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文化概論

第四節 魏晉南北朝文化殘忍凶暴、荒淫腐朽性格的主要體現

　　魏晉南北朝時期，頻仍的戰爭往往導致軍事將領利用他們手中的兵權奪取政權，成為最高統治者。但是，這些在戰場上嗜殺成性的軍閥武夫常常不懂統治方略，不僅對平民百姓采取野蠻殘忍的統治手段，根本不顧及百姓的死活，就是在統治集團內部他們也往往采用野蠻殺戮的手段解決矛盾紛爭。另外，作為封建時代最腐朽、最昏暴、最荒淫的氏族地主集團，其成員不僅不理政事，不治俗務，而且極端凶殘和腐朽。因此，這一時期的文化體現出鮮明的殘忍凶暴、荒淫腐朽的性格特征。

　　一、殘忍凶暴 草菅人命

　　魏晉南北朝殘忍凶暴的文化性格首先表現為統治者視民如糞土的種種暴行上。如前趙皇帝劉曜統治期間（公元３１８—３２９年）實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其治下的關中地區人民死亡竟達十之三四。後趙皇帝石虎在位期間（公元３３４—３４９年）窮兵黷武，連續發動戰爭，為彌補兵源不足，竟下令五丁取三。他還曾強選美女３萬餘人充斥後宮，其中有夫之婦９千人，結果殺人之夫或婦女自殺極多；同時，各級貴族官僚也乘機搶奪民女近萬人，搞得天下雞犬不寧。他的太子石宣謀逆，他竟下令將東宮衛士１０餘萬人發配涼州，結果不少人在中途舉行起義。魏國建立者冉閔 先在後趙為將，石虎死後，他利用漢人對羯族統治者的仇恨，挑起民族仇殺，下令殺一羯人可封官晉爵，結果一日之間羯人被殺數萬，前後被殺２０餘萬，許多“高鼻多須”者亦被濫殺。

　　其次表現為統治集團內部父子間、手足間、親屬間為爭奪最高統治權而展開的相互殘殺。西晉的“八王之亂”不必再提。其他如漢國建國者劉淵死後，其子劉聰（公元３１０—３１８年在位）殺兄劉和奪取帝位。後趙石虎是石勒的侄子，石勒死，他殺石勒妻、石勒太子石弘及主要大臣奪取帝位。而石虎死後，其諸子為爭奪帝位繼續上演互相殘殺的一幕。代國國君拓拔什翼犍（公元３２０—３７６年在位）為其子所殺。北魏的孝明帝與其母胡太後爭權被太後毒殺。南齊明帝蕭鸞是開國皇帝齊高帝蕭道成的侄子，他於公元４９４年連殺兩個新立的皇帝蕭昭業、蕭昭文，奪得帝位。他在位５年，幾乎殺光高帝、武帝蕭賾的全部子孫，政治黑暗史所罕見。還有前麵提到過的，北周建立者宇文覺被其堂兄宇文護殺死，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公元４２４—４５３年在位）為其太子劉劭所殺，等等。

　　再次表現為世族地主草菅人命的種種暴虐行徑上。如西晉武帝的舅舅王愷請客吃飯，必使女伎吹笛伴酒，若吹笛女伎稍有忘韻之處，被王愷聽到，就命人把女伎拉到台階下打殺，而王愷臉色不變，照常飲酒，跟沒事一樣。還有一個叫石崇的大官僚，他在荊州當刺史時通過劫掠過往客商聚斂家財巨萬，他每次宴請客人都規定要美女伴從勸酒，客人有飲酒不盡的，就把陪酒美女殺掉。有的客人故意要看他殺人取樂，幾次勸酒不盡，石崇就真的連殺３人。別人責備這位客人，客人卻說：“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這樣令人發指的暴行是世族地主貪婪、荒淫、殘忍的階級本性的真實暴露。

　　二、荒淫腐朽 奢侈無度

　　魏晉南北朝荒淫腐朽的文化性格主要體現在世族地主腐化糜爛的生活方式上。而這種情況在西晉時期最為突出，從皇帝往下個個淫奢異常，在曆史上都是有名的。如作為開國皇帝的晉武帝司馬炎就帶頭過著荒淫無度的生活，他曾在全國強征美女，蓄在後宮的姬妾宮女有近萬人，他每日乘羊車到各宮住宿；他還公開賣官，收入盡入私囊。其子晉惠帝司馬衷更是隻知玩樂，不知民間疾苦。有一年鬧饑荒，餓死不少人，他竟驚詫地問：“為什麽這些人不吃肉粥？”皇帝如此，自然上行下效，整個世族地主階層競相效尤，無不以豪華奢侈為榮。丞相、太傅何曾每日食用萬錢，竟稱無處下箸（筷子）。其子司徒何劭更甚，“食必盡四方珍美，一日之供，以錢二萬”。晉武帝司馬炎的駙馬王濟，用人乳喂養小豬，蒸出來的小豬味道肥美，異於常味。他家每次宴會，都令婢女百餘人身著綾羅持琉璃器侍餐。晉惠帝時的司徒王戎貪吝好貨，廣收八方園田，園田遍天下，積錢無數，但每天晚上還親自和老婆在燈下拿著牙籌算賬，錙銖必較，為時人所譏。

　　在西晉世族地主荒淫腐朽的糜爛生活中，晉武帝司馬炎支持王愷與石崇鬥富的醜劇更是古來僅見。王愷與石崇前麵均已提到。王愷是司馬昭的妻弟，性豪奢。石崇平時的生活則是“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甚至他家廁所裏都有衣著華麗的１０ 餘女婢端香扶持，為入廁的達官貴人擦洗更衣，搞得“客多羞不能如廁”。二人都是當時數得著的豪富，為了炫耀自己家財，爭豪比富，壓倒對方。王愷家做完飯以後，用麥糖洗鍋，於是石崇家做飯就用白蠟當柴燒；王愷用綠色的綾裹著紫色的絲布，做成步障４０裏，石崇就用織錦花緞，做成更華麗的步障５０裏長；王愷以赤石脂“泥壁”，石崇則以花椒塗牆。王愷不服氣，於是晉武帝司馬炎站出來幫舅舅一把，他把一株珍貴的珊瑚樹賜給王愷。這株瑚樹，高２尺許，枝條扶疏多姿，是世所罕見的寶物。王愷得意地拿來向石崇炫耀，誰知石崇隨手拿起一把鐵如意就把珊瑚樹砸碎了。王愷心疼萬分，指責石崇比不過他而心生妒忌。石崇命仆人把家裏的珊瑚樹取來一大批，讓王愷任選，其中高三四尺的有六七株，株株條幹絕俗，光彩奪目，而２尺高的就更多了，王愷隻好甘拜下風。石崇後來卷入“八王之亂”中，被殺，有人查他的財產，發現他家奴仆至少有８００人，水碓３０餘區，其他更不必說。

　　魏晉南北朝世族地主這種紙醉金迷、奢侈無度的生活，再加上天災人禍，給百姓帶來莫大的災難，造成哀鴻遍野，生靈塗炭。曹操的詩 《蒿裏行》 稱：“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這就是當時社會悲慘情形的真實寫照。

　　魏晉南北朝士族貴族的腐朽性還體現為，他們雖然把持著朝政，但他們不幹具體事務，誰幹就會被別人看不起。如東晉王徽之任騎兵參軍，卻“蓬首散帶，不綜府事”。車騎將軍桓衝問他：“卿署何曹？”他回答：“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回答：“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回答：“未知生，焉知死？”於是，具體事務都由寒門官吏來幹，甚至連領兵打仗世家子弟也不想幹。南朝梁時，郊野之內，滿朝士大夫竟“無乘馬者”，誰要騎馬，還會被別人彈劾。以致有的士族從來沒有見過馬，一見到馬嘶鳴踢跳，“莫不震懾”，還驚恐地問：“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真是腐朽到了可笑的程度。結果軍權往往落在非士族出身的軍事將領手中，而這些人一旦掌握軍權就經常反叛，由於痛恨世家大族對自己的歧視，在反叛的過程中他們往往大量地殺死氏族貴族。比如南朝梁武帝時的侯景，曾求婚於士族地主被拒，深恨不已。他舉兵反叛攻入建康後，大殺士族以報複。他把宮城台城包圍了１００多天，城中十幾萬人幾乎全部被餓死，僅剩下二、三千人。這些被活活餓死者，大都是士族地主。在這次叛亂中，這些“從容出入，望若神仙”的士族地主，由於膚脆骨柔，不堪步行，體虛氣弱，不耐寒暑，走路要人扶，出門要坐輿，騎馬不敢騎，倉促之間，隻好坐以待斃，所以導致大量死亡。