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中國曆史文化概論
> 第一節 隋唐文化隆盛的背景
第一節 隋唐文化隆盛的背景
隋唐文化的隆盛，首先得益於魏晉南北朝文化多元化發展的成就，以及民族大融合的豐富成果。文化多元化發展解放了思想，開拓的視野，使隋唐文化具有更加寬廣的眼界和胸懷；民族大融合為漢族文化注入新鮮血液，改變了農耕文化的惰性，使隋唐文化比秦漢文化更加積極、健康、大氣。其次得益於地主階級內部的深刻變化。這種變化，改變了士族地主把持朝政的局麵，使庶族地主成為政治的主導，促使隋唐文化走向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第三得益於隋唐經濟的發達和政治的清明。經濟的發達、政治的清明既是隋唐文化隆盛的基礎，也是文化隆盛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民族融合繼續發展
隋唐時期，魏晉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成果已突出顯現出來，匈奴、鮮卑、羯、氐等北方少數民族已與漢族徹底融合，這些族名也都變成了曆史名詞，所以隋唐文化帶有相當濃厚的“胡味”。實際上，隋唐兩朝的皇族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結晶，具有少數民族血統。如隋文帝楊堅的母親、妻子都是鮮卑人，李世民的母親也為鮮卑人。因此，這一時期發生的隋煬帝楊廣霸占兄嫂，唐高宗李治迎娶寡母，唐玄宗李隆基強搶兒媳，乃至武則天的女人稱帝等，或多或少地都是受到胡文化影響的結果。
這一時期民族融合的規模雖不及魏晉南北朝時期，但仍有新的發生。如唐太宗李世民打敗東突厥後，將１０萬降眾安置在東起幽州（今北京）、西至靈州（今甘肅靈武）一帶，並封突厥貴族１００多人為將軍、中郎將等五品以上官職，入居長安的突厥人將近１萬家。這些突厥人後來逐漸漢化，與漢族融合了。另外，當時活動今內外蒙古和新疆天山一帶的回紇族與唐朝往來極為密切，來唐經商的常達千人，有的甚至遠及長江和珠江流域。他們中有不少人在長安建造房屋，與漢族通婚，娶妻生子。
為了團結少數民族，唐朝曾將“李”姓大量賜予少數民族的上層貴族，如唐玄宗曾賜黑水靺鞨首領姓“李”。１１世紀初建立西夏的黨項族首領李元昊的“李”姓，也來自其祖上所得到的唐朝賜姓。唐朝這種大規模的賜姓，對促進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融合具有重大意義。“李”姓在今天成為中國數一數二的大姓，其淵源就在唐朝。
胡漢文化的融合，使隋唐文化顯得格外有生氣，並充滿了尚武的精神。如韋應物的詩《寄。當》：“丈夫當為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斑。”男子漢大丈夫的英勇氣概直衝雲霄，令人回腸蕩氣，格外振奮。這種文化精神，加上經濟、政治上的積極因素，使唐朝得以廣拓疆土，不僅先後滅亡東、西突厥和薛延陀，並且降服吐穀渾、回紇、吐蕃、南昭、靺鞨等強悍部族。更重要的是，這種積極進取、英姿勃發的氣質推動了隋唐文化隆盛的實現。
二、地主階級結構發生深刻變化
隋唐時期地主階級結構發生深刻變化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世族製遭到破壞，門閥地主勢力衰落；另一方麵庶族地主成為曆史舞台上的主人翁。
（一）世族門閥地主勢力的衰落
自秦漢以來，地主階級分成兩個階層：士族地主、庶族地主。士族地主的前身是秦漢時期的“豪強地主”，來源有兩個：一是戰國六國舊貴族之後；另一是秦漢當朝的宗室貴族和大官僚，尤其是西漢初年起自布衣的新貴。
戰國六國舊貴族雖然隨著秦朝的統一而亡了國，在政治上暫時失去了權力，但在經濟上還有很大的勢力。秦及漢初的統治者出於穩固統治的需要曾對他們進行打擊，如實行“遷豪”政策，將他們遷離勢力盤根錯節的舊地，減少他們對中央集權製的威脅。但是，由於他們與秦漢當朝者同屬統治階級，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秦漢統治者對他們既有打擊的一麵，又有安撫的一麵，使他們的勢力始終存在。在漢初的休養生息中，他們的經濟實力得到很大的增強，西漢中期以後這部分人的政治勢力也隨之迅速發展起來。至於秦漢當朝的宗室貴族和大官僚，更是依仗特權地位，在政治上大權在握，在經濟上占有大量土地，掠奪大量財富，在地方上形成大大小小的勢力，橫行鄉裏，違法逾製。
西漢中期以後，豪強地主的勢力膨脹發展起來，甚至與官府分庭抗禮，決定封建政府的命運，如東漢政府就是在豪強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東漢王朝建立以後劉秀曾大封功臣３６５人，這些人都是支持劉秀建立東漢的各地豪強地主。這些功臣，加上外戚４５人，一共是４１０人，他們與宗室皇族合在一起，形成勢力極大的政治集團，構成了東漢豪強地主的核心。東漢皇室的嫁娶大體不出這個集團的範圍，重要的官職也基本上從中選取。如劉秀的功臣鄧禹家族在東漢一朝有２９人封侯、２人稱公，大將軍以下１３人，中二千石１４人，列校２２人，州牧、郡守４８人，任其他一般官職（侍中、將、大夫、郎、謁者）更是數不勝數。豪強地主勢力一直左右著東漢政府。例如，光武帝劉秀為加強中央集權曾實行“度田”，以清查全國土地、人口，結果由於遭到豪強地主的強烈反對，最終隻得不了了之。而從和帝以後，宦官、外戚交替執政、互相傾軋的背後，實際上都有地方豪強地主的支持。
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豪強地主勢力更加迅猛地發展起來。三國曹魏政權為了保證世家大族能夠長期操縱政權，實行了一種特殊的選官製度———“九品中正製”。其主要內容是，在各州、郡、縣等地方政府設置“中正官”，由他們負責察訪本地的士人，分別評定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九級，叫做“九品”。中正官在評定人物等級的時候，主要考慮他們祖先做過什麽大官，有幾代人做官，謂之“家世”，也稱“品”，然後再看本人的才德，謂之“狀”。中正官根據被評者的“品狀”劃分出品級，向主管選吏的吏部推薦。吏部根據中正官的報告，依品授官，名列高品的做大官，名列下品隻能做小官。已經授官的，定期由中正官負責向吏部推薦升降。九品中正製實行之初，中正官還比較注意社會輿論，因此曾選出一批比較有才幹的人。但是，由於擔任中正官的都是世家大族的代表，他們在品評人才的時候有意偏向世族，壓製寒門，這樣逐漸造成品評中“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現象，最終在地主階級中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士族階層。
在當時，隻有祖輩都做大官的人才被承認世族身份，高級官吏的選拔都局限在他們中間，於是很快形成“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世代相傳、等級森嚴的門閥製度。士族地主與下層庶族地主（亦稱“寒門地主”）之間界限分明，庶族地主不僅政治上受歧視，隻能擔任小官、小吏，而且在社會生活中被嚴格禁止與士族交往、通婚等。
士族地主的特征是：政治上享有特權，經濟上占有大量土地和私人隱匿人口，軍事上擁有私人武裝，並建立堡壘自保，在地方上魚肉鄉裏，稱王稱霸。由於他們世代為高官，所以也稱為“世族地主”，如弘農（在今陝西）的楊氏，自楊震、楊秉、楊賜到楊彪，四代作太尉；汝南（今河南商水西南）的袁氏，從袁安到袁隗，四世中有５人作三公。再由於他們從中央到地方都擁有很大的勢力，所以也稱“勢族地主”。又由於他們是當時的文化階層，所以又稱為“士族地主”。還由於他們組成了一個又一個以血緣為核心的家族團體，所以亦稱“氏族地主”。士族地主往往聚族而居，有的大族十幾代不分離，上百年都居住在同一個地區，死後就埋葬在家族的墓地。這樣的墓地今天有出土，有的綿延達２００多年之久。
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地主是地主階級中具有特殊身份的豪族大姓。這個時期各個王朝的建立必須得到他們的支持，否則根本沒法立足。甚至北方少數民族建立政權時也必須順應魏晉以來的政治潮流，盡可能地獲取漢族士族的支持。當時，士族地主不僅是各個王朝立國的政治基礎，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王朝的延續。如東晉時經常有士家大族起來造反，但是由於各個大族之間勢力相對平衡，相互牽製，所以東晉得以度過一次又一次統治危機，維持了１０４年。
前一章已講，士族地主是中國古代地主階級中最為腐朽荒淫的一個階層。到魏晉南北朝末期，士族地主已經走向下坡路，隋唐時期士族地主的挽歌越奏越響。首先是隋末農民起義給予士族地主致命的一擊。據記載，起義軍“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因而到唐朝初年，許多門閥大族都衰落了，在經濟上“身未免於貧賤”，在政治上“官爵陵替”，威風大不如從前了。其次，隋唐政府采取一係列政策，進一步打擊士族地主勢力。如在經濟上推行均田製，限製士族地主的土地兼並，抑製其勢力的發展；在政治上實行“崇重今朝冠冕”政策，隻看今朝政治地位，不再看家世。如武則天下令，一律以官職高下為標準，分成九等，官至五品者，皆升列士族。於是，從士兵出身立軍功至五品者，也可以跟過去的士家大族並列在一個等級中間，嚴重破壞了士族地主的內部結構。另外，通過重修 《氏族誌》，再從根子上破壞士族地主的體係。如唐太宗李世民重編 《氏族誌》 時，將皇族李氏提為第一等，而將山東老牌士族崔氏抑為第三等。山東士族是漢魏以來的傳統勢力，社會地位最高，李氏來自關隴士族，地位較低。唐太宗李世民此舉打破了幾百年來士族製的傳統，動搖了士族製度的命根子。唐高宗李治時，武則天重修 《氏族誌》，改稱 《姓氏錄》。武則天的父親原是木材商人，唐初曾任工部尚書，後死在荊州都督任上，根本不屬士族地主階層，但她下令武家位列士族榜第一等，並將以前的舊士族壓得更低，這樣士族階層的“純潔性”遭到更為嚴重的破壞。
唐末農民大起義是對士族地主進行的最後一擊，在這次起義中大量士族地主死於非命。詩人韋莊在 《秦婦吟》 裏曾描寫，黃巢進入長安後，沒有逃跑的貴族幾乎全部被殺，“天街踏盡公卿骨”，官僚、貴族所受的打擊之重可見一斑。黃巢大起義之後，在中國曆史上活躍了１０００年左右的士族地主終於退出了曆史舞台。鄭樵在 《通誌》 中說，自五代以後，“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足見士族地主勢力及門第製度和觀念都已從曆史上消失了。
（二）庶族地主成為曆史舞台上的主人翁
與士族地主衰落的同時，庶族地主逐漸成為曆史舞台上的主人翁，占據顯赫職位。隋唐時期，庶族地主進入高層管理機構主要有兩個途徑：一個是非常規的，由皇帝直接從寒門中提拔；另一個是常規的，通過參加科舉考試脫穎而出。
唐太宗李世民曾極力選拔寒門精英出任中央要職，貞觀名臣中不少都是出身低微者。如魏徵少孤貧，曾為道士，官至秘書監，參與朝政；戴胄出身錄事，官至戶部尚書，參與朝政；馬周起自布衣，官至中書令；尉遲恭出身鐵匠，官至襄州都督；秦瓊出身小軍官，官至左武衛大將軍；而張亮則幹脆出身於農民之家，最後官至刑部尚書。
科舉製由隋朝開始創設。隋文帝楊堅廢除曹魏以來的九品中正製，於開皇七年（公元５８７年）設立誌行修謹、清平幹濟２ 科，此為科舉製之雛形。以後，隋煬帝楊廣設置進士科，科舉製正式誕生。唐朝時，於進士科之外，複置秀才、明經、明法、明書、明算諸科，又有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道舉等科。考試及第（亦稱“登科”）後，還要參加吏部複試———釋褐試；複試通過後，經尚書省、門下省審核方可授職做官。武則天創行殿試，規定考取者還要由她親自口試。武則天還增設武舉，給習武之人開辟了一條出路。另外，由皇帝特詔舉行的考試科目稱“製科”，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等，錄取者優予官職。科舉製的施行，使大批地主階級的中下層士子被選拔進統治集團。有一次，唐太宗到端門看到新進士排著隊出來，高興地說：“天下英雄都到我這來了。”據記載，在貞觀２３年時間中，共錄進士２０５人，而在高宗和武則天統治的５５年中，據不完全記錄，進士就有１０００多人。
隋唐時期庶族寒士的參政具有如戰國秦漢時期新興地主階級剛剛奪取政權、統一中國一般的心氣———在被壓抑了數百年後，終於可以在曆史舞台上一展自己的才華了。他們以飽滿的激情、高昂的興致，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在當時國力蒸蒸日上的大背景下，他們對自己的前途和未來充滿了自信，心中湧動著一瀉千裏的熱情和興奮，因此賦予隋唐文化一種明朗、高亢、奔放、充滿激情的時代氣質。
三、社會經濟高度發展
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高峰期。這一時期，生產力發展水平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標誌是曲轅犁和筒車在農業生產中的使用。曲轅犁亦稱“江東犁”，由１１個部件構成，較之以前的犁有三大改進：一是將直轅改成曲轅；二是增裝了犁評；三是增裝了犁壁。直轅改成曲轅，縮短了犁的長度，減輕了重量，便於靈活操作，而且更能大大節省氣力；增裝犁評，可以控製犁地的深淺，適應深耕或淺耕的不同需要；增裝犁壁，可以將犁镵（犁頭）翻起的土推到一旁，減少犁地時所受的阻力，提高耕地的速度。這種犁在今天一些農村地區還能見到它的影子。筒車是灌溉器具，實際上就是式樣各異的水車。水車輪四周綁縛著竹筒、木筒，利用水力帶動水車輪轉動將水連續不斷地澆灌到農田裏，其功效較之人力灌溉大為提高。
生產力的提高必然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這從隋唐豐富的糧食儲備即可看出。隋朝著名的大糧倉有：大興（隋京城，即今西安）的太倉，東都（洛陽）的洛口倉、回洛倉、含嘉倉，華州（今陝西華縣）的永豐倉，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的常平倉等。儲糧多的２４００多萬石，少的也有幾百萬石。唐太宗李世民曾說：到隋文帝末年，天下儲備足夠國家五六十年的支出。而唐朝鼎盛時的玄宗天寶八載（公元７４９年），政府糧倉中儲存的糧食竟達９６００萬石，當時的人口也不過近５３００萬人。唐朝詩人杜甫曾在 《憶昔》 詩中描繪盛唐的繁榮：“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絝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詩中雖有過溢之辭，但還是從一個側麵反映出當時農業生產發展、糧食產量豐富、物價便宜、交通發達的情況。
１９７１年，考古工作者對位於今河南洛陽市北的含嘉倉進行了發掘。這個隋唐時期著名的糧倉，占地麵積十分廣大，東西長６００餘米，南北長７００餘米，共有糧窖４００多個；最大的糧窖可藏糧一萬數千石（唐朝一石約等於今６０公斤），小的可藏糧數千石，共儲糧近６００萬石。
當時經濟的富足還表現在隋煬帝楊廣無比好大喜功的種種行徑上。隋煬帝營建東都洛陽時，皇宮用的柱梁遠從今江西運去。一根大柱要用兩千人拉，運到洛陽需要數十萬工。他在洛陽西郊修建了一座大花園，名“西苑”，周圍２００裏。西苑裏的奇花異草、珍禽怪獸，多從南方各地收羅，耗費了大量財力和人力。他曾三遊江都（今江蘇揚州），隨行的王公貴族、官員、宮妃和僧尼道士一二十萬人，乘坐數千條豪華富麗的大船，船頭船尾銜接，有２００多裏長，光拉纖的壯丁就有８萬多人，兩岸還有大隊騎兵護送，沿途５００裏內的百姓都要貢獻珍貴食品，吃不完的，出發前統統埋掉。隋煬帝還連續３次發動侵略高麗的戰爭。第一次出兵１００多萬，結果全軍覆沒，逃回國內的殘兵隻剩下２７００人。三次出兵，負責運送軍糧的民伕最多時達１３０萬，途中被折磨死的不計其數，屍體遺棄路旁，滿路臭穢。為了誇耀自己的國力富強，隋煬帝還有一些可笑之舉。如西域商人來隋朝做生意，他下令裝飾洛陽市場，用繒帛把樹纏上。西域人看了，驚愕地問：“中國也有許多貧窮的衣不蔽體的人，為什麽不把這些繒帛發給他們做衣裳，把它們纏在樹上做什麽？”中國官員無言以對。隋煬帝的這些行徑對隋朝統治造成嚴重危害，也給他自己帶來滅頂之災，但從另一方麵體現出當時中國的富庶。
隋唐時期的手工業、商業經濟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如唐朝最發達的手工業部門之一的絲織業，生產出的絹，一匹長４丈，卻隻有半兩重。在甘肅敦煌千佛洞中曾發現一種唐代的幡，用絹製成，幾乎是透明的，掛在門前不阻礙光線，而且幡的兩麵都有彩線繡的圖畫，工藝之精，令人驚歎。當時還有一種比絹還輕的薄紗，是最輕的紡織品，拿在手裏輕若無物。再如“唐三彩”，既是唐代陶瓷工藝的新成果，也是我國古代工藝美術品的典型品種之一。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唐代的商業經濟也得到很快發展，如出現了專供客商存貨、交易和居住的邸店，專供客商寄存錢財的櫃坊，還有類似今天匯票的飛錢（亦稱“便換”）等。
四、政治統治經驗豐富
隋唐時期的統治者，尤其唐朝前期的統治者，實行了較之曆史上任何時期都要“開明”的政治統治。如實行均田製，把國家掌握的官田、無主地、荒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一部分農民，讓他們既有土地耕種，還有土地留傳給子孫，同時對豪強地主過多占有土地進行限製。另外，通過實行租庸調稅法，減輕農民的賦稅、徭役負擔，改善百姓的處境，等等。這一時期，有著比較清醒的政治頭腦、竭力想取得理想政績的皇帝一個接著一個，如隋文帝楊堅（公元５４１—６０４年）、唐太宗李世民（公元５９８—６４９年）、則天大聖周皇帝武則天（公元６２４—７０５年）、唐玄宗李隆基（公元６８５—７６２年）等。他們的“開明”統治，也促成了隋唐文化向隆盛發展。
隋文帝楊堅於公元５８１年到６０４年在位，在曆史上屬於“一代雄主”。他在位期間不僅結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麵，重新統一了中國，而且狠狠打擊了豪強地主勢力。他曾進行多方麵的改革，如確立三省六部製，簡化地方行政機構，加強中央集權製度，以及擴大墾田麵積，免除鹽酒商稅，等等。這些舉措不僅促進了隋朝政權的穩固發展，而且為文化的隆盛奠定了政治基礎。他對子女要求非常嚴格，其子秦王楊浚生活奢侈，違製發放高利貸，楊堅立刻將其罷免。丞相楊素求情，隋文帝說不能因自己的兒子廢法。隋文帝還提倡節儉，他的車馬用具壞了，隻許修補，不許更換新的；平時吃飯隻許上一個葷菜；後宮宮女的衣服髒了、破了，想辦法縫補好再穿，禁止隨意做新衣裳。
唐太宗李世民於公元６２６年到６４９年在位，更是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２８歲當皇帝，５１歲去世，在位２４年。由於他曾親自參加過推翻隋朝的戰爭，親眼見過、親身體會過農民起義的巨大威力，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經常以隋亡為戒，能夠比較清醒地接受臣下的進諫。由於李世民比較好地借鑒了以前統治者失敗的教訓，在位期間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所以在他統治期間不僅封建政治比較清明，而且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也比較快，社會秩序也比較安定，從而為唐朝的強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後世史家將他統治的時期譽為“貞觀之治”，成為被後世羨慕的“治世”。李世民也因此成為中國封建帝王中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則天大聖周皇帝武則天於公元６９０年到７０５年在位，是中國曆史上唯一正式登基的女皇帝。實際上，從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６５５ 年）被立為皇後起，她就開始參與朝政，並很快就與唐高宗李治並稱為“二聖”，掌握最高權力。在武則天實際掌權的４０年間，其所做出的成績，不僅不比那些男性統治者差，而且還超過絕大多數男性皇帝。如她所任用的宰相狄仁傑、姚崇、宋璟、張柬之等人，不僅在唐朝，即使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都可稱得上是“賢相”。正是在這些人的輔佐下，武則天才取得了讓後世史家和政治家都無可奈何的驕人成績。武則天基本上繼承了唐太宗李世民所確立的對農民讓步的政策，並鞏固了唐朝的政治統治，使唐朝的國力繼續增強。
唐玄宗李隆基於公元７１２年到７５６年在位，即位時２７歲，也是一位少年天子。在其統治的前半程，他能夠勵精圖治，銳意改革，先後任用名相姚崇、宋璟等人，整頓武周後期以來的弊政，推動了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麵，被後世史家讚譽為“開元之治”。在他統治期間，唐朝發展到極盛。
當然，光有“明君”顯然還不夠，伴隨在他們左右的還有許多名臣賢相。隋唐時期名臣賢相人數眾多，他們當中很多人在曆史上都是數得著的人才。正是在這些名臣賢相的輔佐下，隋唐的“明君”們才會取得較好的政績。隋唐的名臣賢相，著名的有以下一些。
高熲（？—公元６０７ 年），隋文帝名臣，任尚書仆射，執掌朝政。先後推薦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人為將相。滅南朝陳時，楊廣任元帥，他任元帥長史，主持軍事。
魏徵（公元５８０—６４３年），貞觀名臣，以秘書監之職參與朝政，校定秘府圖籍。後一度任侍中，封鄭國公。他曾陳諫二百餘事，提醒太宗“兼聽則明，偏聽則諳”、“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等。
長孫無忌（？—公元６５９年），貞觀名臣，唐太宗長孫皇後兄。他參與決策發動玄武門之變，幫助唐太宗殺死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齊王李元吉，奪取帝位。他以皇親及元勳地位曆任尚書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職，封趙國公。他博涉經史，常以天命安危自任，悉心奉國。
房玄齡（公元５７９—６４８年），貞觀名臣，參與玄武門之變，幫助唐太宗奪取帝位，而後曆任中書令、尚書左仆射，長期執政。他善謀劃，在職夙夜勤政，不以己長望人，聞人善若己有之，是唐太宗的重要助手，封梁國公。
杜如晦（公元５８５—６３０年），貞觀名臣，累官至尚書左仆射。他臨機善斷，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訂定各種典章製度，時人合稱“房杜”。
李靖（公元５７１—６４９年），貞觀名將，軍事家，曆任兵部尚書、尚書右仆射等職，先後擊敗東突厥、吐穀渾，封衛國公。
狄仁傑（公元６３０—７００年），武後名相。他擅斷冤獄，時稱“平恕”，還以不畏權勢著稱，曾勸止武則天建造大佛像。他推薦的張柬之、姚崇等數十人，後來都成為名臣。
張柬之（公元６２５—７０６年），武周後期宰相。神龍元年（公元７０５年），他領導發動政變，恢複李唐江山。
姚崇（公元６５０—７２１年），曆任武後、睿宗、玄宗宰相。玄宗時糾正當時不敢捕殺蝗蟲的陋俗，推行焚埋之法，減輕了災情。後引宋璟自代，史稱“姚宋”。
宋璟（公元６６３—７３７年），武後重臣，玄宗時繼姚崇居相位。他能革除前弊，選拔人才，還主張寬賦役，省刑罰，禁銷惡錢，選擇人才，使百官稱職。
張九齡（公元６７８—７４０年），開元名相，主張不循賞格選拔人才。玄宗怠於政治，他常評論得失。
如此眾多的明君賢相，幾乎可以說是史所僅見。
一、民族融合繼續發展
隋唐時期，魏晉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成果已突出顯現出來，匈奴、鮮卑、羯、氐等北方少數民族已與漢族徹底融合，這些族名也都變成了曆史名詞，所以隋唐文化帶有相當濃厚的“胡味”。實際上，隋唐兩朝的皇族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結晶，具有少數民族血統。如隋文帝楊堅的母親、妻子都是鮮卑人，李世民的母親也為鮮卑人。因此，這一時期發生的隋煬帝楊廣霸占兄嫂，唐高宗李治迎娶寡母，唐玄宗李隆基強搶兒媳，乃至武則天的女人稱帝等，或多或少地都是受到胡文化影響的結果。
這一時期民族融合的規模雖不及魏晉南北朝時期，但仍有新的發生。如唐太宗李世民打敗東突厥後，將１０萬降眾安置在東起幽州（今北京）、西至靈州（今甘肅靈武）一帶，並封突厥貴族１００多人為將軍、中郎將等五品以上官職，入居長安的突厥人將近１萬家。這些突厥人後來逐漸漢化，與漢族融合了。另外，當時活動今內外蒙古和新疆天山一帶的回紇族與唐朝往來極為密切，來唐經商的常達千人，有的甚至遠及長江和珠江流域。他們中有不少人在長安建造房屋，與漢族通婚，娶妻生子。
為了團結少數民族，唐朝曾將“李”姓大量賜予少數民族的上層貴族，如唐玄宗曾賜黑水靺鞨首領姓“李”。１１世紀初建立西夏的黨項族首領李元昊的“李”姓，也來自其祖上所得到的唐朝賜姓。唐朝這種大規模的賜姓，對促進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融合具有重大意義。“李”姓在今天成為中國數一數二的大姓，其淵源就在唐朝。
胡漢文化的融合，使隋唐文化顯得格外有生氣，並充滿了尚武的精神。如韋應物的詩《寄。當》：“丈夫當為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斑。”男子漢大丈夫的英勇氣概直衝雲霄，令人回腸蕩氣，格外振奮。這種文化精神，加上經濟、政治上的積極因素，使唐朝得以廣拓疆土，不僅先後滅亡東、西突厥和薛延陀，並且降服吐穀渾、回紇、吐蕃、南昭、靺鞨等強悍部族。更重要的是，這種積極進取、英姿勃發的氣質推動了隋唐文化隆盛的實現。
二、地主階級結構發生深刻變化
隋唐時期地主階級結構發生深刻變化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世族製遭到破壞，門閥地主勢力衰落；另一方麵庶族地主成為曆史舞台上的主人翁。
（一）世族門閥地主勢力的衰落
自秦漢以來，地主階級分成兩個階層：士族地主、庶族地主。士族地主的前身是秦漢時期的“豪強地主”，來源有兩個：一是戰國六國舊貴族之後；另一是秦漢當朝的宗室貴族和大官僚，尤其是西漢初年起自布衣的新貴。
戰國六國舊貴族雖然隨著秦朝的統一而亡了國，在政治上暫時失去了權力，但在經濟上還有很大的勢力。秦及漢初的統治者出於穩固統治的需要曾對他們進行打擊，如實行“遷豪”政策，將他們遷離勢力盤根錯節的舊地，減少他們對中央集權製的威脅。但是，由於他們與秦漢當朝者同屬統治階級，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秦漢統治者對他們既有打擊的一麵，又有安撫的一麵，使他們的勢力始終存在。在漢初的休養生息中，他們的經濟實力得到很大的增強，西漢中期以後這部分人的政治勢力也隨之迅速發展起來。至於秦漢當朝的宗室貴族和大官僚，更是依仗特權地位，在政治上大權在握，在經濟上占有大量土地，掠奪大量財富，在地方上形成大大小小的勢力，橫行鄉裏，違法逾製。
西漢中期以後，豪強地主的勢力膨脹發展起來，甚至與官府分庭抗禮，決定封建政府的命運，如東漢政府就是在豪強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東漢王朝建立以後劉秀曾大封功臣３６５人，這些人都是支持劉秀建立東漢的各地豪強地主。這些功臣，加上外戚４５人，一共是４１０人，他們與宗室皇族合在一起，形成勢力極大的政治集團，構成了東漢豪強地主的核心。東漢皇室的嫁娶大體不出這個集團的範圍，重要的官職也基本上從中選取。如劉秀的功臣鄧禹家族在東漢一朝有２９人封侯、２人稱公，大將軍以下１３人，中二千石１４人，列校２２人，州牧、郡守４８人，任其他一般官職（侍中、將、大夫、郎、謁者）更是數不勝數。豪強地主勢力一直左右著東漢政府。例如，光武帝劉秀為加強中央集權曾實行“度田”，以清查全國土地、人口，結果由於遭到豪強地主的強烈反對，最終隻得不了了之。而從和帝以後，宦官、外戚交替執政、互相傾軋的背後，實際上都有地方豪強地主的支持。
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豪強地主勢力更加迅猛地發展起來。三國曹魏政權為了保證世家大族能夠長期操縱政權，實行了一種特殊的選官製度———“九品中正製”。其主要內容是，在各州、郡、縣等地方政府設置“中正官”，由他們負責察訪本地的士人，分別評定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九級，叫做“九品”。中正官在評定人物等級的時候，主要考慮他們祖先做過什麽大官，有幾代人做官，謂之“家世”，也稱“品”，然後再看本人的才德，謂之“狀”。中正官根據被評者的“品狀”劃分出品級，向主管選吏的吏部推薦。吏部根據中正官的報告，依品授官，名列高品的做大官，名列下品隻能做小官。已經授官的，定期由中正官負責向吏部推薦升降。九品中正製實行之初，中正官還比較注意社會輿論，因此曾選出一批比較有才幹的人。但是，由於擔任中正官的都是世家大族的代表，他們在品評人才的時候有意偏向世族，壓製寒門，這樣逐漸造成品評中“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現象，最終在地主階級中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士族階層。
在當時，隻有祖輩都做大官的人才被承認世族身份，高級官吏的選拔都局限在他們中間，於是很快形成“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世代相傳、等級森嚴的門閥製度。士族地主與下層庶族地主（亦稱“寒門地主”）之間界限分明，庶族地主不僅政治上受歧視，隻能擔任小官、小吏，而且在社會生活中被嚴格禁止與士族交往、通婚等。
士族地主的特征是：政治上享有特權，經濟上占有大量土地和私人隱匿人口，軍事上擁有私人武裝，並建立堡壘自保，在地方上魚肉鄉裏，稱王稱霸。由於他們世代為高官，所以也稱為“世族地主”，如弘農（在今陝西）的楊氏，自楊震、楊秉、楊賜到楊彪，四代作太尉；汝南（今河南商水西南）的袁氏，從袁安到袁隗，四世中有５人作三公。再由於他們從中央到地方都擁有很大的勢力，所以也稱“勢族地主”。又由於他們是當時的文化階層，所以又稱為“士族地主”。還由於他們組成了一個又一個以血緣為核心的家族團體，所以亦稱“氏族地主”。士族地主往往聚族而居，有的大族十幾代不分離，上百年都居住在同一個地區，死後就埋葬在家族的墓地。這樣的墓地今天有出土，有的綿延達２００多年之久。
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地主是地主階級中具有特殊身份的豪族大姓。這個時期各個王朝的建立必須得到他們的支持，否則根本沒法立足。甚至北方少數民族建立政權時也必須順應魏晉以來的政治潮流，盡可能地獲取漢族士族的支持。當時，士族地主不僅是各個王朝立國的政治基礎，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王朝的延續。如東晉時經常有士家大族起來造反，但是由於各個大族之間勢力相對平衡，相互牽製，所以東晉得以度過一次又一次統治危機，維持了１０４年。
前一章已講，士族地主是中國古代地主階級中最為腐朽荒淫的一個階層。到魏晉南北朝末期，士族地主已經走向下坡路，隋唐時期士族地主的挽歌越奏越響。首先是隋末農民起義給予士族地主致命的一擊。據記載，起義軍“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因而到唐朝初年，許多門閥大族都衰落了，在經濟上“身未免於貧賤”，在政治上“官爵陵替”，威風大不如從前了。其次，隋唐政府采取一係列政策，進一步打擊士族地主勢力。如在經濟上推行均田製，限製士族地主的土地兼並，抑製其勢力的發展；在政治上實行“崇重今朝冠冕”政策，隻看今朝政治地位，不再看家世。如武則天下令，一律以官職高下為標準，分成九等，官至五品者，皆升列士族。於是，從士兵出身立軍功至五品者，也可以跟過去的士家大族並列在一個等級中間，嚴重破壞了士族地主的內部結構。另外，通過重修 《氏族誌》，再從根子上破壞士族地主的體係。如唐太宗李世民重編 《氏族誌》 時，將皇族李氏提為第一等，而將山東老牌士族崔氏抑為第三等。山東士族是漢魏以來的傳統勢力，社會地位最高，李氏來自關隴士族，地位較低。唐太宗李世民此舉打破了幾百年來士族製的傳統，動搖了士族製度的命根子。唐高宗李治時，武則天重修 《氏族誌》，改稱 《姓氏錄》。武則天的父親原是木材商人，唐初曾任工部尚書，後死在荊州都督任上，根本不屬士族地主階層，但她下令武家位列士族榜第一等，並將以前的舊士族壓得更低，這樣士族階層的“純潔性”遭到更為嚴重的破壞。
唐末農民大起義是對士族地主進行的最後一擊，在這次起義中大量士族地主死於非命。詩人韋莊在 《秦婦吟》 裏曾描寫，黃巢進入長安後，沒有逃跑的貴族幾乎全部被殺，“天街踏盡公卿骨”，官僚、貴族所受的打擊之重可見一斑。黃巢大起義之後，在中國曆史上活躍了１０００年左右的士族地主終於退出了曆史舞台。鄭樵在 《通誌》 中說，自五代以後，“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足見士族地主勢力及門第製度和觀念都已從曆史上消失了。
（二）庶族地主成為曆史舞台上的主人翁
與士族地主衰落的同時，庶族地主逐漸成為曆史舞台上的主人翁，占據顯赫職位。隋唐時期，庶族地主進入高層管理機構主要有兩個途徑：一個是非常規的，由皇帝直接從寒門中提拔；另一個是常規的，通過參加科舉考試脫穎而出。
唐太宗李世民曾極力選拔寒門精英出任中央要職，貞觀名臣中不少都是出身低微者。如魏徵少孤貧，曾為道士，官至秘書監，參與朝政；戴胄出身錄事，官至戶部尚書，參與朝政；馬周起自布衣，官至中書令；尉遲恭出身鐵匠，官至襄州都督；秦瓊出身小軍官，官至左武衛大將軍；而張亮則幹脆出身於農民之家，最後官至刑部尚書。
科舉製由隋朝開始創設。隋文帝楊堅廢除曹魏以來的九品中正製，於開皇七年（公元５８７年）設立誌行修謹、清平幹濟２ 科，此為科舉製之雛形。以後，隋煬帝楊廣設置進士科，科舉製正式誕生。唐朝時，於進士科之外，複置秀才、明經、明法、明書、明算諸科，又有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道舉等科。考試及第（亦稱“登科”）後，還要參加吏部複試———釋褐試；複試通過後，經尚書省、門下省審核方可授職做官。武則天創行殿試，規定考取者還要由她親自口試。武則天還增設武舉，給習武之人開辟了一條出路。另外，由皇帝特詔舉行的考試科目稱“製科”，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等，錄取者優予官職。科舉製的施行，使大批地主階級的中下層士子被選拔進統治集團。有一次，唐太宗到端門看到新進士排著隊出來，高興地說：“天下英雄都到我這來了。”據記載，在貞觀２３年時間中，共錄進士２０５人，而在高宗和武則天統治的５５年中，據不完全記錄，進士就有１０００多人。
隋唐時期庶族寒士的參政具有如戰國秦漢時期新興地主階級剛剛奪取政權、統一中國一般的心氣———在被壓抑了數百年後，終於可以在曆史舞台上一展自己的才華了。他們以飽滿的激情、高昂的興致，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在當時國力蒸蒸日上的大背景下，他們對自己的前途和未來充滿了自信，心中湧動著一瀉千裏的熱情和興奮，因此賦予隋唐文化一種明朗、高亢、奔放、充滿激情的時代氣質。
三、社會經濟高度發展
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高峰期。這一時期，生產力發展水平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標誌是曲轅犁和筒車在農業生產中的使用。曲轅犁亦稱“江東犁”，由１１個部件構成，較之以前的犁有三大改進：一是將直轅改成曲轅；二是增裝了犁評；三是增裝了犁壁。直轅改成曲轅，縮短了犁的長度，減輕了重量，便於靈活操作，而且更能大大節省氣力；增裝犁評，可以控製犁地的深淺，適應深耕或淺耕的不同需要；增裝犁壁，可以將犁镵（犁頭）翻起的土推到一旁，減少犁地時所受的阻力，提高耕地的速度。這種犁在今天一些農村地區還能見到它的影子。筒車是灌溉器具，實際上就是式樣各異的水車。水車輪四周綁縛著竹筒、木筒，利用水力帶動水車輪轉動將水連續不斷地澆灌到農田裏，其功效較之人力灌溉大為提高。
生產力的提高必然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這從隋唐豐富的糧食儲備即可看出。隋朝著名的大糧倉有：大興（隋京城，即今西安）的太倉，東都（洛陽）的洛口倉、回洛倉、含嘉倉，華州（今陝西華縣）的永豐倉，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的常平倉等。儲糧多的２４００多萬石，少的也有幾百萬石。唐太宗李世民曾說：到隋文帝末年，天下儲備足夠國家五六十年的支出。而唐朝鼎盛時的玄宗天寶八載（公元７４９年），政府糧倉中儲存的糧食竟達９６００萬石，當時的人口也不過近５３００萬人。唐朝詩人杜甫曾在 《憶昔》 詩中描繪盛唐的繁榮：“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絝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詩中雖有過溢之辭，但還是從一個側麵反映出當時農業生產發展、糧食產量豐富、物價便宜、交通發達的情況。
１９７１年，考古工作者對位於今河南洛陽市北的含嘉倉進行了發掘。這個隋唐時期著名的糧倉，占地麵積十分廣大，東西長６００餘米，南北長７００餘米，共有糧窖４００多個；最大的糧窖可藏糧一萬數千石（唐朝一石約等於今６０公斤），小的可藏糧數千石，共儲糧近６００萬石。
當時經濟的富足還表現在隋煬帝楊廣無比好大喜功的種種行徑上。隋煬帝營建東都洛陽時，皇宮用的柱梁遠從今江西運去。一根大柱要用兩千人拉，運到洛陽需要數十萬工。他在洛陽西郊修建了一座大花園，名“西苑”，周圍２００裏。西苑裏的奇花異草、珍禽怪獸，多從南方各地收羅，耗費了大量財力和人力。他曾三遊江都（今江蘇揚州），隨行的王公貴族、官員、宮妃和僧尼道士一二十萬人，乘坐數千條豪華富麗的大船，船頭船尾銜接，有２００多裏長，光拉纖的壯丁就有８萬多人，兩岸還有大隊騎兵護送，沿途５００裏內的百姓都要貢獻珍貴食品，吃不完的，出發前統統埋掉。隋煬帝還連續３次發動侵略高麗的戰爭。第一次出兵１００多萬，結果全軍覆沒，逃回國內的殘兵隻剩下２７００人。三次出兵，負責運送軍糧的民伕最多時達１３０萬，途中被折磨死的不計其數，屍體遺棄路旁，滿路臭穢。為了誇耀自己的國力富強，隋煬帝還有一些可笑之舉。如西域商人來隋朝做生意，他下令裝飾洛陽市場，用繒帛把樹纏上。西域人看了，驚愕地問：“中國也有許多貧窮的衣不蔽體的人，為什麽不把這些繒帛發給他們做衣裳，把它們纏在樹上做什麽？”中國官員無言以對。隋煬帝的這些行徑對隋朝統治造成嚴重危害，也給他自己帶來滅頂之災，但從另一方麵體現出當時中國的富庶。
隋唐時期的手工業、商業經濟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如唐朝最發達的手工業部門之一的絲織業，生產出的絹，一匹長４丈，卻隻有半兩重。在甘肅敦煌千佛洞中曾發現一種唐代的幡，用絹製成，幾乎是透明的，掛在門前不阻礙光線，而且幡的兩麵都有彩線繡的圖畫，工藝之精，令人驚歎。當時還有一種比絹還輕的薄紗，是最輕的紡織品，拿在手裏輕若無物。再如“唐三彩”，既是唐代陶瓷工藝的新成果，也是我國古代工藝美術品的典型品種之一。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唐代的商業經濟也得到很快發展，如出現了專供客商存貨、交易和居住的邸店，專供客商寄存錢財的櫃坊，還有類似今天匯票的飛錢（亦稱“便換”）等。
四、政治統治經驗豐富
隋唐時期的統治者，尤其唐朝前期的統治者，實行了較之曆史上任何時期都要“開明”的政治統治。如實行均田製，把國家掌握的官田、無主地、荒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一部分農民，讓他們既有土地耕種，還有土地留傳給子孫，同時對豪強地主過多占有土地進行限製。另外，通過實行租庸調稅法，減輕農民的賦稅、徭役負擔，改善百姓的處境，等等。這一時期，有著比較清醒的政治頭腦、竭力想取得理想政績的皇帝一個接著一個，如隋文帝楊堅（公元５４１—６０４年）、唐太宗李世民（公元５９８—６４９年）、則天大聖周皇帝武則天（公元６２４—７０５年）、唐玄宗李隆基（公元６８５—７６２年）等。他們的“開明”統治，也促成了隋唐文化向隆盛發展。
隋文帝楊堅於公元５８１年到６０４年在位，在曆史上屬於“一代雄主”。他在位期間不僅結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麵，重新統一了中國，而且狠狠打擊了豪強地主勢力。他曾進行多方麵的改革，如確立三省六部製，簡化地方行政機構，加強中央集權製度，以及擴大墾田麵積，免除鹽酒商稅，等等。這些舉措不僅促進了隋朝政權的穩固發展，而且為文化的隆盛奠定了政治基礎。他對子女要求非常嚴格，其子秦王楊浚生活奢侈，違製發放高利貸，楊堅立刻將其罷免。丞相楊素求情，隋文帝說不能因自己的兒子廢法。隋文帝還提倡節儉，他的車馬用具壞了，隻許修補，不許更換新的；平時吃飯隻許上一個葷菜；後宮宮女的衣服髒了、破了，想辦法縫補好再穿，禁止隨意做新衣裳。
唐太宗李世民於公元６２６年到６４９年在位，更是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２８歲當皇帝，５１歲去世，在位２４年。由於他曾親自參加過推翻隋朝的戰爭，親眼見過、親身體會過農民起義的巨大威力，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經常以隋亡為戒，能夠比較清醒地接受臣下的進諫。由於李世民比較好地借鑒了以前統治者失敗的教訓，在位期間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所以在他統治期間不僅封建政治比較清明，而且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也比較快，社會秩序也比較安定，從而為唐朝的強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後世史家將他統治的時期譽為“貞觀之治”，成為被後世羨慕的“治世”。李世民也因此成為中國封建帝王中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則天大聖周皇帝武則天於公元６９０年到７０５年在位，是中國曆史上唯一正式登基的女皇帝。實際上，從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６５５ 年）被立為皇後起，她就開始參與朝政，並很快就與唐高宗李治並稱為“二聖”，掌握最高權力。在武則天實際掌權的４０年間，其所做出的成績，不僅不比那些男性統治者差，而且還超過絕大多數男性皇帝。如她所任用的宰相狄仁傑、姚崇、宋璟、張柬之等人，不僅在唐朝，即使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都可稱得上是“賢相”。正是在這些人的輔佐下，武則天才取得了讓後世史家和政治家都無可奈何的驕人成績。武則天基本上繼承了唐太宗李世民所確立的對農民讓步的政策，並鞏固了唐朝的政治統治，使唐朝的國力繼續增強。
唐玄宗李隆基於公元７１２年到７５６年在位，即位時２７歲，也是一位少年天子。在其統治的前半程，他能夠勵精圖治，銳意改革，先後任用名相姚崇、宋璟等人，整頓武周後期以來的弊政，推動了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麵，被後世史家讚譽為“開元之治”。在他統治期間，唐朝發展到極盛。
當然，光有“明君”顯然還不夠，伴隨在他們左右的還有許多名臣賢相。隋唐時期名臣賢相人數眾多，他們當中很多人在曆史上都是數得著的人才。正是在這些名臣賢相的輔佐下，隋唐的“明君”們才會取得較好的政績。隋唐的名臣賢相，著名的有以下一些。
高熲（？—公元６０７ 年），隋文帝名臣，任尚書仆射，執掌朝政。先後推薦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人為將相。滅南朝陳時，楊廣任元帥，他任元帥長史，主持軍事。
魏徵（公元５８０—６４３年），貞觀名臣，以秘書監之職參與朝政，校定秘府圖籍。後一度任侍中，封鄭國公。他曾陳諫二百餘事，提醒太宗“兼聽則明，偏聽則諳”、“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等。
長孫無忌（？—公元６５９年），貞觀名臣，唐太宗長孫皇後兄。他參與決策發動玄武門之變，幫助唐太宗殺死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齊王李元吉，奪取帝位。他以皇親及元勳地位曆任尚書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職，封趙國公。他博涉經史，常以天命安危自任，悉心奉國。
房玄齡（公元５７９—６４８年），貞觀名臣，參與玄武門之變，幫助唐太宗奪取帝位，而後曆任中書令、尚書左仆射，長期執政。他善謀劃，在職夙夜勤政，不以己長望人，聞人善若己有之，是唐太宗的重要助手，封梁國公。
杜如晦（公元５８５—６３０年），貞觀名臣，累官至尚書左仆射。他臨機善斷，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訂定各種典章製度，時人合稱“房杜”。
李靖（公元５７１—６４９年），貞觀名將，軍事家，曆任兵部尚書、尚書右仆射等職，先後擊敗東突厥、吐穀渾，封衛國公。
狄仁傑（公元６３０—７００年），武後名相。他擅斷冤獄，時稱“平恕”，還以不畏權勢著稱，曾勸止武則天建造大佛像。他推薦的張柬之、姚崇等數十人，後來都成為名臣。
張柬之（公元６２５—７０６年），武周後期宰相。神龍元年（公元７０５年），他領導發動政變，恢複李唐江山。
姚崇（公元６５０—７２１年），曆任武後、睿宗、玄宗宰相。玄宗時糾正當時不敢捕殺蝗蟲的陋俗，推行焚埋之法，減輕了災情。後引宋璟自代，史稱“姚宋”。
宋璟（公元６６３—７３７年），武後重臣，玄宗時繼姚崇居相位。他能革除前弊，選拔人才，還主張寬賦役，省刑罰，禁銷惡錢，選擇人才，使百官稱職。
張九齡（公元６７８—７４０年），開元名相，主張不循賞格選拔人才。玄宗怠於政治，他常評論得失。
如此眾多的明君賢相，幾乎可以說是史所僅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