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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魏晉南北朝文化注重自我、張揚人性性格的主要體現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曆史上僅見的注重自我、張揚人性的時代，其最突出的體現就是令後世羨慕不已的“魏晉風度”。所謂“魏晉風度”，是指魏晉時期名士們所表現的獨具魅力的行為舉止、言談話語等，它與玄學有著密切的關係，並風行於世家大族中間。從時間上說，它醞釀於東漢末年，產生自三國曹魏，到東晉時最終定型。魏晉風度的內涵大致包括如下幾個方麵。
一、珍惜生命 渴求永生
強烈的生命意識是魏晉知識分子所具有的最顯著的特征之一。魏晉南北朝時期名士所依存的士族地主階層往往要麵對５種死亡。第一種是世家大族為爭奪最高統治權而進行的互相殘殺。第二種是庶族地主對氏族地主的仇視和無情殺戮。第三種是少數民族貴族對漢族世族地主的野蠻殺戮。例如，石勒曾做過漢族地主的佃客、耕奴，因此對西晉世族極端仇恨，在作戰中將俘獲的二千石以上的西晉官員幾乎全部殺死。公元３１１年，他率兵包圍了從洛陽逃出的西晉王公、貴族、大臣和軍隊，用騎兵圍射屠殺，十幾萬人無一幸免。第四種是在被壓迫各族百姓的起義鬥爭中對世族地主的無情殺戮；第五種是瘟疫、疾病、饑餓等自然因素造成的死亡。
這５種死亡使得這一時期人們的壽命是非常短暫的。例如，陸機在其 《歎逝賦序》 中感歎道：“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餘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正因如此，魏晉知識分子對生命的珍惜和留戀，對生命短暫的悲涼與感慨，以及對死亡的恐懼，都在這種長時期的多重死亡威脅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西晉石崇在 《金穀詩序》 發出的“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的感歎，是這種悲涼心情的真實寫照。
追求長生的思想和行為雖然在戰國時代便已產生，到秦漢時達到一次小高潮，但都不如魏晉時期表現得這樣普遍和深刻。在魏晉文人的作品中，感歎人生短促的主題一直貫穿於這一時代始終。例如，西晉以寫哀辭著稱的潘嶽（字安仁）曾大規模地創作以哀悼為題材的作品，他的 《懷舊賦》、《悼亡賦》、《楊荊州誄》、《楊仲武誄》、《傷弱子辭》、《金鹿哀辭》、《陽城劉氏妹哀辭》、《哀永逝文》、《哭弟子》 等作品，所哀對象都是自己的親人，如嶽父、內兄、妻子、妹妹、兒女等。除此之外，他還為朋友及朋友的妻子寫下許多誄文①，著名的如 《寡婦賦》、《夏侯常侍誄》、《為任子鹹妻作孤女澤蘭哀辭》 等。這樣大規模地以哀悼題材為主要內容的創作現象，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不多見的。
魏晉士子對生命久長的追求與渴望表現最突出的是服用“五石散”。“五石散”是一種被認為可以養生和不死之藥，而且對人的容顏和精神確有益處。據說服藥之風的首倡者是何晏。他曾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從他以後，此風流行於世。所謂“五石”，就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鍾乳石、石硫磺５味藥劑。但這種藥毒性非常強，服用不當，往往送命。服用五石散後，因毒性發作，必須吃冷飯才能將毒性散發掉，所以又被稱為“寒食散”，但又必須飲熱酒，同時還得外出散步，稱“行散”。顯然這種藥不是平常百姓能服用得起的。
由於行散得當有益於健康，逐漸地，行散就成為名士風度的重要表現內容，並很快在社會上產生影響，成為社會風俗。北魏孝文帝時，諸王及貴臣都服石藥，皆稱“石發”，服藥發熱成為富貴人家的標誌，以至有的平民百姓為了博取虛榮，也詐稱發熱，以冒充富貴，鬧出笑話。曾有一人，躺在鬧市口，翻轉身體稱發熱，讓世人觀看。同行的夥伴問他怎麽了？他說：“我正石發呢！”同伴問：“你何時喝了石藥，現在得以石發？”那人說：“我昨天買米，裏麵有石頭，吃了以後現在開始發作了。”聞者哈哈大笑。
另外，服藥後皮膚會變得脆嫩，容易劃破，所以必須穿寬大、破舊的衣服，不能穿新衣服，而且衣服不能常洗，這樣必然會生出很多虱子。嵇康曾說：“頭麵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性複多蟲，把搔無已”。於是，手舞足蹈地在大街上來來往往、在大庭廣眾之下抓虱子在當時竟成為令人稱歎的名士風度。《世說新語》 記載這樣一個故事：（東晉）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即名士周顗）詣丞相，曆和車邊，和覓虱，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虱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尚書）令仆（射）才。”顧和的這個行為，便是令後世著迷的“捫虱而談”的名士風度。
二、情深意切 表裏澄澈
魏晉名士出於對人生苦短的悲情，對於人間情懷不僅不羞言，反而大膽外露，並公開歌頌讚美。
例如，文人情結濃鬱的曹丕雖貴為魏王太子，但並不吝袒露自己多情善感的心靈深處。他與“建安七子”友善，而這七子多早亡，常令曹丕唏噓不已。建安十七年（公元２１２年），“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字元瑜）首先病逝，曹丕滿懷悲情地為其遺孀寫了 《寡婦賦》，在 《序》 中說：“陳留阮元瑜，與餘有舊，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嚐不愴然傷心。始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使人難以想像身為高級貴族的曹丕竟能體會普通人的情感。建安二十年（公元２１５年），曹丕在 《與吳質書》 中說：“每念昔日南皮之樂，誠不可忘……樂往哀來，淒然傷懷。餘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誠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一麵熱烈地回顧當年與吳質等文人在南皮遊樂的情景，一麵又真切地表達出“斯樂難常”的感慨，尤其３年前阮瑀的病逝仍令曹丕扼腕痛心，悲傷不已。兩年以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２１７年），一場更嚴重的災疫襲來，同時奪去了“建安七子”另外４ 位成員王粲、徐幹（字偉長）、應瑒（字德璉）、劉楨（字公幹）的生命，令曹丕更加傷感。第二年，他在 《再與吳質書》 中又悲切地說：“王、徐、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真切地表達出人不得全壽的沉痛心情，使人直感埋藏在其心靈深處的豐富情感。
西晉的潘嶽在 《悼亡》 詩三首中追念亡妻也同樣催人淚下，感人至深。第一首：“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曆。幃屏無仿佛，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掛猶在壁。悵怳如或存，回遑忡驚惕。”其睹物思人的悲痛之情讓人心慟欲絕。
至於東晉名士，在這方麵更有特色。麵對國破山河在，尤其淪落江南、寄寓他鄉的痛苦與尷尬，使得南渡名士的感情十分敏感和脆弱。如剛剛南渡時，北方名士每遇風和日麗之日，便相邀聚集於新亭飲宴。一日，周顗於座中突然歎到：“此處風景雖與洛下相同，然而舉目之間，卻是山河有異，已非神州一統之舊了！”眾人頓時相視流淚，唏噓不已。這就是著名的“新亭飲泣”的故事。
東晉名士重情不僅十分深摯，而且帶有藝術的美感，這也是他們具有迷人風度的主要原因。即使是雄豪一生的桓溫也極富深情。太和四年（公元３６９ 年），他率兵北伐，途經金城，見自己當年為琅琊內史時親手栽種的柳樹已長成十圍粗壯的參天大樹時，不禁攀枝執條，泫然流淚，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回想當年自己僅２３歲，而今轉眼已是６０之翁，當年一腔的豪氣，滿懷的抱負，都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漸付東流。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３５６年），桓溫曾率兵收複洛陽，當地父老鄉親持牛酒沿途迎接，並哭泣道：“不圖今日複見官軍！”桓溫上表請還都洛陽，但為江南世族所阻撓，沒有成功，使其力圖恢複中原、統一全國的豪情壯誌未能實現，因而才有這樣的歎息。桓溫的這一歎息不僅流露出對生命無比留戀的深情，流露出英雄暮年壯誌未酬的悲壯情懷，而且顯現出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因此千百年來，風流不減。後來南朝庾信作 《枯木賦》，將這種情懷進一步文學藝術化。其賦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當代偉人毛澤東晚年曾多次讓人誦讀這篇 《枯木賦》。
東晉名士還非常珍惜人世間的情誼，親朋好友的每一次分離都給他們帶來哀傷，經常要難過上好幾天。如謝安曾說：“人到中年以後，特別傷於哀樂。每次與親友分別，總要難過好幾天。”生離如此，死別更是淒厲感人，悲劇美感也更加強烈。如 《世說新語· 傷逝》 記王徽之（字子猷）哭悼王獻之（字子敬）：“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時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床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雲：‘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其兄弟情深感人肺腑。另外，大名士劉惔（字真長）哭王濛也一樣感人至深，《世說新語》 記：“（王長史）及亡，劉尹（惔）臨殯，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慟絕。”這種臨亡“慟絕”正是東晉名士獨有的深情。
另外，國家的前途、個人的遭遇也都是東晉人重情、傷感的觸發點。如袁宏（字彥伯）做安南將軍謝奉的司馬，朋友送他離京至瀨鄉，將別之時，倍感淒惘，袁宏不禁歎道：“江山寥落，居然有萬裏之勢。”這一感歎，既表達出對國家的擔憂，又寓含著個人內心的辛酸，這是時代造就出的敏感心靈，是麵對山河破碎而噴薄湧出的傷感情懷，同樣令人心酸泣下。
三、憑心而動 任率自然
憑心而動、任率自然最能體現魏晉名士們注重自我的文化性格。如西晉人張翰（字季鷹），家在江東。他在洛陽做官時，一日因見秋風起，頓起家鄉蓴菜鱸魚之思，幡然說：“人生貴適誌，安能羈宦數千裏以要名爵？”即時掛印東歸，傳為美談。到了東晉，名士們更視自己為天下第一流的人物，他們不拘小節，高蹈塵世，純任個性，放縱自我，不願受任何約束。如王徽之家住山陰（今浙江紹興），有一夜天降大雪，他半夜醒來，一麵命家人酌酒，一麵欣賞四周皎潔一片的世界，突然湧動出思念好友戴逵（字道安）的情緒。當時戴逵在剡（今浙江嵊縣），王徽之竟不憚路遠，“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他稱：“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這種將自己置於一切社會生活之上，一切以自己的情緒為標準，是東晉名士的突出特點。
東晉名士不僅十分重視自己的情緒，格外尊重自己的情緒，。快淋漓地表現、宣泄這種情緒，同時也體味這種情緒的。快淋漓。如王獻之路經吳地，聽說當地名士顧辟疆有座名園，他與顧辟疆並不相識，卻徑直去顧家賞園。當時，正值顧家宴請朋友，王獻之也全然不顧，並不與主人打招呼，隻管自己遊覽，之後還指手畫腳地品評優劣，惹得顧辟疆勃然大怒，將王獻之的仆從趕出門外。王獻之坐在肩輿中等仆從來抬，許久不見人來，於是就讓主人送他到門外，但仍是一副不屑搭理的樣子。王獻之這種隻管滿足自己的意願，全然不顧主人家的感受，即使受到粗暴對待也毫不在乎，仍然怡然不屑的表現，正是當時名士的風度。另外，王徽之也有類似的故事。《世說新語· 簡傲》 記：“王子猷嚐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通報）。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世說新語· 簡傲》 還記載一更絕的故事：“王平子出為荊州，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複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旁若無人。”這種張揚的個性，不自矜持的本色，實際上表達的是名士對生命本身的深愛。
四、不邀世寵 輕待權貴
不邀世寵、輕待權貴這股風氣始於東漢末年。如名士李充本受大將軍外戚鄧騭的賞識，一次到鄧家赴宴，因談論名士的話題與鄧騭意見不合，鄧騭便夾起一塊肉欲堵其嘴，不讓他繼續說下去，誰知李充不給麵子，棄肉於地，稱：“談論名士比吃肉更有味道。”並憤而離去。當有人責怪李充這樣做不僅“刺激麵折，不由中和”，也不利於子孫時，他慨然答道：“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計哉！”顯示出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氣概。再如著名文人禰衡更是當時恃才傲物、目空王侯的響當當的人物。他除對孔融（字文舉）、楊修（字德祖）的學問略有讚賞外，將其他名士一律視為出己之下，常稱：“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其時禰衡不到２０歲，而孔融已４０歲。不僅如此，就連身為丞相的曹操也不被禰衡放在眼裏。曹操愛才，一心想見他，禰衡不僅不願前往，還說了很多難聽的話。曹操為了煞煞他的傲氣，令他為鼓史當眾擊鼓，以示羞辱。誰知禰衡竟在大庭廣眾之下麵不改色地褪光衣褲，赤身裸體地站在眾人麵前慢慢地換上鼓史之服，毫無羞怯之狀。弄得曹操哭笑不得，無可奈何地說：“我本來想借此羞辱禰衡，卻不料受到禰衡的羞辱。”之後，禰衡又來到曹操大營前，手拿３尺大杖，捶地大罵。曹操礙於禰衡的名氣，雖然氣憤得不得了，但還是忍下了這口氣。後人據此故事寫成戲曲劇本 《擊鼓罵曹》，廣為傳唱。
到了東晉，由於士族勢力與皇權平行，甚至超越皇權，在這種門閥政治的特殊背景下，名士更是追求人格上的平等，絕不以政治地位的高低論英雄。《世說新語》 載：桓溫問大名士劉惔對會稽王的看法，劉惔毫不猶豫地回答：屬於第二流中人。桓溫問他誰是第一流的人，劉惔驕傲地回答：“正是我輩耳。”會稽王就是後來的簡文帝司馬昱，地位如此之高卻不被名士放在眼裏。名士戴逵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武陵王司馬晞派人召他去表演，他竟破琴說：“戴道安不為王門伶人。”還有，名士殷浩少有美名，精通 《老子》、《易經》，與權臣桓溫齊名。桓溫“常有競心”，一次問殷浩：“卿如我何？”殷浩回答：“我與你周旋久，寧作我。”以第一流人物自居，毫無愧色。在玄學思潮的啟迪下，東晉名士往往口出狂言，這在當時是常見的現象，所以並沒有引起太多非議。可見這個時代對人的個性、價值都是十分重視的和尊重的，這一點在中國曆史上的確不多見。
東晉名士王徽之與右軍將軍桓伊（字自野）的平等交往更令人稱道。王徽之與桓伊二人並不相識。桓伊擅長吹笛，時稱“江左第一”，王徽之聽說，一直心向往之。一次二人相遇，當時王徽之在船上，桓伊在岸上乘車而行。王徽之讓人傳話給桓伊說：“聽說你笛子吹得很好，能否為我一奏？”桓伊素聞王徽之的名字，“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這件事的迷人之處首先在於二人始終不曾交談一言，其次在於二人地位懸殊。桓伊是東晉名將，在淝水之戰中立有大功，當時極為顯貴，而王徽之不過一名士而已，但他敢於呼桓伊吹笛，而桓伊也沒有覺得有什麽不妥。東晉人曠達的品格與風度從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
兒子如此，其父更加了不得。王徽之、王獻之的父親王羲之還有叫絕的故事呢！王羲之是幫助晉元帝司馬睿建東晉的丞相王導的侄子。一次，太尉郗鑒派門生到王導家送信，希望從王氏子弟中尋覓一快婿，王導讓門生去東廂房自己查看。門生回去報告說：“王氏子弟都非常優秀，但一聽說選婿之事，都未免過於矜持做作。隻有一人躺在東床上袒露著肚子，如若不聞。”郗鑒說：“這正是我的佳婿。”一打聽，才知是王羲之，於是將女兒嫁給他。這就是有名的“東床坦腹”的故事。同樣，這件事的迷人之處也在於兩個方麵：一方麵王羲之坦腹東床“如若不聞”，另一方麵郗鑒卻認定這便是自己的乘龍快婿，這種事情以後難得再見。而王羲之坦腹東床“如若不聞”，則充分體現出東晉名士不邀世寵、以本色為上的真性情。
五、處驚不亂 鎮定自若
處驚不亂、鎮定自若表明的是魏晉名士內心的堅定，以及不受外物所擾的雅量，也是他們注重自我的鮮明體現。在 《世說新語》 中被列為第一雅量之人的是東吳的顧雍。顧雍的兒子顧邵死在豫章太守任上，顧雍接信，見裏麵沒有兒子的親筆信，心已明白。此時，他正聚集一幫僚屬下圍棋。他表麵上依舊神氣不變，但亡子之痛，心如刀割，以至“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另一個與之相似的故事是關於東晉謝安的。謝安任宰相時，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３８３年）北方前秦皇帝符堅率軍來襲，雙方在淝水交戰，指揮晉軍的是謝安的侄子謝玄。當時兩軍兵力對比懸殊，前秦軍有９０萬，到達前線的也有二三十萬，而晉軍隻有８萬，雖是精兵，但畢竟人少。在指揮這場生死攸關的戰爭中，謝安始終鎮定自若，持必勝信心。當前線捷報傳來時，謝安也正在與客人下圍棋，接到戰報略讀完畢後即擱置一邊，不動聲色地繼續下棋。客人忍耐不住，詢問戰況，他才徐徐答道：“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待送走客人，謝安抑製不住興奮的心情，大步往回走，腳下木屐的踏齒打在門檻上脫落以至走路高低不平，他都不知道。顧雍和謝安這種雅量顯示出第一流名士的風采，被時人看作是了不起的風度。
嵇康是正始年間第一等名士，其在生死之際所表現出的視死如歸的風度，也令時人歎為觀止。曹魏元帝景元三年（公元２６２年），嵇康受司馬氏冤誣，押赴刑場執行死刑。或許因名士身份，或許因中散大夫官職，嵇康沒有被綁縛，他從檻車中走出來後，便安詳地盤腿而坐。四周士兵圍成一個大圓圈，精神高度緊張地戒備著。一會兒，嵇康抬頭顧視日影，見太陽尚未及午，便向陪伴他的哥哥嵇喜索琴而彈。一曲感動天地、驚泣鬼神的 《廣陵散》 之後，嵇康從容就義，聞者無不為之動容。麵對死亡，南齊張融也有可圈可點的風度。他曾為夷賊捕獲，夷賊想殺而食之，張融毫不懼怕，神色鎮定，用洛陽方音高聲吟詠，夷賊甚感驚奇，以為神人，遂將他放了。
西晉王衍（字夷甫）則有另外一種雅量。一次，他與王導一起參加族人的宴會，席間王衍問一個人：“我以前托你辦的事，怎麽一直沒辦？”誰知那人竟然惱羞成怒，拿起食盒擲在王衍臉上。王衍絲毫不見怒容，他一言不發，擦洗完畢後，拉著王導一同離去。後人評論說：“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正因為名士們自視清高，所以不滯外物，不會因外物幹擾自己的內心，麵對突如其來的變故，總能保持內心的平衡和瀟灑的風度。魏晉名士這種氣度雅量、風神灑脫不僅深受當時人的推崇，而且也為後世樹立了楷模。
六、縱酒為達 揮麈如仙
縱酒為達、揮麈如仙既是魏晉名士們注重自我的體現，更是張揚人性的表現。酒與魏晉名士關係密切，關於酒他們有許多經典的論說，因為酒他們有更多的任達放誕之舉，所以飲酒成了魏晉風度必不可少的主要內容之一。檢點魏晉文人的文章，幾乎沒有能離開酒的。不論是悲是喜，是歡聚是離別，魏晉名士都要通過酒來發泄自己的情感。他們借酒澆愁，借酒放達，借酒抒情，借助酒來表達自己的真性情，同時又在酒中發現真趣味。所以，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曾說：“酒中有深味。”另一名士王薈也說：“酒正自引人著勝地。”而王恭（字孝伯）更是明確宣布：“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 《離騷》，便可稱名士。”可見飲酒被當作做名士的一個重要標識。
劉伶曾作 《酒德頌》，因而被後人奉為“酒仙”。他性頗通達，為人不妄交遊，亦不治家產，常乘一鹿車，攜帶一壺酒，讓人扛著鐵鍬跟在後麵，說：“如果我死了，就地埋掉算了。”他因飲酒太多，其妻子曾將家中酒具全部砸掉，將酒全部潑掉，並哭著勸他戒酒，但他無動於衷。阮籍也好酒，他聽說步兵廚中有好酒，便立即申請做步兵校尉，上任後先入廚中，與劉伶一同。飲。張翰也有關於酒的名言，因其縱任不拘，有人勸他說：“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他說：“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周顗任尚書仆射時，經常喝得大醉，一月中竟隻有幾日清醒，時人號為“三日仆射”。當然，名士們喝酒也給後代造成嚴重危害，體會“酒中有深味”的陶淵明嗜酒成性。有人說：“淵明之詩，篇篇有酒。”正因他大量飲酒，導致他的５個兒子全部智力低下。
魏晉名士不僅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且以麈尾作為自己的標誌。麈是鹿的一種，據說鹿之大者為麈，在群鹿中以尾調度指揮群鹿的行動，因此揮麈尾便有“領袖群倫”之意。魏晉名士清談時總要手捉一柄麈尾，如 《世說新語》 說王衍“妙於玄談，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麈尾既作為身份的標誌，也顯示名士的風流。正如南朝梁元帝蕭繹 《麈尾詩》 中“匣上生光影，毫際起風流”的讚句，名士們追求的是在揮麈之際頓然生出的無限風流。不僅如此，名士們還往往把麈尾視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東晉名士王濛臨終前，“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其死後，他的好朋友、大名士劉惔親手把麈尾放在棺內隨葬。
七、崇拜美色 風流自賞
崇拜美色、風流自賞也是魏晉南北朝文化注重自我、張揚人性的鮮明體現。魏晉時期人們對形體美的崇拜與追求超過曆史上其他任何時代。在當時，一個人長得魁偉、漂亮，不僅能得到社會認可，而且還能順利踏入仕途，因此這一時期的男子甚至比女子更加注重自己的容顏外貌。例如，何宴本已“美姿儀，麵至白”，麵色白得令曹丕懷疑他“傅粉”，但為了突出自己皮膚的白晳，他在大夏天猛食“熱湯餅”（麵條），搞得大汗淋漓，然後用紅衣服試汗，使麵色顯得越發皎潔。潘嶽是當時有名的美男子，皮膚煞白，另一名士夏侯湛皮膚也很白，與潘嶽“並有美容”，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二人“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另外，名士衛玠長得也很美。據說他小的時候乘坐白羊車在洛陽市上走，看到的人都說：“看！誰家的璧人？”衛玠的舅舅王濟也是風姿俊爽之人，但每次見到衛玠，總是歎道：“明珠在旁，朗然照人！”可見衛玠確實漂亮。《世說新語》 中有這樣一個故事，衛玠去建康，建康人觀者如堵，人山人海，衛玠本來有弱症，結果不堪勞苦，一病而死，時人流傳“看殺衛玠”的時髦語。
魏晉時期有著姣好容貌的男子常常使得羞澀的女性也情不自禁地公開表達自己的愛慕之情。據說當美男子潘嶽走在街上時，沿途少女少婦多被其翩翩風度所傾倒，她們絲毫也不掩飾自己的私心愛慕，紛紛向他投以瓜果。另有個故事稱，詩人左思長得相貌醜陋，於是想仿效潘嶽，結果遭到沿途少女少婦們的唾罵，搞得狼狽不堪。在又一個故事裏，左思則換成了張載。張載也是西晉詩人，與左思、潘嶽同時。上述故事不一定是真實的史實，但反映的背景卻是真實的，它們準確地描繪出魏晉時人對形體美的崇拜與追求。正因為魏晉名士注重自己的形體美，所以使這個時期的文化沾染上濃烈的煙水之氣，這實際上展示的是“人的自覺”的開始，是與魏晉南北朝時期正值中國文化由童年期向青年期轉變這樣的時代特征完全吻合的。
魏晉風度之所以令後世羨慕不已，是因為它是特定時期的文化現象。說它獨特，是因為魏晉時期獨有的曆史條件造就了魏晉名士，這個條件就是門閥世族的形成及其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中所占的統治地位、所發揮的主導作用，這是任何一個時期所不具備的，所以它既不可再現，也不可模仿。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對中國曆史和中國文化發展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沒有這個時期的文化多元局麵的形成，沒有這個時期的民族大融合，就不會有以後強大的隋唐王朝，也不會有隆盛無比的隋唐文化的發生。
§§第八章 中國文化的隆盛時代——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曆史上第二次大統一時期。到這個時期，中國進入文明時代已有兩千六七百年的時間，進入封建時代也有一千多年時間了。經過數千年的發展，中國文化終於發展成熟，進入到鼎盛時期，並呈現出氣度恢弘、史詩般壯麗的隆盛景象。
一、珍惜生命 渴求永生
強烈的生命意識是魏晉知識分子所具有的最顯著的特征之一。魏晉南北朝時期名士所依存的士族地主階層往往要麵對５種死亡。第一種是世家大族為爭奪最高統治權而進行的互相殘殺。第二種是庶族地主對氏族地主的仇視和無情殺戮。第三種是少數民族貴族對漢族世族地主的野蠻殺戮。例如，石勒曾做過漢族地主的佃客、耕奴，因此對西晉世族極端仇恨，在作戰中將俘獲的二千石以上的西晉官員幾乎全部殺死。公元３１１年，他率兵包圍了從洛陽逃出的西晉王公、貴族、大臣和軍隊，用騎兵圍射屠殺，十幾萬人無一幸免。第四種是在被壓迫各族百姓的起義鬥爭中對世族地主的無情殺戮；第五種是瘟疫、疾病、饑餓等自然因素造成的死亡。
這５種死亡使得這一時期人們的壽命是非常短暫的。例如，陸機在其 《歎逝賦序》 中感歎道：“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餘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正因如此，魏晉知識分子對生命的珍惜和留戀，對生命短暫的悲涼與感慨，以及對死亡的恐懼，都在這種長時期的多重死亡威脅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西晉石崇在 《金穀詩序》 發出的“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的感歎，是這種悲涼心情的真實寫照。
追求長生的思想和行為雖然在戰國時代便已產生，到秦漢時達到一次小高潮，但都不如魏晉時期表現得這樣普遍和深刻。在魏晉文人的作品中，感歎人生短促的主題一直貫穿於這一時代始終。例如，西晉以寫哀辭著稱的潘嶽（字安仁）曾大規模地創作以哀悼為題材的作品，他的 《懷舊賦》、《悼亡賦》、《楊荊州誄》、《楊仲武誄》、《傷弱子辭》、《金鹿哀辭》、《陽城劉氏妹哀辭》、《哀永逝文》、《哭弟子》 等作品，所哀對象都是自己的親人，如嶽父、內兄、妻子、妹妹、兒女等。除此之外，他還為朋友及朋友的妻子寫下許多誄文①，著名的如 《寡婦賦》、《夏侯常侍誄》、《為任子鹹妻作孤女澤蘭哀辭》 等。這樣大規模地以哀悼題材為主要內容的創作現象，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不多見的。
魏晉士子對生命久長的追求與渴望表現最突出的是服用“五石散”。“五石散”是一種被認為可以養生和不死之藥，而且對人的容顏和精神確有益處。據說服藥之風的首倡者是何晏。他曾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從他以後，此風流行於世。所謂“五石”，就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鍾乳石、石硫磺５味藥劑。但這種藥毒性非常強，服用不當，往往送命。服用五石散後，因毒性發作，必須吃冷飯才能將毒性散發掉，所以又被稱為“寒食散”，但又必須飲熱酒，同時還得外出散步，稱“行散”。顯然這種藥不是平常百姓能服用得起的。
由於行散得當有益於健康，逐漸地，行散就成為名士風度的重要表現內容，並很快在社會上產生影響，成為社會風俗。北魏孝文帝時，諸王及貴臣都服石藥，皆稱“石發”，服藥發熱成為富貴人家的標誌，以至有的平民百姓為了博取虛榮，也詐稱發熱，以冒充富貴，鬧出笑話。曾有一人，躺在鬧市口，翻轉身體稱發熱，讓世人觀看。同行的夥伴問他怎麽了？他說：“我正石發呢！”同伴問：“你何時喝了石藥，現在得以石發？”那人說：“我昨天買米，裏麵有石頭，吃了以後現在開始發作了。”聞者哈哈大笑。
另外，服藥後皮膚會變得脆嫩，容易劃破，所以必須穿寬大、破舊的衣服，不能穿新衣服，而且衣服不能常洗，這樣必然會生出很多虱子。嵇康曾說：“頭麵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性複多蟲，把搔無已”。於是，手舞足蹈地在大街上來來往往、在大庭廣眾之下抓虱子在當時竟成為令人稱歎的名士風度。《世說新語》 記載這樣一個故事：（東晉）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即名士周顗）詣丞相，曆和車邊，和覓虱，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虱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尚書）令仆（射）才。”顧和的這個行為，便是令後世著迷的“捫虱而談”的名士風度。
二、情深意切 表裏澄澈
魏晉名士出於對人生苦短的悲情，對於人間情懷不僅不羞言，反而大膽外露，並公開歌頌讚美。
例如，文人情結濃鬱的曹丕雖貴為魏王太子，但並不吝袒露自己多情善感的心靈深處。他與“建安七子”友善，而這七子多早亡，常令曹丕唏噓不已。建安十七年（公元２１２年），“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字元瑜）首先病逝，曹丕滿懷悲情地為其遺孀寫了 《寡婦賦》，在 《序》 中說：“陳留阮元瑜，與餘有舊，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嚐不愴然傷心。始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使人難以想像身為高級貴族的曹丕竟能體會普通人的情感。建安二十年（公元２１５年），曹丕在 《與吳質書》 中說：“每念昔日南皮之樂，誠不可忘……樂往哀來，淒然傷懷。餘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誠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一麵熱烈地回顧當年與吳質等文人在南皮遊樂的情景，一麵又真切地表達出“斯樂難常”的感慨，尤其３年前阮瑀的病逝仍令曹丕扼腕痛心，悲傷不已。兩年以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２１７年），一場更嚴重的災疫襲來，同時奪去了“建安七子”另外４ 位成員王粲、徐幹（字偉長）、應瑒（字德璉）、劉楨（字公幹）的生命，令曹丕更加傷感。第二年，他在 《再與吳質書》 中又悲切地說：“王、徐、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真切地表達出人不得全壽的沉痛心情，使人直感埋藏在其心靈深處的豐富情感。
西晉的潘嶽在 《悼亡》 詩三首中追念亡妻也同樣催人淚下，感人至深。第一首：“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曆。幃屏無仿佛，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掛猶在壁。悵怳如或存，回遑忡驚惕。”其睹物思人的悲痛之情讓人心慟欲絕。
至於東晉名士，在這方麵更有特色。麵對國破山河在，尤其淪落江南、寄寓他鄉的痛苦與尷尬，使得南渡名士的感情十分敏感和脆弱。如剛剛南渡時，北方名士每遇風和日麗之日，便相邀聚集於新亭飲宴。一日，周顗於座中突然歎到：“此處風景雖與洛下相同，然而舉目之間，卻是山河有異，已非神州一統之舊了！”眾人頓時相視流淚，唏噓不已。這就是著名的“新亭飲泣”的故事。
東晉名士重情不僅十分深摯，而且帶有藝術的美感，這也是他們具有迷人風度的主要原因。即使是雄豪一生的桓溫也極富深情。太和四年（公元３６９ 年），他率兵北伐，途經金城，見自己當年為琅琊內史時親手栽種的柳樹已長成十圍粗壯的參天大樹時，不禁攀枝執條，泫然流淚，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回想當年自己僅２３歲，而今轉眼已是６０之翁，當年一腔的豪氣，滿懷的抱負，都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漸付東流。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３５６年），桓溫曾率兵收複洛陽，當地父老鄉親持牛酒沿途迎接，並哭泣道：“不圖今日複見官軍！”桓溫上表請還都洛陽，但為江南世族所阻撓，沒有成功，使其力圖恢複中原、統一全國的豪情壯誌未能實現，因而才有這樣的歎息。桓溫的這一歎息不僅流露出對生命無比留戀的深情，流露出英雄暮年壯誌未酬的悲壯情懷，而且顯現出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因此千百年來，風流不減。後來南朝庾信作 《枯木賦》，將這種情懷進一步文學藝術化。其賦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當代偉人毛澤東晚年曾多次讓人誦讀這篇 《枯木賦》。
東晉名士還非常珍惜人世間的情誼，親朋好友的每一次分離都給他們帶來哀傷，經常要難過上好幾天。如謝安曾說：“人到中年以後，特別傷於哀樂。每次與親友分別，總要難過好幾天。”生離如此，死別更是淒厲感人，悲劇美感也更加強烈。如 《世說新語· 傷逝》 記王徽之（字子猷）哭悼王獻之（字子敬）：“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時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床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雲：‘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其兄弟情深感人肺腑。另外，大名士劉惔（字真長）哭王濛也一樣感人至深，《世說新語》 記：“（王長史）及亡，劉尹（惔）臨殯，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慟絕。”這種臨亡“慟絕”正是東晉名士獨有的深情。
另外，國家的前途、個人的遭遇也都是東晉人重情、傷感的觸發點。如袁宏（字彥伯）做安南將軍謝奉的司馬，朋友送他離京至瀨鄉，將別之時，倍感淒惘，袁宏不禁歎道：“江山寥落，居然有萬裏之勢。”這一感歎，既表達出對國家的擔憂，又寓含著個人內心的辛酸，這是時代造就出的敏感心靈，是麵對山河破碎而噴薄湧出的傷感情懷，同樣令人心酸泣下。
三、憑心而動 任率自然
憑心而動、任率自然最能體現魏晉名士們注重自我的文化性格。如西晉人張翰（字季鷹），家在江東。他在洛陽做官時，一日因見秋風起，頓起家鄉蓴菜鱸魚之思，幡然說：“人生貴適誌，安能羈宦數千裏以要名爵？”即時掛印東歸，傳為美談。到了東晉，名士們更視自己為天下第一流的人物，他們不拘小節，高蹈塵世，純任個性，放縱自我，不願受任何約束。如王徽之家住山陰（今浙江紹興），有一夜天降大雪，他半夜醒來，一麵命家人酌酒，一麵欣賞四周皎潔一片的世界，突然湧動出思念好友戴逵（字道安）的情緒。當時戴逵在剡（今浙江嵊縣），王徽之竟不憚路遠，“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他稱：“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這種將自己置於一切社會生活之上，一切以自己的情緒為標準，是東晉名士的突出特點。
東晉名士不僅十分重視自己的情緒，格外尊重自己的情緒，。快淋漓地表現、宣泄這種情緒，同時也體味這種情緒的。快淋漓。如王獻之路經吳地，聽說當地名士顧辟疆有座名園，他與顧辟疆並不相識，卻徑直去顧家賞園。當時，正值顧家宴請朋友，王獻之也全然不顧，並不與主人打招呼，隻管自己遊覽，之後還指手畫腳地品評優劣，惹得顧辟疆勃然大怒，將王獻之的仆從趕出門外。王獻之坐在肩輿中等仆從來抬，許久不見人來，於是就讓主人送他到門外，但仍是一副不屑搭理的樣子。王獻之這種隻管滿足自己的意願，全然不顧主人家的感受，即使受到粗暴對待也毫不在乎，仍然怡然不屑的表現，正是當時名士的風度。另外，王徽之也有類似的故事。《世說新語· 簡傲》 記：“王子猷嚐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通報）。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世說新語· 簡傲》 還記載一更絕的故事：“王平子出為荊州，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複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旁若無人。”這種張揚的個性，不自矜持的本色，實際上表達的是名士對生命本身的深愛。
四、不邀世寵 輕待權貴
不邀世寵、輕待權貴這股風氣始於東漢末年。如名士李充本受大將軍外戚鄧騭的賞識，一次到鄧家赴宴，因談論名士的話題與鄧騭意見不合，鄧騭便夾起一塊肉欲堵其嘴，不讓他繼續說下去，誰知李充不給麵子，棄肉於地，稱：“談論名士比吃肉更有味道。”並憤而離去。當有人責怪李充這樣做不僅“刺激麵折，不由中和”，也不利於子孫時，他慨然答道：“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計哉！”顯示出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氣概。再如著名文人禰衡更是當時恃才傲物、目空王侯的響當當的人物。他除對孔融（字文舉）、楊修（字德祖）的學問略有讚賞外，將其他名士一律視為出己之下，常稱：“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其時禰衡不到２０歲，而孔融已４０歲。不僅如此，就連身為丞相的曹操也不被禰衡放在眼裏。曹操愛才，一心想見他，禰衡不僅不願前往，還說了很多難聽的話。曹操為了煞煞他的傲氣，令他為鼓史當眾擊鼓，以示羞辱。誰知禰衡竟在大庭廣眾之下麵不改色地褪光衣褲，赤身裸體地站在眾人麵前慢慢地換上鼓史之服，毫無羞怯之狀。弄得曹操哭笑不得，無可奈何地說：“我本來想借此羞辱禰衡，卻不料受到禰衡的羞辱。”之後，禰衡又來到曹操大營前，手拿３尺大杖，捶地大罵。曹操礙於禰衡的名氣，雖然氣憤得不得了，但還是忍下了這口氣。後人據此故事寫成戲曲劇本 《擊鼓罵曹》，廣為傳唱。
到了東晉，由於士族勢力與皇權平行，甚至超越皇權，在這種門閥政治的特殊背景下，名士更是追求人格上的平等，絕不以政治地位的高低論英雄。《世說新語》 載：桓溫問大名士劉惔對會稽王的看法，劉惔毫不猶豫地回答：屬於第二流中人。桓溫問他誰是第一流的人，劉惔驕傲地回答：“正是我輩耳。”會稽王就是後來的簡文帝司馬昱，地位如此之高卻不被名士放在眼裏。名士戴逵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武陵王司馬晞派人召他去表演，他竟破琴說：“戴道安不為王門伶人。”還有，名士殷浩少有美名，精通 《老子》、《易經》，與權臣桓溫齊名。桓溫“常有競心”，一次問殷浩：“卿如我何？”殷浩回答：“我與你周旋久，寧作我。”以第一流人物自居，毫無愧色。在玄學思潮的啟迪下，東晉名士往往口出狂言，這在當時是常見的現象，所以並沒有引起太多非議。可見這個時代對人的個性、價值都是十分重視的和尊重的，這一點在中國曆史上的確不多見。
東晉名士王徽之與右軍將軍桓伊（字自野）的平等交往更令人稱道。王徽之與桓伊二人並不相識。桓伊擅長吹笛，時稱“江左第一”，王徽之聽說，一直心向往之。一次二人相遇，當時王徽之在船上，桓伊在岸上乘車而行。王徽之讓人傳話給桓伊說：“聽說你笛子吹得很好，能否為我一奏？”桓伊素聞王徽之的名字，“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這件事的迷人之處首先在於二人始終不曾交談一言，其次在於二人地位懸殊。桓伊是東晉名將，在淝水之戰中立有大功，當時極為顯貴，而王徽之不過一名士而已，但他敢於呼桓伊吹笛，而桓伊也沒有覺得有什麽不妥。東晉人曠達的品格與風度從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
兒子如此，其父更加了不得。王徽之、王獻之的父親王羲之還有叫絕的故事呢！王羲之是幫助晉元帝司馬睿建東晉的丞相王導的侄子。一次，太尉郗鑒派門生到王導家送信，希望從王氏子弟中尋覓一快婿，王導讓門生去東廂房自己查看。門生回去報告說：“王氏子弟都非常優秀，但一聽說選婿之事，都未免過於矜持做作。隻有一人躺在東床上袒露著肚子，如若不聞。”郗鑒說：“這正是我的佳婿。”一打聽，才知是王羲之，於是將女兒嫁給他。這就是有名的“東床坦腹”的故事。同樣，這件事的迷人之處也在於兩個方麵：一方麵王羲之坦腹東床“如若不聞”，另一方麵郗鑒卻認定這便是自己的乘龍快婿，這種事情以後難得再見。而王羲之坦腹東床“如若不聞”，則充分體現出東晉名士不邀世寵、以本色為上的真性情。
五、處驚不亂 鎮定自若
處驚不亂、鎮定自若表明的是魏晉名士內心的堅定，以及不受外物所擾的雅量，也是他們注重自我的鮮明體現。在 《世說新語》 中被列為第一雅量之人的是東吳的顧雍。顧雍的兒子顧邵死在豫章太守任上，顧雍接信，見裏麵沒有兒子的親筆信，心已明白。此時，他正聚集一幫僚屬下圍棋。他表麵上依舊神氣不變，但亡子之痛，心如刀割，以至“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另一個與之相似的故事是關於東晉謝安的。謝安任宰相時，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３８３年）北方前秦皇帝符堅率軍來襲，雙方在淝水交戰，指揮晉軍的是謝安的侄子謝玄。當時兩軍兵力對比懸殊，前秦軍有９０萬，到達前線的也有二三十萬，而晉軍隻有８萬，雖是精兵，但畢竟人少。在指揮這場生死攸關的戰爭中，謝安始終鎮定自若，持必勝信心。當前線捷報傳來時，謝安也正在與客人下圍棋，接到戰報略讀完畢後即擱置一邊，不動聲色地繼續下棋。客人忍耐不住，詢問戰況，他才徐徐答道：“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待送走客人，謝安抑製不住興奮的心情，大步往回走，腳下木屐的踏齒打在門檻上脫落以至走路高低不平，他都不知道。顧雍和謝安這種雅量顯示出第一流名士的風采，被時人看作是了不起的風度。
嵇康是正始年間第一等名士，其在生死之際所表現出的視死如歸的風度，也令時人歎為觀止。曹魏元帝景元三年（公元２６２年），嵇康受司馬氏冤誣，押赴刑場執行死刑。或許因名士身份，或許因中散大夫官職，嵇康沒有被綁縛，他從檻車中走出來後，便安詳地盤腿而坐。四周士兵圍成一個大圓圈，精神高度緊張地戒備著。一會兒，嵇康抬頭顧視日影，見太陽尚未及午，便向陪伴他的哥哥嵇喜索琴而彈。一曲感動天地、驚泣鬼神的 《廣陵散》 之後，嵇康從容就義，聞者無不為之動容。麵對死亡，南齊張融也有可圈可點的風度。他曾為夷賊捕獲，夷賊想殺而食之，張融毫不懼怕，神色鎮定，用洛陽方音高聲吟詠，夷賊甚感驚奇，以為神人，遂將他放了。
西晉王衍（字夷甫）則有另外一種雅量。一次，他與王導一起參加族人的宴會，席間王衍問一個人：“我以前托你辦的事，怎麽一直沒辦？”誰知那人竟然惱羞成怒，拿起食盒擲在王衍臉上。王衍絲毫不見怒容，他一言不發，擦洗完畢後，拉著王導一同離去。後人評論說：“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正因為名士們自視清高，所以不滯外物，不會因外物幹擾自己的內心，麵對突如其來的變故，總能保持內心的平衡和瀟灑的風度。魏晉名士這種氣度雅量、風神灑脫不僅深受當時人的推崇，而且也為後世樹立了楷模。
六、縱酒為達 揮麈如仙
縱酒為達、揮麈如仙既是魏晉名士們注重自我的體現，更是張揚人性的表現。酒與魏晉名士關係密切，關於酒他們有許多經典的論說，因為酒他們有更多的任達放誕之舉，所以飲酒成了魏晉風度必不可少的主要內容之一。檢點魏晉文人的文章，幾乎沒有能離開酒的。不論是悲是喜，是歡聚是離別，魏晉名士都要通過酒來發泄自己的情感。他們借酒澆愁，借酒放達，借酒抒情，借助酒來表達自己的真性情，同時又在酒中發現真趣味。所以，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曾說：“酒中有深味。”另一名士王薈也說：“酒正自引人著勝地。”而王恭（字孝伯）更是明確宣布：“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 《離騷》，便可稱名士。”可見飲酒被當作做名士的一個重要標識。
劉伶曾作 《酒德頌》，因而被後人奉為“酒仙”。他性頗通達，為人不妄交遊，亦不治家產，常乘一鹿車，攜帶一壺酒，讓人扛著鐵鍬跟在後麵，說：“如果我死了，就地埋掉算了。”他因飲酒太多，其妻子曾將家中酒具全部砸掉，將酒全部潑掉，並哭著勸他戒酒，但他無動於衷。阮籍也好酒，他聽說步兵廚中有好酒，便立即申請做步兵校尉，上任後先入廚中，與劉伶一同。飲。張翰也有關於酒的名言，因其縱任不拘，有人勸他說：“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他說：“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周顗任尚書仆射時，經常喝得大醉，一月中竟隻有幾日清醒，時人號為“三日仆射”。當然，名士們喝酒也給後代造成嚴重危害，體會“酒中有深味”的陶淵明嗜酒成性。有人說：“淵明之詩，篇篇有酒。”正因他大量飲酒，導致他的５個兒子全部智力低下。
魏晉名士不僅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且以麈尾作為自己的標誌。麈是鹿的一種，據說鹿之大者為麈，在群鹿中以尾調度指揮群鹿的行動，因此揮麈尾便有“領袖群倫”之意。魏晉名士清談時總要手捉一柄麈尾，如 《世說新語》 說王衍“妙於玄談，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麈尾既作為身份的標誌，也顯示名士的風流。正如南朝梁元帝蕭繹 《麈尾詩》 中“匣上生光影，毫際起風流”的讚句，名士們追求的是在揮麈之際頓然生出的無限風流。不僅如此，名士們還往往把麈尾視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東晉名士王濛臨終前，“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其死後，他的好朋友、大名士劉惔親手把麈尾放在棺內隨葬。
七、崇拜美色 風流自賞
崇拜美色、風流自賞也是魏晉南北朝文化注重自我、張揚人性的鮮明體現。魏晉時期人們對形體美的崇拜與追求超過曆史上其他任何時代。在當時，一個人長得魁偉、漂亮，不僅能得到社會認可，而且還能順利踏入仕途，因此這一時期的男子甚至比女子更加注重自己的容顏外貌。例如，何宴本已“美姿儀，麵至白”，麵色白得令曹丕懷疑他“傅粉”，但為了突出自己皮膚的白晳，他在大夏天猛食“熱湯餅”（麵條），搞得大汗淋漓，然後用紅衣服試汗，使麵色顯得越發皎潔。潘嶽是當時有名的美男子，皮膚煞白，另一名士夏侯湛皮膚也很白，與潘嶽“並有美容”，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二人“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另外，名士衛玠長得也很美。據說他小的時候乘坐白羊車在洛陽市上走，看到的人都說：“看！誰家的璧人？”衛玠的舅舅王濟也是風姿俊爽之人，但每次見到衛玠，總是歎道：“明珠在旁，朗然照人！”可見衛玠確實漂亮。《世說新語》 中有這樣一個故事，衛玠去建康，建康人觀者如堵，人山人海，衛玠本來有弱症，結果不堪勞苦，一病而死，時人流傳“看殺衛玠”的時髦語。
魏晉時期有著姣好容貌的男子常常使得羞澀的女性也情不自禁地公開表達自己的愛慕之情。據說當美男子潘嶽走在街上時，沿途少女少婦多被其翩翩風度所傾倒，她們絲毫也不掩飾自己的私心愛慕，紛紛向他投以瓜果。另有個故事稱，詩人左思長得相貌醜陋，於是想仿效潘嶽，結果遭到沿途少女少婦們的唾罵，搞得狼狽不堪。在又一個故事裏，左思則換成了張載。張載也是西晉詩人，與左思、潘嶽同時。上述故事不一定是真實的史實，但反映的背景卻是真實的，它們準確地描繪出魏晉時人對形體美的崇拜與追求。正因為魏晉名士注重自己的形體美，所以使這個時期的文化沾染上濃烈的煙水之氣，這實際上展示的是“人的自覺”的開始，是與魏晉南北朝時期正值中國文化由童年期向青年期轉變這樣的時代特征完全吻合的。
魏晉風度之所以令後世羨慕不已，是因為它是特定時期的文化現象。說它獨特，是因為魏晉時期獨有的曆史條件造就了魏晉名士，這個條件就是門閥世族的形成及其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中所占的統治地位、所發揮的主導作用，這是任何一個時期所不具備的，所以它既不可再現，也不可模仿。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對中國曆史和中國文化發展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沒有這個時期的文化多元局麵的形成，沒有這個時期的民族大融合，就不會有以後強大的隋唐王朝，也不會有隆盛無比的隋唐文化的發生。
§§第八章 中國文化的隆盛時代——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曆史上第二次大統一時期。到這個時期，中國進入文明時代已有兩千六七百年的時間，進入封建時代也有一千多年時間了。經過數千年的發展，中國文化終於發展成熟，進入到鼎盛時期，並呈現出氣度恢弘、史詩般壯麗的隆盛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