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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明清文化凶殘暴虐性格的主要體現
明清時期，隨著君主專製製度的強化，皇帝越發視臣民的生命為糞土，隨意殺害功臣勳戚、文武官員成風。對於皇帝身邊的朝臣來說，明清時期是真正的“伴君如伴虎”的時代。專製君主的暴虐行徑，使這一時期的文化性格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凶殘暴虐。
一、濫殺功臣、朝臣
明清皇帝中濫殺功臣勳戚的，以明太祖朱元璋為最甚。
在中國曆史上，以濫殺功臣而聞名的開國皇帝有兩個。前一個是西漢的高祖劉邦。劉邦與朱元璋兩人身上有許多共性。比如，倆人都出身農民，後來都成為開國皇帝，並且都濫殺功臣，等等。不過，劉邦雖出身農民，但老劉家的日子比老朱家好過一些。劉邦家耕種著幾畝地，本人還擔任著秦朝的亭長，雖不拿工資，但在地方上也是小有頭臉的人物。而朱元璋家窮得就沒法回憶了。家無一分地不說，有一年鬧災荒，連帶瘟疫，他的父親、母親、大哥全死了，可他家連下葬的墳地都沒有，苦不堪言。幸虧鄰居劉家心腸好，讓他與二哥把家人屍首用舊衣服裹了，埋在了劉家墳地的一個角落裏。也許正是因為早年生活的差異，使得二人性格迥然不同。劉邦當皇帝後，雖然殺了韓信、英布、彭越等幾個功臣，但那是迫不得已，是因為他們威脅剛剛建立的、尚處在上升時期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而且劉邦在許多方麵還是很有人情味的。但朱元璋可難以讓人親近了。為了朱家天下的長治久安，他對功臣勳戚、文武官員大開殺戒，死者數萬，把專製君主的凶殘暴虐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朱元璋的功臣中，除了征虜副將軍常遇春早死以外，隻有衛國公鄧愈、曹國公李文忠、魏國公徐達、鎮守雲南最高長官沐英、信國公湯和等幾個人是善終的。鄧愈死於洪武十年（１３７７年），此時朱元璋尚未大開殺戒。李文忠是朱元璋的親外甥，雖然曾經因勸說朱元璋少殺戮而忤旨被責，但仍是朱元璋一生中最親信的人。李文忠病逝後，朱元璋把負責料理醫藥的淮安侯華中貶爵，把其家屬流放，並將診視過李文忠的醫生和他們的妻子、兒子統統殺掉。徐達是朱元璋第一武將、諸帥之首，不僅朱元璋十分器重他，諸將也敬若神明。尤其，徐達一生持重，對朱元璋忠心耿耿，極受信任。徐達病重期間，朱元璋從各省找了許多名醫去北平診治，最後還把他接回南京。徐達死時，朱元璋綴朝，到他家吊唁，痛哭。朱元璋親自寫了一篇 《禦製中山徐武寧王神道碑》，還追封徐達父親、祖父、曾祖為王。沐英是朱元璋前後收養的２０幾個養子中最有出息的一個。他既有攻城拔寨之勇，又有守成立業之才。他奉命鎮守雲南，頗有成就，令朱元璋極為放心。沐英死後，其子孫世守雲南，與明朝相始終。湯和則與朱元璋同州同縣同裏，早年甚為豪放，晚年卻極懂韜光養晦。他頗知比自己小３歲的這位同鄉皇帝的心，於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自請解除兵權，深得朱元璋的歡心。湯和晚年住在中都（今河南開封），每年上朝一次，直到善終。上述６ 個人，也是開國功臣中僅有的死後追封為王的。
至於其他功臣則沒有什麽好下場了。著名的如功勞相當於西漢蕭何的韓國公李善長，追隨朱元璋幾十年，參與機密，主持糧餉，協調人事，直至幹到中書省左丞相，為朱元璋的“第一大當家的”，位在徐達之上，但是洪武二十三年（１３９０年）因受胡惟庸案牽連，被賜死。此時他已退休在家賦閑十幾年了，年紀也已７７歲，同時被殺的還有他的妻女弟侄家口７０餘人。再如潁國公傅友德，一生幫朱元璋打天下，“喑啞跳蕩，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雖被創，戰益力”，但在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 年）卻被無辜牽扯進“藍玉案”遭朱元璋冤殺。而死的更冤的是朱元璋的第二位征虜大將軍馮勝，他於洪武二十八年（１３９５年）無緣無故地被朱元璋賜死。傅友德和馮勝的死成了朱元璋濫殺功臣的典型例子。還有如朱元璋的侄子、也是其養子的朱文正，原比李文忠還受親信，曾在洪都（今江西南昌）力拒陳友諒的圍攻８５日，積功至大都督，但後來被朱元璋以“親近儒生，胸懷怨望”之罪鞭死。另外，永嘉侯朱亮祖也是戰功卓著的有功之臣，最後以“所為多不法”之罪名被活活鞭死，同時被打死的還有他的兒子。
朱元璋對功臣大開殺戒是從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年）開始的，主要通過了兩個大案：“胡惟庸案”和“藍玉案”。經過這兩個案子，朝中未早死的功臣幾乎都被殺光了。胡惟庸是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被處死的，而到了洪武十九年朱元璋突然借題發揮，以通倭（日本）、通元（北元）的罪名，窮究黨羽，連殺數年，久久不能結案，一直殺到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牽連致死者前後達３ 萬多人，許多家被滅門，稱為“胡獄”。藍玉是繼徐達、馮勝之後榮拜朱元璋時代大將軍的３個人之一，也是最後一位。他於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任征虜大將軍，曾多次領兵進攻北元，勇敢善戰，被封為涼國公。由於朱元璋利用“胡獄”濫殺功臣，搞得朝中人人自危，甚至朱元璋自己也日夜不得安生，加之藍玉確實有一些不法之事，如恃功驕橫，奪占民田等，所以最終導致他鋌而走險，打算先下手為強，謀害朱元璋。由於消息走漏，被錦衣衛特務偵知，政變未成。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藍玉被以謀反罪處死，連帶被殺的有１萬５千多人，稱“藍獄”。這次屠殺使將軍中的驍勇之士幾乎全部殺光。後來，燕王朱棣之所以能夠“造反”成功，奪取最高統治權，中央朝廷缺乏統兵大將是直接的原因。
明成祖朱棣的凶殘不在其父太祖朱元璋之下。朱元璋一共有２６個親兒子，其中大部分被他分封到各地為王。各王有護衛甲士３千人至１萬人不等，而分封在北邊的各王，還有權節製地方軍隊，勢力更大。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朱元璋的長子、皇太子朱標病故，先其父而去。朱元璋在痛苦抉擇之後，立朱標的長子朱允炆為太孫，作為自己的繼承人。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年）朱元璋駕崩，朱允炆當皇帝，年號建文。而此時，在朱元璋的諸子中尚健在的隻有他的四兒子燕王朱棣最為年長。朱棣身有戰功，頗有帝王之氣，深受朱元璋喜愛，曾險些被立為後嗣，他對建文皇帝極不甘心服從。而建文帝也覺得這些叔叔們手握重兵，對他的統治不利，於是在兵部尚書齊泰和太常寺卿黃子澄的建議和支持下決定削藩。誰知他剛一動手，朱棣就反了。建文元年（１３９９年），朱棣以討齊黃、清君側為名，號稱“靖難”，起兵於北平（今北京）。４年之後，建文四年（１４０３年），燕軍獲得最後勝利。
朱棣進入南京城後，立即對建文諸臣大開殺戒。他不僅將齊泰、黃子澄滅族，而且將拒絕為自己起草即皇帝位詔書的大學者方孝孺滅十族———即方孝孺本家九族加上其學生，一共有８７０多人，全部殺害。建文舊臣景清欲為故主報仇，身藏利刃準備行刺，被捕，朱棣將其磔殺，並實行“瓜蔓抄”，將其族親、鄉親等凡沾親帶故者，以及門生之門生，“轉相攀染”，全部殺光，“村為之墟”，慘不忍睹。另外，禦史大夫練子寧被斷舌磔殺；兵部尚書鐵鉉曾在濟南屢破燕軍，也被酷刑殺死。朱棣還將這些建文舊臣的妻女全部趕入官妓院為妓，並且至死不放，其冷酷之心，殘暴之舉，令人發指。建文帝的兒子朱文圭當時才２歲，也被禁錮起來，雖然未被殺死，但一關就是５０多年，曆經永樂、洪熙、宣德、正統，直到英宗通過“奪門之變”第二次當上皇帝後（取年號為“天順”），或許是有著幾年當囚徒的經曆，知道滋味不好受，才下令將朱文圭釋放，此時他已５７歲了，什麽都沒見過，什麽也不知道，而且出來沒過幾天就死了。不僅如此，為人刻薄的朱棣，對自己的親信朝臣也照開殺戒。被朱棣殺害的永樂朝臣中最有名的是解縉。解縉是極有才氣的大學者，曾主持纂修《永樂大典》，一度很受朱棣重用。但永樂五年（１４０７年），他突然被以“泄禁中語”、“廷試讀卷不公”的罪名，貶到廣西為官。永樂八年（１４１０年），解縉到南京述職，恰逢朱棣赴北方打仗，於是謁見監國的太子而還，結果卻被以“無人臣禮”的罪名下了獄，關在錦衣衛。這一關就是五六年，在獄中解縉雖受種種酷刑折磨，但僥幸未死。誰知永樂十三年（１４１５年）朱棣聽說解縉未死，便說了一句：“解縉還活著嗎？”錦衣衛指揮使、宦官紀剛聽了，回去便把解縉灌醉，然後活埋在雪裏。解縉死後，家產被抄，妻子宗族被流放到遼東。
明朝從第五代皇帝英宗開始，幾乎個個都庸碌無為，有的甚至幾十年不見朝臣，但是發起怒來，卻一個賽一個地凶狠，經常對觸犯自己的官員實行“廷杖”。廷杖，即皇帝在朝廷上敕令杖打大臣之刑，是專門懲罰觸犯皇權的官員的特殊刑罰。明清以前，廷杖就有，隋文帝就幹過這種事，但明清時期不僅成為常刑，而且泛濫成災。“廷杖之刑，亦自太祖（朱元璋）始矣”。洪武年間，工部尚書薛祥即斃於杖下。英宗正統年間，王振擅權，“殿陛行杖，習為故事”。明朝有兩次大規模的廷杖：一次是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年），因群臣諫止武宗南巡遊玩，結果激怒了他。武宗下令將朝臣１４６人施以廷杖，最後有１１人被活活打死。而武宗在南巡回京途中，因貪玩落水受寒，最後咯血而死，年僅３１歲。第二次是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年），為“大禮議”，將朝臣１３４人施以廷杖，致死者１６人。
清朝皇帝對臣僚一樣殘暴，這種殘暴在權力交替時更加突出，其中以第三代皇帝雍正最為突出。雍正的殘暴主要體現在兩方麵。一是對待與自己爭位的兄弟心狠手辣。雍正之父康熙一共有３５個兒子，除了夭亡、年幼及庸碌無為的之外，有政治居心的是皇長子胤禔、皇二子胤礽（太子）、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雍正）、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誐、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皇十七子胤禮等１０人。其中支持雍正的是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禮。雍正當上皇帝後，封胤祥為怡親王，封胤禮為果郡王，二人均得善終。而對於其他諸兄弟，雍正絲毫不講兄弟情麵，痛下殺手。如對於已被其父康熙禁錮起來的皇長子胤禔和前太子、皇二子胤礽仍繼續關押，不予釋放。將擁護胤礽的皇三子胤祉先派到遵化，禁錮在景陵（康熙陵墓），後投入獄中折磨致死。而對於與自己爭位的皇八子胤禩，雍正不僅將其改名為“阿其那”（豬），而且將其圈禁在宗人府中，數月後關死；支持胤禩的皇九子胤禟則被改名為“塞思黑”（狗），暴卒於從外地押解回京的路上。至於皇十子胤誐和皇十四子胤禵，一個被關在牢裏，一個被禁錮在壽皇殿。這二人還算命大，沒有死掉，直到乾隆時終獲釋放，算是善終了。
對於那些曾支持過其他皇子的朝臣，雍正更不會放過。雍正待人不僅十分刻薄，而且非常能記仇，任何人得罪於他都逃不出他的報複。如正藍旗漢軍都統鄂倫岱由於支持過皇八子胤禩而遭舊賬清算，被殺。為了發泄怨恨，雍正甚至不惜與鬼作對。如左都禦史揆敘、領侍衛內大臣阿靈阿曾支持皇八子胤禩爭位，但都已去世。雍正仍不依不饒，竟下旨，分別在二人墓前立起兩塊石碑，上書：“不忠不孝陰險柔佞揆敘之墓”、“不臣不弟暴悍貪庸阿靈阿之墓”，心眼小得令人不可思議。而阿靈阿的兒子、領侍衛內大臣阿爾鬆阿先被圈禁在阿靈阿墓地，後來也被殺掉。
雍正的殘暴還體現在對其親信大臣上“該出手時就出手”，絲毫不念舊情。雍正之所以能當上皇帝，所倚靠的，在皇子中是皇十三子胤祥和皇十七子胤禮，在大臣中是隆科多和年羹堯。隆科多是國舅，其姐姐是康熙的孝懿皇後。康熙絕命時隻有隆科多一人在禦榻前，而且他時任步軍統領，手握京畿衛戍部隊，有軍權。如果沒有隆科多“宣布遺詔”，並以兵權壓製諸皇子，作為沒有得到康熙特殊榮寵的雍正來說，是絕對不會如此輕易地獲得皇位的。年羹堯也是國舅，他的妹妹是雍正的妃子，而且他原是雍正藩邸舊臣，很會用兵打仗。他在雍正當上皇帝以後迅速平定青海蒙古叛亂的功勳，提高了雍正的威信，使其得以鞏固自己的皇位。對於這兩個擁立自己的有功之臣，雍正即位之初曾對他們恩寵備至。如雍正讚譽隆科多是“聖祖（康熙）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希有大臣”，而對年羹堯則表示要和他“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但話音猶在耳際，雍正就翻臉了。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年羹堯被賜死，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隆科多被永遠禁錮。次年，隆科多死於禁所。
總之，隨著皇權的膨脹，君臣關係的冷酷性在明清時期已暴露無遺。作為這一時期的皇帝來說，恩威莫測，喜怒無常，說翻臉就翻臉；對於臣僚來說，一旦失寵，即遭橫禍，“脫冠裳，就桎梏。朝列班清，暮幽犴獄。剛心壯氣，銷折殆盡”。這樣的君臣關係，早已把“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傳統政治道德拋擲到九霄雲外。明清社會活力的逐漸喪失，與此不無關係。
二、擅興文字獄
所謂“文字獄”，就是封建統治者從字裏行間挑剔過錯，網羅罪名，殘害文人。文字獄以前也有，但都不很正宗。明清時期的文字獄不僅最為正宗，而且最為頻繁，有數十起之多，同時用刑也最為酷烈。其中，以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間及清朝康熙、雍正、乾隆３朝為最甚。
洪武年間的文字獄，由於朱元璋典型的小農狹隘思想和極端專製思想作祟，所以基本上都是冤案。朱元璋年輕的時候當過和尚，做過“賊”———參加過農民起義，所以他特別忌諱別人說“禿”、“亮”、“光”、“僧”、“賊”等字眼，到以後，又發展到與這些字的字形相近或發音相近的也不行了，生怕別人是在罵他。比如，他把“作則垂憲”、“垂子孫而作則”中的“作則”讀成“做賊”；把“睿性生知”的“生”讀成“僧”；把“遙瞻帝扉”中的“帝扉”讀成“帝非”；把“取法象魏”中的“取法”讀成“去發”；把“式君父以頒爵祿”的“式君父”讀成“弑君父”；把“體乾法坤，藻飾太平”中的“法坤”讀成“發髡”，“藻飾太平”讀成“早失太平”；把“天下有道，拜望青門”中的“天下有道”讀成“天下有盜”，“青門”理解成“廟門”；等等。為此，他興起了一個又一個的冤案。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案、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案、常州府學訓導蔣鎮案、懷慶府學訓導呂睿案、祥符縣學教諭賈翥案、亳州訓導林雲案、尉氏縣教諭許元案、德州府學訓導吳憲案，等等。上述這些文人實際上是替地方長官撰寫對皇帝歌功頌德的上奏賀表時，因不了解朱元璋的心思，招致了禍患，全都被殺。心胸狹隘的朱元璋不僅將這些“犯忌”的文人全部處死，而且有的時候即使沒“犯忌”，比如陳州訓導替人寫 《賀萬壽表》，上有“壽域千秋”一句，朱元璋想不出有哪個地方得罪了他，但是為了防止被別人嘲弄而自己尚蒙在鼓裏，竟也將其殺害。
朱元璋興文字獄，從洪武十七年到洪武二十九年（１３８４—１３９６年），曆時１３年。由於殺人太多，又不知禍從何來，所以弄得地方長官和大臣們都不敢上奏表。沒辦法，禮部隻好請求朱元璋降一道慶賀、謝恩奏表的標準格式，頒發天下。以後，凡遇到慶賀、謝恩之類的事情，各地依照格式抄錄下來，然後填上自己的官銜、姓名就行了。這樣一來，文人的性命總算有了一定的保障，以後，再沒有人被殺了。
朱元璋之所以借文字獄對文人大開殺戒，除了上述自卑心理作怪，生怕文人看不起他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鎮壓不肯與新王朝合作的文人，打掉他們對舊王朝———元朝的幻想，使之誠心順意地歸附明王朝的統治。另外，濫興文字獄實際上也是朱元璋加強專製統治的重要措施之一。朱元璋時代的文字獄，不僅造成大量文人含冤而死，尤為嚴重的是，極大地禁錮了學術思想的發展。
清朝統治時期，文字獄發展到頂峰。清朝的文字獄，一方麵是為了維護和加強封建專製統治，另一方麵則是為了鎮壓對滿族統治不滿的漢族文人。所以，清朝文字獄的產生，比起前朝來說，多了一層原因。當然，也有借題發揮、打擊異己的因素。
清朝文字獄最嚴重的是康熙、雍正、乾隆３朝，見諸於史載的文字獄約有七八十起之多，遠遠多於以前各代，而且處刑嚴酷。一旦獲罪，不僅涉案本人受重刑審問，家產被抄，而且親屬也多受牽連，即便目不識丁也一樣“從坐”。涉案人員大多被處死，且往往是淩遲處死，最輕的也是終身監禁，或流放到邊遠地區，充軍為奴，已死的人則遭開棺戮屍之辱。不僅如此，還有許多其他人受牽連，像寫序、題跋、刻印、買賣、贈送等都有罪。所以，一個案件總要牽連數百人。而揭發檢舉的人則官運亨通，扶搖直上。結果，造成社會上形成以揭發檢舉他人作為獵官的“敲門磚”，有仇隙的則利用文字獄陷害他人於死地的惡劣風氣。
清朝康熙時著名的文字獄有：“莊廷鑨 《明史》 案”和“戴名世 《南山集》 案”。莊廷鑨是浙江烏程縣一個富戶，是個盲人，欲學春秋左丘明，想留給後代一部傳世史籍。於是，他從明朝大學士朱國楨的後人手裏買來一部朱國楨的 《明史》 遺稿，然後將該書連同他請人所補的崇禎朝曆史，用自己的名字刊刻出來，其中有一些對滿人的攻擊之辭，結果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年）被人告發。此時莊廷鑨已死，被刨棺戮屍。涉及此案的官吏、書商，以及作序、校補、審稿、出資助刊、刻印、買書、藏書之人皆被株連，死者７０餘人，充軍流放數百人。戴名世是翰林院編修，著 《南山集》，其中引用方孝標 《滇黔紀聞》 一書的材料，議論南明史事，並用南明諸帝年號，對南明諸王朝頗發感慨，寄以同情。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年）被人告發。結果戴名世被斬首，方孝標已死，被戮屍。此案牽連兩家家屬及刊印、作序者３００多人，本應處死，但因康熙這時正對漢人實行懷柔政策，為籠絡人心，下令將他們全部充軍，以示寬大。
雍正時著名的文字獄有：“汪景祺 《西征隨筆》 案”、“查嗣庭案”等。與康熙朝的文字獄相比，雍正朝的文字獄帶有明顯的借題發揮、鏟除異己的味道。汪景祺是年羹堯的紀室（文書），曾隨年氏西征青海等地平叛。他在 《西征隨筆》 中對年羹堯頗有歌頌之意，惹得雍正十分不快。雍正給他扣上“譏訕聖祖，大逆不道”的罪名，將其斬首。查嗣庭是隆科多之黨，隆科多倒台後，他被人告發，稱其在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當江西主考時，所出試題“顯露心懷怨望，譏刺時事之意”，而在查抄寓所時，又發現其日記中也有“悖亂荒唐，怨誹捏造”的內容。結果查嗣庭和他的５個兒子全都被抓，查和他一個兒子死於獄中，一個兒子被殺，其餘３個兒子和查嗣庭的一兄一弟，以及幾個侄子，全都了充軍。查嗣庭還被戮屍。
另外，發生於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的“曾靜、張熙謀反案”本為政治案件，但雍正卻將其當作文字獄進行處理。曾靜是湖南人，讀明末清初思想家呂留良的書，深為其中反清思想所感動，跑到浙江去找呂留良的兒子呂毅中、呂留良的學生嚴鴻逵和嚴鴻逵的學生沈在寬，與３人結為好友。他們把呂留良的書都送給了曾靜。後來，曾靜派自己的學生張熙去策動川陝總督嶽鍾琪反清，被嶽告發，幾個人全都被捕入獄。最終，嚴鴻逵死於獄中，被戮屍梟示，呂毅中、沈在寬被斬首，呂、嚴、沈３人的子孫全數充軍，呂氏一門的女子全部“入宮”，而已去世多年的呂留良及其兒子呂葆中則被剖棺剉屍。另外，呂氏門生及刻藏呂氏著作的人也全部被治罪。至於為首者曾靜，由於誠心悔過，與張熙被特免一死。雍正讓他們攜自己編的 《大義覺迷錄》 到江浙一帶去宣講，一方麵批駁當地的反滿思想，一方麵讓人們接受他即位的合法性。這樣，這個案子也帶有了一些文字獄的味道。
清朝的文字獄到乾隆的時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此時，不僅文字獄的次數頻繁，超過康熙、雍正年間許多倍，而且與明洪武年間的文字獄極為相似，基本上都是以一字一句興案。著名的有：“胡中藻案”、“徐述夔案”等。胡中藻是鄂爾泰的門生。鄂爾泰是雍正遺命輔政大臣，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去世。鄂爾泰生前與另一軍機大臣張廷玉在朝中對立，各結黨營私，招致乾隆的嫉恨。於是，乾隆興起胡中藻案，借題發揮，打擊鄂爾泰的勢力。胡中藻案，亦稱“胡中藻詩獄”，發生於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胡中藻著有 《堅磨生詩鈔》，其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句，乾隆指摘說：“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詩中的“與一世爭在仇夷”的“仇夷”被指責為詆罵滿人。而“雖然北風好，南用可如何？”、“南鬥送我南，北鬥送我北。南北鬥中間，不能一黍寬”等句則被扣上南北分提、別有用心之罪。另外，詩中“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句則被認為是諷刺乾隆的朝門不開。結果胡中藻被殺，鄂爾泰被撤出賢良祠。鄂爾泰的侄子鄂昌因與胡中藻交往，以比昵標榜問罪。後來，又因為他的 《塞上吟》 一詩中稱蒙古人為“胡兒”，乾隆說他“忘本自詆”（鄂是蒙古人），迫令其自殺。徐述夔案發生於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徐述夔著有 《一柱樓詩》，其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明朝期振翩，一舉去清都”等句，乾隆認為是反清複明，將已去世的徐述夔及其子徐懷祖剖棺戮屍，兩個孫子砍頭，兩個校對及疏於防察的兩個地方官也都被斬首。
由於乾隆興起的文字獄大多是牽強附會，無中生有的，結果鬧得當時全國上下人人自危，各地官吏也神經緊張，生怕因自己的失察而丟官，甚至掉腦袋，以致發生一些荒唐的事情。如有人在墓誌上寫有“皇考”（亡父）一詞，地方官見有“皇”字，嚇壞了，急忙上報朝廷。這次連乾隆都覺得太過分了，將地方官招來，訓斥一頓。還有一地主，為自己的先父歌功頌德，說其父“於佃之貧者，赦不加息”。他叔叔見有“赦”字，認為當是皇帝專用的，為避免受牽連，先去自首，地方官也急忙上報朝廷。這下把乾隆惹火了，下令把受理此事的巡撫治了罪。上述這兩個案件雖然最終沒有搞成文字獄，但文字獄把社會搞得不得安寧是顯而易見的。
清朝迭興的文字獄嚴重壓製了學術思想的發展，人們既不敢講話，更不敢寫東西。乾隆年間，一個告老還鄉的協辦大學士梁詩正在總結自己的處世經驗時說：“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梁詩正曾任禮部、刑部、戶部的侍郎（副部長）和戶部、兵部、吏部、工部的尚書（部長）。中央６個最主要的部門他都幹過，卻沒有因文字獄“倒下”，可見其為官“功底”的深厚。但這樣的人在朝中為官，於國於民能有什麽作為？因此，乾隆朝出了中國曆史上最大的貪官———和珅，就不難理解了。
在大興文字獄的同時，清朝政府還大力剪除異端學說，把程朱理學推上至尊的地位。為了剪除危害封建統治思想基礎的異端學說，乾隆年間在編纂 《四庫全書》 的時候，禁毀書籍３ １００多種、１５ １００多部，銷毀書板８萬塊以上，使中國文化又一次遭到巨大的浩劫，損失慘重。即使被保留下來的書籍，由於個別字句段落不符合清朝統治，也被刪去或被更改文義，如“夷”字該為“彝”、“狄”改成“敵”等，弄的遍體鱗傷，無法辨識。
明清的文字獄，既是封建專製獨裁政治的極端表現，也是封建社會走向沒落、腐朽到極點的表現。而掩蓋在極度沉寂窒息的政治格局和學術思想的下麵，是一觸即發的社會危機。清王朝從乾隆以後由盛而衰，雖然有著許多原因，但大興文字獄，使得臣民不滿，造成人們與朝廷離心離德，是不能忽視的原因。
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明清時期，缺乏後勁的特征終於完全暴露出來。１９世紀中葉以後，西方殖民主義列強，包括向中國學習了１ ０００年的東洋日本人，正是看到了清朝帝國的外強中幹、貌強實弱，才敢用區區之兵向人口數億的大清帝國發動進攻，並一次又一次將這個東方巨人打倒。而這樣的結局，恰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再準確點說，是小農經濟的根本要求所致。
§§結束語：中國傳統文化的陣痛與新生——1840 年後
１８４０年以後，由於西方殖民列強的入侵，中國傳統文化在明清時期陷於孤立發展的格局被打破了。此後，中國傳統文化經曆了不可避免的陣痛時期，不得不忍受著一次又一次的外侮。在６０年之中，中國人與西方所有列強及東洋日本在自己的國土上交手，無一勝績。在曆經中英鴉片戰爭、中英法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一次次的敗績，一次次地割地、賠款、簽訂不平等條約，一次次的唯唯諾諾、卑躬屈膝、道歉賠罪之後，中國文化不僅遭受了巨大的政治、經濟損失，而且民族自信心也遭到嚴重的傷害。夜郎自大的中國人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崇洋媚外、懼洋畏外心理迅速膨脹。夷人、蠻夷、西夷、倭寇變成了洋大人、東洋人，洋槍、洋炮、洋馬、洋貨成了優良物件的代名詞，漢唐帝國的子孫卻變成了任人宰割的“東亞病夫”，創造出輝煌燦爛古代文明的中華帝國竟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精神品質衰落到極點。
不過，西方人及日本人在把侵略、壓迫、恥辱帶給中國人的同時，也把他們的一些文明成果傳入中國，其中包括較為先進的製度和思想等。同時，中國人也在國門被強迫打開的痛苦與恥辱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開始努力向西方、向日本學習著自己的祖先不曾見過的新鮮“玩意兒”。從洋務運動的“師夷長技以製夷”，仿製西洋的船堅炮利，到戊戌變法擬實行大英帝國開創的君主立憲製；從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統治仿照西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引用外來的個性主義、科學、民主等概念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革除陳舊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等，使中國傳統文化從淺入深、由表及裏地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開始向近現代化轉變。
２０世紀初，隨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傳入中國，中國文化的發展進入到一片新的天地。中國人在將馬列主義與自己的國情有機地結合之後，不僅迅速擺脫了外國列強的壓迫，而且建立了更加先進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華民族自信心得到恢複，中國的國力開始回升。但由於中國人選擇的發展路線不被西方列強所喜愛，加之它們不習慣中國的強大，於是便聯合起來封鎖中國，致使中國幾乎與外界隔絕了近３０年。２０世紀７０年代，隨著中國人的革命激情歸於平和，中國在世界上影響力的擴大，以及稱霸國家無奈放棄對中國的封鎖，中國的國門再次打開。這次開放，不僅是中國人的主動行為，而且是中國文化誠心實意地要與世界各國文化平等交流的開始。
今天的中國，盡管仍保留著不少傳統文化的糟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與進步，其遭到摒棄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與此同時，人們也越來越分辨得出和認識得清我們傳統文化的精華所在，保護和發揚傳統文化精華之心也越來越強烈。另一方麵，外來文化的強烈衝擊也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衝擊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積極的因素可以幫助中國文化祛除自己身上不符合現代文明的落後糟粕，並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消極的因素雖在一定時期會對中國文化造成不良影響，但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有能力最終消除它們。
隻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國文化隻要在堅持以兼容包並、有容乃大的胸懷不斷吸收外來文化優秀成果的同時，繼續弘揚自己的傳統文化精華，它的未來就會更加光明。
§§後記（第１版）
書寫完了，遺憾也來了。實際上就在本書撰寫過程中，已經有許多新的想法、新的觀點在筆者頭腦中形成，隻是覺得尚不成熟，所以才沒有寫入本書，隻有待不久的將來再把它們和盤推出了。
關於用文化眼光審視中國曆史，肯定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由於學識水平不同、人生經曆不同、曆史感受不同、掌握的史料不同，對中國曆史的發展自然會得出不同的觀點、不同的結論。我的觀點是，中國古代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雖然曾產生出耀眼奪目的文明成果，這些成果至今仍令我們這些晚輩自豪不已，但同時它也產生了大量的糟粕，產生了大量令我們趨向惰性和阻礙今天的中國人走向現代化的糟粕。這些古代文明的精華與文化的糟粕在不知不覺中同時被我們背負在身。更糟糕的是，盡管我們都知道應該發揚民族文化精華，摒棄糟粕，但對於什麽是精華什麽是糟粕的區分，其實是非常難以界定的。有些今天被認為是精華，明天就變成了糟粕。比如說愚公移山，我們一直把這個故事當成是中華民族敢於戰天鬥地，在自然麵前敢於抗爭、不屈不撓的象征，但看看我們今天日趨惡化的自然環境，不堪目睹的水土流失，就知道這個故事的負麵影響有多大。而有些今天被認為是糟粕，但明天卻發現它是精華。比如五四運動以來我們把孔子批了六七十年，結果竟把他“批”成了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其理論思想使許多外國人佩服得五體投地……有的時候我想，也許曆史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盡管在“實踐”中包含了曆史。
筆者希望本書的讀者在了解我們民族自己曆史的同時，能努力分辨自身沾染或遺存的傳統文化糟粕，隻有真正認識到什麽是糟粕，才可能摒棄它們，才能與現代文明真正接軌，而中國才會大有希望，這既是我們研究文化的目的之一，也是我給大學生開設“中國曆史文化概論”課的初衷之一。當然，還有一個觀點是必須明確的，即中國封建曆史結束了，封建社會滅亡了，而且必然滅亡，但中國文化是不會滅亡的，不僅不會滅亡，她還會以其悠久的曆史、炫目的成就，繼續成為世界文化中最賦生命力的一支。明確了這一點，本書就沒白寫，本課也就沒白開。
顏吾芟
２００２年１月
於北京育新花園寓所
§§後記（修訂本）
本書終於封筆了。比起第１版來說，筆者認為，這一版的體係、內容不僅更加合理，而且也更加符合“用文化眼光看曆史”的寓意。當然，遺憾還是有的，不足之處也在所難免，尤其是文化問題爭議、分歧之處多，考慮不周、思維不密更難以避免。筆者誠心有請各方高手不吝批評指正。
寫作本書和開設“中國曆史文化概論”課程的目的，筆者是想換個角度來講中國曆史，普及中國曆史、中國傳統文化知識，讓受眾從另外一個角度來了解中國曆史，加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
作為人類的一分子，我們應該了解人類的曆史；作為中國的一分子，我們更應該了解我們自己國家的曆史。不知道本民族曆史、不了解本民族文化的人，是無根之草，在茫茫人海中會很快迷失自己。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由於人們急於要擺脫貧困，渴望過上富裕的生活，因而熱切追求物質財富的積累，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精神文明的修養，對以文史哲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知識一度棄之不顧，甚至在高等教育中也呈現出嚴重忽視人文教育的趨勢，造成精神文明建設的滑坡。以前上課時，我經常與學生開玩笑地說：“如果我們這些搞文史哲的人都餓死了，這個國家也就完了。”其實，事實也會是這樣的。當然它不可能發生，因為這隻是暫時的。
２０多年過去了，中國人的腰包開始鼓起來了，物質財富的積累在相當一部分人那裏已經超過了他們自己當初的預想。今天，在全世界各個角落隨處可見的中國旅遊者不會再被誤認為是日本人了。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在喧鬧、浮躁之後，終於開始回歸了。人們終於意識到，物質財富的積累彌補不了精神世界的空虛。精神世界空虛的人即使積累再多的財富，也隻能是行屍走肉。暴發戶在任何時代都有，但如果沒有良好的文化修養、深厚的文化底蘊，隻能是曇花一現，不可能為社會做出太多的貢獻。中國有句古語，叫“富不過三代”，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人回歸自己文化傳統的表現不僅在於北京大學開設了國學班，其中企業家學員占７０%，他們不為文憑不為實用隻是為了彌補“根本”；也不僅在於中國人民大學設立了國學院、江蘇某地開辦了傳統的“私塾”學校等。實際上，對於傳統文化的回歸，筆者在自己的課堂上就能明顯地感覺出來。作為具有百年以上曆史的工科院校，越來越多的北京交通大學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發生濃厚興趣，渴望更多地了解自己國家的曆史和文化。另外，筆者本人也曾多次被邀請，為社會上的“總裁班”、“幹訓班”等授課。這些都是可喜的現象。在今天的社會實踐中，一個人如果僅有高深的專業知識，而缺乏一定的文化修養、文化素質，他有可能是寸步難行的。因為，他有可能連與人打交道都不會，更不要說立足社會，為社會造福了。正是因為社會對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高、越來越全麵，所以教育部才適應這種形勢，在上個世紀９０年代中期做出了在高等學校中開設以文、史、哲、藝術為核心的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課程的決定。
多讀曆史，多了解文化知識，不僅可以提高一個人的文化修養、文化素質，而且還可以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比如大學生自殺的心理問題，曆史可以稱得上是治療這方麵心理疾病的最佳藥劑之一。因為，自殺者厭世，不會如老子、莊子更加厭世，但他們沒有自殺，而是潛心鑽研學問，最終留下 《老子》、《莊子》 這樣不朽的著述；自殺者遇到的困難，不會有孔子、司馬遷更加困難。孔子推行一套在當時根本無法實現的思想理論，但他先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四處碰壁之後，並未捶胸頓足，尋死覓活，而是安心教育和整理古籍工作，使自己的思想在後世發揚光大。司馬遷的痛苦，常人可以想像，但體會不到，他以殘廢之軀完成的 《史記》 至今還是中國曆史上最好的史學著作之一。在他們及許多逝去的古人身上，能夠讓我們學到許多堅強的品質。知道了這些，了解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道理，誰還有資格結束自己鮮活的生命呢？對於層出不窮的貪官也一樣。人生在世，如馬駒過隙，幾十年時間眨眼過完。是造福社會，重於泰山而死？還是禍害社會，輕如鴻毛而亡？即使沒有這樣高的覺悟，也可以仔細想想，人活一場，赤條條來去，金銀財寶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聚斂上千萬上億的財富留給子孫幹什麽用？和珅的財產，富可敵國，即使他不被殺，他自己能用到今天？留給子孫，讓他們不勞而獲，是愛他們還是害他們？
總之，文化素質對期望有一個光明前景的人來說無比重要，但它不是惡補出來的，而是經過長期的熏陶，慢慢積澱起來的。多讀書、多了解曆史，奠定下良好的文化素質，就有了立足社會的堅實基礎。上述內容，筆者在課堂上也多次講過。
顏吾芟
２００６年５月
於北京海澱區交大東路寓所
一、濫殺功臣、朝臣
明清皇帝中濫殺功臣勳戚的，以明太祖朱元璋為最甚。
在中國曆史上，以濫殺功臣而聞名的開國皇帝有兩個。前一個是西漢的高祖劉邦。劉邦與朱元璋兩人身上有許多共性。比如，倆人都出身農民，後來都成為開國皇帝，並且都濫殺功臣，等等。不過，劉邦雖出身農民，但老劉家的日子比老朱家好過一些。劉邦家耕種著幾畝地，本人還擔任著秦朝的亭長，雖不拿工資，但在地方上也是小有頭臉的人物。而朱元璋家窮得就沒法回憶了。家無一分地不說，有一年鬧災荒，連帶瘟疫，他的父親、母親、大哥全死了，可他家連下葬的墳地都沒有，苦不堪言。幸虧鄰居劉家心腸好，讓他與二哥把家人屍首用舊衣服裹了，埋在了劉家墳地的一個角落裏。也許正是因為早年生活的差異，使得二人性格迥然不同。劉邦當皇帝後，雖然殺了韓信、英布、彭越等幾個功臣，但那是迫不得已，是因為他們威脅剛剛建立的、尚處在上升時期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而且劉邦在許多方麵還是很有人情味的。但朱元璋可難以讓人親近了。為了朱家天下的長治久安，他對功臣勳戚、文武官員大開殺戒，死者數萬，把專製君主的凶殘暴虐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朱元璋的功臣中，除了征虜副將軍常遇春早死以外，隻有衛國公鄧愈、曹國公李文忠、魏國公徐達、鎮守雲南最高長官沐英、信國公湯和等幾個人是善終的。鄧愈死於洪武十年（１３７７年），此時朱元璋尚未大開殺戒。李文忠是朱元璋的親外甥，雖然曾經因勸說朱元璋少殺戮而忤旨被責，但仍是朱元璋一生中最親信的人。李文忠病逝後，朱元璋把負責料理醫藥的淮安侯華中貶爵，把其家屬流放，並將診視過李文忠的醫生和他們的妻子、兒子統統殺掉。徐達是朱元璋第一武將、諸帥之首，不僅朱元璋十分器重他，諸將也敬若神明。尤其，徐達一生持重，對朱元璋忠心耿耿，極受信任。徐達病重期間，朱元璋從各省找了許多名醫去北平診治，最後還把他接回南京。徐達死時，朱元璋綴朝，到他家吊唁，痛哭。朱元璋親自寫了一篇 《禦製中山徐武寧王神道碑》，還追封徐達父親、祖父、曾祖為王。沐英是朱元璋前後收養的２０幾個養子中最有出息的一個。他既有攻城拔寨之勇，又有守成立業之才。他奉命鎮守雲南，頗有成就，令朱元璋極為放心。沐英死後，其子孫世守雲南，與明朝相始終。湯和則與朱元璋同州同縣同裏，早年甚為豪放，晚年卻極懂韜光養晦。他頗知比自己小３歲的這位同鄉皇帝的心，於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自請解除兵權，深得朱元璋的歡心。湯和晚年住在中都（今河南開封），每年上朝一次，直到善終。上述６ 個人，也是開國功臣中僅有的死後追封為王的。
至於其他功臣則沒有什麽好下場了。著名的如功勞相當於西漢蕭何的韓國公李善長，追隨朱元璋幾十年，參與機密，主持糧餉，協調人事，直至幹到中書省左丞相，為朱元璋的“第一大當家的”，位在徐達之上，但是洪武二十三年（１３９０年）因受胡惟庸案牽連，被賜死。此時他已退休在家賦閑十幾年了，年紀也已７７歲，同時被殺的還有他的妻女弟侄家口７０餘人。再如潁國公傅友德，一生幫朱元璋打天下，“喑啞跳蕩，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雖被創，戰益力”，但在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 年）卻被無辜牽扯進“藍玉案”遭朱元璋冤殺。而死的更冤的是朱元璋的第二位征虜大將軍馮勝，他於洪武二十八年（１３９５年）無緣無故地被朱元璋賜死。傅友德和馮勝的死成了朱元璋濫殺功臣的典型例子。還有如朱元璋的侄子、也是其養子的朱文正，原比李文忠還受親信，曾在洪都（今江西南昌）力拒陳友諒的圍攻８５日，積功至大都督，但後來被朱元璋以“親近儒生，胸懷怨望”之罪鞭死。另外，永嘉侯朱亮祖也是戰功卓著的有功之臣，最後以“所為多不法”之罪名被活活鞭死，同時被打死的還有他的兒子。
朱元璋對功臣大開殺戒是從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年）開始的，主要通過了兩個大案：“胡惟庸案”和“藍玉案”。經過這兩個案子，朝中未早死的功臣幾乎都被殺光了。胡惟庸是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被處死的，而到了洪武十九年朱元璋突然借題發揮，以通倭（日本）、通元（北元）的罪名，窮究黨羽，連殺數年，久久不能結案，一直殺到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牽連致死者前後達３ 萬多人，許多家被滅門，稱為“胡獄”。藍玉是繼徐達、馮勝之後榮拜朱元璋時代大將軍的３個人之一，也是最後一位。他於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任征虜大將軍，曾多次領兵進攻北元，勇敢善戰，被封為涼國公。由於朱元璋利用“胡獄”濫殺功臣，搞得朝中人人自危，甚至朱元璋自己也日夜不得安生，加之藍玉確實有一些不法之事，如恃功驕橫，奪占民田等，所以最終導致他鋌而走險，打算先下手為強，謀害朱元璋。由於消息走漏，被錦衣衛特務偵知，政變未成。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藍玉被以謀反罪處死，連帶被殺的有１萬５千多人，稱“藍獄”。這次屠殺使將軍中的驍勇之士幾乎全部殺光。後來，燕王朱棣之所以能夠“造反”成功，奪取最高統治權，中央朝廷缺乏統兵大將是直接的原因。
明成祖朱棣的凶殘不在其父太祖朱元璋之下。朱元璋一共有２６個親兒子，其中大部分被他分封到各地為王。各王有護衛甲士３千人至１萬人不等，而分封在北邊的各王，還有權節製地方軍隊，勢力更大。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朱元璋的長子、皇太子朱標病故，先其父而去。朱元璋在痛苦抉擇之後，立朱標的長子朱允炆為太孫，作為自己的繼承人。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年）朱元璋駕崩，朱允炆當皇帝，年號建文。而此時，在朱元璋的諸子中尚健在的隻有他的四兒子燕王朱棣最為年長。朱棣身有戰功，頗有帝王之氣，深受朱元璋喜愛，曾險些被立為後嗣，他對建文皇帝極不甘心服從。而建文帝也覺得這些叔叔們手握重兵，對他的統治不利，於是在兵部尚書齊泰和太常寺卿黃子澄的建議和支持下決定削藩。誰知他剛一動手，朱棣就反了。建文元年（１３９９年），朱棣以討齊黃、清君側為名，號稱“靖難”，起兵於北平（今北京）。４年之後，建文四年（１４０３年），燕軍獲得最後勝利。
朱棣進入南京城後，立即對建文諸臣大開殺戒。他不僅將齊泰、黃子澄滅族，而且將拒絕為自己起草即皇帝位詔書的大學者方孝孺滅十族———即方孝孺本家九族加上其學生，一共有８７０多人，全部殺害。建文舊臣景清欲為故主報仇，身藏利刃準備行刺，被捕，朱棣將其磔殺，並實行“瓜蔓抄”，將其族親、鄉親等凡沾親帶故者，以及門生之門生，“轉相攀染”，全部殺光，“村為之墟”，慘不忍睹。另外，禦史大夫練子寧被斷舌磔殺；兵部尚書鐵鉉曾在濟南屢破燕軍，也被酷刑殺死。朱棣還將這些建文舊臣的妻女全部趕入官妓院為妓，並且至死不放，其冷酷之心，殘暴之舉，令人發指。建文帝的兒子朱文圭當時才２歲，也被禁錮起來，雖然未被殺死，但一關就是５０多年，曆經永樂、洪熙、宣德、正統，直到英宗通過“奪門之變”第二次當上皇帝後（取年號為“天順”），或許是有著幾年當囚徒的經曆，知道滋味不好受，才下令將朱文圭釋放，此時他已５７歲了，什麽都沒見過，什麽也不知道，而且出來沒過幾天就死了。不僅如此，為人刻薄的朱棣，對自己的親信朝臣也照開殺戒。被朱棣殺害的永樂朝臣中最有名的是解縉。解縉是極有才氣的大學者，曾主持纂修《永樂大典》，一度很受朱棣重用。但永樂五年（１４０７年），他突然被以“泄禁中語”、“廷試讀卷不公”的罪名，貶到廣西為官。永樂八年（１４１０年），解縉到南京述職，恰逢朱棣赴北方打仗，於是謁見監國的太子而還，結果卻被以“無人臣禮”的罪名下了獄，關在錦衣衛。這一關就是五六年，在獄中解縉雖受種種酷刑折磨，但僥幸未死。誰知永樂十三年（１４１５年）朱棣聽說解縉未死，便說了一句：“解縉還活著嗎？”錦衣衛指揮使、宦官紀剛聽了，回去便把解縉灌醉，然後活埋在雪裏。解縉死後，家產被抄，妻子宗族被流放到遼東。
明朝從第五代皇帝英宗開始，幾乎個個都庸碌無為，有的甚至幾十年不見朝臣，但是發起怒來，卻一個賽一個地凶狠，經常對觸犯自己的官員實行“廷杖”。廷杖，即皇帝在朝廷上敕令杖打大臣之刑，是專門懲罰觸犯皇權的官員的特殊刑罰。明清以前，廷杖就有，隋文帝就幹過這種事，但明清時期不僅成為常刑，而且泛濫成災。“廷杖之刑，亦自太祖（朱元璋）始矣”。洪武年間，工部尚書薛祥即斃於杖下。英宗正統年間，王振擅權，“殿陛行杖，習為故事”。明朝有兩次大規模的廷杖：一次是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年），因群臣諫止武宗南巡遊玩，結果激怒了他。武宗下令將朝臣１４６人施以廷杖，最後有１１人被活活打死。而武宗在南巡回京途中，因貪玩落水受寒，最後咯血而死，年僅３１歲。第二次是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年），為“大禮議”，將朝臣１３４人施以廷杖，致死者１６人。
清朝皇帝對臣僚一樣殘暴，這種殘暴在權力交替時更加突出，其中以第三代皇帝雍正最為突出。雍正的殘暴主要體現在兩方麵。一是對待與自己爭位的兄弟心狠手辣。雍正之父康熙一共有３５個兒子，除了夭亡、年幼及庸碌無為的之外，有政治居心的是皇長子胤禔、皇二子胤礽（太子）、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雍正）、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誐、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皇十七子胤禮等１０人。其中支持雍正的是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禮。雍正當上皇帝後，封胤祥為怡親王，封胤禮為果郡王，二人均得善終。而對於其他諸兄弟，雍正絲毫不講兄弟情麵，痛下殺手。如對於已被其父康熙禁錮起來的皇長子胤禔和前太子、皇二子胤礽仍繼續關押，不予釋放。將擁護胤礽的皇三子胤祉先派到遵化，禁錮在景陵（康熙陵墓），後投入獄中折磨致死。而對於與自己爭位的皇八子胤禩，雍正不僅將其改名為“阿其那”（豬），而且將其圈禁在宗人府中，數月後關死；支持胤禩的皇九子胤禟則被改名為“塞思黑”（狗），暴卒於從外地押解回京的路上。至於皇十子胤誐和皇十四子胤禵，一個被關在牢裏，一個被禁錮在壽皇殿。這二人還算命大，沒有死掉，直到乾隆時終獲釋放，算是善終了。
對於那些曾支持過其他皇子的朝臣，雍正更不會放過。雍正待人不僅十分刻薄，而且非常能記仇，任何人得罪於他都逃不出他的報複。如正藍旗漢軍都統鄂倫岱由於支持過皇八子胤禩而遭舊賬清算，被殺。為了發泄怨恨，雍正甚至不惜與鬼作對。如左都禦史揆敘、領侍衛內大臣阿靈阿曾支持皇八子胤禩爭位，但都已去世。雍正仍不依不饒，竟下旨，分別在二人墓前立起兩塊石碑，上書：“不忠不孝陰險柔佞揆敘之墓”、“不臣不弟暴悍貪庸阿靈阿之墓”，心眼小得令人不可思議。而阿靈阿的兒子、領侍衛內大臣阿爾鬆阿先被圈禁在阿靈阿墓地，後來也被殺掉。
雍正的殘暴還體現在對其親信大臣上“該出手時就出手”，絲毫不念舊情。雍正之所以能當上皇帝，所倚靠的，在皇子中是皇十三子胤祥和皇十七子胤禮，在大臣中是隆科多和年羹堯。隆科多是國舅，其姐姐是康熙的孝懿皇後。康熙絕命時隻有隆科多一人在禦榻前，而且他時任步軍統領，手握京畿衛戍部隊，有軍權。如果沒有隆科多“宣布遺詔”，並以兵權壓製諸皇子，作為沒有得到康熙特殊榮寵的雍正來說，是絕對不會如此輕易地獲得皇位的。年羹堯也是國舅，他的妹妹是雍正的妃子，而且他原是雍正藩邸舊臣，很會用兵打仗。他在雍正當上皇帝以後迅速平定青海蒙古叛亂的功勳，提高了雍正的威信，使其得以鞏固自己的皇位。對於這兩個擁立自己的有功之臣，雍正即位之初曾對他們恩寵備至。如雍正讚譽隆科多是“聖祖（康熙）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希有大臣”，而對年羹堯則表示要和他“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但話音猶在耳際，雍正就翻臉了。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年羹堯被賜死，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隆科多被永遠禁錮。次年，隆科多死於禁所。
總之，隨著皇權的膨脹，君臣關係的冷酷性在明清時期已暴露無遺。作為這一時期的皇帝來說，恩威莫測，喜怒無常，說翻臉就翻臉；對於臣僚來說，一旦失寵，即遭橫禍，“脫冠裳，就桎梏。朝列班清，暮幽犴獄。剛心壯氣，銷折殆盡”。這樣的君臣關係，早已把“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傳統政治道德拋擲到九霄雲外。明清社會活力的逐漸喪失，與此不無關係。
二、擅興文字獄
所謂“文字獄”，就是封建統治者從字裏行間挑剔過錯，網羅罪名，殘害文人。文字獄以前也有，但都不很正宗。明清時期的文字獄不僅最為正宗，而且最為頻繁，有數十起之多，同時用刑也最為酷烈。其中，以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間及清朝康熙、雍正、乾隆３朝為最甚。
洪武年間的文字獄，由於朱元璋典型的小農狹隘思想和極端專製思想作祟，所以基本上都是冤案。朱元璋年輕的時候當過和尚，做過“賊”———參加過農民起義，所以他特別忌諱別人說“禿”、“亮”、“光”、“僧”、“賊”等字眼，到以後，又發展到與這些字的字形相近或發音相近的也不行了，生怕別人是在罵他。比如，他把“作則垂憲”、“垂子孫而作則”中的“作則”讀成“做賊”；把“睿性生知”的“生”讀成“僧”；把“遙瞻帝扉”中的“帝扉”讀成“帝非”；把“取法象魏”中的“取法”讀成“去發”；把“式君父以頒爵祿”的“式君父”讀成“弑君父”；把“體乾法坤，藻飾太平”中的“法坤”讀成“發髡”，“藻飾太平”讀成“早失太平”；把“天下有道，拜望青門”中的“天下有道”讀成“天下有盜”，“青門”理解成“廟門”；等等。為此，他興起了一個又一個的冤案。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案、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案、常州府學訓導蔣鎮案、懷慶府學訓導呂睿案、祥符縣學教諭賈翥案、亳州訓導林雲案、尉氏縣教諭許元案、德州府學訓導吳憲案，等等。上述這些文人實際上是替地方長官撰寫對皇帝歌功頌德的上奏賀表時，因不了解朱元璋的心思，招致了禍患，全都被殺。心胸狹隘的朱元璋不僅將這些“犯忌”的文人全部處死，而且有的時候即使沒“犯忌”，比如陳州訓導替人寫 《賀萬壽表》，上有“壽域千秋”一句，朱元璋想不出有哪個地方得罪了他，但是為了防止被別人嘲弄而自己尚蒙在鼓裏，竟也將其殺害。
朱元璋興文字獄，從洪武十七年到洪武二十九年（１３８４—１３９６年），曆時１３年。由於殺人太多，又不知禍從何來，所以弄得地方長官和大臣們都不敢上奏表。沒辦法，禮部隻好請求朱元璋降一道慶賀、謝恩奏表的標準格式，頒發天下。以後，凡遇到慶賀、謝恩之類的事情，各地依照格式抄錄下來，然後填上自己的官銜、姓名就行了。這樣一來，文人的性命總算有了一定的保障，以後，再沒有人被殺了。
朱元璋之所以借文字獄對文人大開殺戒，除了上述自卑心理作怪，生怕文人看不起他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鎮壓不肯與新王朝合作的文人，打掉他們對舊王朝———元朝的幻想，使之誠心順意地歸附明王朝的統治。另外，濫興文字獄實際上也是朱元璋加強專製統治的重要措施之一。朱元璋時代的文字獄，不僅造成大量文人含冤而死，尤為嚴重的是，極大地禁錮了學術思想的發展。
清朝統治時期，文字獄發展到頂峰。清朝的文字獄，一方麵是為了維護和加強封建專製統治，另一方麵則是為了鎮壓對滿族統治不滿的漢族文人。所以，清朝文字獄的產生，比起前朝來說，多了一層原因。當然，也有借題發揮、打擊異己的因素。
清朝文字獄最嚴重的是康熙、雍正、乾隆３朝，見諸於史載的文字獄約有七八十起之多，遠遠多於以前各代，而且處刑嚴酷。一旦獲罪，不僅涉案本人受重刑審問，家產被抄，而且親屬也多受牽連，即便目不識丁也一樣“從坐”。涉案人員大多被處死，且往往是淩遲處死，最輕的也是終身監禁，或流放到邊遠地區，充軍為奴，已死的人則遭開棺戮屍之辱。不僅如此，還有許多其他人受牽連，像寫序、題跋、刻印、買賣、贈送等都有罪。所以，一個案件總要牽連數百人。而揭發檢舉的人則官運亨通，扶搖直上。結果，造成社會上形成以揭發檢舉他人作為獵官的“敲門磚”，有仇隙的則利用文字獄陷害他人於死地的惡劣風氣。
清朝康熙時著名的文字獄有：“莊廷鑨 《明史》 案”和“戴名世 《南山集》 案”。莊廷鑨是浙江烏程縣一個富戶，是個盲人，欲學春秋左丘明，想留給後代一部傳世史籍。於是，他從明朝大學士朱國楨的後人手裏買來一部朱國楨的 《明史》 遺稿，然後將該書連同他請人所補的崇禎朝曆史，用自己的名字刊刻出來，其中有一些對滿人的攻擊之辭，結果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年）被人告發。此時莊廷鑨已死，被刨棺戮屍。涉及此案的官吏、書商，以及作序、校補、審稿、出資助刊、刻印、買書、藏書之人皆被株連，死者７０餘人，充軍流放數百人。戴名世是翰林院編修，著 《南山集》，其中引用方孝標 《滇黔紀聞》 一書的材料，議論南明史事，並用南明諸帝年號，對南明諸王朝頗發感慨，寄以同情。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年）被人告發。結果戴名世被斬首，方孝標已死，被戮屍。此案牽連兩家家屬及刊印、作序者３００多人，本應處死，但因康熙這時正對漢人實行懷柔政策，為籠絡人心，下令將他們全部充軍，以示寬大。
雍正時著名的文字獄有：“汪景祺 《西征隨筆》 案”、“查嗣庭案”等。與康熙朝的文字獄相比，雍正朝的文字獄帶有明顯的借題發揮、鏟除異己的味道。汪景祺是年羹堯的紀室（文書），曾隨年氏西征青海等地平叛。他在 《西征隨筆》 中對年羹堯頗有歌頌之意，惹得雍正十分不快。雍正給他扣上“譏訕聖祖，大逆不道”的罪名，將其斬首。查嗣庭是隆科多之黨，隆科多倒台後，他被人告發，稱其在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當江西主考時，所出試題“顯露心懷怨望，譏刺時事之意”，而在查抄寓所時，又發現其日記中也有“悖亂荒唐，怨誹捏造”的內容。結果查嗣庭和他的５個兒子全都被抓，查和他一個兒子死於獄中，一個兒子被殺，其餘３個兒子和查嗣庭的一兄一弟，以及幾個侄子，全都了充軍。查嗣庭還被戮屍。
另外，發生於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的“曾靜、張熙謀反案”本為政治案件，但雍正卻將其當作文字獄進行處理。曾靜是湖南人，讀明末清初思想家呂留良的書，深為其中反清思想所感動，跑到浙江去找呂留良的兒子呂毅中、呂留良的學生嚴鴻逵和嚴鴻逵的學生沈在寬，與３人結為好友。他們把呂留良的書都送給了曾靜。後來，曾靜派自己的學生張熙去策動川陝總督嶽鍾琪反清，被嶽告發，幾個人全都被捕入獄。最終，嚴鴻逵死於獄中，被戮屍梟示，呂毅中、沈在寬被斬首，呂、嚴、沈３人的子孫全數充軍，呂氏一門的女子全部“入宮”，而已去世多年的呂留良及其兒子呂葆中則被剖棺剉屍。另外，呂氏門生及刻藏呂氏著作的人也全部被治罪。至於為首者曾靜，由於誠心悔過，與張熙被特免一死。雍正讓他們攜自己編的 《大義覺迷錄》 到江浙一帶去宣講，一方麵批駁當地的反滿思想，一方麵讓人們接受他即位的合法性。這樣，這個案子也帶有了一些文字獄的味道。
清朝的文字獄到乾隆的時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此時，不僅文字獄的次數頻繁，超過康熙、雍正年間許多倍，而且與明洪武年間的文字獄極為相似，基本上都是以一字一句興案。著名的有：“胡中藻案”、“徐述夔案”等。胡中藻是鄂爾泰的門生。鄂爾泰是雍正遺命輔政大臣，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去世。鄂爾泰生前與另一軍機大臣張廷玉在朝中對立，各結黨營私，招致乾隆的嫉恨。於是，乾隆興起胡中藻案，借題發揮，打擊鄂爾泰的勢力。胡中藻案，亦稱“胡中藻詩獄”，發生於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胡中藻著有 《堅磨生詩鈔》，其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句，乾隆指摘說：“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詩中的“與一世爭在仇夷”的“仇夷”被指責為詆罵滿人。而“雖然北風好，南用可如何？”、“南鬥送我南，北鬥送我北。南北鬥中間，不能一黍寬”等句則被扣上南北分提、別有用心之罪。另外，詩中“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句則被認為是諷刺乾隆的朝門不開。結果胡中藻被殺，鄂爾泰被撤出賢良祠。鄂爾泰的侄子鄂昌因與胡中藻交往，以比昵標榜問罪。後來，又因為他的 《塞上吟》 一詩中稱蒙古人為“胡兒”，乾隆說他“忘本自詆”（鄂是蒙古人），迫令其自殺。徐述夔案發生於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徐述夔著有 《一柱樓詩》，其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明朝期振翩，一舉去清都”等句，乾隆認為是反清複明，將已去世的徐述夔及其子徐懷祖剖棺戮屍，兩個孫子砍頭，兩個校對及疏於防察的兩個地方官也都被斬首。
由於乾隆興起的文字獄大多是牽強附會，無中生有的，結果鬧得當時全國上下人人自危，各地官吏也神經緊張，生怕因自己的失察而丟官，甚至掉腦袋，以致發生一些荒唐的事情。如有人在墓誌上寫有“皇考”（亡父）一詞，地方官見有“皇”字，嚇壞了，急忙上報朝廷。這次連乾隆都覺得太過分了，將地方官招來，訓斥一頓。還有一地主，為自己的先父歌功頌德，說其父“於佃之貧者，赦不加息”。他叔叔見有“赦”字，認為當是皇帝專用的，為避免受牽連，先去自首，地方官也急忙上報朝廷。這下把乾隆惹火了，下令把受理此事的巡撫治了罪。上述這兩個案件雖然最終沒有搞成文字獄，但文字獄把社會搞得不得安寧是顯而易見的。
清朝迭興的文字獄嚴重壓製了學術思想的發展，人們既不敢講話，更不敢寫東西。乾隆年間，一個告老還鄉的協辦大學士梁詩正在總結自己的處世經驗時說：“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梁詩正曾任禮部、刑部、戶部的侍郎（副部長）和戶部、兵部、吏部、工部的尚書（部長）。中央６個最主要的部門他都幹過，卻沒有因文字獄“倒下”，可見其為官“功底”的深厚。但這樣的人在朝中為官，於國於民能有什麽作為？因此，乾隆朝出了中國曆史上最大的貪官———和珅，就不難理解了。
在大興文字獄的同時，清朝政府還大力剪除異端學說，把程朱理學推上至尊的地位。為了剪除危害封建統治思想基礎的異端學說，乾隆年間在編纂 《四庫全書》 的時候，禁毀書籍３ １００多種、１５ １００多部，銷毀書板８萬塊以上，使中國文化又一次遭到巨大的浩劫，損失慘重。即使被保留下來的書籍，由於個別字句段落不符合清朝統治，也被刪去或被更改文義，如“夷”字該為“彝”、“狄”改成“敵”等，弄的遍體鱗傷，無法辨識。
明清的文字獄，既是封建專製獨裁政治的極端表現，也是封建社會走向沒落、腐朽到極點的表現。而掩蓋在極度沉寂窒息的政治格局和學術思想的下麵，是一觸即發的社會危機。清王朝從乾隆以後由盛而衰，雖然有著許多原因，但大興文字獄，使得臣民不滿，造成人們與朝廷離心離德，是不能忽視的原因。
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明清時期，缺乏後勁的特征終於完全暴露出來。１９世紀中葉以後，西方殖民主義列強，包括向中國學習了１ ０００年的東洋日本人，正是看到了清朝帝國的外強中幹、貌強實弱，才敢用區區之兵向人口數億的大清帝國發動進攻，並一次又一次將這個東方巨人打倒。而這樣的結局，恰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再準確點說，是小農經濟的根本要求所致。
§§結束語：中國傳統文化的陣痛與新生——1840 年後
１８４０年以後，由於西方殖民列強的入侵，中國傳統文化在明清時期陷於孤立發展的格局被打破了。此後，中國傳統文化經曆了不可避免的陣痛時期，不得不忍受著一次又一次的外侮。在６０年之中，中國人與西方所有列強及東洋日本在自己的國土上交手，無一勝績。在曆經中英鴉片戰爭、中英法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一次次的敗績，一次次地割地、賠款、簽訂不平等條約，一次次的唯唯諾諾、卑躬屈膝、道歉賠罪之後，中國文化不僅遭受了巨大的政治、經濟損失，而且民族自信心也遭到嚴重的傷害。夜郎自大的中國人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崇洋媚外、懼洋畏外心理迅速膨脹。夷人、蠻夷、西夷、倭寇變成了洋大人、東洋人，洋槍、洋炮、洋馬、洋貨成了優良物件的代名詞，漢唐帝國的子孫卻變成了任人宰割的“東亞病夫”，創造出輝煌燦爛古代文明的中華帝國竟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精神品質衰落到極點。
不過，西方人及日本人在把侵略、壓迫、恥辱帶給中國人的同時，也把他們的一些文明成果傳入中國，其中包括較為先進的製度和思想等。同時，中國人也在國門被強迫打開的痛苦與恥辱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開始努力向西方、向日本學習著自己的祖先不曾見過的新鮮“玩意兒”。從洋務運動的“師夷長技以製夷”，仿製西洋的船堅炮利，到戊戌變法擬實行大英帝國開創的君主立憲製；從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統治仿照西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引用外來的個性主義、科學、民主等概念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革除陳舊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等，使中國傳統文化從淺入深、由表及裏地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開始向近現代化轉變。
２０世紀初，隨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傳入中國，中國文化的發展進入到一片新的天地。中國人在將馬列主義與自己的國情有機地結合之後，不僅迅速擺脫了外國列強的壓迫，而且建立了更加先進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華民族自信心得到恢複，中國的國力開始回升。但由於中國人選擇的發展路線不被西方列強所喜愛，加之它們不習慣中國的強大，於是便聯合起來封鎖中國，致使中國幾乎與外界隔絕了近３０年。２０世紀７０年代，隨著中國人的革命激情歸於平和，中國在世界上影響力的擴大，以及稱霸國家無奈放棄對中國的封鎖，中國的國門再次打開。這次開放，不僅是中國人的主動行為，而且是中國文化誠心實意地要與世界各國文化平等交流的開始。
今天的中國，盡管仍保留著不少傳統文化的糟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與進步，其遭到摒棄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與此同時，人們也越來越分辨得出和認識得清我們傳統文化的精華所在，保護和發揚傳統文化精華之心也越來越強烈。另一方麵，外來文化的強烈衝擊也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衝擊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積極的因素可以幫助中國文化祛除自己身上不符合現代文明的落後糟粕，並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消極的因素雖在一定時期會對中國文化造成不良影響，但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有能力最終消除它們。
隻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國文化隻要在堅持以兼容包並、有容乃大的胸懷不斷吸收外來文化優秀成果的同時，繼續弘揚自己的傳統文化精華，它的未來就會更加光明。
§§後記（第１版）
書寫完了，遺憾也來了。實際上就在本書撰寫過程中，已經有許多新的想法、新的觀點在筆者頭腦中形成，隻是覺得尚不成熟，所以才沒有寫入本書，隻有待不久的將來再把它們和盤推出了。
關於用文化眼光審視中國曆史，肯定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由於學識水平不同、人生經曆不同、曆史感受不同、掌握的史料不同，對中國曆史的發展自然會得出不同的觀點、不同的結論。我的觀點是，中國古代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雖然曾產生出耀眼奪目的文明成果，這些成果至今仍令我們這些晚輩自豪不已，但同時它也產生了大量的糟粕，產生了大量令我們趨向惰性和阻礙今天的中國人走向現代化的糟粕。這些古代文明的精華與文化的糟粕在不知不覺中同時被我們背負在身。更糟糕的是，盡管我們都知道應該發揚民族文化精華，摒棄糟粕，但對於什麽是精華什麽是糟粕的區分，其實是非常難以界定的。有些今天被認為是精華，明天就變成了糟粕。比如說愚公移山，我們一直把這個故事當成是中華民族敢於戰天鬥地，在自然麵前敢於抗爭、不屈不撓的象征，但看看我們今天日趨惡化的自然環境，不堪目睹的水土流失，就知道這個故事的負麵影響有多大。而有些今天被認為是糟粕，但明天卻發現它是精華。比如五四運動以來我們把孔子批了六七十年，結果竟把他“批”成了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其理論思想使許多外國人佩服得五體投地……有的時候我想，也許曆史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盡管在“實踐”中包含了曆史。
筆者希望本書的讀者在了解我們民族自己曆史的同時，能努力分辨自身沾染或遺存的傳統文化糟粕，隻有真正認識到什麽是糟粕，才可能摒棄它們，才能與現代文明真正接軌，而中國才會大有希望，這既是我們研究文化的目的之一，也是我給大學生開設“中國曆史文化概論”課的初衷之一。當然，還有一個觀點是必須明確的，即中國封建曆史結束了，封建社會滅亡了，而且必然滅亡，但中國文化是不會滅亡的，不僅不會滅亡，她還會以其悠久的曆史、炫目的成就，繼續成為世界文化中最賦生命力的一支。明確了這一點，本書就沒白寫，本課也就沒白開。
顏吾芟
２００２年１月
於北京育新花園寓所
§§後記（修訂本）
本書終於封筆了。比起第１版來說，筆者認為，這一版的體係、內容不僅更加合理，而且也更加符合“用文化眼光看曆史”的寓意。當然，遺憾還是有的，不足之處也在所難免，尤其是文化問題爭議、分歧之處多，考慮不周、思維不密更難以避免。筆者誠心有請各方高手不吝批評指正。
寫作本書和開設“中國曆史文化概論”課程的目的，筆者是想換個角度來講中國曆史，普及中國曆史、中國傳統文化知識，讓受眾從另外一個角度來了解中國曆史，加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
作為人類的一分子，我們應該了解人類的曆史；作為中國的一分子，我們更應該了解我們自己國家的曆史。不知道本民族曆史、不了解本民族文化的人，是無根之草，在茫茫人海中會很快迷失自己。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由於人們急於要擺脫貧困，渴望過上富裕的生活，因而熱切追求物質財富的積累，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精神文明的修養，對以文史哲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知識一度棄之不顧，甚至在高等教育中也呈現出嚴重忽視人文教育的趨勢，造成精神文明建設的滑坡。以前上課時，我經常與學生開玩笑地說：“如果我們這些搞文史哲的人都餓死了，這個國家也就完了。”其實，事實也會是這樣的。當然它不可能發生，因為這隻是暫時的。
２０多年過去了，中國人的腰包開始鼓起來了，物質財富的積累在相當一部分人那裏已經超過了他們自己當初的預想。今天，在全世界各個角落隨處可見的中國旅遊者不會再被誤認為是日本人了。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在喧鬧、浮躁之後，終於開始回歸了。人們終於意識到，物質財富的積累彌補不了精神世界的空虛。精神世界空虛的人即使積累再多的財富，也隻能是行屍走肉。暴發戶在任何時代都有，但如果沒有良好的文化修養、深厚的文化底蘊，隻能是曇花一現，不可能為社會做出太多的貢獻。中國有句古語，叫“富不過三代”，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人回歸自己文化傳統的表現不僅在於北京大學開設了國學班，其中企業家學員占７０%，他們不為文憑不為實用隻是為了彌補“根本”；也不僅在於中國人民大學設立了國學院、江蘇某地開辦了傳統的“私塾”學校等。實際上，對於傳統文化的回歸，筆者在自己的課堂上就能明顯地感覺出來。作為具有百年以上曆史的工科院校，越來越多的北京交通大學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發生濃厚興趣，渴望更多地了解自己國家的曆史和文化。另外，筆者本人也曾多次被邀請，為社會上的“總裁班”、“幹訓班”等授課。這些都是可喜的現象。在今天的社會實踐中，一個人如果僅有高深的專業知識，而缺乏一定的文化修養、文化素質，他有可能是寸步難行的。因為，他有可能連與人打交道都不會，更不要說立足社會，為社會造福了。正是因為社會對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高、越來越全麵，所以教育部才適應這種形勢，在上個世紀９０年代中期做出了在高等學校中開設以文、史、哲、藝術為核心的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課程的決定。
多讀曆史，多了解文化知識，不僅可以提高一個人的文化修養、文化素質，而且還可以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比如大學生自殺的心理問題，曆史可以稱得上是治療這方麵心理疾病的最佳藥劑之一。因為，自殺者厭世，不會如老子、莊子更加厭世，但他們沒有自殺，而是潛心鑽研學問，最終留下 《老子》、《莊子》 這樣不朽的著述；自殺者遇到的困難，不會有孔子、司馬遷更加困難。孔子推行一套在當時根本無法實現的思想理論，但他先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四處碰壁之後，並未捶胸頓足，尋死覓活，而是安心教育和整理古籍工作，使自己的思想在後世發揚光大。司馬遷的痛苦，常人可以想像，但體會不到，他以殘廢之軀完成的 《史記》 至今還是中國曆史上最好的史學著作之一。在他們及許多逝去的古人身上，能夠讓我們學到許多堅強的品質。知道了這些，了解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道理，誰還有資格結束自己鮮活的生命呢？對於層出不窮的貪官也一樣。人生在世，如馬駒過隙，幾十年時間眨眼過完。是造福社會，重於泰山而死？還是禍害社會，輕如鴻毛而亡？即使沒有這樣高的覺悟，也可以仔細想想，人活一場，赤條條來去，金銀財寶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聚斂上千萬上億的財富留給子孫幹什麽用？和珅的財產，富可敵國，即使他不被殺，他自己能用到今天？留給子孫，讓他們不勞而獲，是愛他們還是害他們？
總之，文化素質對期望有一個光明前景的人來說無比重要，但它不是惡補出來的，而是經過長期的熏陶，慢慢積澱起來的。多讀書、多了解曆史，奠定下良好的文化素質，就有了立足社會的堅實基礎。上述內容，筆者在課堂上也多次講過。
顏吾芟
２００６年５月
於北京海澱區交大東路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