有大利可圖，外商紛紛前來，成為明朝政府的負擔，於是便加以限製。如規定：日本十年一貢，一次隻能來兩條船，而且必須持有明朝政府頒發的貿易憑證———“勘合”才行，否則不準交易。明世宗嘉靖初年，兩批日本使船為了爭奪對華貿易，竟然在中國土地上廝殺起來，發生所謂“爭貢之役”。於是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年），明朝采取閉關政策，禁止與日本通商。
清朝統治者繼續了明朝的朝貢貿易製度，對於“貢”期和隨“貢”貿易的監視等都做了嚴格的規定。如在中俄陸路貿易中規定：俄國商隊每４年才能來北京通商一次，每次人數不得超過２００，在北京停留至多８０天，不許超過。而對西方殖民國家來華商船的限製就更嚴。如規定隻允許他們停泊在澳門，與澳門商人進行貿易；每年來華貿易的船隻不得超過２５隻；等等。另外，隻準外商與中國政府指定的商人進行貿易。如在廣州隻準與“十三行”“各自照貨，分別投行”，進行交易。
其次，體現為以官方貿易代替民間外貿活動和嚴格限製出口商品。其實，在中國曆史上，盡管有些王朝的對外貿易非常活躍，如兩漢、隋唐、兩宋、元朝等，尤其宋元最為發達，但是對外貿易活動基本上都控製在官方手中。像元朝政府隻允許經過官方特許的回回人經商。另外，對外貿易交換回的商品也主要是供王公大臣、貴族官僚享受的奢侈品，投放市場供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所用的商品極少。這種情況到明清時期更甚，其最突出體現是鄭和的七下西洋。鄭和下西洋雖然表麵上看是開放之舉，但實際上仍是閉關鎖國政策的一部分。因為，明成祖在派出鄭和龐大船隊下西洋的同時，並未放鬆其海禁，仍然嚴格實行不許民間私造海船，不許百姓到海外經商等政策。
鄭和七下西洋確實是當時世界的一個壯舉。從明成祖永樂三年（１４０５年）到明宣宗宣德八年（１４３３年）的２０多年的時間裏，鄭和不僅７ 次下西洋，到過亞、非３０ 多個國家，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紅海的海口，而且鄭和的船隊，無論是單個船體、整個船隊，還是人數，都是當時世界獨一無二的，其規模遠遠超過了後來在西方大名鼎鼎的哥倫布、麥哲倫所率領的探險船隊。鄭和的船隊最多一次有６２艘船，士卒２９ ０００多人。最大的船長近１５０米，寬近６０米，有９根桅杆、１２帆，載重約１ ０００噸，可以乘坐四五百人及承載大量物資，僅船的大鐵錨就需要二三百人才能抬起。而哥倫布１４９２年率領的發現“新大陸”的船隊是３艘，水手約９０名；麥哲倫於１５１９年到１５２１年率領的環繞地球航行的船隊是５艘，水手２６５人，同時他們並分別比鄭和晚８７年和１１６年。
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有政治和經濟雙重性。政治目的，一是尋找建文帝下落，二是壓服逃居在沿海島嶼和海外的不服臣民，三是炫耀國威，提高自己在國外的聲望，擴大其非正統而為中國皇帝的政治影響。經濟目的，即從事官方海外貿易。鄭和船隊用精湛的瓷器、綾羅綢緞等中國手工業品換回大量國外的香料（丁香、豆蔻、胡椒、蘇木、沉香、金銀香、檀香等）、寶貨（珊瑚、瑪瑙、珍珠、寶石等）和奇禽異獸（長頸鹿、鴕鳥、獅子等），等等。據 《明史》 載，鄭和船隊曾“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所以，鄭和統率的船隊被稱為“寶船”或者“西洋取寶船”。然而，這樣的經濟目的不僅絲毫沒有著眼於發展國內生產，而且也絲毫不利於國計民生。鄭和七下西洋耗費盡了東南數省的貢賦，最終因明朝政府不堪重負，不得不終止。而隨著明朝終止下西洋的活動，不僅中國與海外進行大規模官方貿易的活動隨之停止，而且中國人自己開辟出的海上航路也全部棄之不用，領先世界的航海技術和海外貿易的優勢拱手讓給了西方殖民者。
明清時不僅官方海外貿易逐漸萎縮，而且對民間海外貿易也控製極嚴。如康熙皇帝規定禁止載重較多並能遠航的大船出海，隻準５００石以下的小船出海。清朝時，東南沿海地區有大量的商人出海，到東南亞一帶經商，但清朝政府不但嚴格限製中國人出海貿易，而且禁止以前已經出海的華人回國，下令凡回國者將處以極刑，將他們與自己祖國的關係斬斷，嚴重削弱了華商在東南亞的競爭能力。另外，明清政府還嚴格禁止或限製出口商品的品種，如禁止牛馬、軍需、金、銀、銅、鐵、鉛、錫、銅錢、硫磺、書籍、糧食等出口，限製絲綢、茶葉、大黃等出口。這些規定也嚴重限製了民間私商在海外貿易的競爭能力。
第三，體現為禁止國人與外國人接觸和拒絕與外國人正常交往。清政府曾對外商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小家子氣十足的限製，如禁止外商雇傭中國人役使，禁止他們雇人傳遞信息，禁止外商坐轎，禁止外國婦女進城等。這些限製與其說是清政府對西方殖民主義者亦商亦海盜的嚴加防範，不如說是封建統治者腐朽、愚昧心理的真實反映。明清兩朝不僅自己不開放，甚至當西方人來中國，希望與中國通商時，也都被統治者一口拒絕了。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英國商人洪任輝來到浙江，要求開放寧波，結果被地方官驅逐。後來，他又來到天津，直接向乾隆皇帝投遞文書，要求開放寧波。誰知乾隆告訴他：中國的東西，你們需要得很多；你們的貨物，中國可有可無。寧波不準再去，去必驅逐。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年），中國與俄羅斯簽訂 《恰克圖市約》，開頭就說：“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英國國王派遣馬戛爾尼率領１３５人的龐大外交使團來華，一方麵為乾隆祝壽，一方麵要求與中國通商，也被清朝政府拒絕。乾隆在回答英國國王的請求時說：“我天朝大國，無所不產，根本不需要與你們互通有無。”並警告英國人，如果把商船開到浙江、天津上岸交易，將遭到當地官兵的驅逐。嘉慶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年），清朝政府再次驅逐抱有同樣目的的英使阿姆斯特。直到鴉片戰爭前夕，道光皇帝仍然說：“天朝天豐財阜，國課充盈，本不藉各國夷船區區貨物資賦稅。”於是，英國人終於決定使用大炮來轟開清朝政府緊鎖的大門。１８４０年，給中國人帶來第一個外侮的鴉片戰爭爆發了，中國的國門終於被強行打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